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舉一動備受全球關注

近年來，隨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展，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分量越來越重，影響越來越大。我們歡迎國際輿論正視這樣一種變化趨勢，順應新的發展格局，同時也要防止一些人過分誇大新興經濟體的市場影響力，甚至把國際金融市場的正常波動一概歸咎於新興市場的外溢效應。

中國對全球市場的溢出效應到底有多大?是否像某些輿論所宣稱的那么誇張?對此，IMF在近日發布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認為，“中國資產價格沖擊的溢出效應仍十分有限”。報告分析，盡管有關中國經濟的報道的確能影響全球股權收益，但“中國資產價格變動對國外資產價格則影響甚微”。應當說，IMF的這一判斷是基於事實的，符合全球金融市場近年來的實際表現。IMF一位長期研究金融穩定的高管坦言，“中國的純金融溢出效應仍然很小”。

日前，一些國際資本大鱷又不甘寂寞，再次拋出“唱空”論調，不僅指責中國信貸達到了美國金融危機前的危險水平且資本流失嚴重，而且認為中國經濟將會“潰堤”。專家指出，短期陣痛是新舊動力轉換的必要成本，而近期公布最新“體檢報告”表明，中國經濟企穩向好態勢明顯，關鍵指標均有所好轉，因此想借轉型陣痛來“唱空”中國經濟是不可能成功的。

2016年初，中國社會融資規模出現較快增長，直接融資占比明顯上升。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達到6.59萬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多1.93萬億元，創曆史同期最高水平。

這個本來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經濟企穩趨勢的信貸數據，在唱空者口中卻成了“危險信號”。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由債務推動的狀況就像是2007—2008年債台高築的美國，中國3月份新增信貸數據應該被視為一個警示。

事實果真如此嗎?實際上，一季度信貸快速增長的同時，結構亦出現積極變化，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有所增加，“去產能”、“去庫存”、“補短板”等政策意圖得到較好的貫徹。截至今年一季度末，產能過剩行業中長期貸款餘額同比下降0.2%，首次出現負增長。其中，鋼鐵業中長期貸款餘額同比下降7.5%，建材業中長期貸款餘額同比下降10.3%，而涉及中西部地區、保障性住房、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貸款則增長較快。

上海市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石良平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許多唱空中國經濟的論調其實基本都是類似的，不是源於對中國現實國情的不了解，就是出於自身私利的需要而有意為之。

“中國企業的負債確實較高，其中以房地產、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較為嚴重。但如果以這部分企業來概括整個中國經濟，顯然十分片面。因為我國政府負債比重明顯低於國際警戒線，居民層面債務率更是遠低於儲蓄餘額。此外，與陷入債務危機的國家相比，中國的負債大都用於投資而非消費，這些錢最終會轉化為資產，這是不容忽視的。”石良平說。

債務之外，唱空者對於中國資本外流這一現象也“念念不忘”。分析人士指出，中國資本外流現象的確存在，少數資本外流也確實與投機性選擇有關。但如果據此判斷中國經濟喪失吸引力，有無視經濟發展規律之嫌。

“如今，我們很多企業都赴海外收購資產或直接投資，這不僅為國家政策所鼓勵，而且也是符合經濟發展自身規律的必然現象。”石良平表示，隨著中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中國的各種要素也需要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因此不能將企業“走出去”謀發展簡單定義為資本逃離中國。

不過，相關學者也指出，如果短期內資本外流過於嚴重，會對人民幣彙率和金融市場的整體信心造成不利影響。作為經濟轉型的重要伴生現象，資本外流對經濟的影響還需要結合總量和態勢綜合判斷。

事實上，當前我國資金流出壓力已經明顯趨緩，外彙儲備保持充裕，人民幣彙率也一直維持在合理區間。國家外彙管理局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1月份銀行代客結售彙逆差694億美元，2月份逆差收窄至350億美元，3月份逆差進一步減至336億美元。同時，境內外彙貸款餘額由降轉增，跨境貿易借貸餘額降幅大幅收窄，境內客戶償債節奏明顯放緩。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發展規律和事實，恰恰被唱空者視而不見。

對唱空者而言，無論其怎樣“思考”與“分析”，最終都離不開一個結論——中國經濟即將“硬著陸”。只不過，這種老調從未在海內外引起過什么“共鳴”。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海納·弗拉斯貝克認為，中國作為世界大國，有豐富的人力和市場優勢，不僅積累了巨大的資本，而且技術更新也走在了世界前列。海納·弗拉斯貝克說，對於一個愈加成熟的經濟體而言，增速逐漸放緩是一個正常的發展過程，因此人們有充足的理由對中國經濟的未來保持信心。

