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征信體系建設任重道遠

由央行牽頭組建的國家級網絡金融個人信用基礎數據庫——“信聯”又有新進展，正式定名“百行征信”。從中，我看到央行建設市場化的個人征信體系的決心，也看到監管方雙管齊下，從政策和信用基礎設施兩方面引導日益壯大的中國消費金融行業健康發展的良苦用心。

信聯的使命是實現個人征信對互聯網金融和小微金融的全面覆蓋。然而，就中國的市場現狀而言，這一使命任重而道遠。

首先，業內缺少科學、健全的征信觀，對“何為征信、如何征信、怎樣運用征信”的理解不一。首批試點個人征信的8家機構均依托自身業務開發所謂的征信產品，但與歐美的成熟操作相距甚遠，這也是央行遲遲未發放個人征信牌照並牽頭成立信聯的重要原因。

征信是債務人負債信息的共享。征信應當僅解決借款人是否還錢的問題，也應當僅應用於與放貸活動及貸後管理相關的信用交易領域。是否做到這一點關乎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管理局局長萬存知在《個人信息保護與個人征信監管》一文中所說的個人征信市場准入和業務活動開展應堅持的三個原則中的“征信活動中的公正性原則”。

征信有別於誠信，也有別於社會信用。以某企業信用分為例，該企業陸續推出的信用免押金、免保費、免簽證、享受機場VIP通道等服務，很多已經超出征信的應用范疇，而成為了客戶營銷工具。從征信角度而言，以電商數據及眾多非借貸行為數據為基礎的信用評分不僅在准確預測借款人借還款行為上存疑，其被廣泛應用於多種生活場景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也讓人擔憂，甚至可能創造特權群體，有悖社會公平和正義。

其次，中國的傳統金融機構在提供個人消費信貸方面長期缺位，導致許多個人負債信息流落民間，呈現碎片化。當然，互聯網技術推動下電商和線上支付的普及，以及人們消費觀念的轉變也讓人們的借貸意願空前高漲，負債信息大大增多。未來，信聯能否真正覆蓋未被傳統金融機構覆蓋的“信用白戶”將成為決定其成敗的關鍵。

然而，可以想象的是，BAT等企業雖然也通過自有的信貸服務，如螞蟻借唄、微粒貸，掌握了一些借貸數據，但一方面其量級遠低於這些企業的用戶總量(截至2016年末，支付寶的實名用戶有4.5億，但借唄累計服務用戶僅約1200萬人)，另一方面其所覆蓋的人群與傳統金融機構重合性很大。

根據中國銀行業協會發佈的《中國銀行業產業發展藍皮書》，截至2016年年底，銀行卡累計發卡量達63.7億張，當年新增發卡量7.6億張。盡管如此，截至2017年8月31日，在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收錄的9.3億自然人中，也僅有4.6億人有信貸記錄。“信聯”如何收集到散落在中小互聯網金融機構中的借貸數據，真正成為央行征信中心的補充值得深入的思考。

第三，個人信息保護將是個人征信監管的核心內容之一，但我國缺少相關的法律頂層設計，這將成為“信聯”發展壯大的巨大障礙。我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尚在制定中，《征信業管理條例》也並未對個人信息採集的邊界和監管尺度作出足夠的明確。

以美國經驗為例，FICO評分主要考慮五類數據：水電煤等生活賬單支付情況、欠款信息和剩餘信用額度、信用曆史、現有信貸組合以及新的信貸服務的申請。借款人的年齡、民族、職業或就職年限、收入、教育情況、是否婚配、居住出租還是自有住房、現有住址居住期限等信息實際上並不記入FICO評分。

另外，在美國，對於信用報告的調取有嚴格的規定，對於調取是否需要本人授權也給出了清晰的界限(Hard Pull還是Soft

Pull)。美國早在1970年即已制定《公平信用報告法》，對消費信用調查、報告機構和消費信用調查報告的使用者進行規范，也形成了《公平債務催收作業法》、《平等信用機會法》、《公平信用結賬法》、《誠實租借法》、《信用卡發行法》、《公平信用和貸記卡公開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進一步確保個人信息在信用交易領域的使用中公平、公正、合法。

無論在個人信息採集的邊界上，還是在個人信息的調取上，中國的個人征信體系建設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眾多平台根據各自掌握的有限信息從事信用評分，誤採誤用現象嚴重，伴隨著“信聯”的出台，不符合個人征信機構標准的企業將不得不退出金融信用市場，回到數據服務商的身份或轉而進入社會信用領域。

回到“信聯”本身，細查之下這一在監管與行業的博弈中誕生的機構，可以說是監管的明智之舉。由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牽頭，由八家個人征信企業及相關企業入股，採用商業化的經營方式組建的“信聯”，既有望解決這一機構的權威性問題，也有可能引入市場因素，活躍市場參與，並以企業的標准優化治理和改善經營。

征信機構缺少權威或不具第三方獨立性，可能導致從業機構不願意交出數據，或交出的數據的質量和真實性不佳，甚至故意作假，對整個數據庫造成汙染。這些問題實際已經出現在相關信用數據共享機構的運作中。

