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浙江聲音，聚焦杭州發展

北京市豐台區不動產登記事務中心人頭攢動，許先生一家來到這裏，辦理父母房產的過戶手續。許先生內心有些忐忑，不知得跑幾次才能辦好。

他沒想到的是，工作人員直接引導他們來到6號“一窗辦理”綜合服務窗口，一次性地辦好了所有業務。“本來以為辦個手續要跑斷腿，沒想到來一次就辦好了，真是方便!”許先生向筆者感慨說。

“房屋交易、繳稅、登記三個部門的部分辦理事項現在已經整合到一個窗口，群眾只需進一扇門，就能辦結相應的登記事項。”相關工作人員告訴筆者，目前，“互聯網+不動產登記”改革試點正在豐台區開展，5月起將在北京全市逐步推開。屆時，更多民眾將切實感受到“最多跑一次”的便利。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最多跑一次”首次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近一段時間以來，“最多跑一次”從優化政府審批流程切入，從理念、制度到作風的全方位深層次變革，貫穿到政府依法履職、規范權力運用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成為我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內在的強大推進器。

“隨著信息化時代的來臨，互聯網、大數據、AI(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運用，政務辦事‘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老黃曆正在逐步成為曆史。‘最多跑一次’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展開的。”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許耀桐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

浙江是較早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工作的省份。自2014年以來，以“四張清單一張網”改革為引領，不斷深化全省統一架構、五級聯動的浙江政務服務網建設，形成了全省事項清單統一發佈、網上服務一站彙聚、數據資源集中共享的“互聯網+政務服務”體系。

2016年12月，在省委經濟工作會議上，浙江又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提出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經過一年多的探索實踐，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了比較完整、可行及成熟的制度規范與標准體系。

2018年3月5日，“最多跑一次”出現於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不到15個月時間，從浙江到全國，“最多跑一次”改革跑出了引人注目的中國速度。

如今，不僅在浙江，各地也紛紛推出了相應舉措：在西安，去年3月公佈首批“最多跑一次”事項;在江蘇，去年7月推出了“不見面審批”服務，首批上萬項事項清單在政務服務網公佈;在上海，自去年8月起，在東方、徐彙、楊浦、長寧、閘北、閔行公證處開展辦理公證“最多跑一次”試點工作;在安徽，去年9月出台了《關於創優“四最”營商環境的意見》，努力實現市場主體登記“最多跑一次”或“一次不跑”……

許耀桐表示，“最多跑一次”改革走的是地方先行先試的路徑，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下一步，中央可以一方面整合以“最多跑一次”等為代表的地方改革創新舉措，深化“放管服”改革;另一方面根據浙江改革中遇到的矛盾問題，幫助協調，助力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斷深化，並使改革經驗得到複制、推廣。

“最多跑一次”改革從與企業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關係最緊密的領域和事項做起，以人民利益最大化來設計改革方案，用政府權力的減法來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促使政府部門從理念、制度到作風進行全方位變革，可謂“一改多得”。

從“群眾跑腿”變為“數據跑路”，九三學社浙江省委專職副主委馬永信看到的是其背後服務型政府的建設，“通過‘互聯網+政務服務’，‘最多跑一次’改革提高了政府服務效能，大大方便廣大人民群眾辦事。”

“最多跑一次”改革以創新政府服務方式來打造最佳營商環境，通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全面激發市場活力，以開創經濟發展的新局面。

“對企業來說，‘最多跑一次’大大簡化了辦事流程、提高了辦事效率，也有利於吸引人才到浙江落地生根、就業創業。”浙江致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王盛為此“點贊”。

2017年，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區引入了一家總部原設於北方某地的大企業投資項目。“從談判到落地，僅用了5個月。如果沒有‘最多跑一次’改革，最起碼需耗時1年半。”衢江區長朱素芳說，該公司還打算將總部“遷居”衢江。

牽一發動全身，一子落滿盤活。“最多跑一次”改革不僅撬動了經濟和公共服務體制的改革，也是一場權力運行方式的改革。

“以前政府各部門之間信息沒打通，部門機關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老百姓辦事要跑很多趟。”浙江省舟山市常務副市長周偉江說，“最多跑一次”改革通過數字化技術打破信息孤島，使辦事流程標准化，方便群眾辦事的同時，有效規范、制約、監督政府的權力運行，切實紮緊權力的制度籠子。

近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構建透明規范高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出台了一系列規范性文件，在“標准化”方面作出了不少努力和嘗試。2017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全國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電視電話會議重點任務分工方案》;國務院在2017年9月接連發佈《國務院關於在更大范圍推進“證照分離”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國務院關於取消一批行政許可事項的決定》，簡化審批流程，促進政府服務流程規范化。

“事實表明，‘最多跑一次’改革已成為我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內在的強大推進器，成為引領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標幟。”許耀桐說。

要實現“最多跑一次”，需要線上線下協同發力。

以“減少”促“簡化”，“只進一扇門，只對一扇窗”是實現市民企業辦事在“最多跑一次”的基礎上向“最多跑一個窗口”的升級。

3月，湖北省襄陽市高新區啟動“一窗受理、集成服務”。此前，高新區行政審批局共有24個行業35個窗口，很多群眾辦事不知道找哪個窗口，複雜的辦事流程耗費了大量時間。

此次“一窗受理、集成服務”共涉及辦理事項198個，由各辦理區塊牽頭單位根據業務工作重新進行流程整合，實行一個服務窗口同時受理同一申請人多個不同申請事項，把原來的部門對外，調整為事情對外，將同類審批服務事項化分散為集中，窗口材料受理由外部提交變內部流轉，由各綜合窗口做好統一受理、按責分辦、統一出件等工作，真正實現“一鍵取號、一窗受理、集成服務”。

