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一個新的國家發展戰略布局基本形成

這是一個創新的時代，我們應當為所處的時代慶幸，應當慶幸我們所處的國度，我們不僅是曆史的見證者，更是當下的創新者。

從 2012年 11月19日召開的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到 2013年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全面深化改革決定》，要求“健全促進就業創業體制機制”，“完善扶持創業的優惠政策，形成政府激勵創業、社會支持創業、勞動者勇於創業新機制”，再到2015年6月16日國務院頒布《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幹措施的意見》，進一步做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培育和催生經濟社會發展新動力的具體部署，一個新的國家發展戰略布局基本形成。深入研究和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即“雙創”，探索和催生我國中小企業發展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新動能，對於更好消除不利於創業創新發展的各種制度束縛和桎梏，有效破除妨礙創業創新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弊端，全面激活億萬民眾智慧及其創造力，更好實現資金鏈引導創業創新鏈、創業創新鏈支持產業鏈、產業鏈帶動就業鏈的形成和健康發展，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均具有重要理論深化意義和政策實踐意義。

中國經濟告別了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從年均增長9.8%下降到7%以內，2015年的增速為6.9%，2016年預計增速在6.7%，2017年在6.5%左右。自2015年11月以來，中央高層提出“供給側改革”，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中國式創新的新階段，傳統的需求側三駕馬車已經難以推動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從投資來看，國內外市場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各類要素成本攀升等因素影響企業投資意願，導致金融機構惜貸慎貸，民間投資動力減弱。此外，投資資金來源不足，中央財政收支趨緊，地方財政壓力增大、償債規模滾動擴大，土地收入、融資平台等傳統政府資金渠道受到抑制，真正意義上的PPP(公共私營合作制)模式實質性進展遠遠低於預期，中央可調用的引導性建設資金規模相對有限，這些因素都將影響基建投資增長。

從進出口來看，2015年，我國進出口總值39586億美元，同比下降8.0%，為2009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2016年以來，世界經濟增速繼續放緩，外部需求依然相對疲軟，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預期效應會帶來一定的貿易轉移，貿易保護主義始終存在。與此同時，支持外貿穩定增長的政策措施、“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以及人民幣兌美元彙率貶值等因素，有助於穩定外貿增長，但外貿形勢並不樂觀。

目前，只有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顯現。2011~2014年，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54.8%，高於投資貢獻率7.8個百分點。我國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在2015年突破30萬億元大關。2015年11月23日，國務院印發《關於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提出了消費升級的六大方向，主要包括服務消費、信息消費、綠色消費、時尚消費、品質消費和農村消費，旨在通過發揮新消費的引領作用，培育形成新供給的力量。根據“十三五”規劃建議，要著力擴大居民消費，引導消費向智能、綠色、健康、安全方向轉變。因此，消費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在擴大內需戰略的帶動下，消費的基礎性作用會進一步得到發揮，特別是消費結構升級帶動居民消費潛力有序釋放，預計到2020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突破50萬億元。

從供給側改革來看，2016年1月底，中央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明確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落實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根據劉易斯的經濟發展理論，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中國家會經曆一個漫長的“二元經濟”過程。在其初期，傳統部門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並且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很低，甚至為負。根據中國的性別比和存活率，中國生育率更替水平高於2.2，即每個家庭平均需生育至少2.2個孩子才能最終避免人口的持續衰減。中國人口紅利日漸減弱，這是不爭的事實。當然，關注人口數量的同時，還必須關注人口質量，人口素質和勞動生產率的比拼才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從供給側的改革而言，中國未來將在提高人口素質方面下功夫，並且與創新並行，推動產業升級，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為未來的發展提供新的經濟動力。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提出，培育發展新動力，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激發創新創業活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加快實現發展動力轉換。也就是說，經濟動力的新常態需要供給側改革來引領——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這都是構成中國式創新的新內涵。

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政府不斷推進全面深化體制改革，先後推出“互聯網+”、中國制造2025、創新創業等一系列措施，成為國內外的關注熱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中國2016年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1.2個百分點，而美國只貢獻了0.3個百分點，歐洲貢獻了0.2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對全球的貢獻，超過了所有發達國家之和。

中國政府如何順勢而為並進行治理創新?以流通業為例，最近兩年間，這方面的新政策頻繁出台，平均每個月出台至少兩項與流通有關的政策。然而，我們仍面臨著“六個部門管理一頭豬”的尷尬局面——養殖環節屬於農業部門管;生豬養殖好了送到屠宰廠定點屠宰，歸商務部門管;屠宰之後要檢疫是否合格，是質檢部門管;豬肉到了超市後是不是短斤缺兩等，是工商部門管;價格是價格部門管;對生豬的儲備政策補貼，是財政部門管。

政府決策部門的“尷尬”地位則體現在：政府從過去的信息優勢地位逐步轉變為劣勢地位，海量、碎片化的數據被平台數據公司所控制，有的平台公司甚至利用數據壟斷進行新一輪壟斷經營，破壞公平的市場經營秩序;政府調控流通的手段，由過去的高度集權、集中有效逐步變成分散、低效，目前政府調控流通的手段比較有限，如何提高流通的調控效率就顯得更為重要。政府進行決策的門檻在提升，決策水平也有待提高。比如，政府部門如何應對新的問題，如BAT公司平台壟斷所帶來的新問題;阿裏巴巴的“雙11”促銷背後所反映出來的如何對平台企業進行監管的問題;百度貼吧暴露出來的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問題，等等。

中國式創新體現目前工作的方方面面，政府治理的創新日益緊迫，政府有關部門“要有所為有所不為”，而在“有所為”方面，如何作為、何時作為、何處作為，這些都需要在創新中進行治理，邊創新邊治理。這是一個創新的時代，我們應當為所處的時代慶幸，應當慶幸我們所處的國度，我們不僅是曆史的見證者，更是當下的創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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