信聯能夠打消借貸數據提供企業的相關顧慮，但首要一步是統一數據共享標准，明確8家股東企業的利益分配，以及以法律或監管規則的形式確立從業機構的數據上報和質量義務。

在數據共享標准方面，數據回歸征信的本源——信貸是毋庸置疑的。其次，還需統一提取和報送口徑，例如如何區分逾期。在這方面，央行征信中心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預計未來信聯將會在一些具體操作上參考和延續央行征信中心的方式。

征信體系由信息提供者、征信機構和信息使用者共同構成，三者缺一不可。在股東利益分配方面，以及未來的盈利中，信聯都需建立可行的商業規則和激勵機制，打通利益關節，真正確保第三方獨立性，成為有公信力的平台。信用數據已經成為許多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些數據積累時間長、投入資金多，極易形成數據孤島。此外，各家企業的體量和信息數據規模也懸殊極大。要實現信用信息的全面共享必須從利益和法規兩方面入手才能破局。例如《印度儲備銀行法》就規定申請P2P平台牌照的公司必須向所有信用信息公司報送數據。

網貸之家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1月底，P2P網貸行業的曆史累計成交量突破6萬億大關，達到60091.32億元，較上年同期上升88.68%。11月P2P網貸行業共有正常運營的平台1954家，活躍借款人520.77萬人。這些數據表明，網貸行業已經滲透到相當一部分傳統金融機構未能覆蓋的人群之中。在監管新規“扶優抑劣”效應顯現的同時，建立信聯、使之覆蓋小微人群的信用數據的需求已經刻不容緩。

目前網貸行業的現狀是，頭部企業一方面對接央行征信中心、互金協會等行業數據共享組織以及掌握個人債務支付信息的公權機構和商業機構，一方面也與掌握互聯網行為數據的平台合作，如電商平台、在線支付平台、付費娛樂平台等，開發自己的大數據風控技術。一些既擁有數據來源，也從事信貸業務的跨行業平台則直接利用自身數據借貸。

然而，對於中小平台而言，它們大多沒有過硬的互聯網大數據分析能力，風控能力薄弱，在覆蓋小微市場時，由於市場上的個人信用信息割裂，獲取的個人信用信息往往成本高、覆蓋低、有效性差，許多平台面對的欺詐和個人債務風險超限，不得不通過高息覆蓋高壞賬率，依靠強催收而非事前識別作為主要的風控手段。可以說，個人征信數據共享平台的缺失間接造成了某些行業發展亂象，不僅引發多頭借貸、利率畸高，也催生出借款人的惡意逾期行為。

信聯的問世一方面能夠為網絡借貸機構提供風控依據，另一方面也能夠幫助監管機構掌握網絡借貸機構的經營情況，優化監管決策。但前提是上述關乎信聯命運的宏微觀問題得到順利解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數據風控並不能代替征信，也無法與征信等同。如前所述，征信僅與借貸行為相關，許多利用互聯網大數據進行的客戶畫像、分類和風險評估並不嚴謹、公正。更重要的是，許多基於互聯網大數據的風控變量，如網購數據、特定網站訪問頻率等，僅與借款人的還款意願和能力弱相關，無法單獨作為授信決策的有效依據。在這方面，相信伴隨信聯的成立和行業監管的完善，從業者對於征信本質和價值的認識將會逐步提升，網貸市場的總體授信與風控水平也會相應提高。數據採集不准確以及提供不實數據汙染數據庫的從業者將會認識到這是“雙輸”的選擇，不利於企業的長遠發展。

信而富成立之初即參與了央行征信局的籌備工作，是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的發起人和首批會員之一，在業務開展中與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中國支付清算協會、上海資信等都有密切的溝通和合作。這些機構向央行征信局報送數據，同時信而富也接入中國互金協會的信披平台。我相信，盡管前路艱辛，但信聯大有可為。

"實踐證明，民營個人征信機構很難做好。三年下來，8家試點都沒突破，因為信貸機構不願共享數據，尤其是貸後違約數據。監管牽頭籌建百行征信，是因為我們沒做好，監管另想辦法。"另一家試點機構高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

他進一步解釋:"信貸機構沒有義務給我們報數據，這些貸後違約數據都是信貸機構用損失換來的，共享給其他機構，相當於培養競爭對手，誰先報，誰就是傻子。即使報了，真假也可以操作，我們驗證不了，只能當作真的。我們也收集了部分貸後違約數據，但量太少了，沒有長期、持續、系統性的該類數據。"

上海一家網貸平台負責人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平台雖然有跟個人征信公司合作，有的免費，有的收費，但一般不給他們數據。一方面擔心第三方機構利用這個數據做業務，不利於我們;另一方面，第三方機構有可能倒賣數據，現在數據就是錢，除非國家強制性規定報送。"

上述試點機構高管還稱，由於是商業行為，導致機構間互不信任，因此希望在央行的主導下，百行征信能強制性獲取數據，才能解決上述問題，8家試點機構也是股東，可以協助做產品化、銷售等業務。

