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就是一次心靈感冒

抑鬱症成了當下熱詞，從耀眼明星到官員政客，從空難飛行員到學者翻譯家，無不被其所困，甚至驅使生命走向黯然的終結。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約有3.4億抑鬱症患者，發病率為11%。世衛組織預計到2020年，抑鬱症將從社會第三大疾病負擔上升為第二位，僅次於冠心病，讓人一時頗有“抑鬱猛於虎”之歎。

原本是美好的中秋小長假，卻伴隨著9月16日晚，演員喬任梁自殺的消息，而讓這個小長假蒙上了一層陰影，隨後其經紀人左小姐透露，他是因為嚴重抑鬱症而選擇了自殺。

同時新浪微博再次癱瘓：出現訪問緩慢，搜索功能無法使用，提示“網絡出錯”等問題，被網友刷屏擠爆服務器。

隨後新浪微博CEO王高飛在個人微博發文表示：“這次相當於女排+王寶強……”，很顯然他的意思就是男星喬任梁意外身亡帶來的訪問量相當於女排奪冠加王寶強離婚的流量總和，但是該說法被網友怒斥不尊重死者，商人唯利是圖。之後王高飛刪除了該微博。

其實，喬任梁並非是第一個患上鬱抑症的公眾人物，曾經的央視名嘴崔永元也是一名抑鬱症患者!而對於這一點，崔永元毫不掩飾!

在喬任梁自殺後，17日崔永元連續更新微博，並結合自己的經驗，告誡患者朋友，重視病情好好配合醫生治療，這不是一種見不得人的病。

微博中，他表示一定要重視自己並且積極配合醫生的治療，稱“總有人詩意盎然地說：

抑鬱症就是一次心靈感冒。其實，得病就是得病，哪有那么浪漫。”

在他看來，治療抑鬱症與治療其他病無異：一是承認有病，二是尋個好大夫，三是配合治療，四是防止複發。“我個人的經驗是，有關抑鬱症病症的一些常識公眾知道太少，合格的醫生也嚴重不足。”

“不知道什么緣故，我是這樣的悲傷……”受過抑鬱困擾的詩人海涅，在他著名的詩歌《羅蕾萊》中這樣開頭，形象地道出了抑鬱人群的真切感受。抑鬱症並不像一些人所認為的，純屬一時想不開的心理問題，它屬於生理性疾病，與遺傳和環境刺激都有關系。很可能並無來由，人就被一種失望、沮喪、無助的心情所籠罩，揮之不去。輕度的病人悶悶不樂、思維行動遲緩，嚴重的病患連起床、進食這樣簡單的行為都無法完成，真正心如死灰、形如槁木。

曆史上對抑鬱症的認知，曾在荒謬與崇高、罪惡與時尚之間劇烈搖擺。絕望痛苦古今皆然，而人類認識自身的過程遠非一蹴而就，一部抑鬱症鬥爭史，莫不是社會、思想、科學、文化變遷的一道側影。

抑鬱症，又叫憂鬱症，這一現代名詞誕生於西方。中醫中也有與之接近的表述，是比較籠統模糊的“鬱”、“鬱症”，既指憂思抑悒引起的情志致病，也指氣血鬱滯等生理反應。古書裏不乏“鬱鬱而終”的“多愁多病身”，屈原、趙匡胤、李賀等人也曾被劃歸古代著名抑鬱症病人之列，但追溯抑鬱症的正統起源還得從西方說起。

憂鬱的英文單詞melancholy，詞源出自希臘文的melainachol，意即黑膽汁。古希臘人認為人格受到四種體液的影響：黏液、黃膽汁、黑膽汁與血液，而憂鬱就是黑膽汁過多造成的。黑膽汁當然是不存在的，不過在不同的文化中，的確都不約而同用黑色來代表憂鬱，詩人荷馬就將抑鬱的心情稱為“苦惱的烏雲”。