除了線下發力，依靠技術手段為政務服務加速，很多地方政府嘗試了不少新辦法。“互聯網+”已成為很多地方政務服務“標配”。

在北京，輕點鼠標，一張由企業自行打印的電子施工許可證緩緩從打印機中滑出……自2018年3月1日起，北京正式推行建築工程施工許可電子證照。建設單位在施工許可業務辦理完成後，不必再跑去服務窗口領取施工許可證，可以直接在辦公室自行打印、留存相關電子證照。

在天津，4月1日起，天津國稅辦稅事項“最多跑一次”清單正式實施。該清單包括報告類、發票類、申報類、備案類、證明類5大類135項，涵蓋了納稅人辦稅服務廳辦理事項的80%以上。其中，有81個辦稅事項，納稅人可以完全“走網路”。

在浙江，3月6日，譚女士打開支付寶，通過“政務服務—浙江地稅”進入12萬元以上個稅申報界面，進行初步驗證後開始申報，在對上一年度收入信息進行核對無誤後，點擊申報完成。動動手指，就能簡單快速地完成個人所得稅申報。如此便捷的方式，讓譚女士點贊不已。

從2017年開始，浙江地稅開通了12萬元以上個稅自行納稅申報支付寶申報功能。為深入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今年在去年基礎上，進一步完善提升，讓納稅人敲敲鍵盤，不跑腿，輕松完成申報繳稅手續。

大數據、雲計算近年來也越來越多地應用到政務服務中。廣東省加快推進人口、法人等公用基礎數據庫，行政許可、公共服務等網上辦事數據庫以及投資審批、工商登記等專題應用數據庫建設，已整合400多萬法人信息、1.2億人口信息和超過5.5億條網上辦事數據，有效支撐投資審批改革、商事制度改革、信用信息監管、行政效能監督等30個跨部門、跨層級的“放管服”改革業務應用。

時間和數據見證了改革的效果。

經過一年多的探索實踐，“最多跑一次”如今已經成為浙江省一張亮眼的“名片”。

3月8日，浙江省委書記車俊表示，浙江省“最多跑一次”實現率達到87.9%。這一改革雖然切口小，涉及的是辦證、登記、掛號、過戶、結算、報批項目、資質認定等具體事項，但受益面大，惠及在浙江工作生活的每一個人、每一戶家庭、每一家企業。該項改革的實踐充分證明：只要真改革、真努力，老百姓是看得見的，能感受得到的。

3月13日，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表示，5年來國家稅務總局和各級稅務部門落實完善營商環境和深化“放管服”的要求，取得了較好成效：稅收審批事項減少了90%，辦稅需要報送的資料減少了30%;網上辦稅佔比從不足30%增長到90%;辦稅時間減少了50%，這項指標在全球排名提升了59位。

智慧政務成績斐然。由中山大學發佈的《移動政務服務報告(2017)——創新與挑戰》顯示，截至2017年11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共計提供514個政務APP;此外全國有364個城市、縣域通過支付寶為居民提供政務服務，服務種類達到100項，同比提升78.6%。

許耀桐認為，“最多跑一次”為當前全面深化改革找到了一個重要的支點，可以撬動各方面各領域的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可以撬動經濟體制改革，通過加快投資貿易等領域的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完善事中事後監管制度，營造出公平便利的營商環境，充分調動市場主體積極性，激發市場活力;它也可以撬動社會體制改革，推進教科文衛、社會保障、收入分配、就業等各領域改革，方便群眾預約就醫解決看病難以及辦理報銷等問題;它更可以撬動行政體制改革，理清和規范部門間權責關係，著力解決部門間職責交叉、公共資源碎片化、部門間推諉扯皮等問題，提高行政效能，進一步推動政府職能轉變。”

民營經濟是浙江經濟的最大特色和優勢，也是浙江的金字招牌。民營經濟是浙江發展的不竭動力，是浙江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做大做強實體經濟、培育新經濟新業態的動力源泉。15年來，浙江始終沿著“八八戰略”指引的路子，高舉改革大旗，以改革再創民營經濟新優勢，以改革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激發民間投資活力，緊緊依靠民營企業家振興實體經濟，支持鼓勵廣大浙商創業創新、勇攀高峰，著力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推動民營經濟實現新飛躍。

浙江改革發展史就是一部市場體制構建史、市場主體成長史、市場空間開拓史、市場活力激發史。改革開放40年來，浙江先試先行、勇立潮頭，大膽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民營經濟如雨後春筍、異軍突起，走出了富有浙江特色的發展道路。進入新世紀，習近平同志主政浙江，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提出了“騰籠換鳥、鳳凰涅槃”的發展思路，騰出更多資源和空間，鼓勵民營經濟發展與轉型。10餘年來，民營企業數量逐漸增多，且規模不斷壯大，已經成為浙江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16年初，浙江私營企業數量高達104.65萬家，佔全省內資企業比重接近80%，民營企業佔據大半邊天。民營經濟貢獻了全省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生產總值、70%以上的外貿出口以及80%以上的新增就業崗位，“五六七八”現象充分說明了民營經濟在浙江經濟中的基礎性地位。2017年上半年浙江經濟實現了“半年紅”，全省生產總值為23383億元，同比增長8.0%，在此過程中民間投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上半年全省固定資產投資14935億元，其中民間投資8565億元，佔據社會投資的大半壁江山。

