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法院是法院系統對“互聯網+審判”長期探索的成果

據新華社報道,6月26日上午,中央深改組第三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設立杭州互聯網法院的方案》。“互聯網法院”作為一個關鍵詞迅速為各界所關注,會議公報顯示,設立杭州互聯網法院,主要目的是讓司法主動適應互聯網發展大趨勢,互聯網法院的設立涉及探索涉網案件訴訟規則、創新審理機制,提升審判效能,化解涉網糾紛等多方面內容。

會議強調，設立杭州互聯網法院，是司法主動適應互聯網發展大趨勢的一項重大制度創新。要按照依法有序、積極穩妥、遵循司法規律、滿足群眾需求的要求，探索涉網案件訴訟規則，完善審理機制，提升審判效能，為維護網絡安全、化解涉網糾紛、促進互聯網和經濟社會深度融合等提供司法保障。

互聯網法院是法院系統對“互聯網+審判”長期探索的成果,互聯網法院的前身是被社會熟知的QQ遠程開庭、杭州部分基層法院的電子商務網法庭等。所以說,互聯網法院的建立就是法院不斷強化信息化建設以積極適應互聯網發展趨勢的階段性成果。

2015年初最高法發布的《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的第116條明確了電子郵件、聊天記錄、手機短信等形成或存儲在電子介質中的信息可以作為證據,這就從立法上為互聯網法院的運行掃清了障礙。互聯網法院既然是對審理機制的創新,就是對傳統審判機制的全新性變革。開庭時,原被告雙方都在各自電腦前舉證、陳述理由,而證據(包括購物時的聊天記錄、產品單號等電子信息)則在開庭前由雙方通過網絡同步到了法院,辦案法官也在電腦前一覽無餘。很顯然,法律對電子數據證據性質的認可,讓網上法庭具備了堅實的法理基礎,原被告雙方則不必親到法庭。不可否認,這種借助遠程視頻技術的開庭方式直接打破了傳統庭審模式強調的現場感,如果在互聯網時代堅持這種現場感,可能將大部分涉網訴訟請求拒於法院門外。

傳統的案件管轄理論建立在傳統的生活習慣之上,原告對被告所在地、合同簽訂地等有管轄權的法院,既有空間上的接近性又有環境上的熟悉性。但是涉及互聯網的訴訟案件,原告對被告所在地、合同簽訂地等通常比較陌生,這些地方原告可能壓根就沒有去過,更談不上接近和熟悉。涉網維權訴訟成本高昂是網民們的切膚之痛,千裏之外去打官司,既耽誤時間又處處花錢,最終的結果可能就是“追到一只雞、賠上一頭牛”。這樣的現實就讓絕大部分維權者望而卻步、忍氣吞聲。成本高昂的涉網維權也阻礙著互聯網經濟的健康發展,最突出的就是不利於互聯網經濟中守法誠信意識的弘揚。姑且不論司法建設理論和審判機制改革目標,互聯網法院最令人期待的就是真正降低涉網維權成本,賦予網民們表達訴求的底氣,徹底解決其後顧之憂,這也是互聯網法院建立的合理性、正當性所在。

互聯網法院在致力於降低群眾涉網維權成本的同時,還要更加注重“用戶的體驗”,就有文章指出希望未來威嚴的法官也能變成24小時在線的“親”。網民們的殷切希望就是互聯網法院建設的方向,互聯網法院應該在便民服務上繼續豐富舉措,持續降低訴訟的成本,積極探索“互聯網+審判”與現行法律法規之間的契合之處,推動相關立法工作更好地適應互聯網社會的發展。無論司法技術如何創新,法院建設的立足點始終都是為群眾提供更加優質的司法服務,讓群眾在每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就此而言,期待互聯網法院在踐行司法為民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近年來，我國各種新業態不斷湧出，互聯網更成為大量行業、企業賴以生存的關鍵要素，在阿裏等大量電商企業的“加持”下，近幾年，杭州在互聯網+經濟上的發展尤為亮眼，由此，基於新業態的司法保障新需求也與日俱增。數據顯示，截至6月20日，杭州鐵路法院共收到涉網案件申請1896件，正式立案1446件。杭州市副市長謝雙成還曾進一步透露，由於杭州互聯網經濟發展迅猛，杭州法院受理電子商務與領域案件逐年遞增，目前已從2013年的600件提高到2016年超過了1萬件。

