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稅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一環

近期關於供給側改革中財政政策的討論上，社會各界的焦點由以往的增加政府支出轉向了減稅上。由於所立足的經濟背景的不同以及政策目標的不同，此次供給側改革強調用改革的辦法去推進減稅，不是簡單的總量性減，而一定要落在結構性上。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多次提到供給側改革，並提出適度擴大財政赤字，即增加5600億元財政赤字，赤字率提高到3%，主要用於減稅降費，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這與我們一直呼籲的“減稅發債，借力未來，一箭三雕”的建議不謀而合。通過持續減稅，全面減輕企業和居民負擔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舉措。

曆史上，英國和美國都曾通過減稅來降低企業成本、刺激經濟增長。從結果來看，減稅的積極影響是顯著的，在降低企業成本、激發企業活力的同時，也帶來了股市繁榮。當然，消極的影響也可能存在，譬如提高政府收支壓力、擴張政府財政赤字、惡化收入分配等。但是如果應對得當，在降低稅率的同時擴大稅基，並通過減少政府非生產性支出等手段來對沖，減稅並不必然惡化政府收支。

20世紀80年代初，裏根在執政期間實行了大規模的減稅計劃。面對20世紀70年代持續陷入“滯脹”的美國經濟，需求管理的效果日漸式微，減稅作為供給側管理的主要手段登上曆史舞台。

從政策實踐來看，1981年稅制改革降低了個人和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縮短了固定資產折舊年限，對企業投資給予納稅優惠。從政策的效果來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81年減稅顯著降低了企業負擔，美國邊際實際稅率由37.2%大幅下將至26.2%。二是稅收收入不降反增，但財政赤字明顯擴大。正如拉弗曲線所預言的，稅率的降低非但沒有減少政府收入，反而由於擴大了稅基帶來了稅收的增加。當然，由於刺激了GDP的更快增長，稅收占GDP的比例顯著降低。與此同時，美國的財政支出尤其是國防支出卻始終處於高位，這也導致了美國財政赤字的擴張。三是刺激了企業投資和美國的經濟增長。減稅由於激勵了個人和企業投資的積極性，使得80年代的美國在投資以及經濟增長方面的表現明顯好於前期。四是促進了美國股市的繁榮。期間，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經曆了除1987年短期股災之外的持續的繁榮，而與此同時，10年期國債收益率時漲時跌，與道指並無明顯關聯。因此，股市繁榮的主導因素還是減稅帶來的企業業績的提升。

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執政時期的英國，同樣實行了供給側管理式的減稅。個人所得稅、企業稅負以及與投資相關的稅負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為了對沖上述減稅的影響，消費稅的比重有所提升。

從政策效果來看，一是減稅同樣擴大了稅基、促進了稅收收入的不降反升。但由於減稅刺激了GDP的更快增長，稅收占GDP的比重顯著降低，意味著企業稅負是減少的。

二是英國並沒有經曆美國式的財政赤字擴張的惡果，這得益於其采取了減少政府非生產性開支以及增加消費稅等方式來對沖減稅對政府收入的沖擊，使得財政赤字收縮，甚至在後期帶來了財政盈餘。

三是減稅使得80年代的英國經濟持續增長，績效好於同期的美國、德國和法國等。同時，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有了明顯提高，企業的投資也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四是在稅收占GDP比重降低的同時，股市卻走出了長期的繁榮。減稅通過降低企業稅負、刺激經濟增長，支撐了80年代英國股市的繁榮，富時100指數經曆了長期的上漲行情。期間，英國貨幣市場的利率時漲時跌，與股市走勢並無一致的關聯，顯示出股市的繁榮主要來自於減稅等供給側改革帶來的企業業績的提升。

20世紀80年代，裏根在執政期間實行了大規模的減稅計劃。此前，凱恩斯主義曾在美國大行其道，但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美國經濟卻多次出現了經濟停滯、高失業以及高通脹同時存在的“滯脹”現象。面對持續陷入“滯脹”的美國經濟，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逐漸失去了指導意義，以拉弗等為代表的供給學派開始登上曆史舞台，主張實行以減稅為主要手段的“供給管理政策”。其理論出發點在於：美國經濟的關鍵問題在於供給，即生產率低下，是供給不足而非需求不足。只有從供給端著手，優化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數量以及使用效率，才能使經濟恢複活力。而美國的高稅率則抑制了經濟主體生產和儲蓄的積極性，導致生產率低下。因此，減稅是增加社會儲蓄、投資和勞動的有效工具。並且，面對當時美國財政壓力較大的情況，“拉弗曲線”還認為通過減稅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擴大稅基，反而使得稅收收入不降反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裏根政府於1981年推出了以降低稅收負擔為重點的“經濟複興法案”。

