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G20中的新角色與中韓合作

當前，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全球治理變革正進入一段關鍵的轉折階段。對於金融市場而言，這種“大勢”變化將對長期趨勢和短期主題產生深刻影響。我們認為，2016年9月在中國舉行的G20杭州峰會，很可能成為全球治理變革新契機。在全球區域政治較為混亂的背景下，穩定性成為最稀缺的資源。憑借內外部優勢，中國有望成為全球經濟的“穩定器”。“天時”與“地利”俱備，G20杭州峰會有望進一步實現“人和”，凝聚各國的共識與力量，構建“1+1+20”新型全球經濟穩定機制，支持全球經濟的企穩複蘇。

為改善全球經濟治理，中國從“十八大”以來提出了各種建設性倡議，如絲路基金、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建設方案等。尤其，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座談會上強調，“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開展跨國互聯互動，提高貿易和投資合作水平，推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本質上是通過提高有效共給來催生新的需求，實現世界經濟再平衡。”

那么，中國在G20峰會中能否向世界提供新發展動力呢?

時逢亂局，全球動蕩，中國經濟的穩定性資源彌足珍貴。但是，中國並不會借此追求超然的“宗主國”地位，更不會將自身利益淩駕於他國之上。相反，借助本次G20峰會的平台，中國將與世界各國構成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乃至命運共同體，通過平等、公正、高效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放大中國的“穩定器”作用。因此，G20杭州峰會有望形成“1+1+20”新型全球經濟穩定機制。

“1+1”是指：以美國和中國作為全球經濟的“雙核穩定器”，共同為世界各國提供穩定性資源。一方面，中美“雙核”相互督促，審慎履行“穩定器”職責，充分考慮國內政策對國際市場的溢出效應，避免過度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而犧牲全球經濟的長期穩定與增長。在當前形勢下，尤其應該堅守自身的貨幣政策規則與承諾，避免誘發國際資本無序流動並對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造成沖擊;避免過度使用貿易保護手段，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複蘇。另一方面，中美“雙核”可以加強政策協調，在雙方政策間形成共振，從而增強對全球經濟的穩定效應，並降低政策成本。例如，2016年3月，中國的兩會效應與美聯儲的延遲加息疊加，“雙核穩定器”的政策利好相互加持，為開年即陷入震蕩的全球市場創造了一個寶貴的短期拐點。

“+20”是指：以二十國集團作為制度創新的推進器，凝聚各國的共識與力量，在多個層面實現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完善與升級，為世界穩定和發展提供系統性、長效化保障。第一，健全國際金融安全體系，推進IMF、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存量改革。尤其要使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與其上升的經濟地位相匹配，提高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主動性，釋放其對於全球經濟穩定的正面力量。第二，建立國際貿易與投資的協調機制，扭轉貿易協定的“碎片化”趨勢。通過協調、包容的全球價值鏈條，使“雙核穩定器”的穩定性資源高效傳導至世界范圍，拉動全球貿易和投資的增長。第三，吸取全球經濟治理的曆史教訓，在利益協同和危機救助中堅持民主、平等、公正的原則，尊重各國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和階段性。既不將經濟金融體制強加於受助國家，也杜絕將穩定性援助與地緣政治利益掛鉤，從而開創“共治、共享、共贏”的全球經濟治理新局面。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經濟下降是全球共同面臨的大主題。在全球面臨各種經濟危機、各種軍事沖突不斷地發生的惡劣環境中，中國能夠成為全球第二經濟大國實在是不簡單。對於成為G2的中國而言，這次中國首次召開G20杭州峰會是一種新挑戰、新機遇。

筆者認為，此次G20峰會對中國具有如下意義：首先，改善全球經濟治理體制，成為全球治理的改革者。中國試圖改善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將改革世界經濟體制作為長期性任務。其次，推廣中國模式與議題全球化。其主要目的在於擴展中國公共外交在全球的影響力。中國將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經驗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分享，進而增強了中國公共外交在全球各地的影響力。最後，中國重新構建全球定位。中國以代表發展中國家為自身的全球定位，致力於保護發展中國家在現有全球治理體系中的權利，促使發達國家履行對發展中國家的各種援助和經濟合作。

中國在此次G20杭州峰會應發揮東道主的主角作用。因此筆者認為，如下三點值得關注：首先，面對發達國家、新型工業國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不同全球治理需求，中國能否表現出開放性國際協調能力;其次，在其協調過程中，中國能否發揮與其全球大國之一身份相符的G2領導力;最後，中國能否給發展中國家和新型工業國提供幫助其持續發展的全球性公共產品。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複蘇的基礎十分脆弱，全球經濟增長在相當時間內可能都處於低迷狀態。為實現全球經濟的複蘇和振興，中國應在G20杭州峰會發揮東道主角色，主動推動全球治理的體制改革，創新新全球治理戰略，構建G20機構機制，實現G20全球治理制度化，促使新全球經濟治理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實現發展機遇的平衡和機制內權利的平衡。