浙江民營經濟氛圍濃厚，浙商素有創新精神。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優質民營企業成功進軍直接融資市場，轉型成為上市企業，引領了浙江經濟高速發展。早在2000年，浙江民營上市企業僅20家，佔所有上市企業的43.48%，低於國有上市企業佔比;截至2016年，民營上市企業已經增加至286家，佔比超過87%，遠超國有上市企業。民營上市企業不僅個數實現“趕超式”發展，且民營企業佔上市企業的比重不斷攀升，民營企業量質齊升有效促進了民營經濟提速增效，使民營經濟成為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力軍。

浙江小微企業積極參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已經成為推動浙江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主力軍。2016年浙江新增小微企業25.1萬家，增長率高達38.9%，且科技型小微企業增長勢頭迅猛，文創、信息、旅遊等新興產業小微企業增幅遠高於其他產業。不僅如此，浙江民營經濟實現了從“個體少、實力弱”向“數量多、績效優”的躍遷。2017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中，120家浙江企業上榜，連續19年蟬聯全國第一。

浙江民營企業起源於家庭作坊、鄉鎮企業、個私企業，依靠要素驅動、投資驅動的粗放型增長路徑，主要分佈於勞動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業，往往存在規模小、技術低、實力弱的問題。民營企業集聚制造業一方面奠定了浙江成為工業大省的基礎，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浙江經濟成長中的“煩惱”。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的內外壓力陡增，浙江省委、省政府打出了經濟轉型升級的“組合拳”，通過“騰籠換鳥、機器換人、空間換地、電商換市”等舉措倒逼浙江經濟結構脫胎換骨。

浙江民營企業積極落實省委、省政府的決策部署，對接創新驅動戰略、“互聯網+”戰略，改造升級傳統產業、加速佈局新興產業，從“被動接納新技術”向“主動佈局新產業”轉變。2017年上半年，浙江健康產業、高端裝備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分別增長了9.8%、8.9%和10.1%，遠遠高於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7.7%的增長幅度。民營上市企業中，2000年新興服務業企業為0家，而到2016年已經增加至26家。在農業、制造業、房地產等傳統產業中，民營上市企業個數也是多於國有上市企業，壯大了民營經濟規模。

民營經濟不僅是浙江經濟轉型發展的核心驅動力，更是浙江強化企業創新能力、撬動浙江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尤其是浙江民營企業借力“互聯網+”，運用信息技術提升企業競爭實力。2017年上半年，浙江信息經濟核心產業增速高達13.6%，遠遠高於其他產業發展速度。譬如，阿裏巴巴已經成為世界級互聯網龍頭企業，也推動圓通、申通、中通、韻達等民營快遞行業的迅猛發展;吉利汽車等企業構建消費信息系統，提升企業服務能力，滿足消費者多元化、差異化的需求。

在大力推進信息經濟發展的同時，浙江民營企業通過“機器換人”及智能制造等路徑，將傳統的成本優勢、人力優勢轉換為技術優勢、人才優勢，帶動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有效地從“勞動力密集生產”轉向“機器智能制造”。2017年上半年，浙江裝備制造產業增長13.3%，對規模以上工業的增長率貢獻高達64.2%，制造業轉型升級頗具成效。如台州玉環在2016年完成以“機器換人”為核心的技術改造投資達到51.97億元，佔工業性投資的比重高達89.16%，促進了玉環規模以上工業的快速發展。

浙江民營企業大力推進“機器換人”，不僅轉變了民營企業發展模式，也提高了企業勞動生產率，降低了社會生產成本。2017年上半年，浙江企業勞動生產率為22.1萬元/人，較同期增長6.4%。以民營上市企業為例，2000年至2016年，淨利潤從12.26億元增加至800.49億元，增長了64.29倍;營業收入從176.95億元增加至8978.02億元，增長了49.74倍，經營績效突出、盈利能力強勁，其本質在於民營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這一時期，人均利潤回報從0.71萬元增加至7.74萬元，增長了9.90倍，勞動回報顯著提高，展現了浙江民營企業轉變發展模式的成效。

長期以來，浙江是開放型經濟發展重鎮，民營企業已經成為進出口貿易、對外投資的中堅力量。2016年浙江民營企業出口為13380億元，佔浙江出口總額的75.7%，是拉動浙江出口的“核心引擎”;浙江境外投資1172億元，其中百強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總額已達到1033億元，佔浙江對外投資的絕大部分。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推進，浙江作為“橋頭堡”的地位日益凸顯，民營企業的作用不斷發揮，2016年浙江民營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的進出口總額達到5401.3億元，貢獻浙江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貿易額的80%。

浙江民營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缺乏核心技術支撐，在海外投資過程中往往存在抗風險能力弱等問題。浙江民營企業複制產業集群的模式與經驗，在“走出去”過程中逐漸從“單打獨鬥”向“抱團出海”演變，以此暢通信息共享機制、提高風險抵抗能力、強化區位品牌價值。

浙江已經設立了5家由民營企業牽頭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包括泰中羅勇工業園、越南龍江工業園、俄羅斯烏蘇裏蘇克工業園、烏茲別克斯坦鵬盛工業園等4家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數量位居全國首位。譬如，成立於2005年的泰中羅勇工業園，有效降低了園區內部企業的信息搜尋成本、溝通交易成本等，並通過外溢效應、規模效應提升園區技術水平、品牌價值，為企業投資提供了沃土。截至2016年，泰中羅勇工業園的入園企業已達86家，總投資超過20億美元。