因此，今年1月，杭州就明確提出將要開始籌辦互聯網法院。當時，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陳國猛表示，浙江法院將積極推動設立杭州網絡法院，“杭州網絡法院是基於杭州法院原先的電子商務網上法庭而建，將涉及網絡的案件從現有審判體系中剝離出來，構建專業的司法體系，專門審理和研判此類涉網案件”。

3個月後，最高法批複同意由杭州鐵路法院集中管轄杭州地區5類涉網案件。此舉被業內看做是國家層面為杭州成立專門的互聯網法院鋪路的表現。北京商報記者通過查找杭州鐵路運輸法院網上訴訟平台發現，目前，該法院受理案件范圍包括：電子商務交易糾紛、金融借款合同糾紛、電子商務小額借貸合同糾紛和網絡著作權糾紛等。

其實，早在2015年4月，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就確定由西湖、濱江、餘杭3家基層法院和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為電子商務網上法庭試點法院，當年8月浙江法院電子商務網上法庭正式上線，專門審理涉網糾紛案件。“基於此前的實踐和探索，希望接下來杭州能進一步提升，把‘法庭’上升到‘法院’。”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謝雙成表示，為此，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議上，他就帶著有關設立中國(杭州)網絡法庭的提案上會了。

謝雙成直言，涉網案件不僅僅是電子商務領域，還涵蓋行政、刑事等方面的案件，因此，未來的網絡法院，會更有它自己的獨特性。為此，除了籌備互聯網法院外，就在本月中旬，最高法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互聯網司法研究中心杭州基地也在杭州餘杭正式揭牌，餘杭法院和杭州鐵路運輸法院被最高院法研所確定為科研基地。而6月26日的《杭州日報》則發布消息稱，日前，杭州市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馬曉暉實地調研並聽取杭州互聯網法院籌備等情況的彙報，其中他就提到，杭州大數據產業基礎紮實，在技術上具有明顯優勢，已經完全具備了承接“互聯網法院”建設工作的能力。業內表示，隨著互聯網法院的建設模式逐漸成熟，未來這項制度很可能進一步向其他互聯網+經濟同樣發展迅速的城市鋪開。

此外，本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還強調，今年底前基本完成國有企業公司制改制工作，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要以推進董事會建設為重點，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實現權利和責任對等。要對改制全流程加強監管，嚴格履行決策審批程序，嚴防國有資產流失。要處理好企業改革發展穩定關系，依法維護職工合法權益。要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統一起來，確保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在企業改制中得到充分體現和切實加強。

延伸閱讀：互聯網法院的前世今生 涉電商糾紛井噴式增長

6月26日，中央深改組通過設立杭州互聯網法院方案的消息傳來，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副院長陳遼敏由衷地欣喜，“這是許許多多探索者、創新者努力的結果!”

互聯網法院將以杭州鐵路法院為基礎，集中管轄杭州地區5類涉網案件，而其前身是浙江法院電子商務網上法庭。

浙江是全國互聯網、電子商務發達地區，省會城市杭州，素有“電子商務之都”之稱，被國務院確定為“中國杭州跨境電子商務綜合實驗區”和“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

網上法庭是浙江高院搭建在“審務雲”平台的司法服務新應用。浙江在全國率先開展電子商務“網上糾紛網上審理”，成效如何?