不過，多位業內人士認為，百行征信落地還沒那么快，預計需等互金風險專項整治工作結束後，才能准確得知哪些機構要報送數據，報送什么數據。

百行征信落地，對於個人征信行業來說，影響深遠。但對於其他個人征信機構，影響未必都是正面。業內普遍認為，總體來看，個人征信市場化空間縮小了。

上述試點機構高管表示:"對於8家試點機構，現在暫沒有什么變化，還是繼續做業務。主要是風控業務，譬如反欺詐、信用評分等。"

對於上海資信公司，多位業內人士認為，這是不同階段的產物，要看央行如何明確其定位。

上海資信有限公司官網顯示，其成立於1999年，是經央行批准組建的全國首家從事個人征信業務的機構;2009年，央行征信中心正式成為上海資信的控股股東。網絡金融征信系統(NFCS)由央行征信中心委托建設，主要收集全國的網絡借貸、小額貸款、消費金融、融資租賃等互聯網金融及非銀金融信用信息，向合作機構提供個人征信共享服務，並幫助網貸機構接入央行征信系統。

至於其他個人征信機構，比如北京安融征信、算話征信，有的堅持做征信，有的轉型做風控。

北京安融征信公司總經理常勝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百行征信的落地，是我國個人征信服務向規范化邁進的重要一步。百行征信成立並不意味著個人征信的市場化發展道路完全封閉。針對特定領域、特定市場主體征信的補充與完善，仍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算話征信CEO蔣慶軍於近日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算話征信將更重視提供風控服務，在個人信貸早期風險預警服務方面投入更多的資源。

大數據的出現深刻地改變著每一個領域，通過大數據進行業務決策分析的功能逐漸顯現。如何在數據種類龐雜的情況下對數據進行探索，雲計算和大數據分析技術將交易過程、產品使用和人類行為都數據化，然後進行深度數據挖掘，從而在某些情況下通過模型模擬來判斷不同變量下何種方案投入回報最高。在實際應用中，可以幫助企業通過流程優化來提高盈利能力，或者通過預測市場環境變化來節省成本、提高效率等。具體包括:1)大數據能對客戶群體進行細分;2)發掘新的需求和提高投入的回報率;3)原有數據整合分析應用，如欺詐檢測，風險管理等;4)幫助企業精准營銷。目前，該模式的企業主要是初創企業，如百融金服、同盾科技等。

根據官網介紹，成立於2014年3月的百融金服，目前已經積累了7億實名用戶，合作夥伴達3000餘家。百融金服為信貸行業用戶提供包括營銷獲客、貸前信審、貸中管控以及貸後管理在內的產品和服務;為保險行業用戶提供精准營銷、存量客戶管理以及個性化產品定制等產品和服務。除此之外，百融金服還為銀行業、小額貸款業、保險業提供行業解決方案。使用線上、線下融合的非金融與金融數據進行信用風險建模，通過風險模型識別欺詐風險和信用風險。目前，在信貸領域，百融金服為建行、招行、光大、廣發、浦發、興業等銀行，捷信、中銀消費、北銀、馬上等消費金融公司，以及小貸、網貸等1500餘家企業提供獲客、風控以及貸後不良資產管理等產品和服務。

總體來說，採用數據中心模式的主要是傳統征信機構，傳統征信數據也掌握在這些機構手中。出於對個人信息的保護，央行也會審慎從嚴下發個人征信牌照。因此，在個人征信行業中，新晉參與主體的採用模式主要是後兩種。非持牌征信機構利用數據優勢，切入征信產品或應用等環節。

建立完善的征信體系是化解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國小微企業征信體系的建設還處於起步階段，小微企業自身不僅不夠重視征信工作，而且在法律和制度層面上也存在諸多缺失和缺位現象，嚴重制約了小微企業乃至整個社會征信體系的建設。

信用意識缺乏。小微企業由於自身實力較弱、經營風險較大，在資金信用、商業信用等方面存在不少問題，其發生失信行為也較為頻繁，反映了小微企業對誠信經營的理念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其信用意識還有待進一步增強。正是由於誠信經營意識的缺失以及對征信工作重視不足，惡化了小微企業自身的誠信處境。

信用立法及執法不足。小微企業信用體系建設須得到征信法規的支持，但是目前我國的信用立法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與市場要求相距甚遠。雖然《征信業管理條例》已出台實施，但在實踐中仍存在著部分條款操作性不強、職能定位不明確等問題。征信數據的開放和使用方面也缺少相應的法律法規。另外，法律的不完善使得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缺乏對小微企業失信懲戒的動力，加之社會監督體系軟弱，一些小微企業的失信行為得不到應有的法律懲罰。

信用信息征集協調機制不健全。由於企業信息較為分散，涉及人行、工商、稅務、法院、質量技術監督等多個單位部門，這需要多部門統一協調信用信息的征集與共享。然而，各相關單位及部門基於對信息安全和責任等方面的考量，對所擁有的信息採取了相應的保護，導致信息割據現象嚴重。另外，由於信息量大，收集信息的協調成本較高，在統一協調機制不健全的情況下，相關部門對信用信息採集工作的積極性不高，這使得信用信息的全面採集及共享難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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