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制造更聰明”，呼喚開放式創新

開放式創新時代已經來臨。“讓制造更聰明”，呼喚開放式創新。

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求“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也就是說，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一要走以我為主的“自主創新”道路，二要走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的“開放式創新”道路。

2003年，美國加州大學切薩布魯夫教授出版了專著《開放式創新》。從此，開放式創新概念進入公眾視野。其主要意思是，為了創新制勝，企業有意圖且積極地活用內部和外部技術及創意等資源，將組織內創新擴展至組織外，積極尋找委外研究、技術合夥、戰略聯盟，盡快地把創新思想變為現實產品與利潤。當下，產品生命周期在縮短，技術更新速度在加快，企業自主研發成本在提升，開放式創新成大勢所趨。李克強總理在相關論壇上專門提出：面對多變的經濟形勢，我們主張大力推動開放創新。

世界智能制造大會在南京落幕後，圍繞“讓制造更聰明”主題，思考仍在繼續。權威媒體上有個觀點特別啟迪人：讓制造更“聰明”，需要集體合力。所謂“集體合力”，就是開放式創新。世界智能制造大會展會現場就有個例子：ABB機器人所用核心控制器是西門子制造，西門子又在用ABB機器人生產控制器。同類型企業之間“各盡所能、長長合作”，推動著機器人產品不斷升級進步。西門子中國研究院蘇州院也已投入運營，意在融合當地資源，從事物聯網、智能交通、工業機器人等領域技術創新。智能時代，“單打獨鬥”已越加力不從心，開放式創新才能“讓制造更聰明”。

國內有些企業也已走在了開放式創新前列，比如海爾就明確提出“世界是我們的研發中心”，

並主動搭建開放創新平台，與全球研發機構和個人合作。海爾空氣魔方是全球首款模塊化組合智能空氣產品，實現了加濕、除濕、淨化、香薰等多模塊自由組合。空氣魔方便是開放式創新成果。研發團隊來自8個國家，共128人。研發指向也來自“開放”。利用大數據分析，從全球范圍篩選出122個產品痛點合力攻關。從中不難感覺到，不創新不行，封閉式創新也已經不行，開放式創新更能走在變化前列。

有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智能制造產業銷售收入3000億元;2015年，中國智能制造產業銷售收入已達1萬億元。智能制造專業園區建設也如火如荼，智能裝備等智能制造產業園區總量已有百家。智能制造，前景誘人。然而，喜中也有憂。自主創新能力不強，核心部件長期依賴進口，產品以中低端為主，自主品牌認可度不高。原因多種多樣，一個關鍵因素則是還沒有走出封閉式創新模式，“排他”有餘，“集成”不足。大科學時代，“排他”就是限制自己，協同創新方能共贏共享。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包含了兩個“結構”：一是指經濟結構，二是體制機制結構。前者重點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後者重點是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實現資源優化再配置。兩個“結構”並重，才能有真正解放生產力。開放式創新屬於體制機制結構改革，用“共創共贏競爭觀”取代“你死我活競爭觀”，主動用改革去除制度性障礙，已經刻不容緩。人為什么“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荀子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開放式創新就是“能群”。智能制造機遇面前，誰更“能群”，誰就更有希望乘勢而上。

“開放式創新”研究目前仍處於探索和積累階段，屬於新興研究領域。國內“開放式創新”研究幾乎與國際同步，論文數量和內容發展較為一致。已有研究聚焦於“開放式創新”本身，對所需政策環境關注較少，但基於其他角度的研究，可以分析“開放式創新”的政策需求。

(一)“開放式創新”研究簡述

“開放式創新”概念由哈佛商學院教授亨利·伽斯柏(HenryW.Chesbrough)於2003年提出。2003年以來，大批學者就“開放式創新”的概念、理論和實踐進行了研究，主要內容包括“開放式創新”的內涵剖析、開展“開放式創新”需要什么條件、怎么實施“開放式創新”、“開放式創新”如何提高創新主體的創新能力和創新效率、實施“開放式創新”可能導致的風險等。

“開放式創新”區別於“封閉式創新”的顯著特征是，創新者將外部技術源、資金源、市場渠道與內部資源看得同等重要，其商業化路徑可以從企業內部進行，也可以從企業外部進行。開展“開放式創新”並不是一個自動的、容易實現的過程，企業需要改變經營理念，調整知識產權管理、創新過程管理和商業模式，還要有適用的人力資源，外部創新資源才能夠被識別、獲取和利用。

“開放式創新”有助於加快創新進程、縮短創新周期、提高技術水平或促進技術轉化應用、降低創新風險、提高創新效率。實施“開放式創新”可能導致兩類風險，一是喪失對內部技術的控制，二是過多地放棄內部研究，導致自身研究能力下降，技術吸收能力也會因此而下降。

長期以來，“開放式創新”研究限於企業層面。2008年，OECD從全球視野對“開放式創新”進行了研究，把“開放式創新”的概念延伸到國家層面，從而把如何利用國外創新資源促進一國創新發展的問題，納入“開放式創新”的研究范疇。