《法制日報》記者從浙江高院獲悉，電子商務網上法庭自2015年8月正式上線以來，收案量持續攀升，截至今年6月中旬，共受理各類案件申請22787件，開庭平均用時0.5小時，案件調撤率高，為當事人節省開支上百萬元，有效避免當事人全國奔波應訴，實現了從立案、送達、證據交換、庭審、調解到判決全流程在線解決。

從數字化法庭、網絡司法拍賣、陽光司法指數、庭審記錄改革到電子商務網上法庭，浙江法院的司法創新，無不與網絡技術有關。

隨著電子商務的高速發展，涉電商糾紛呈井噴式增長趨勢，杭州法院受理電子商務案件從2013年的600件提高到2016年的超1萬件。

記者了解到，大量新類型消費方式糾紛案件集中發生在阿裏巴巴集團所屬的淘寶、天貓、支付寶等網絡交易服務平台。

據統計，每年阿裏巴巴集團因電子商務產生的消費者與電商的糾紛數量多達數百萬件，糾紛的主要類型是產品質量、描述不符、退換商品等，絕大多數是小額糾紛，但大額糾紛也逐漸湧現。

“以雲計算、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物聯網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迅猛，對司法工作產生深刻影響。”浙江高院審判管理處處長姚海濤介紹說，為適應互聯網時代群眾對法院工作的新期待，浙江高院分別與阿裏巴巴、騰訊等互聯網企業達成科技戰略合作，借助雲計算、大數據和用戶方面的資源優勢，大力推進“互聯網+審判”改革，努力把互聯網技術深度融合於浙江審判執行工作。

電子商務網上法庭就是順應這一改革的成果。

2015年4月，浙江高院確定杭州市餘杭區法院、西湖區法院、濱江區法院和杭州中院作為電子商務網上法庭首批試點，分別審理網上交易糾紛、網上支付糾紛、網上著作權糾紛及其上訴案件。

試點法院以互聯網技術和電子商務交易數據為依托，充分運用電子商務的在線證據，發揮網上調解、裁判的便捷優勢，突破時間、空間、地域限制，實現“網上糾紛網上解，網上糾紛不下地”。

打官司不用再跑法院，只需打開電腦，就可以在線參加庭審，實現從立案、送達、證據交換、庭審、調解到判決、執行每一個環節全流程在線解決。

2015年5月28日，餘杭區人民法院23號法庭，浙江法院電子商務網上法庭第一案正式開庭。

一位買家在天貓網上買了38罐營養品，但他認為這些營養品超范圍、違規使用營養強化劑，要求深圳的一名商家退一賠十。

開庭時，原被告雙方都在各自電腦前舉證、陳述理由，而證據包括購物時的旺旺聊天記錄、產品單號等信息，則在開庭前由雙方通過網絡同步到了法院，法官也在電腦前審閱。

餘杭法院民四庭庭長成文娟告訴記者，“我們專門改造場地及設備，將第23法庭打造成為網上法庭審判庭，配備高清電視機、攝像頭、電腦等，為網上法庭的順利開展提供硬件支持與保障。”

濱江法院是審理知識產權案件的網上法庭試點法院。2015年8月17日，北京某藝術有限公司訴杭州某傳媒有限公司著作權糾紛案開庭，成為該院全部訴訟流程均在網上完成的第一案。

8月14日，原告通過網上法庭提交起訴狀、證據材料及授權委托書，相關信息雲端讀取、一鍵引入，一份訴狀只需5分鍾即能在線提交。

當天，網上法庭立案法官線上審核起訴材料並完成立案工作，向原告發送立案通知及繳納案件受理費通知，並通過手機短信的形式通知被告應訴。

被告收到法院通知後，登陸網上法庭注冊賬戶並對案件送達進行確認。

開庭時，原告與被告分別在北京和杭州，通過網絡登錄電子商務網上法庭參加庭審，該案適用簡易程序，由民三庭庭長葉偉獨任審理，一名書記員負責系統操作，庭審實況由網上法庭系統自動進行錄音錄像並保存，無需雙方當事人核對庭審筆錄。

在杭州中院院長斯金錦看來，電子商務網上法庭突破了傳統審判參與模式，探索全流程互聯網在線訴訟，實現了從“面對面”庭審向“互聯網連線”庭審、全部訴訟流程從“線下”到“線上”、訴訟證據從當事人自行收集向“電商平台一鍵式引入”的三方面轉變，為互聯網法院的設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由於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在成為試點前，西湖法院就開始關於網上工作室、網絡調解等方面的探索。

