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經濟：未來發展的新增長極

“從2015年數據看，信息經濟對中國經濟總量的貢獻率達68.6%，互聯網對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支持和創新引領作用日益凸顯。”近日，國家工信部法規司司長李巍在第一屆明理網絡法治論壇上表示。據悉，在全球市值前20名的互聯網企業當中，中國企業占了6席。

“由於互聯網經濟主要是兼職經濟、甚至是“非法”經濟，因此不被納入國民經濟統計和政績考核。這就使得互聯網經濟這種利國利民的經濟模式的地位被低估。為此，應當將互聯網經濟納入國民經濟統計和政績考核。”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副教授張效羽在新治理智庫聯盟2016年年會上如是說。

傳統經濟被納入經濟統計、新經濟不被納入經濟統計，在經濟指標是各級行政機關重要考核指標的制度背景下，行政監管機關往往很難站在一個對新經濟包容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尤其是互聯網經濟與傳統經濟之間還存在一定的替代效應。

互聯網經濟具有明顯的地域貫通性、跨界融合性、參與廣泛性、行業顛覆性和平台集中性，而傳統行政法規制的特點就是地域分割和行業分割嚴重，根據地域和行業呈現明顯的條塊分割體制，互聯網經濟對此構成極大沖擊。反過來，傳統行政法規制的條款分割體制也對互聯網經濟的發展構成極大阻礙。

中國最大的網約車企業滴滴出行目前在北京設立總部，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但是在卻覆蓋全國數百個城市，其中在上百個城市已經實現盈利。這其中大部分城市滴滴出行都沒有設立分支機構。不僅滴滴出行如此，其他網約車企業也大概如此。“在這種情況下，互聯網經濟的發展實際上使得傳統的行政監管條塊兒分割體制形同虛設，嚴重挑戰傳統行政法規制條塊分割管轄體制。”張效羽說。

在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教授趙鵬看來，面對互聯網，政府監管面臨的根本性困境在於，如何將自身的監管要求與產業現實相契合，並將這種契合與迅速變化的網絡生態和技術結構相同步。就此而言，監管部門憑藉單方對問題的理解甚至想象設計的規范要求往往與現實相去甚遠。改變這種監管的自負，更多地激發平台企業自身解決問題的動力，並與平台探索合作治理的路徑或許更為可取。

互聯網時代，交易的任何一個步驟均會留下痕跡，違法者在享受互聯網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也無可避免的將自身暴露於網絡。這給監管部門帶來了新的契機，只要順應互聯網的技術趨勢而不斷完善如管轄、取證等方面的制度，在此基礎上探索與互聯網平台建立合作機制，利用互聯網平台提供的交易痕跡和數據資源更為有效地配置執法資源，監管部門完全可以有效降低執法成本並提升執法的震懾水平，從而在源頭上整飭市場秩序。

從利用互聯網收發郵件、進行遠程交流，到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構建更具效率的大生產、大流通平台，再到當下互聯網進入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的3.0版“新常態”。互聯網一直與人們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特別是當下風頭正勁的互聯網經濟，更被不少國家視為未來發展的新增長極。

互聯網經濟內涵豐富。它不僅包括互聯網軟件、硬件產業的發展將帶來新的投資、就業和產出，也包括運用各種互聯網技術重組生產、流通所產生的附加值，還包括通過互聯網傳播引導信息消費、商品消費等其他消費。

互聯網經濟重在創新。這和中國經濟當前的新常態不謀而合。中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已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互聯網正日益成為創新驅動發展的先導力量。

要讓互聯網經濟更好地融入新常態，需要不遺餘力地狠抓創新。不僅要在互聯網應用技術等核心領域，加快追趕互聯網發達國家，也要加快培育更多具有世界級規則標准制定權、行業話語權的國際化企業，創新發展互聯網商業新模式，推動互聯網與傳統經濟更加深入地融合。

在力爭“頂端優勢”的同時，也要堅守“底線思維”。堅持依法治網，不斷完善互聯網新經濟領域內的法律法規，加強互聯網生態的有效治理，才能保障互聯網創新之源不斷湧流，促進網絡經濟健康生長，為推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不斷提供新動力。

後期互聯網也會經曆一個從無到有，再到無的過程。未來30年一定不會只是“互聯網公司”的天下，未來30年是“用好互聯網技術”的公司，是“用好互聯網技術”的國家的天下，是“用好互聯網技術”的年輕人的天下。每一個傳統企業要面臨的是人們對節奏生活的一種要求，我們必須同把互聯網技術，互聯網資源能夠普惠化，才能成為造福人類的巨大的福祉，在滿足社會需求的情況下，讓我們獲得企業生存的機會。這對於實體經濟來說也許是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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