浙江民營企業不僅帶動了經濟增長，更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有效緩解了社會就業壓力，縮小社會貧富差距。2000年至2016年，浙江民營上市企業員工總數從7.54萬人增加至85.14萬人，佔上市企業就業員工數的比重從44%提升至82%，維持了經濟增長後社會分配的公平正義，有利於經濟社會穩定發展。“重民企、親民企、扶民企”需要持續推進。

現階段，浙江省委、省政府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為切入點，加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放管服”改革力度，再創民營經濟發展的新優勢。從“四張清單一張網”到“最多跑一次”，一脈相承、穩步推進、層層深入，表明了浙江深化改革的決心，為民營經濟提速增效提供了全面保障。

通過改革，提升效能、優化服務，激發市場活力。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配置的直接幹預，加強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發揮信息技術聯通作用，以“互聯網+”為紐帶，提高辦事效率、審批效率，節約搜尋成本、跑堂成本，釋放政策紅利，完善市場環境;建立健全要素流通市場，減少政府對要素市場的幹預，使企業能夠自主經營、消費者能夠自己選擇、商品能夠自由流通，真正打造“有效”政府。

新常態下浙江民營經濟轉型發展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省第十四次黨代會要求，堅定不移沿著“八八戰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以體制改革釋放政策紅利、以創新驅動轉變發展模式、以提高開放助推企業“出海”，破解要素瓶頸、資源約束等問題，以此轉變生產模式、實現提速增效。具體而言，需要從以下四方面入手。

明確民營經濟曆史地位，繪制民營經濟全新藍圖。浙江民營經濟發展引領了經濟增長、撬動了產業升級、緩解了就業壓力，對浙江經濟社會穩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應當對民營經濟的發展經驗進行總結，引導全社會理解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將浙江打造成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示范區、民間資本市場准入先行區、民間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民營發展環境優化新樣板，不斷發揮民營經濟對浙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

破解民營經濟結構困境，加快民營經濟提速增效。浙江民營經濟發展受到了資源要素瓶頸制約、互聯網技術強烈沖擊，解決新問題、新矛盾迫在眉睫。民營經濟發展應當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推進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破解民營經濟結構性困境。以“騰籠換鳥”實現新舊動能空間置換，以“機器換人”提升民營企業勞動生產率，以“空間換地”優化資源要素配置，以“電商換市”變革傳統商業模式。同時，關注信息產業、健康產業等新經濟、新業態，培育民營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

加大力度打造特色小鎮，突破民營經濟要素制約。產業集群、塊狀模式是浙江民營經濟的典型特征，有利於集聚要素資源、發揮溢出效應、實現可持續發展。特色小鎮是產業集群、塊狀模式的高端演進，浙江民營經濟發展應當加大力度打造高水平、零汙染的特色小鎮，譬如以智慧旅遊為主題的綠色生態小鎮、以創新創業為核心的夢想小鎮、以高端要素為集聚的基金小鎮。在此過程中，加強專業化配套，搭建公共服務平台，增強特色小鎮品牌競爭力。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夯實民營經濟發展基礎。民營企業來源於市場、成長於市場，通過市場競爭篩選優質民營企業，形成了浙江民營經濟發展路徑。所以在浙江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充分明確民營企業市場主體地位，發揮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來促進民營企業發展。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此釋放制度紅利、激活企業活力，實現浙江民營經濟發展提速增效。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民間資本進入壟斷領域，發揮民間資本融資活性，促進民營經濟向“高精尖”發展，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實現新飛躍。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對浙江實施的“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結合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計劃和鄉村振興戰略，進一步推廣浙江好的經驗做法，建設好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

黨的十九大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寫入黨章，2018年全國兩會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建設“美麗中國”和生態文明寫入憲法，建設生態文明的主張已成為國家意志的體現，也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

截至2017年底，浙江省累計有2.7萬個建制村完成村莊整治建設，佔全省建制村總數的97%;74%的農戶廁所汙水、廚房汙水、洗滌汙水得到有效治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有效處理的建制村全覆蓋，41%的建制村實施生活垃圾分類處理。

15年間久久為功，浙江省如今造就的萬千美麗鄉村，取得的顯著成效，正是由當年在浙江工作期間的習近平親自推動的。

2003年6月，在時任省委書記習近平的倡導和主持下，以農村生產、生活、生態的“三生”環境改善為重點，在全省啟動了“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開啟了以改善農村生態環境、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為核心的村莊整治建設大行動。

“不管是發達地區還是欠發達地區都要搞，但標准可以有高有低。”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講過農村環境整治這個事，他指出，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

正所謂“十裏不同風，百裏不同俗”。農村人居環境改善應健康有序推進，科學把握各地差異和特點。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也曾強調推動鄉村振興，“不搞一刀切，不搞統一模式，不搞層層加碼。”

而今年國務院印發《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則明確了行動目標——到2020年，實現農村人居環境明顯改善，村莊環境基本幹淨整潔有序，村民環境與健康意識普遍增強。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建設美麗宜居鄉村，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一項重要任務，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事關廣大農民根本福祉，事關農村社會文明和諧。紮實推進農村“廁所革命”，完善農村生活設施，打造農民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讓中國的發展面貌煥然一新。

“進一步推廣浙江好的經驗做法”，這一句重要指示是總書記對浙江經驗做法的充分肯定。而浙江好經驗的成功實踐卻是與習近平關於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論述和思想分不開的。

浙江，湖州，就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誕生地。

上世紀90年代，“大炮一響　黃金萬兩”，石料開採曾是湖州部分農村的傳統支柱產業，也曾有“上海一棟樓，湖州一座山”的說法。這種靠掠奪資源富了腰包的傳統產業同時也讓湖州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太湖清水曾因化工企業變成醬油湯，高達百米的開礦斷壁觸目驚心，這讓當時的湖州人感到困惑，該如何走出傳統產業的困境?