(二)促進“開放式創新”所需政策環境

國內外對“開放式創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創新活動本身，僅有為數不多的幾項研究涉及政策環境，如張小濟等(2011)研究了如何充分發揮外商投資企業的溢出效應，DeJong等(2010)對“開放式創新”的政策維度與范圍作了探討，張煒等(2013)分析了歐洲國家“開放式創新”的政策實踐。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參考其他角度的研究，要促進利用國外創新資源開展“開放式創新”，需要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方便創新融資的金融市場、能夠吸引優秀創新人才的人才政策、能夠提供支撐服務的創新服務體系，還要保持一定力度的基礎研究投入，加強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再創新。

“開放式創新”強調利用外部創新資源，而無論是引進外部創新資源、充分發揮在華跨國公司的溢出效應，還是自己的技術成果在外部轉化，都需要知識產權保護，否則就沒有吸引力或難以保證收益。相比“封閉式創新”而言，“開放式創新”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要求更高。

“開放式創新”要借助外部創新資源，對資金的需求更大，如企業並購、對外投資需要大量資金。開展創新活動風險高、周期長，貸款相對困難，權益性融資方式更加適合，如吸引風險投資、在資本市場上股權融資。

對於利用全球創新資源開展“開放式創新”來說，優秀創新人才至關重要，對創新人才的要求也更高。吸引懂技術、管理和市場，又精通外國語言和外國文化的人才，要有更加有力的人才政策。另外，人才政策越有力，在華跨國公司的溢出效應會發揮得越充分。

創新服務體系對於有效利用外部資源來說非常重要。例如，開展“開放式創新”要尋找合適的技術成果，並獲得轉讓或許可，也會把自己的技術成果以合適的價格轉讓或許可出去，這就需要發達的技術交易市場。理想的技術交易市場不能是簡單的信息交換平台或者登記平台，而應該是一個能夠提供咨詢、評估、融資等服務的綜合性平台。

開展“開放式創新”，內部創新不能因為可以借助外部力量而放棄，自己的創新能力不能因此而減弱。在國家層面，主要是加強競爭前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自己有源頭創新能力，才能取長補短。對於純粹的技術引進，要加大消化吸收與再創新力度，提高技術引進的成效。

我國促進“開放式創新”的政策環境有待完善

近年來，我國促進“開放式創新”的政策環境逐步改善，但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偏低、金融市場對“開放式創新”的支持不足、人才評價和激勵制度不完善、創新服務體系不發達、基礎研究投入不足等問題仍存在，對引進技術後的消化吸收再創新工作不夠重視，我國企業“走出去”存在資金供應和對外擔保等制約，在華跨國公司的溢出效應發揮不充分。

(一)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偏低

自2008年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以來，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有一定提高，但知識產權保護的實際效果與社會各界，尤其是創新主體的期待有較大差距。跨國公司對在我國設立研發機構和開展研究開發心存顧慮。我國企業“走出去”後，一旦在國外遭遇知識產權侵權，能夠得到國內的支援不多。

(二)金融市場對“開放式創新”的支持不足

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融資能力不同，從而需要多層次資本市場。我國有滬市和深市兩家全國性證券交易所，但場外交易市場不發達，私募交易渠道不暢。目前，全國性非上市公眾公司證券交易市場只有“新三板”一家，區域性私募證券交易市場只有天津股權交易所、前海股權交易中心等寥寥幾家，而天津股權交易所在全國各地有若幹分市場，勉強可以算全國性私募證券交易市場。

我國企業“走出去”存在資金供應和對外擔保方面的制約。海外並購、海外投資需要大筆資金，有時候要求能夠迅速調配，目前國內融資渠道有限，海外貸款審批複雜，且資本項目存在一定管制，資金供應難以滿足需求。隨著“走出去”企業越來越多，大筆進出口和投資擔保業務供不應求。

(三)人才評價和激勵制度不完善

我國現行人才計劃大多由政府定標准，偏重研究型人才，與創新人才的特點不能很好契合。科研人員激勵政策不完善，在待遇方面較少承認人的創造性，隨著課題經費管理日益嚴格，科研人員實際收入下降，影響工作積極性。對於創業人員，現行社會保障制度不允許失敗，缺少退路。因個人所得稅高、辦理簽證等各種手續不方便等問題，難以吸引到真正優秀的海外人才。

(四)創新服務體系不發達

目前，事業單位性質的創新服務機構在一些領域仍占有相當高的比重，已經改制為企業的創新服務機構與原政府主管部門之間關系依然緊密。如政府主辦的科技孵化器、生產力促進中心、檢驗檢測中心等服務機構，官辦、半官辦色彩較濃，缺乏生存壓力和市場開拓精神，創新意識和服務意識不強。社會創新服務機構發展時間短，整體競爭力不強。