公元前5世紀末，被尊為“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認識到憂鬱是由內因外因混合而致。他對當時流行的祈天“神療”不屑一顧，認為那都是騙術，提出服用曼陀羅花等通便或催吐的草藥，達到重新平衡體液的效果。希波克拉底還建議國王帕迪卡斯二世與所愛女子結婚，來治療憂鬱症。不過哲學家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反對這種體液論，認為嚴重的精神障礙屬於哲學范疇。柏拉圖還提出了成長模型：一個人的童年生活會決定成人後的性格。他的學說深深影響了現代精神病學。有人因此提出，希波克拉底是“百憂解”的祖師，而柏拉圖則可看作精神動力治療的先驅。HN1B.jpg

中世紀時，基督教思想統治整個社會，憂鬱症被看作是一種惡毒的病症。著名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就認為靈魂不會臣服於身體疾病，靈魂不在上帝的管轄之內便是受到魔鬼的誘惑。抑鬱症患者連同當時所有的精神疾病患者，被認為是因靈魂犯罪而遭到天譴，因為不虔信上帝而無法爭得救贖。現今把憂鬱症視為恥辱的觀念就是滋生於這一傳統。最極端的時候，憂鬱症患者會被當成巫師、巫女、異教徒，受到誣蔑和殘酷的迫害。

中世紀把憂鬱症道德化，文藝複興時代則將其浪漫化。歐洲北方沿襲傳統多把巫術與憂鬱症相連，而南方把天才與憂鬱症相提並論，這一源頭要追溯到亞裏士多德，他就認為憂鬱不完全是壞事，“在哲學、詩歌、藝術和政治上出類拔萃的人”，都有憂鬱的特質。這一時期誕生的偉大人物似乎也印證了他的話，米開朗基羅、達·芬奇、牛頓等無一不是憂鬱的天才。南北兩種觀點競爭激烈，最後後者占了上風。“憂鬱”代表著深刻、複雜甚至天賦的觀念席卷歐洲。彌爾頓在其詩歌《沉思的人》中高呼：“歡迎啊，最神聖的憂鬱!”氣質陰鬱開始被視為有深度，脆弱的性格則被看成為深邃心靈付出的代價。上流社會流行這樣的姿態——滿臉愁容、沉默寡言、一頭亂發，躺在沙發上，凝視地面或死盯著月亮，幾小時一動不動……憂鬱變成了一種時尚，是風靡一時的“貴族病”。有人記載，16世紀時一位理發師看完《哈姆雷特》後抱怨這本書讓他感到憂鬱，結果遭到眾人的譴責。“憂鬱?老天，說什么傻話，你這個剃頭的哪有資格講憂鬱，憂鬱是朝臣手臂上的徽章啊!”而以現代精神病學的視角來看，哈姆雷特就是一個患有反應性抑鬱症的典型人物：自我厭惡，喪失一切興趣，遲遲無法做出行動。

17世紀是歐洲的理性時代，生理學與解剖學領域不斷湧現出重大成果，為人們對精神疾病的理解提供了唯物的依據。1621年羅伯特·伯頓的《憂鬱的剖析》，就是對以往抑鬱症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當時流行把人看作是一部機器，代表人物為哲學家笛卡爾。受其影響，對抑鬱症也產生了很多科學解釋：比如認為憂鬱症是纖維失去彈性所引起的，或是歸因於大腦特定部位的血液供應量減少等等。但在理性至上的時代，失去理性的抑鬱患者受到歧視，被看作是放縱自我的異類。當時治療抑鬱症的方法也充滿機械般的殘忍，其中有一派就主張用身體痛苦來分散對內心痛苦的注意，常見的是讓病人溺水，或是放到旋轉的奇怪機器裏讓人昏厥嘔吐。

當純粹理性太過乏味，浪漫主義就開始抬頭，18世紀末到維多利亞時期，憂鬱也隨之時來運轉，被時人視為具有洞察力的心理狀態。康德就認為“憂鬱可遠離俗世塵囂”，“以規范為准的美德有個特點，它似乎是要與心靈的憂鬱結合才能達到最高和諧。”疾病成為精神的高地，也不乏同例，就像19世紀前期肺結核就被認為帶有特殊的美感，並與創造力緊密相連。

