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民眾看病不再難”？

廖新波（作者供圖/圖）

說到2017年的民生願景，只有“健康”一詞才最能表達最大多數人的祈求。出於職業敏感，2016年我關註和思考得最多的就是：為什麽醫改這麽多年了，醫院越建越大，病人卻越來越多？這是“大健康”戰略所希望的結果嗎？

2016年這一年，我國出臺的“大健康”文件可以稱得上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多的，歸納起來就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為核心的政策文件群，其中更有在第九屆全球健康促進大會上發佈的《2030可持續發展中的健康促進上海宣言》——健康作為一項所有國家共享的社會目標和政治優先策略，並承諾加大對健康促進的政治保證和財政投資。由此看來，健康夢之美好，構圖之宏偉，無不令人向往！

然而，“健康安全挑戰越來越多，強大的商業力量正在努力阻礙健康”，健康危機在全球廣泛存在。為實現“一個都不能少”的目標，我們需要采取果斷的行動。因此，在2017年，我看到的更多是困難。也正因為這樣，我最希望2017年《“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健康起步——如何從目前的“簡”，包括任務的提出、基礎的建立、政策的出臺等等，到實現這一夢想之“巨”，比如民眾看病不再難、健康生活方式得到進一步普及、健康服務質量和保障水平不斷提高、實現健康公平以及困難群眾的健康問題得以解決……歸納起來就是三個願景：

第一個願景：健康服務者的價值要回歸到醫學的本質。醫學的本質是什麽？醫學不是商業，而是研究如何治病，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不生病和少生病。而了解並掌握這門科學與技能的恰恰只有醫務工作者。雖然我們提出“智慧醫療”，但距離真正的“智慧醫療”還有一段時日，醫學依然是一門經驗科學，也就造成醫務工作者難以與非醫者做到信息對稱。醫者所做出的醫學判斷是有價值的！如果我們仍將醫者的價值與醫院的產值掛鉤，那麽醫務工作者的核心價值就會繼續被扭曲，就會使人們猜疑醫務工作者，甚至對他們產生誤解。

為實現醫務工作者的價值回歸，政策導向最為關鍵。事實上，政策已經制定，也有不少地方在行動，關鍵是今年如何抓好落實，使政策變現。

此外，醫生的身份轉變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諸如分級診療的落實，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醫生的同質化——技術與價值的同質化。政策如何體現同一模式下培養出來的醫生，其價值是一致的，而不因所在醫院的等級不同而價值不一，以及使用醫療技術的“準入條件”不同。如果分級診療是根據醫院大小而不是根據醫院的治病能力高低來“分級”，那麽分級診療必定會成為一句空話。

我認為“大健康”不是對技術的過度依賴和濫用。基礎醫療是根本，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說過：健康是由多方面因素特別是諸多社會因素共同決定的，醫療在保障全民健康中只起到很小一部分作用，過分偏重醫學技術的發展，而忽視預防醫學的發展，是根本性的策略錯誤。說到底，這就需要我們的決策者提升從事基本醫療、預防醫學工作者的診斷水平和社會價值，使他們從“創收”中解放出來，因為他們所創造的“健康GDP”遠遠比GDP更具有戰略價值。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目標”和“政治優先”策略。

因此，非常希望現行的職稱制度和編制制度能夠徹底改革，尊重醫生的知識價值，為他們創造一個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政策環境和社會環境。

第二個願景：全民健康素養得到實際性提升。健康素養的提升無非與政策、社會、醫生、個人有關。目前，政府、社會和個人用於預防的費用佔整個健康支出的比例非常之低。有統計，我國80%的醫療衛生支出用於治療，這與我們要發展成“健康強國”的目標形成極大的反差。要成為“健康強國”，單靠政府的財政支出不行，僅僅靠發展高新技術也不行，最根本的就是從自己做起、預防為主。《“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為”，就是以世衛組織提出的四大健康基石——“合理膳食，適量運動；戒煙限酒，心理平衡”為基礎，這是包括醫生在內的所有人都要達成的共識。倘若連作為專業人員的醫護人員都不自律，民眾又將如何呢？“健康自律”講的就是不以客觀為理由的行動，比如不講條件的戒煙，隨時隨地自覺地適當運動，拒絕暴飲暴食的生活習慣……只有妳我都做到了，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社會風氣，才能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更大的好處是妳自己健康的同時，也少給別人添麻煩。

因此，非常希望人人都能珍惜自己的生命，健康管理從自己開始。

第三個願景：互聯網為“大健康”發揮增值作用。沒有統一的、權威的、安全的互聯網，全生命周期的預防、治療、康復和自主健康管理一體化是不可能實現的；沒有互聯互通、規範化的信息平臺，醫療服務的創新、醫療資源的合理分佈與使用、檢查檢驗結果互認也是不可能實現的。互聯網不是一個簡單的舊模式的信息化，而是推動舊的服務流程與觀念的改變，包括一些政策障礙和狹隘、落後的互聯網思維。如果還認為互聯網不安全、不可靠，是因為我們沒有主動適應新時代的變化，主動去建立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統。如果還認為醫生只能在醫療機構看病，是因為我們還把醫生當作“單位人”。為什麽不建立一些法律與規範，運用保險機制去約束醫生的行為，使之為自己的醫療行為負責呢？

我多次呼籲建立網絡全科醫生制度（簡單來說就是家庭醫生+網絡醫生，即是將醫保支付的家庭醫生制度網絡化），如果能夠全面實現，無疑可以帶動各項醫改政策的落地和醫療服務的創新。隨著物聯網時代的到來，實施健康中國雲服務計劃，全面建立遠程醫療應用體系、健康信息化標準體系和安全保護機制將成為“大健康”必不可少的條件。

因此，希望互聯網思維融入互聯網政策之中，讓互聯網為大健康提速、增量、增值。

【華發網根據南方周末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