(五)基礎研究投入不足

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在R&D經費中的比重偏低，自2004年以來，基礎研究投入占R&D經費的比重從6.0%不斷下降，2014年僅占4.7%。與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普遍10%以上甚至超過20%的比例相比，有很大差距。投入結構上，我國基礎研究經費主要依靠中央財政投入，企業投入所占比重遠少於發達國家。資助方向上，我國基礎研究項目以“興趣導向的基礎研究”為主，“需求導向的基礎研究”項目較少，結構不平衡。

(六)重引進技術輕消化吸收再創新

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引進技術後的消化吸收經費遠少於技術引進經費，兩者比值始終較低。這說明我國存在重技術引進、輕消化吸收再創新問題，而且這種趨勢沒有被扭轉跡象。

國家重大工程項目驗收一般會考核國產化率，不考核是否形成自主創新能力。在國產化要求下，項目組織部門集中各種資源和力量接受引進的技術，能夠完成國產化，但難以實現再創新，從而陷入“引進—落後—再引進”的惡性循環。

關於利用國外創新資源開展“開放式創新”的政策建議

促進利用國外創新資源開展“開放式創新”，關鍵在於改善政策環境，讓創新者能夠便捷地利用國外創新資源。

(一)以創新型企業的需求為標准，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最終效果要體現為侵權者敗訴、受到超過侵權收益的懲罰，權利人勝訴、賠償能夠真正彌補損失。建議提高侵權獲益和權利人損失均難以確定情況下的法定賠償限額，實施懲罰性賠償制度。建立協助取證制度，適當擴大嫌疑侵權方負責舉證的適用范圍。促進行政執法與司法執法有效銜接，優化兩法銜接程序。加大在海外保護我國企業知識產權的力度，幫助企業“走出去”。

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還要做好知識產權保護政策與相關政策、重點領域的銜接配合。如現行《政府采購法》《招投標法》及其實施條例，均未涉及知識產權保護，建議增加知識產權保護條款，如備案、申報、申明制度和快速處理機制。

(二)拓寬創新融資渠道

為方便創新者通過資本市場融資，為風險投資提供更多的退出渠道，建議推進場外交易市場建設進程，尤其是區域性私募證券交易市場。在經濟運行相對規范、資金需求比較突出、具備一定基礎條件的地區，試點區域性私募證券交易市場，實質性的監管權力和責任(私募股票的發行、托管、轉售以及私募交易市場的組織、准入、風險防范等)放到省級政府，通過試點逐步完善制度。推動建立各層次資本市場之間的轉板制度，打通優秀企業不斷融資的渠道。

鼓勵和支持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開展海外並購、海外投資的貸款和擔保業務。研究適當放寬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資本項目管制。

(三)完善人才評價和激勵制度，吸引優秀創新人才

將企業家、投資家、創新服務領軍人才等創新人才納入各類人才計劃。構建以鼓勵創新為目標的人才評價機制，采取市場化方式舉薦和評價人才，提高企業在標准制定和人才評價中的作用。

承認科研人員的創造性工作，健全人才激勵機制。加強科研經費管理的同時，研究新的激勵措施，提高科研人員常規收入。對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返還部分個人所得稅。

(四)培育創新服務機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加快事業單位改革及與主管部門脫鉤進程，除涉及公共安全、公眾健康等少數領域保留一批公益類機構外，將絕大部分創新服務機構改制為企業，提高創新服務機構的社會化水平。

按照《關於加快發展高技術服務業的指導意見》《關於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的指導意見》的要求，增加服務采購，培育一批能夠提供檢驗測試、知識產權、管理咨詢、無形資產評估等多種創新服務的服務機構。

(五)充分發揮在華跨國公司對我國自主創新的積極作用

鼓勵跨國公司與我國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建立聯合研發機構，聯合承擔政府科技項目。鼓勵跨國公司與本地配套企業在技術開發、商業模式創新等方面加強合作。提高研發政策的透明度，加強國際性研發活動的通關便利化。

為國外創新人才來華工作提供出入境、外彙兌換、醫療、子女上學等生活方便。對符合一定條件的創新人才放寬5年期以上的簽證標准，並給予較長的免簽期限。探索建立技術移民制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鼓勵並規范創新人才的合理流動。

(六)多渠道增加基礎研究投入，提高源頭創新能力

落實《關於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優化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布局的同時，總體上減少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投入，增加基礎研究經費，逐步提高基礎研究經費占R&D經費的比重。資助方向上，適當增加“需求導向的基礎研究”投入，尤其是新增經費向“需求導向的基礎研究”傾斜。

為鼓勵企業進行中長期投入，建議研究制定比“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更優惠的政策，例如對基礎研究經費進行300%加計扣除。

(七)加強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再創新

調整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政策，從重點鼓勵國產化，轉向國產化與消化吸收再創新並重。落實《國家中長期科技規劃綱要》及其配套政策，在國家層面設立消化吸收再創新專項資金，對企業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再創新進行資助。對於依托國家重大工程項目的技術引進，提高消化吸收再創新經費所占比重，並將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再創新納入驗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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