1981

年8 月，美國國會通過了裏根政府提出的《1981 年減稅法案》。這是裏根執政時期的第一次稅制改革。從1981 年10 月開始的3 年內，分3

次降低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從14%~70%降為11%~50%;資本收益稅率從28%降為20%。同時，降低公司所得稅邊際稅率、縮短固定資產折舊年限並簡化分類，加速固定資產折舊。

裏根時期，通過執行1981

年減稅法案，個人和企業以及各類資產的稅負都有顯著的降低。從邊際實際稅率來看，制造業的稅率由前期的52.7%大幅下降至43.5%;商業的稅負則由前期的38.2%大幅下降到27.5%。並且企業投資於機器和建築物等資產的稅負也有了明顯的降低。

另外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在減稅期間有了明顯的降低。由於1981年減稅法案是分階段實施，一些政策到1982年和1983年陸續推出，因而從1981年到1983年，個人和企業所得稅的稅負逐步降低。1983年，企業所得稅占GDP的比重達到了曆史低點1.05%，而個人所得稅所占比重也在1984年達到階段性低點7.55%。

盡管美國在80年代降低了個人和企業的稅率，但正如拉弗曲線所顯示的那樣，由於減稅刺激了企業投資和美國經濟增長，擴大了稅基，美國聯邦政府的收入不降反升。1981年到1986年，個人所得稅由2859.17億美元增長到了3489.59億美元;企業所得稅由611.37億美元增長到了631.43億美元;而美國聯邦政府的收入則由5992.72億美元增長到了7691.55億美元。當然，值得注意的是，在1983年，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以及聯邦財政收入都出現了短期的下降，意味著減稅可能會對政府收入造成暫時的負面沖擊。但是，一旦經濟企穩、稅基擴張，減稅最終會導致政府收入不降反升。

當然，在此期間，美國的聯邦赤字率也有了明顯的上升。原因是兩方面的：由於稅負的降低使得GDP的增速高於聯邦財政收入的增速，聯邦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有了顯著下降;而與此同時，聯邦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則一直處於高位，尤其是國防支出占GDP的比重有了大幅的上升。因此，如果政府采取減稅措施，在降低稅負的同時，可能會帶來財政赤字率的提升。此時，可能需要政府通過縮減開支尤其是非生產性開支的方式予以一定的對沖。

1981

年減稅法案的實施，顯著降低了個人和企業的稅負，極大地提高了企業投資的積極性。但是，減稅法案的實施是分階段的，其中一些政策是在1982年和1983年開始實施的。因而減稅政策的效果在1983年開始顯現，並為此後80年代的美國經濟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可以發現，在減稅政策實施之後，美國的GDP和資本形成有了迥異於前期的良好表現。

在稅負降低的同時，美國股市卻呈現出波瀾狀況的長牛格局。從1982年的3季度開始直到80年代末，期間除了1987年8月到10月的股市大跌，美國走出了一波長期的牛市。期間，道瓊斯工業指數由776.92點攀升至1989年底的2753.2點，上漲了2.54倍。可以發現，這輪牛市的起點與減稅政策逐步實施的時間節點是比較吻合的，美國經濟也正是從1983年開始逐步好轉。而在這輪大牛市當中，美國的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則呈現出有漲有跌的震蕩走勢，因此，這輪大牛市顯然並非僅僅取決於寬松的貨幣政策。尤其是在1983年到1984年初，盡管美國國債收益率一路上行，流動性趨緊，但道瓊斯工業指數仍然持續提高。同樣的情形在1987年同樣上演，因此可以認為，美國80年代推行的減稅政策，由於提高了企業的績效，在相當程度上推動了美國股市的繁榮。

