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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證據》第六章、真普聯與佔中(華發網獨家連載之六十)

《何為證據》第六章、真普聯與佔中(華發網獨家連載之六十)

《何為證據:揭露香港亂像的幕後黑手》

第六章、“ 幕後黑手”是美國

第五節:附 錄(下)

 

自 由 派 理 想 中 的 政 治 是 一 種 具 備 正 當 性(l e g i t i m a c y ) 的政治,而施密特則認為政治本質上來講是關於衝突的,關於敵我衝突的。當然,有很多衝突是用非政治的方式來解決,好像經濟、文化方面的衝突,都可以用非政治方式解決。但涉及到 ”身份 ”( i d e n t i t y ) 問題,涉及到你是誰、我是誰的問題,就是朋友和敵人的問題,這就是政治。施密特認為,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殺人,沒有多少道理可講。

被視為西方軍事思想兩大權威之一、《 戰爭論 》作者、德國軍事家卡爾· 馮 · 克勞塞維茨(C a r l V o n C l a u s e w i t z ) 便有一句名言:“ 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 因為政治的核心問題就是區分敵友問題,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殺人。當時魏瑪共和國的自由派非常天真地以為國際法、國際公約、國際正義、國際道德能夠還德國人一個公道,能夠使德國人靠自由的努力,辛辛苦苦勞動,建設一個美好家園。巴黎和會最後簽訂的凡爾賽和約,粉碎了德國人希望。施密特更直指這根本不可能,從政者應該知道政治所為何事,應弄清楚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對待敵人的時候,沒有任何道德可言。

施密特舉例說,好像戰爭中俘虜了敵人士兵,如果受自由主義“ 毒素 ”影響,可能會說,根據《日內瓦公約》善待俘虜。施密特則會說,對不起,你要弄清楚你在幹什麼,如果善待俘虜有利於維護我的利益,我就善待; 如果善待俘虜不利於維護我的利益,我就不能善待。施密特認為政治的基礎是區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政治本質就是站在朋友的立場上打擊敵人,任何道德,無論是自由主義的那種人道主義、人權理念,還是基督的抽象的普遍主義的道德,都不應該混淆了區分敵友。

1 9 3 3 年,施特勞斯寫了一篇書評,高度評價《 政治概念 》。施特勞斯認為施密特把政治的本質揭示了出來: 政治無他,區分敵我而已。但施特勞斯同時指出,施密特是在政治神學 ( p o l i t i c a l t h e o l o g y ) 的基礎上區分敵友。根據施密特,朋友和敵人是平等的,只是基於政治神學,由不同身份、不同信仰來區分敵友,如此演繹,敵人和朋友本質上並沒有正確與錯誤、高尚與卑劣的差別。施特勞斯認為,這種理論仍是馬克斯 · 韋伯 ( M a x W e b e r,德國政治經濟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被公認為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的最重要創始人之一 ) 所說的諸神之爭,仍是自由主義的文化多元主義,因此施密特並沒有跳出自由主義的視野。而要徹底批評自由主義,必須跳出自由主義的視野。

怎樣跳出自由主義的視野?施特勞斯非常著名的文章《什麼是政治哲學》( W h a t i s P o l i t i c a l P h i l o s o p h y ) 就此作出解答。他研究了霍布斯、馬基雅維利、柏拉圖、蘇格拉底,通過這些研究,構建了對西方思想史的全新解釋。他指出,古希臘政治哲學的核心是要尋求美好的生活,美好生活的內容並非因人而異,而只是一種美好生活,符合自然正當 ( n a t u r a l r i g h t ) 的生活。

在施特勞斯看來,這是古希臘智慧的告誡。施特勞斯的學生布魯姆,在其名著《走向封閉的美國心靈》( T h e C l o s i n g o f A m e r i c a n M i n d ) ,便將之演繹為:美國許多人不讀古希臘哲學,因此弄不清人要追求一種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 ”有特定內涵,它要符合自然生活。施特勞斯認為,追求自然正當是偉大的傳統,但近代以來,它逐步被自由主義所破壞。政治在古希臘是追求美好生活,到了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政治範圍開始逐步縮小,變成隻追求良好秩序 ( g o o d o r d e r ) ,再往以後的盧梭的《 社會契約論 》發生一大轉折,最後到了希特勒,更變得一塌糊塗。

施特勞斯認為,最糟糕的二十世紀,其根源要追溯到馬基雅維利、霍布斯。所以他提出偉大的號召: 回到古希臘,追求自然正當,即美好生活。

什麼是 “ 自然正當 ”呢?他的名著 N a t u r a l R i g h t a n d H i s t o r y ( 中譯名為《自然權利與歷史》,但有誤,應為《自然正當與歷史》) 導言中指出,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正當的,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不正當的。不同民族和文化之爭,不再是多元文化之爭,而是高尚與卑鄙、美好與醜惡、文明與野蠻之爭。如此一來,施密特對於自由主義的批評,在施特勞斯的 ”自然正當 ”概念下徹底完成。

簡單而言,施密特的核心是把政治化為敵我的衝突,取消了加在政治上的一切道德和法律束縛,而到了施特勞斯,敵我的區分又與自然正當繫在一起,將敵我問題變為自然正當與不正當的問題。施密特學說中殘存的朋友與敵人在道德上的平等也不復存在了,在朋友、自己人身上,只會有一層自然正當的神聖靈光。

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對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國際政治有什麼含義呢?可以通過新保守主義和其他近代以來的國際政治理論來理解它的含義。

首先,新保守主義不同於傳統的自由主義。傳統自由主義尋求國際法、國際秩序、國際組織,尋求一種更高的道德。康得的著作,美國總統威爾遜、卡特的觀點,都是傳統的自由主義。就國際政治而言,它尋求一種國際的治理和國際的組織,尋求一種集體安全 ( c o l l e c t i v e s e c u r i t y )。它尊重現存國際法的基本秩序,且試圖把這個秩序從虛的國際法(不是一個由主權支持的法 ) 進一步細化,建立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

新保守主義也不同於法西斯主義。施密特的理論實際上是法西斯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的最好闡釋。從施密特理論來看,法西斯主義是一種“ 防禦性 ”( d e f e n s i v e ) 的理論。在國際政治方面,德國法西斯主義最核心的部分是“ 新門羅主義 ”、“ 中歐是中歐人的中歐 ”,提出要給德國開辟生存空間,加入國際政治的權力俱樂部 ( p o w e r c l u b ),法西斯主義從來不奢望改造整個世界,拯救整個世界。

新保守主義也不同於傳統的現實主義,例如像摩根索 ( H a n s J o a c h i m M o r g e n t h a u,是迄今為止最具影響力的國際關係學家之一 ) 和基辛格等人的觀點。現實主義追求的是各國在一個秩序裡面的權力平衡,主張用權力制約權力,它並不追求一個遠大理想或目標。

【作者:張達明  圖文整理:華發網&伊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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