陳遼敏認為，網上法庭的出現，不僅方便了消費者及其他電子商務參與者依法維權，還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的優勢，開發訴訟結果預測功能，引導當事人正確評估案件走向，使得結果可預期，公平看得見。

西湖法院通過網上法庭審理了一起小額借款合同糾紛，重慶阿裏小貸公司將黑龍江人王某訴至西湖法院要求歸還“花唄”消費欠款，雙方申請網上開庭。

開庭時，原告代理人在律師事務所、被告在家，法官對該案進行了開庭，經調解雙方達成一致意見，當事人也不需要再來法院，只要等著法院郵寄調解書。

對於這樣的開庭形式，不僅被告王某叫好，“一共就欠了六千不到的錢，能網上調解，就不需要千裏迢迢趕到杭州，花錢還花時間。”

就連在杭州的原告方代理人也稱贊，“在杭州，開庭總要早早出門，因為堵在路上趕不及開庭也發生過，就算趕到法院，也常碰上‘車位已滿’，但有了網上法庭後，只要在指定時間打開電腦就可以了!”

借助網上法庭審理案件的法官同樣認為，“網上法庭減輕當事人的訴累，對於法官來說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時間進行網上操作，審理形式比較靈活方便。”

電子商務網上法庭運行以來，功能不斷迭代，用戶體驗不斷提升，使全國各地的消費者可以零在途時間、零差旅費用支出，隨時針對遍布全國各地的賣家提起訴訟，顯著降低了訴訟維權成本。

這種“零支出”和“24小時全天候”的體驗貫穿於網上法庭訴訟始終。2016年春節期間，共有99名當事人通過電子商務網上法庭發起訴訟。

陳遼敏說，網上法庭不僅突破了訴訟信息的傳遞時間和空間障礙，極大地提高審判效率，同時使訴訟全程及時連續記錄留痕，結構化的模塊設計使案件基本信息等可自動生成裁判文書，免於手工錄入之繁雜，極大方便法官辦案。

記者調查了解到，從目前網上法庭的試點來看，存在案源嚴重失衡的問題，某類案件集中湧向某個法院，造成不堪重負，比如淘寶、天貓住所地在餘杭區，案件就集中湧入了餘杭法院。

餘杭法院和杭州鐵路運輸法院一樣，都是最高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互聯網司法研究中心杭州基地，最近還審理了全國首例刷單炒信入刑案。

“我們呼籲研究設立更加符合‘互聯網+’趨勢的法院組織架構。”餘杭法院院長羅鑫建議，單設網上法院和上訴法院，短期來看增加法院編制，但是從長遠來看可以有效應對互聯網時代帶來的各種新挑戰，使審判力量更為專業，從而也可以避免某一省份或地區突然增加了一個大型的電子商務企業而帶來地方法院案件驟增的壓力。

案源失衡問題在濱江法院也有所顯現，網上法庭工作由民三庭具體負責，但隨著網上法庭新案件不斷湧入，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從目前發展趨勢看，未來一兩年就可能使現有的民三庭不堪重負。

濱江法院院長池海江認為，網上法院的建立和發展必然成為曆史趨勢。涉網絡案件、要素式案件、小額訴訟類案件都是較為適合在網上審理的案件類型，這些案件類型涉及不同案由，涵括了民事、商事和知識產權糾紛，從長遠來看，由不同法院不同庭室勻出審判力量來審理線上案件並不現實。

池海江也建議，基於線上線下案件的差異，可探索設立專門的網上法院，這既可以使審判力量更為集中和專業，同時也可以集中有限資源提升網上法院的軟硬件設備，還可以解決案源失衡問題。

基於試點法院的實踐基礎和完善建議，杭州互聯網法院呼之欲出。

根據新華社、中新網、中青報、今日頭條等采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