上世紀80年代的英國，同樣采用了供給學派的主張，改革稅制。在此之前，英國也出現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狀況。撒切爾政府把改革稅制作為應對滯脹、振興英國經濟的重要政策，通過降低稅負來激發市場主體生產經營活動的積極性，刺激企業投資。

撒切爾時期的稅制改革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降低個人所得稅。包括降低稅率、提高起征點和簡化征稅層級三方面。1979

年的第一個預算案將個人所得稅的基本稅率從原來的33% 降到30%;最高稅率從83% 降到60%。同時，將征稅起點從8000 英鎊提高到1

萬英鎊，免稅人數大約增加了130

萬人。1988年，個人所得稅基本稅率進一步下調到25%;最高稅率進一步下調至40%。此外，十一級超額累進稅率改為兩級稅率。2、降低公司稅負。公司所得稅稅率由53%降到35%，起征點從原來的年利潤20萬英鎊提高到22.5萬英鎊，同時減少中小企業稅負，采取多種措施扶持其發展。3、提高投資收入附加稅的免稅額，將投資收入稅的起征點從1700

英鎊提高到6250

英鎊。減征土地開發稅;降低股市交易的印花稅稅率和遺產稅稅率等。4、增加了消費稅的比重。消費稅的標准稅率由8%提高到15%，並且擴大了課稅對象。

為了應對減稅帶來的財政壓力，撒切爾政府削減了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領域的公共支出水平。裁減政府機構，精簡工作人員。以政府民用事業就業人數為例，從撒切爾政府初期的77

萬人減少到90 年代中期的5 萬人，政府規模大大縮小。

減稅政策的實行，不僅沒有減少英國的稅收總額，反而由於刺激了企業投資和經濟增長、擴大了稅基，而帶來了稅收總額的持續擴張。從1981年到1988年，英國的稅收總額由786.38億英鎊提高到了1379.97億英鎊，增長了75.48%。但同期，由於減稅使得GDP的增長更快，超過了稅收收入的增速，稅收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有了明顯的降低，由1981年的29.22%降低到了1988年的26.97%。

正是由於減稅政策的實行並沒有降低政府的稅收收入，期間英國政府的赤字率並沒有明顯的提高，反而在後期產生了預算盈餘。當然，這也與英國政府采取了一些減少支出或擴大收入的措施來對沖減稅的壓力有關。譬如，削減了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領域的公共支出水平;裁減政府機構，精簡工作

受益於撒切爾執政時期采取的供給側改革的相關政策，英國經濟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

要發達國家中僅次於日本，高於美國、德國和法國。而從縱向看，此前的1970年到1981年，英國的平均GDP增長率僅為1.94%;此後的1989年到1999年，英國的平均GDP增長率為2.37%。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比較，都表明英國在這一時期采取的包括減稅在內的供給側管理措施的成效是非常明顯的。

受益於減稅等一系列政策的刺激，個人和企業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得到極大的提升。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有了顯著提高。據日本銀行調查局統計,

1981—1987年, 英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平均每年增長5.6 % , 同期, 美國為3.6%，日本為2%, 西德為2 .6%。

減稅極大地激勵了個人和企業的投資熱情。1982年到1988年間，英國實現了投資額的大幅增長。按照2005年美元計算，英國的資本形成總額由1981年的1559.43億美元提高到了1988年的2827億美元，提高了64%。而平均的資本形成增長率也達到了8.97%，平均的固定資本形成增長率則為7.26%，顯著高於20世紀70年代的水平。

同樣的，除了1987年11月的股災之外，英國在上世紀80年代也走出了兩波持續的牛市。第一波是自1984年初的略低於1000點上升至1987年11月的高點2385.8，期間富時100指數上漲了1.4倍。之後英國股市經曆大跌，在1989年又走出了第二波牛市。期間，英國貨幣市場的利率則是交替漲跌，與股市走勢並未呈現一致的關系。因此，英國80年代的股市繁榮主要還是由於經濟的持續增長和企業業績的好轉帶來的。尤其是，在1984年至1985年4月的股市上漲中，英國貨幣市場的利率整體上是上升的。1989年間的牛市格局同樣伴隨著貨幣市場利率的上升。在流動性趨緊的情況下，股市的上漲更多地來自於供給側改革帶來的企業業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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