2005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到湖州市安吉縣餘村考察時首次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科學論斷。隨後，習近平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發表評論《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明確指出：“在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懂得機會成本，善於選擇，學會揚棄，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在選擇之中找准方向，創造條件，讓綠水青山源源不斷地帶來金山銀山。”

“既要保護好生態，又要追求經濟發展，實現保護與開發的雙贏。”美麗生態帶來“美麗經濟”，湖州實現“彎道超車”。近5年來，湖州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4%;2017年，湖州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分別增長9.5%，10.4%和14.5%;2017年，旅遊總收入突破1000億元。

從長遠著眼，算大賬、算長遠賬，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粗放小企業被關停，大企業綠色改造，浙江把“兩山”理念轉化為了生動實踐，推動農村變景區、農業變商業、農民變老板，走出一條綠色發展之路。如今，綠水青山已成為展示今日浙江的“金名片”。

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習近平在此次重要指示中，強調要一件事情接著一件事情辦，一年接著一年幹，建設好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讓廣大農民在鄉村振興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建設好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是建設美麗中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浙江踐行“兩山”理念的探索既是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樣本，也是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的樣本，更是在新時代的征程中建設美麗中國的樣本。

黨的十九大報告確定時間表，從2020年到2035年，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並從推進綠色發展、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四個方面對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做了詳細規劃。

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建設美麗中國，習近平曾強調，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的重要內容。建設美麗中國，歸根結底是為了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讓廣大人民擁有更加生態宜居的良好環境，為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打下堅實基礎。

近日,中國(杭州)人工智能小鎮裏的一家人臉識別系統酒店再次攪動了智能技術的市場神經。從下單預訂到登記入住，再到進門以及退房全部實現自助操作。

智能技術不僅改變我們的生活，也在影響著產業的發展。相關專家在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智能技術正在引領特色小鎮建設步伐，助力產業實現轉型升級。

睿沃藝術酒店是浙江杭州首家人臉識別系統酒店。睿沃科技CEO王琦在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酒店的智慧技術既減少了服務人員，又讓顧客省去了排隊等候的時間。

事實上，睿沃酒店只是人工智能小鎮智能科技的一個縮影。在杭州江幹丁蘭智慧小鎮，對智能技術的應用可謂包羅萬象，無處不在。據丁蘭智慧小鎮管委會常務副主任趙欣浩介紹，丁蘭智慧小鎮已引入智慧景區軟件，打造出了全國首條智慧登山線、騎行線，並實現了景區移動支付、虛擬體驗。

趙欣浩表示，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不僅給丁蘭智慧小鎮帶來了新活力、新動能，讓特色小鎮的管理、服務更具科技化特色，更重要的是完成了丁蘭智慧特色小鎮的基因蛻變和機體升級。

為浙江特色小鎮建設提供雲化智慧小鎮解決方案的知略科技總經理胡國林在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採訪時稱，智慧小鎮的頂層設計，既要能上得了天，更要落得了地。智慧小鎮的本質是利用各種智能技術，為特色小鎮帶來服務方式、管理方式、營銷方式、協作方式的根本變革。

智能技術正在極大地影響我們的生活。中研普華研究員許俊龍告訴《中國企業報》記者，在人工智能的影響下，新的細分領域將會出現，傳統行業將發生深刻變革。隨著特色小鎮的興起，“人工智能+特色小鎮”將是完美結合體，智能技術將不斷提升並促進小鎮的發展。

在剛剛舉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博覽會上，浙江烏鎮互聯網小鎮推出的國內首個智慧科技集成體驗社區受到了廣泛的關注。據中國通信工業協會副會長、烏鎮智慧社區首席架構師趙學東介紹，智慧社區項目將根據不同的功能區塊匹配領先的集成設計,通過對未來智慧先進技術的合理集成，融合建築集成和科技集成，將裝配式建築科技、生態節能科技與智慧體驗科技融入社區，營造出未來智慧生活體驗的全新空間。預計2018年9月落成。

方塘智庫創始人葉一劍在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智慧化和創新已是特色小鎮的必備基因。只有將雲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特色小鎮管理、服務、營銷等功能融合，才能推動實現特色小鎮全域管理現代化，產業發展生態化、高端化，應用服務普惠化、便捷化。

數字化正是風口，為各行各業的發展帶來新機遇。金誠集團董事長韋傑在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要充分利用數字化，讓特色小鎮智慧起來。韋傑透露，金誠集團在智能化方面已經邁出了第一步。目前金誠智能電飯煲、智慧路燈等產品已經在研發中，未來這些都將運用到小鎮中。

2017年11月，浙江省特色小鎮信息技術產業聯盟成立，目前已吸引了75家技術單位加入。在智能技術的加持下，浙江省特色小鎮的管理將更具“協同化特色”;服務更具“信息化特色”、營銷更具“整合化特色”。

信息技術產業聯盟秘書長曾國峰表示，通過信息技術產業聯盟的頂層運作，運用新興技術和智慧化這一利劍，浙江要激活特色小鎮驅動系統，賦予特色小鎮新的發展動能，更要做中國特色小鎮智慧化產業的標准制定者和能力輸出者。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告訴記者，數字創意產業作為國家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未來幾年內，將持續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消費增長、引領社會風尚提供有力支撐和有效供給。