關於全球治理制度化與G20機構機制方面，筆者提出兩個方面的建議：一方面，中國在G20峰會上可提出如下八大全球治理制度化，包括全球經貿治理制度化、全球金融治理制度化、全球綠色治理制度化(包括環境和氣候治理)、全球能源治理制度化、全球傳統安全治理制度化、全球非傳統治理制度化(反恐怖主義、傳染病等)、全球熱點議題治理制度化(如英國退歐對全球經濟影響力等)，以及全球合作項目治理制度化(包括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方案、韓國歐亞倡議等各國國家戰略的對接)。

另一方面，為了打造這種八大全球治理制度化，可考慮通過構建三大機構機制來區分角色分工：首先，“G20峰會”負責全球經濟治理的頂層設計;其次，新成立“G20一加一部長會議”，讓各國經貿和外交部長參與，負責全球經濟發展中各國的協調工作;再次，設立“G20秘書處”，負責各國不同議題的調整和執行工作。

冷戰結束後，中韓兩國民間交往自1983年北京申辦亞運會開始日趨加強，由於涉及中國台灣和朝鮮的利益，中韓兩國建交談判事宜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完成，是為筆者主張的“第一次中韓大交易”。

目前中韓兩國都面臨著經濟放緩下行的壓力。同時在半島安全問題上，兩國長期面臨外部因素的幹擾，如朝核問題、美國因素、薩德問題等。為解決上述問題，中韓應緊密合作，共同突破各種障礙，建立真正的戰略合作夥伴關系。

韓國為了克服東北亞安全困境、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與中國建立緊密的合作夥伴關系。中國在改革全球治理、實現經濟持續發展過程中需要戰略合作夥伴。中韓兩國都需要對方的支持和緊密合作，過去24年的中韓合作堪稱世界外交曆史上的成功典范。

在此次G20峰會上，中韓在堅持“政經分離”的兩國建交基本原則的同時，應重新推動緊密合作。如習近平主席與樸槿惠總統利用G20峰會的機會進行首腦會晤，可望扭轉由於美國“薩德”系統入韓導致的兩國關系被動局面。筆者希望兩位領導人借杭州G20峰會會晤構建中韓長期秘密談判機制，使此次“習樸會”成為“第二次中韓大交易”的啟動點。

如果中韓兩國在杭州G20峰會上重啟合作，筆者認為可從如下五個合作方向進行：

首先，中韓經濟戰略合作。中韓經濟合作不僅在傳統貿易上繼續發展，還應在“一帶一路”和“歐亞倡議”的對接上開展更務實的合作。其次，中韓安全戰略合作。中韓兩國應以非公開的方式進行安全戰略對話，利用該安全對話機制坦誠溝通兩國在安全困境方面的各種問題，如薩德問題、朝核問題、韓美同盟、中朝同盟等。再次，中韓公共外交戰略合作。兩國應致力於拓展多領域、多層次的公共外交，進行全面性、全方位溝通。第四，中韓能源戰略合作。中韓應進行能源安全合作，主動推動東北亞能源合作。第五，中韓文化戰略合作。兩國應在民間領域擴大文化交流，加深對彼此的理解與溝通，共同創新新文化產業，打開全球市場。

上述合作中，最關鍵的是推動非公開安全戰略對話和公共外交戰略合作，這就需要構建增進中韓兩國理解和溝通的平台機制。

只有中韓兩國主動推動重新合作，才能擺脫由於外部因素介入導致的被動局面。而且兩國合作的緊密程度將決定中韓在東北亞地區所能發揮的作用，成為抗衡外部因素的和平力量。

中方在去年底把2016年峰會的主題確定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可以說，通過“互聯網+”等戰略的推進，中國在創新經濟方面已經積累了不少的經驗。單以互聯網行業而言，全球互聯網公司十強，中國占了4家。2015年底，來自全球120多個國家的代表齊聚烏鎮，在《烏鎮倡議》中提出推動網絡國際治理。

創新而外，中方的另一個焦點或許在於，推動包容開放的世界經濟。“大嘴巴”特朗普上月威脅說，如果世界貿易組織(WTO)阻止其向將生產業務轉移出美國的企業征稅，那美國可能會退出WTO。相比這位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國則顯得“很靠譜”。在亞洲，中國正在著力推動降低關稅，建立大范圍的自由貿易區，推動國際貿易增長;在全球，中國積極與美歐商簽投資協定，抵制保護主義，促進建立自由開放的投資環境。

不得不說，某種程度上正是發達國家將中國推到了國際經濟治理的前台，中國必須承擔起這種責任。可以預見的是，此次G20峰會，中國將利用主場優勢，為世界經濟新一輪繁榮貢獻新理念與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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