進入現代，對抑鬱的認識主要來自精神分析理論和精神生物學。弗洛伊德說憂鬱是一種哀痛的形式，因失去原欲、食欲或性欲的感覺而生成，“失去欲望的人會傾向於憂鬱”。現代精神病學的創始人、德國的克雷佩林，把憂鬱症分為三種類型，從最輕微的精神的怠惰，到最嚴重的症狀，包括“夢境般的妄想和幻覺”。他分析憂鬱症的成因主要是有缺陷的遺傳，外部環境的刺激占一小部分。這兩種主流的觀點，將抑鬱症的認識納入科學的軌道至今。

名人更易得抑鬱症，這種觀點很流行。不難想見，成功與聲名的膨脹，孤獨壓力或許無形中也會放大了幾倍，即使是像羅賓·威廉姆斯、憨豆先生、金·凱瑞這樣生產快樂的喜劇演員，也難逃抑鬱症的魔爪。另一種看法認為，擁有創造力的天才們更容易患上精神疾病。巴爾紮克就曾說“天才就是人類的病態，它就如同珍珠是貝的病態一樣”。

抑鬱會影響藝術家的創作。多病早夭的唐代大詩人李賀，一生鬱鬱寡歡不得志，這深刻影響了他奇峭蒼涼的詩歌風格，詩中遍布枯木愁雨、殘墟荒塚、哀猿啼烏等意象，人稱“詩鬼”。抑鬱的情緒往往會使畫家傾向選擇冷色調與弱色調，美術史家就認為畢加索陰鬱冷酷的藍色時期，與他當時的心理狀態莫不相關。波德萊爾在《巴黎的憂鬱》中更提純了一個城市的氣質。但嚴重的抑鬱會摧毀生命的意志。作家伍爾夫在口袋中塞滿石子自沉歐塞河中，歌手張國榮從香港中環的酒店24層一躍而下，著名數學家哥德爾甚至產生了幻覺，相信食物都被毒化了而拒絕進食，最後活活餓死。

還有一種抑鬱的情況屬於躁鬱症，這種疾病在1899年被正式定義。顧名思義，患者的情緒在狂躁與抑鬱之間來回切換，像坐過山車一樣，一會兒亢奮到頂點，轉眼間可能又墜入抑鬱的穀底。醫學上把躁鬱症稱為雙相情感障礙(抑鬱症為單相)。牛頓、貝多芬、梵高、瓦格納、費雯·麗等許多名人都患有這種疾病。狂躁來襲時，牛頓會不舍晝夜地工作，不知饑餓，沒有耐心坐下來吃一頓飯。2014年自殺的羅賓·威廉姆斯是典型的躁鬱症患者。他的本行是說單口相聲，據說現場表演的舞台風格近乎瘋癲，他自己承認一上台就會變成一個瘋子，一回到生活中立刻把自己封閉起來，不想跟任何人說話。

抑鬱的原因多種多樣。作家川端康成是因為身世悲慘，2歲父母雙亡，14歲所有直系血親都離他而去，超越年齡所能承受的悲哀，其人其作一生都貫穿著憂鬱悲涼，終在73歲聲名巔峰時含煤氣管自殺。華裔女作家張純如是因為深受刺激，寫作《南京大屠殺》一書時每天直面曆史的血腥，由失眠噩夢發展成精神的嚴重抑鬱，最後也走上了絕路。還有人是追求完美。女作家喬治·桑描述伴侶音樂家肖邦，“在要譜曲時，思慮過重，為無法達到盡善盡美的構想而遺憾，這使他陷入絕望。他整天整天地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啜泣，來回走動，折斷他的筆，把一個音重複一百遍或是修改一百遍，寫好又塗掉……”第二天重複這一過程，“在一頁紙上花上6個星期”。說起音樂，據有人統計，聽過匈牙利那首“自殺聖曲”《憂鬱的星期天》後赴死的人，加起來將近200人了。