毋庸置疑，智能技術已經融入到特色小鎮的方方面面。許俊龍對記者表示，下一步，要疏通特色小鎮數據彙聚與流動渠道，通過全面採集數據、深度融合數據，拓展特色小鎮治理方式，形成特色小鎮新興發展動能。業內人士指出，隨著國家對智能技術的重視，以及網絡強國戰略的大力推進，對特色小鎮的智慧化要求已成必然，而浙江經驗值得借鑒。

2017年12月26日，杭州市某機關下屬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餘建軍貪汙案在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餘建軍因犯貪汙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並處罰金200萬元，扣押凍結在案的財物沒收並繼續追繳贓款。這起全國首例監察留置案的宣判，標志著浙江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進入監察業務具體實施的新階段。

黨中央確定浙江為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地區的一年多來，浙江省委、省紀委高度重視，把改革試點作為重大政治任務來抓，扛起先行先試責任，周密部署、紮實推進，迅速形成全省上下合力推進改革的思想共識和強大動力，為監察體制改革在全國推開積累了浙江素材、提供了浙江經驗。

2017年10月11日，浙江省紀委監委調查組工作人員向時任浙江機場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金穀宣佈：“經省委批准，我們對你涉嫌違紀、違法並涉嫌貪汙犯罪問題進行審查調查，現決定對你採取留置措施。”這是監察體制改革後，浙江省委加強對反腐敗工作統一領導的生動寫照。

在改革試點過程中，浙江始終把黨的領導擺在首位。“黨中央把這項重大政治任務交給浙江，我們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大力推動黨的紀律檢查和國家監察體制相互統一，同向發力，實現對黨員和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督全覆蓋。”浙江省委書記車俊表示。一年多來，浙江省委主要領導擔任“施工隊長”，先後8次主持召開專題會議聽取彙報，10次作出批示。市、縣(市、區)兩級黨委主要領導立即行動，按要求成立黨委書記為組長的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小組，主動扛起主體責任。

浙江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省監委主任劉建超介紹，監委履行職責的全過程，都要堅持黨的領導，重大事件、重大案件、重大調查手段的實施，都要報省委主要負責人批示。“我們正是通過建立健全黨委領導下的決策執行機制，用集體研究、請示彙報、制度規定、文書文本等形式，把黨的領導具體體現出來、固化下來。”僅省級層面，省紀委、監委就向省委提交了43件請示報告，其中請示報告重點工作、重點情況5件，請示報告重要案件38件，由原來側重“結果領導”轉變為“全過程領導”，從決策程序上確保了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

通過整合行政監察、預防腐敗和檢察機關查處貪汙賄賂、瀆職侵權、預防職務犯罪機構和人員，反腐敗的工作力量更加集中，配置更加合理。浙江省紀委第十一紀檢監察室主任鄭志兵在轉隸前是省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兼偵查二處處長，他對改革後黨委加強反腐敗集中統一領導的感受尤為強烈。“以前在檢察院，偵查一起職務犯罪案件至少要5到7個月，即使是紀委移交過來的案件我們也要重新再偵查一遍。在偵查過程中，我們只關注當事人的違法犯罪情節，對其違紀但不涉及犯罪的情況即使掌握了也不聞不問，查案更多考慮的是法律效果而不是政治效果。監察體制改革之後，查辦案件的效率提高了，以我們室具體負責審查調查的一名省管幹部案為例，從留置到移送司法機關僅3個半月左右，免去了檢察機關重新偵查的環節，在留置期間不僅固定了他涉嫌貪汙犯罪的證據，還對其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生活紀律的情況進行審查調查，並對他進行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

據統計，2017年，浙江省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處置問題線索數同比上升84.4%，立案數同比上升0.6%，處分人數同比上升1.3%。移送起訴的案件平均留置42.5天，比前三年紀委“兩規”和檢察機關偵查階段的平均用時縮短64.4%。一個在黨統一領導下紀律管全黨、法律管公職人員相結合的治理腐敗體系成效初顯。

2017年9月29日，杭州市紀委監委發佈消息，經省紀委監委交辦，杭州市紀委監委對浙江國大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原副書記、董事、總經理葉良柱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調查。經查，葉良柱嚴重違紀，並涉嫌受賄、貪汙犯罪。杭州市紀委常委會(監委委務會議)研究決定，由浙江國大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對葉良柱作出開除黨籍處分;市監委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提起公訴。

不少人會奇怪：葉良柱是省屬國有企業工作人員，為什么由杭州市紀委、監委負責立案審查、調查?原來，浙江省在改革試點中結合實際作了細化探索，監察工作採取級別管轄與屬地管轄相結合，規定對本行政區域內屬於上級垂直管理單位的公職人員，按照級別，實行屬地管理，上級監察委員會可以指定下級監察委員會管轄。由於葉良柱不是省管幹部，因此省紀委監委將此案交由杭州市紀委監委辦理。

這是浙江省監察體制改革試點中，擴大監察對象覆蓋面進行的探索之一。“從我省已採取留置措施的監察對象看，涉及黨政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基層站所、農村基層和城市社區等人員，實現了對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留置的全覆蓋。”浙江省紀委副書記、省監委副主任王海超介紹，在中央改革試點方案規定的監察對象基礎上，根據公職人員的界定和借鑒相關司法解釋，該省進一步明確監察范圍，將監察對象由六類擴大到七類，具體增進了“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委派到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按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防止出現監督盲區。

