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轉型的關鍵

早在“八五”期間，中國就提出能源結構調整的要求，此後每個五年計劃和規劃均有提及。曆經25年，煤炭消費占比從1990年的76.2%只下降到2015年的64%。2015年，中國煤炭消費比重依然遠高於美國、德國、英國、日本、俄羅斯等國家。這種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不僅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也對環境和居民健康造成了嚴重影響。近幾年中國城市出現大面積的霧霾問題，煤炭使用是罪魁禍首之一。2014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了“能源生產與消費革命”，要求中國全面實現能源戰略性轉型。

應對氣候變化和解決城市霧霾問題，需要加快可再生能源對煤炭的替代。隨著技術進步和市場的擴大，風電和太陽能光伏發電成本已經接近，甚至在某些地區已經低於傳統能源發電。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轉型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的戰略選擇。當前，德國有三分之一的電力消費來自可再生能源，其中大部分是風電和光伏發電;丹麥僅風電發電量就占到全國發電量的42%;美國加州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也提前實現了原定2020年達到33%的目標。中國風電和光伏發電累計裝機均位居世界第一，然而形勢卻不容樂觀。2015年，可再生能源在中國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的占比只有10%，未來能源轉型的主力軍——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占比不到全社會用電量的5%。在如此低比例的情況下，風電卻遭遇15%的棄風率，部分省份棄風比例甚至高達30～40%，有些省份也出現了嚴重的棄光問題。而德國、丹麥、美國加州等國家和地區，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占比比中國高很多，但棄風棄光率一般不超過5%。

市場機制缺位是棄風棄光問題的主因

德國、丹麥、美國的電力系統采用的是市場體制，電力調度遵循的是基於邊際發電成本的經濟調度原則。在經濟調度下，可再生能源憑借其零邊際成本的優勢被優先調度;現貨市場也通過更加動態的價格信號來調節機組出力，使電力系統更容易實現平衡;同時輔助服務市場、能量不平衡市場等市場品種有效調動系統靈活性，幫助平衡風電和光伏發電的波動性。

中國電力系統長期存在發用電計劃，隨著可再生能源在系統中占比不斷擴大，無法適應風電、光伏發電等波動性可再生能源的技術特征。當前，每個發電主體的發電量和上網電價由政府決定，電網調度機構根據政府制定的發電量計劃對機組實施調度。在根據發電量計劃安排機組組合時，風電和太陽能發電一般是通過日內的短期調度進行消化。隨著風電和太陽能發電規模的擴大，如果不根據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出力預測把它們充分納入到機組組合，火電年度發電量計劃的剛性約束與波動性電源對系統靈活性要求的矛盾就變得更加突出，可再生能源發電就不可避免地遭受限電待遇。同時，風電和光伏發電跨省區調度也受跨省區送受電計劃的約束，跨省區電力交易機制和價格機制尚不能有效激勵風電和光伏發電的跨省區消納。調度運行受制於僵化的年度發電量計劃，是造成現階段棄風棄光的最主要原因。

能源轉型亟需電改的深化

2015年3月，電改9號文啟動了中國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兩年多時間已經過去，雖然建立了一定比例的中長期市場，但系統調度運行方式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為加速能源轉型，必須加快推進電力市場化改革，減少發電量計劃，改變調度運行方式，重點推進現貨市場和輔助服務市場建設。

現貨市場的經濟調度模式，可以充分發揮可再生能源零邊際成本的優勢，同時實現整個系統發電成本最低。現貨市場還可以充分體現電力在不同時段的價值，有利於發電企業根據市場價格信號主動調節出力。中國應加快推進現貨市場建設，同時調整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從“固定上網電價”轉為“固定補貼”加“可再生能源配額制和綠證交易”，使可再生能源在實現平價上網之前能夠在固定補貼和配額制支持下全面參與電力市場。

輔助服務市場有助於充分調動系統內各種資源的靈活性，為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提供保證。輔助服務市場應允許各種發電側和需求側資源公開、公平參與，從而以最低成本提供系統運行所需的靈活性。當前中國電源結構仍以火電為主，輔助服務市場將有效引導火電企業進行靈活性改造。

