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出版作為一個創造性行業，沒有哪一個時代比現在做原創更具有現實性

京東、當當的“零元電子書”大戰，令普通讀者都驚愕萬分。然而面對電商的“野蠻行徑”，除了個別出版人在媒體上撰文表示不滿外，中國出版界作為一個整體幾乎集體失語。再繼續探究下去則會發現，在電商面前集體失語只是中國出版業所困境的冰山之角。

如果說中國傳統出版業有輝煌年代，那么這個輝煌年代一定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國新聞周刊》曾發文對1978年“五一勞動節”的購書熱潮做過生動的描繪：“這天，開門前數小時，王府井新華書店門前已人山人海——一批被解禁的老版中外名著，將正式重印發行。讀者事先從各種渠道探聽到消息，一大早趕來排隊，從十幾歲的孩子到六七十歲的老人，無所謂職業、年齡、性別，人們蜂擁而至。幾個‘頑主’模樣的年輕人在維持秩序，他們不是書店的員工，只是路過，見人潮洶湧，主動過來充當‘志願者’，他們把秩序維持到書店開門後，才欣然離去。”

不過，這個輝煌年代被新興起的科技革命阻斷了。新世紀以來，移動互聯網革命催生了數字出版，也讓電子商務強勢崛起。如果說數字出版尚未找到成熟的盈利模式，那么電子商務的發展格局已經相對明朗。數字出版從內容與版權的角度在日漸蠶食傳統出版的領地，而電子商務渠道則將傳統出版商綁在了電商大戰的戰車上，讓其在一次又一次的血雨腥風中接受電商炮火的蹂躪。

“全民閱讀”這個詞的提出者之一的龔曙光認為，這個問題有點“剃頭挑子一頭熱”。

“全民閱讀”在輿論上的相關工作已經領先，甚至有人提出要把國民的閱讀量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這塊的倡議和政府的推動是足夠的，但實際的效果與我們的期待，還有很大的差異。”

主要原因之一，在龔曙光看來，歸結於“中國人太忙了，為當下的生計忙”。他說，實際上，讀書肯定是有利於生計的，但人們往往不大願意把未來的生計在當下支付時間，所以讀書就可能是一些為當下生計所累的人所照顧不過來的一項很重要的人生修煉。“這正是當代全民閱讀需要提倡、推動，甚至需要法律規定的最重要的理由。”

從讀物提供者的角度上看，龔曙光也反思了業界做得不到位的地方。為什么很多年輕人更願意玩遊戲、看影視劇而不願花多些時間在閱讀上?他認為，有部分原因是提供給他們的書並不是他們想讀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審美和情調，”他說，過分強調給年輕人推薦經典作家、提供傳統閱讀，認為這是最好的養料，並不一定奏效。他打了個比方，讀書如同吃東西，既要考慮口味，又要考慮營養。

因此，龔曙光認為，文化出版業有責任為年輕一代的人提供適合的讀物、催生代言，“不管是審美代言、價值觀代言，還是生活觀代言，沒有我們催生創造，就沒有他們的產品，沒有他們的產品，他們就有可能由閱讀轉向娛樂，更加疊延’全民閱讀’的推進。”

作為中國的出版上市公司裏面利潤最高的企業，中南傳媒如何平衡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貫徹中央提出的“文化企業必須始終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要求?

新廣告語上“催生創造”這四個字，龔曙光認為，足以回答這個問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奇葆提出，出版戰線要堅持“三個第一位”，把內容建設放在第一位，把質量放在第一位，把出好書放在第一位。

“推進原創正是實現三個第一位的基礎性工作，”龔曙光認為，出版業的核心任務有兩個，一是記錄、承載、創造，在這個過程中，現代出版業最重要的功能應該是“催生創造”，一個好的出版社，一個好的編輯，職責是讓作者寫出具有原創意義的書，不管是理論書還是科學著作，還是文學著作。

對十二五期間的中國出版業進行估值時，龔曙光認為其確實處於高速發展期。“但是圖書品種的增長和原創類品種增長的比例並不成比例。”他一陣見血地指出，碼洋銷售都增長、總量高度增加的情況下，原創類圖書比例並沒有增加。

龔曙光說，出版業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就是要出原創的正能量的好書。“判斷一本好書，要判斷它的功能、導向、品位、品相。最好的暢銷書，也必然是正能量的書。”

在當前“全民創新，萬眾創業”的浪潮下，龔曙光認為，文化出版作為一個創造性行業，沒有哪一個時代比現在做原創更具有現實性。

他說，此次書博會上，中南傳媒帶來閻真的《活著之上》、餘秀華的《搖搖晃晃的人間》等等成熟作家的原創文學，同時也為年輕一帶的讀者獻上《我不喜歡這個世界，我只喜歡你》、《阿彌陀佛么么噠》等85後、90後新興作家的火爆暢銷書，體現了中南傳媒致力於創新的姿態。

“一個時代文學有一個時代文學的代言，新興作家代表了新興人類，你不可能想像一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作家來為他們代言，他們既不需要，也不接受。”他說，中南傳媒將繼續關注和發掘新生代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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