“你們沒有權力對我進行留置，我是勞務派遣人員!”2017年8月8日，當杭州市下城區監委工作人員向下城區道路停車收費服務中心管理四部部長湯國華出具留置令時，湯國華振振有詞。監委工作人員義正辭嚴地回答：“今年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監委成立後監察范圍擴大，你這樣作為勞務公司派遣到國有企業從事公務的人員也是監察對象。你不要忘記，你作為國有企業下城區停車中心任命的管理四部部長，行使著轄區內停車收費管理的職權，屬於在國有企業內從事公務的人員，監察委員會當然有權對你進行留置!”經查，同案的公職人員下城區停車收費服務中心主任孟德嵩夥同湯國華侵吞公共財物共130萬餘元，為他人謀取利益並非法收受他人財物46萬餘元。9月29日，兩人被移送檢察機關起訴，並被決定逮捕。

義烏市監委還通過對福田街道某村村民委員會主任駱某(非中共黨員)的政務立案，按照《浙江省監察業務運行工作規程》，探索對非黨員農村幹部實施政務立案。2017年7月，義烏市監委第六紀檢監察室在調查反映福田街道某村村幹部有關違紀違法問題的信訪件過程中，查實該村兩名主職幹部存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錯誤和違反群眾紀律等問題，但該村村委會主任駱某為非黨員，對其如何處理把握不准。義烏市委常委、紀委書記、監委主任樓國康提出，在監察改革背景下應大膽探索，依據有關規定，對作為監察對象的村委會主任應進行政務立案調查。經與案件審理室探討研究，提出先對其進行政務立案，後續採取組織處理和扣發薪酬等措施的建議方案，最終給予駱某誡勉談話、通報批評、年度考核定為不合格等次並扣除本年度年終報酬的處理意見。

據統計，改革前浙江全省行政監察對象為38.3萬人，改革後監察對象為70.1萬人，增長了83.02%。全覆蓋的改革紅利正在逐步彰顯，力求監督無空白、無死角。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對紀委監委內部設置的一個重大調整，就是將執紀監督室和審查調查室分設。以省紀委為例，共設立13個紀檢監察室，7個為執紀監督部門，負責對省直單位和11個地級市的日常監督;6個為審查調查部門，負責違紀違法線索的立案審查調查。為防止監察幹部被“圍獵”，明確審查調查部門不固定聯系單位和地區，實行“一事一交辦”“一案一受理”。

對這一改變，杭州市第二紀檢監察室主任胡文勇有著特別的感受：“原來執紀監督室和審查調查室沒有分設的時候，雖然中央紀委也提倡抓早抓小、挺紀在前，但從我們基層紀檢監察室的工作實際來說，一年要收到80個左右的問題線索，從辦大案要案出成效的角度考慮，肯定把主要精力用在5、6個能移送司法機關的大案要案上，剩下的70多個都沒有精力去認真處置，導致欠賬越來越多，時間久了就會覺得捉襟見肘。監察體制改革之後，我們室只負責日常監督工作，大案要案不需要考慮了，再也不會分身乏術了，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主動對被監督對象進行監督上去了。”

紹興市在全省率先探索確定監察留置場所，明確監察機關統籌留置工作，公安機關具體負責留置期間的安全工作，加強對監察機關調查部門依法辦案的監督制約。監察機關案管部門對調查部門依法依紀文明辦案監督檢查;同時，在全省率先探索“三個同步”“兩個提前介入”等做法，即涉案卷宗、法律文書、涉案款物與被留置對象同步移送，檢察機關受理當日將對象帶離留置場所，需要羈押的當日送至看守所羈押，做到“無縫對接”;監察機關在案件事實基本查清，證據收集基本到位，審查(調查)報告已初步完成，案件審理部門提前介入後，邀請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切實保證辦案質量。

日前，東陽市紀委監委在查處該市某事業單位出納包某利用職務便利挪用130萬元公款用於營利活動一案時，由於客觀性證據較強，能夠在少接觸或不接觸被調查人以及關聯人員情況下完成大部分調查工作，大膽嘗試未經留置措施，直接以挪用公款罪向東陽市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據介紹，截至目前浙江省已有146人沒有用留置措施，也使案件得到突破，移送給了司法機關。劉建超指出，監察體制改革後，留置措施取代過去的“兩規”，很多人習慣於用過去的“兩規”來突破案件，截至目前全省共對214人採取了留置措施，其中主要監察對象都移送了司法機關。但留置只是監委的12項調查措施之一，各級監委也要善於不通過留置的措施就能夠使案件得到突破，提升辦案綜合能力。

諸暨市委常委、紀委書記、監委主任葉偉明自豪地告訴記者這樣一組數字：2017年1至12月，諸暨市共立案616件，其中自辦案件180件。如此亮眼的成績單背後，是該市監察體制改革試點以來，圍繞提高紀檢監察隊伍能力進行的系列探索。葉偉明介紹，該市探索了派駐幹部“主、輔、專”三崗鍛煉制度，圍繞“主崗”定期摸排容易發生廉政風險的關鍵節點、及時發現違紀違法和職務犯罪方面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圍繞“輔崗”定期安排派駐機構副組長及一般幹部到委機關業務科室進行三個月的跟崗鍛煉;圍繞“專崗”建立信訪調處、審查談話、案件審理、財務審計、信息技術等5個專業小組，並在初核、立案審查時實行“一案一授權”建組，有效解決單個派駐機構監督力量淡薄、能力相對不足等問題。

金華市紀委監委則在探索信息化建設服務監督執紀方面邁出步伐。2017年12月25日，該市紀委監委案件管理系統剛投入試運行，一封實名舉報蔣某的信訪舉報件經信訪室錄入，出現在案件監督管理室線索專管員陳科羽的案件信息管理系統“線索待分辦”頁面，該線索經案管室主任、分管委員、監委副主任、監委主任網上審批後，於當日即送至正在查辦留置案件的第七紀檢監察室手中。市紀委常委、監委委員徐燕說：“現在，我每天上班第一時間就打開案件管理系統，查看審批事項，原來一條線索從信訪室到承辦紀檢監察室，基本上需10天甚至更長的時間，現在通過案件信息管理系統實行網上流轉審批，線下移送材料，只需一天時間，大大縮短了審批時限、提高了分辦效率。”