“盡可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寫出《老人與海》中這樣經典句子的海明威，在1961年端起雙筒獵槍伸進口中，一槍炸破了頭顱蓋。那么熱愛女人和冒險的作家，晚年無法擺脫抑鬱，在書桌前面對手稿一坐數小時，不能完成任何事情。他的父親、妹妹、弟弟、孫女等7名家族成員先後自殺身亡，美國公眾將其命名為“海明威魔咒”，這種普遍的抑鬱很可能與家族遺傳有關。還有學者將抑鬱症當作文化課題研究，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提到憂鬱症與殖民主義有關系，是殖民統治者統治陰謀的一部分。

因抑鬱而自殺的比例相當高，但也有人終身勉力像踩高蹺一樣維持著平衡，最終渡盡劫波。丘吉爾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不過他也活到了91歲高壽。還有人在痛苦中找到奇特的慰藉，比如哲學家克爾凱郭爾。他的抑鬱症或與遺傳有關，曾陷入不可克服的憂鬱，認定自己無法享受家庭的幸福，而與深愛的女子解除婚約，終生未娶。克爾凱郭爾認為快樂會令他衰弱，他寫道，“我的悲傷是我的城堡，在我最憂鬱的時候，我愛生命，因為我愛憂鬱。”

蘇聯作家左琴科以諷刺和幽默小說聞名，1926年他的寫作生涯正處於頂峰，選集總銷量達到495萬本。“在我的書中有笑，在我的心中卻沒有。”他在年輕時吃藥來治療憂鬱症，“兩年內吞下了半噸重的藥丸”，但收效甚微。“一定發生過什么事，才使我這么憂鬱。”左琴科開始用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的理論分析自我，回憶童年，據他說用這種方法治好了自己。

另一種擺脫憂鬱的方法，即如曆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所說：“勞動吧!不要絕望!”嚴重的抑鬱症使達爾文“三天內就有一天什么都做不了”，他對自己這種精神上的虛弱深感失望，曾寫道：“適者生存，或許我應該滿足於看著其他人在科學研究方面大步前進。”很顯然，著作等身的他絕非一事無成。他在信件中無數次提到工作的救贖作用，將其稱之為“唯一一件使我還能夠忍受生活的事情”。叔本華也贊同這一點——工作可轉移人對與生俱來的憂鬱的注意力。“如果世界是個華美又舒適的天堂，”他寫道，“人類就會無聊至死或自殺。”弗洛伊德甚至認為輕度的抑鬱最適宜工作，能讓人多產，專注地致力於某一項事業。

英國散文家德·昆西用鴉片麻痹抑鬱的痛苦;拜倫先是用鴉片，後來偏愛酒精;劇作家奧尼爾則在每每隨劇本完成而到來的抑鬱期間喝得醉醺醺。美國總統林肯曾服用一種19世紀常見的藥物“藍塊”來治療抑鬱，因其中含有大量水銀而導致神經兮兮、暴躁易怒。意識到這點後，他在1861年總統就職典禮前毅然停用，內戰期間以超強自制力頂住了巨大壓力。在20世紀早期，對抑鬱症的唯一藥物治療是鴉片與安他非命，但容易使人成癮。電擊療法的發明者之一、意大利精神病學家切萊蒂，發現電休克治療對重度抑鬱症患者有一定療效，但副作用也挺大，嚴重的還會導致失憶。

據現代生物學家研究，抑鬱症是由於大腦中缺乏一種或多種神經遞質所致。抑鬱症藥物的開發，都集中於增加神經遞質的濃度或活性。第一個專業的抗抑鬱症藥物異煙肼誕生於1952年，一群肺結核病人試服剛合成的異煙肼藥物治療肺病，卻發現令他們莫名地狂喜起來，於是歪打正著被用在抑鬱症上，後因出現肝損害等眾多副作用而被停用。最著名的“百憂解”於1988年問世，它是第一個被FDA(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准的抗鬱劑，此後的左洛複、賽樂特、喜普妙等類似藥物相繼問世，逐漸被人們所接受。

進入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人際關系複雜，物質追求至上等等，都讓壓力和焦慮無處遁形，難以排遣的抑鬱已成為這個時代突出的一種精神症候。積極心理學之父馬丁·塞利格曼，對於這個時代的抑鬱症，曾下過一個診斷——“自我的失常”。他認為當今個人主義猖獗，人們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面臨失敗只會變得更加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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