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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解密檔案:王明怎樣激起斯大林對他的憤怒

俄羅斯解密檔案:王明怎樣激起斯大林對他的憤怒

王明(資料圖)

1938年8月初,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中央內部應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王明缺乏實際工作經驗,不應爭當領袖”。季米特洛夫的這一指示實際上表明了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對中共領袖人選的態度。那么,為什么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而放棄了曾經一度看好的王明呢?

首先,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非常清楚王明缺乏實際革命經驗,因而他對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缺乏了解和認識,而相比之下毛澤東則是經過中國革命實踐錘煉出來的領袖,王稼祥所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您應當告訴大家,必須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王明等人,就不要再爭了!”的指示已經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幾年中,甚至在接受斯大林垂詢的時候,王明由於缺乏實際革命經驗,缺乏對中國革命的實際狀況的了解和認識,因而時常對一些問題作出不切實際的判斷。

比如,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會見即將返回中國的王明、康生以及在同年7月初抵達莫斯科的王稼祥的時候,詢問王稼祥現在中共領導的紅軍究竟有多少人,王稼祥回答說在陜北大約有3萬人,當時王明插話說是30萬人。斯大林聽了這兩個不同的數字后,顯然更相信親自參加了長征并來自陜北的紅軍領導人之一的王稼祥所說的數字。斯大林表示:重要的是紅軍的每個戰士都應當是真正的戰斗員,而不只是會吃糧的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也參加了當天的會見,他在其當天的日記中所記的內容也明確地表明了他相信王稼祥所說的數字:“八路軍必須要有30個師,而不是3個師。”

盡管對中國革命的實際狀況缺乏了解,王明卻敢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人為地夸大事實,甚至編造材料,共產國際領導人對此非常清楚,收藏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的檔案文件證明了這一點。該檔案館收藏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干部部提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一份書面報告,該報告指出:“鑒於王明在其工作和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系列含混不清和令人可疑之處,以及他在聯共(佈)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三次全會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向領導人提供了虛假情況匯報等無可爭辯的事實,因此應當建議中共領導人不要將王明放到黨的最重要和最主要領導崗位上去。”該檔案館收藏的另一份檔案文件表明,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李立三曾說過:“王明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以及其他場合夸大過數據和事實……

王明認為,為了宣傳,需要夸大數據和事實。”該館還有一份檔案文件記載著:“為了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造成一種中國革命正處於激烈的高潮的假象,王明曾指示他的秘書歪曲事實炮制材料。”

其次,王明最初應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激起了斯大林對他的不滿、猜忌和憤怒。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最初的反應和主張是歡欣鼓舞并主張將蔣介石交予人民公審,12月15日紅軍將領聯名發表《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要求南京國民黨當局“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

當時,不僅國內有不少人主張將蔣介石殺掉,而且遠在國外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也曾主張殺掉蔣介石,他在獲悉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拘禁的消息后也非常激動,叫喊著要給國內發電報讓國人殺掉蔣介石。他的這一態度立刻被知情者匯報給了斯大林,斯大林聽了匯報之后非常震怒,於12月14日深夜12點鐘給季米特洛夫打來電話,質問道:“你的那個王明是個什么人?挑事的奸細?他居然要發電報斃了蔣介石!”季米特洛夫回答說他對此絲毫不知情。斯大林摔了電話:“我把電報找給你!”

斯大林之所以反應如此強烈和憤怒,是因為當時他迫切需要一個各派力量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中國,需要一個能有效牽制、抵抗、消耗日軍從而使日軍無力入侵蘇聯,確保蘇聯安全的“擋箭牌”的中國,因而,主張殺掉蔣介石,自然就會激起斯大林的不滿、猜忌乃至憤怒。

最后,陳云、任弼時、劉亞樓等人向共產國際客觀地反映、匯報了中國革命的實際狀況,有助於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了解中國革命的真相,從而促使莫斯科決定支持毛澤東為中共領袖。遵義會議之后,為了讓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認同遵義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以及對中共中央領導班子所作的重大調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遵義會議結束后不久就派遣了當時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云前往莫斯科匯報相關情況。

陳云於同年9月抵達莫斯科,通過陳云的匯報及其帶來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莫斯科了解了一度失去聯系的中共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的真實情況,并且對遵義會議及其所作出的決議和領導班子的變動情況表示了肯定。

1938年3月底,任弼時抵達莫斯科,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提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5月17日他在共產國際會議上對報告大綱作了口頭說明和補充。共產國際領導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爾斯基還向任弼時詢問了王明回國后的表現和情況,任弼時實事求是地匯報了王明向中央爭權、跟延安分庭抗禮的種種行徑。任弼時所反映的情況有助於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準確了解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從而避免了他們聽信王明的一面之詞。

1938年4月,劉亞樓也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去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匯報中共黨的歷史和現狀,毛澤東請劉亞樓帶著《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幾篇重要著作以及遵義會議決議,并叮囑他一定要當面交給季米特洛夫,并請季米特洛夫轉呈給斯大林。

毋庸置疑,上述這些同志到莫斯科實事求是地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的實際情況,對於共產國際作出支持毛澤東的中共領袖地位的指示起了重要作用。

俄羅斯解密檔案表明,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之后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領袖地位的鞏固繼續給予支持。1939年底—1940年初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的組織問題準備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些建議和意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跟當時正在莫斯科治病療傷的周恩來探討了相關問題,并將相關意見和建議告知了周恩來,請周恩來在回國之后轉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1940年3月17日季米特洛夫在一封發送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指出:“周恩來將會將一切情況轉告您本人,我們就中國事務和問題進行了探討并達成了一致意見。應當認真地分析研究這一切并完全獨立自主地作出最終決議。假如在某些問題上不同意我們的意見,請盡快告知我們。”

共產國際究竟提出了怎樣的意見和建議,收藏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里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干部部呈交給季米特洛夫的一份書面報告給我們提供了答案。這份書面報告指出:“需要指出的是:在黨的老干部中,王明沒有什么威望。無論怎樣,王明都算不上是在黨的實際工作中成長起來的享有威望的領導人……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干部部掌握的材料以及跟周恩來、任弼時、毛澤民等人的交談情況,完成了對26名中共領導干部的評述鑒定(鑒定附后),這26人應當在黨的七大上提到黨的領導機構中。他們主要是曾經從事過嚴酷的地下工作、經歷過國內戰爭并且現在正從事著黨務、軍隊和政治等方面的領導工作。

這26名同志中特別杰出的是:林彪、賀龍、劉伯承、聶榮臻、肖克、徐向前、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這些同志作為八路軍的領導人和指揮員不僅聞名於黨內,而且聞名於全中國。鄧穎超(周恩來的妻子)、毛澤民、高崗、徐特立、陳毅等人都是久經考驗而值得信賴、經驗豐富的黨務工作者……毛澤東確實是中共黨內最重要的政治領導人。他比中共其他領導人更好地了解中國和中國人民,比他們更能準確地搞清楚中國復雜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勢的實質并正確地提出任務。”

這份檔案文件表明,在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之后,莫斯科繼續給予毛澤東肯定和支持,這對於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領袖地位的鞏固起到了重要作用。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

【華發網根據《學習時報》、人民網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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