大規模可再生能源並網還需要打破電力交易的省間壁壘，使風光等波動性可再生能源在更大地理范圍內得到平衡，同時發電資源在更大范圍內優化配置。建議積極探索市場化的跨省區電力交易機制。

當然，一個完善的市場體系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建成的，中國可能要經曆相當長的從計劃到市場的過渡期。在過渡期內，應盡快修改《電網調度管理條例》和出台《節能低碳調度管理辦法》，為落實可再生能源優先調度、解決棄風棄光提供制度保證，並為轉向市場體制下的經濟調度形成有效對接。

完整理解能源轉型的內涵是有效推進國家能源轉型的前提

要完整理解國家能源轉型，我想強調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能源轉型不僅僅是單純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或者非化石能源比重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能源體系的轉變。也就是說，與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現有能源體系，特別是電力系統必須變革以適應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小功率特點。沒有能源體系，特別是電力系統的適應性變革，現有能源體系容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空間相當有限。只有把能源體系變革作為能源轉型的一個核心要求，才能更好地理解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正確方式與真實空間。

其次，每一次重大能源轉型都會涉及到利益再調整，都會產生失敗者和成功者。在這一過程中，被替代者會采取各種措施來遊說政府的支持。如果政府不能把握能源轉型的方向，正確處理利益集團“遊說”問題，有可能會制定和實施阻礙能源轉型的政策。比如，19世紀初，當荷蘭傳統主導能源“泥炭”的消費地位受到進口煤炭威脅時，荷蘭政府采取征收煤炭進口關稅等措施，來保護本國泥炭產業。結果不僅延遲了荷蘭能源體系向煤炭轉型，而且使本已開始衰退的荷蘭經濟雪上加霜。

最後，對當前能源轉型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有清晰認識和足夠重視，尤其是電網系統要主動進行變革以適應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要求。從長期性看，一種能源替代另一種能源並獲得主導地位，需要幾十、甚至上百年時間。可再生能源對化石能源的替代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從複雜性看，可再生能源是多個品種的集合，其中任何一個能源品種都不具備成為單一主導能源的“潛質”。而且，這些可再生能源品種的技術特性也不完全相同。要將這些能源技術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新”能源體系，將要處理更多的技術、組織和制度方面的複雜性問題。

我國當前能源轉型的難度與複雜性對政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我國當前能源轉型的複雜性和難度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我國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費國，能源消費還處於爬坡階段，能源結構還處於煤炭時代，而世界已經處於石油時代，等等。這裏，我想從更為一般的層面強調國家能源轉型的難度與複雜性對政策的三個挑戰。

一是政策的系統性挑戰。這是以大規模、高能量密度、生產消費分離為特征的化石能源體系與適度規模、低能量密度、生產消費靠近、甚至合一為特征的可再生能源體系之間的巨大差別帶來的政策挑戰。新的能源體系不能完全通過現有化石能源體系的外延擴張而形成。這對能源轉型政策的系統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政策的適度性挑戰。這主要是指政策推動的國家能源轉型面臨一個很大的風險是：政策鼓勵的技術方向可能與市場選擇的不一致，或者政策對某一方向過度支持而妨礙了更好技術的產生，從而導致能源轉型成本高昂，甚至鎖定在劣等路徑上。在碳減排目標的壓力下，政府很有可能選擇強力推動短期內看起來容易見效但缺乏前途“技術路徑”，抑制真正有發展潛力，但短期內不容易見效“技術路徑”。這對政策介入轉型的方式和程度提出了挑戰。

三是政策的協調性挑戰。從當前國家能源轉型的方向和目標看，系統靈活性是未來能源體系(特別是電力系統)的稀缺資源，而我國當前能源體系靈活性和效率提升不僅面臨技術方面的障礙，而且也由於市場化改革遲緩而面臨體制障礙。因此，為降低能源轉型的成本與陣痛，需要加強當前能源體制改革與能源轉型政策協調，在體制改革中融入能源轉型的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講，加快能源市場化改革，特別是電力市場化改革，是有效推進國家能源轉型，降低能源轉型成本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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