金華市委常委、紀委書記、監委主任郎文榮介紹，該市還對“第一種形態”了結的問題線索，由案管室和幹部監督室抽查20%比例進行程序和實體檢查，確保問題線索處置有序、規范，既突出了問題線索處置的集體研究決策，又確保了內部的監督管理。在抽查到舉報某區人大常委會某副主任利用職權牟利的問題線索時，認為紀檢監察室對其姐姐、姐夫在其任職范圍內以“招商引資”落實土地情況沒有適當核實予以結案不妥，檢查情況反饋給承辦紀檢監察室後，紀檢監察室對上述問題進行了認真核實。“信任不能代替監督，雖然經過線索排查會議和處置結果集體會商，但為了對各環節更好更全面的監督，‘第一種形態’了結案件抽查也必不可少。”郎文榮表示。

面對成績，浙江省委仍保持清醒冷靜。“下一步，我們要進一步提高思想認識，繼續擔起先行先試的責任，發揮先行先試優勢，堅持以問題為導向，著力在鞏固拓展上下功夫，在細化深化上下功夫，構建黨統一指揮、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創造新的經驗，不辜負黨中央、中央紀委的信任和重托。”車俊表示。

政府工作報告說，今年我國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補助標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全國政協委員、衛生部傳染病重點實驗室主任李蘭娟建議：推廣浙江經驗，在全國開展全民免費健康體檢。

“兩年四十塊就能給老百姓做一次免費的健康體檢。”

在下午的小組討論中，來自浙江的全國政協委員李蘭娟呼籲，推廣浙江經驗，在全國開展全民免費健康體檢。

“浙江實施農民健康工程包括三大內容第一就是給農民建立合作醫療，現在全國已經推廣。第二是建立公共衛生服務項目，這個經驗也在全國推廣。第三個農民健康工程的內容就是全民每兩年一次免費健康體檢，浙江通過7年來的實施已經取得很大有成效，得到老百姓熱烈擁護，他們喊共產黨萬歲，我認為這個浙江的第三個經驗也應該在全國得到推廣和應用。”

李蘭娟委員表示，推廣全民免費體檢的難點在農村。2005年開始，浙江每年從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經費中拿出15到20元，為農民開展兩年一次的免費健康體檢。目前，浙江參檢農民已達6167萬人次，60%以上的農民建立了電子健康檔案。

“全國的合作醫療經費已經增加到240塊，政府，加上自己籌資，將近三百塊。應該在這裏拿出百分之十不到的錢，用於預防保健與健康體檢。欠發達地區也是可行的。”

李委員表示，浙江經驗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到基層醫療機構體檢。當前，國家加強了基層公共衛生服務的建設，基層醫護人員的工資、編制，基層衛生院的B超、生化分析、X光等設備都已經落實到位，開展全民健康體檢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

目前，李委員關於開展全民體檢的提案已經得到了20名政協委員的附議。首先呼應的國家質檢總局原副局長，葛志榮委員：

“李委員的提案我看了以後覺得是說出了我們的心裏話。這是為全國人民民生著想。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在這方面花小錢，可以保證整個民族的體質。國家應該盡快實施。所以我就當場呼應。”國家質檢總局原副局長葛志榮。

全民健康體檢是摸清人群健康狀況，有針對性地提供個性化健康服務和制定衛生策略是延長人均預期壽命的重要舉措。要提高人均預期壽命必須要重點關注三個方面的衛生工作：一是關注重點人群。我國過去15年預期壽命的增量，48%歸因於5歲以下兒童包括嬰兒死亡率下降，34%歸因於60歲以上老年人死亡率下降。因此，由於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在繼續提高婦幼保健水平、降低嬰兒死亡率的同時，關注成人和老年人的健康，可以進一步提高居民的預期壽命。通過全民健康體檢的實施，相當於開展了一場全人群的健康普查，能夠全民掌握全體公民的健康水平和疾病狀況，從而有針對性地提出重點人群的預防保健策略。二是幹預重大疾病。主要疾病對我國居民造成壽命損失的前五位為：循環系統疾病、惡性腫瘤、呼吸系統疾病、損傷和中毒、圍生期疾病。通過全民健康體檢摸清居民健康狀況，針對重大疾病增加新的幹預措施，可以比較明顯地增加壽命預期。三是實施國民健康行動計劃。全民健康體檢本身就是國民健康行動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制定衛生策略，開展衛生工作的依據和基礎，

“十二五”期間，通過組織實施一系列國民健康行動計劃，加強對重點人群和重點危險因素，特別是針對日益嚴重的慢性病的影響，採取重大幹預措施，將進一步提高平均預期壽命。

全民健康體檢是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的具體舉措。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是關係國民長遠健康利益的一項重要制度。目前全國大部分地區公共衛生服務不同項目和地區之間都存在進展不平衡的問題，且差異較大。從衛生部公佈的監測情況看，一些地區健康教育、傳染病防治、婦幼保健等傳統項目基本按原有模式運行，而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理、精神病管理等新增項目進展緩慢，有的甚至尚未普遍開展。全民健康體檢本身就是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內涵，也是提供公共衛生服務的基礎，通過全民健康體檢摸清區域居民健康差異，針對不同地區的不同狀況，提供公共衛生服務，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從而實現全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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