荷蘭駐華大使館公使杜安德表示，近期官方公布的一系列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增長仍保持合理速度，由此來看不存在太大問題。“與世界上其他面臨經濟增速放緩難題的經濟體不同，中國經濟發展具有巨大的內部潛力。”他說。

“近年來，‘硬著陸’時常有人炒，可是‘硬著陸’的標准是什么呢?其實，經濟體至少要有GDP增速大幅下滑、企業資金鏈斷裂、失業率高漲等條件在短時期內同時出現才能稱之為‘硬著陸’。而中國經濟目前仍能維持在6.5%-7%之間的中高速增長，雖然有所回落但整體態勢是平緩的。”石良平說。

專家指出，西方構建了成熟且成功的市場經濟模式，讓唱空者慣於用西方的評判體系來“對照”中國，而忽視中國經濟所處的國情和發展階段。這一思維慣性不僅不利於准確把握中國經濟脈搏，還可能誤導世界上其他經濟體作出錯誤決斷。

經濟發展新常態是我國經濟向更高水平邁進必經的一個階段，經濟增長從高速轉為中高速只是其特征之一，另外兩個特征是結構優化和動力轉換。僅就速度來說也並不是完全消極的，因為從國際比較看，我國6%—7%的中高速仍然是世界范圍的高速度;而且這一速度有利於我國加快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更為積極的方面是，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曆史性新機遇，具體體現在“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方面。

從“天時”也就是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看，作為處在中等偏上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我國很有可能實現三大曆史性跨越。一是到2020年實現GDP(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和人均GDP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並邁進高收入階段。實現這一跨越，今後5年只要年均增長率達到6.5%即可。二是到2030年前後實現GDP總量趕上甚至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實現這一跨越，只要在2020年後的10年裏年均增長5.5%左右即可。三是到2050年前後人均GDP水平趕上發達國家平均水平，躋身發達國家行列。實現這一跨越，只要在2030年後的20年裏年均增長率達到當時世界平均水平即可。實現三大曆史性跨越的現實基礎在於：從制約潛在增長率的基本因素——勞動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看，只有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會對潛在增長率有不利影響，但卻並不會造成我國潛在增長率顯著下降;目前我國工業化進入後期的沖刺階段，城鎮化處於加速發展期，將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強大推力。

從“地利”也就是我國區域經濟結構布局及演變看，從非均衡發展走向均衡發展為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了重要條件。地區間非均衡發展是經濟欠發達的表現，也是發展中大國必經的階段。在這一階段，部分地區率先發展起來，而後再帶動相對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逐漸向均衡發展的方向前進。也就是說，當相對發達地區達到較高發展水平且增速開始放緩時，相對欠發達地區有可能進入高速增長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區的經濟發展就呈現了這一梯度式推進特征。當前，我國東部地區基本實現工業化，增長速度相對放緩，但其他未完成工業化的地區呈現加速增長趨勢，這為我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拓展了空間。

從“人和”也就是人口總量和結構變化看，盡管人口增速開始放緩，人口老齡化趨勢開始顯現，但我國人口至少能從兩個方面支持經濟持續增長。一是人口總量大，占世界總人口的22%;二是城鎮化加速帶來人口結構特別是城鄉結構的深刻變化，既刺激著新的需求，也推動形成新的供給。從需求看，大量農村人口城鎮化會使人們生活方式發生深刻變化，形成市場性和發展性的新需求;從供給看，城鎮化加速將縮小城鄉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不僅會增加國民儲蓄，而且會有效刺激需求。

把機遇轉變為現實的關鍵是培育增長新動力。為此，既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又要注重需求側管理，關鍵是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推動發展方式根本轉變。需要強調的是，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不能忽視對國內需求潛力的挖掘。

在培育新的有效投資需求方面，一是適應新科技革命帶動的主導產業升級要求，加大對創新活動的投資;二是適應我國經濟開始進入後工業化階段的發展要求，加大對現代服務業的投資;三是適應補齊短板和支持長遠發展的要求，加大對能源產業、生態環保產業等的投資;四是適應人力資本積累的要求，加強對人的教育投資和健康投資等。鑒於人才作為第一資源的重要性，人力資本投資應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在培育新的消費需求方面，必須注重改善供給。優質供給可以創造需求，低質供給則會抑制需求。我國居民消費受到抑制的最主要原因是供給質量低，醫療、食品等信息嚴重不對稱領域的供給缺乏有效的質量安全保證。應加強質量監督，大力優化產業和產品結構，通過創造有效供給、提高供給質量來擴大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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