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訪蘇受冷落，臨時下令卸下送給斯大林的禮物

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中國內戰初期，兩人始終互不信任、相互猜忌。這一點也不奇怪。他們兩人都認為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但同時又是民族主義者。他們或許偶爾會大談特談共產主義的兄弟情，如何團結兩個大國、團結世界大眾。但事實上，他們在對視時看到的是潛在敵人的身影。從毛澤東的角度看，蘇聯始終是一個超然物外的保守力量這個龐然大物只關心對自己有利的東西，而對幫助尚未奪取政權的潛在友邦少有興趣。

20世紀20年代時，毛澤東在和蔣介石軍隊的對抗中處於下風，那時他認為，蘇聯人更喜歡蔣介石。后來，在接近最后的勝利時，蘇聯人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地區領導人高崗的支持，也曾經讓毛澤東憤憤不平。他經常提到，在內戰期間，中國共產黨曾多次向蘇聯請求軍事援助，但是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連個屁都沒得到”。而在斯大林的眼中，毛澤東或許姑且可以算做共產主義者，但更有可能還算不上一個共產主義者，因為他缺乏與無產階級的聯系，而中國本身也缺少工人階級他太像一個農民了，結果他不信任中國共產黨人。他在二戰期間曾說，“他們很像蘿卜：紅皮白心”。

蘇聯在二戰期間沒有為中國提供過什么有價值的支援，美國人知道這一點。當時到訪延安的西方人、外交官、新聞記者、迪克西使團成員、協助中共的戰略情報局軍情人員，都聽過中共官員公開抱怨蘇聯不提供援助他們希望蘇聯人能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多做點實事（中共軍隊的作戰能力給迪克西使團的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私下里非常輕蔑國民黨軍隊）

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刻，美中雙方失去了一次營造和平的機會呢？如果兩國政府再多一點點智慧，在地緣政治方面再多一點點運氣，它們或許就能碰巧達成一項不穩妥的協定——至少可以爭取一些時間，直到形勢有所緩和。或許最具諷刺意義的是，美國外交界當時居然驚人一致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共產黨陣營是鐵板一塊。更重要的是，雙方對局勢的誤判讓共產黨陣營更加像“鐵板一塊”。如果要為那段逝去的歷史鐫刻一段墓志銘的話，那應該是：在某種程度上，美國和中國都被斯大林耍弄至死。

隨著毛澤東越來越接近於接掌中國的大權，斯大林與毛澤東個人以及兩國關係開始日趨緊張。斯大林絕不會拿蘇聯的資源、蘇聯的國家利益或是蘇聯人的鮮血，去追求所謂共產主義大家庭的偉大事業。他只相信用軍隊征服的東西，一旦被武力征服，他就用秘密警察去控制它。身邊盤踞的這個幅員遼闊的社會主義國家，曾經有著輝煌而迥異的歷史，執政者在沒有他的幫助下上台，因而對他毫無感恩戴德之心——一想到這個，他就提不起精神。因此，早在兩人真正對立之前，毛澤東就是斯大林的潛在對手了。

斯大林一直與毛澤東保持一定距離。斯大林第一次邀請毛澤東訪蘇是在1947年7 月。這絕非巧合。當時蔣介石的軍隊仍在全面進攻，而毛澤東的運氣似乎處在最低谷——至少外人是這么看的。於是毛澤東立即予以拒絕，他相信，斯大林無非是想讓他作出讓步。

到了1947年底，隨著國內形勢逐漸開始有利於中共，斯大林的態度也出現了180度大轉彎，開始公開支持毛澤東，但是在援助方面依舊是一毛不拔。到1948年1月的時候，斯大林對前南斯拉夫共產黨副主席米洛萬·吉拉斯表示，他以前試圖撮合毛澤東和蔣介石講和的做法是錯誤的。斯大林認為，美國人只關心歐洲大陸，因此永遠也不希望希臘共產黨在即將到來的內戰中獲勝，而亞洲的地位是次要的。他說，美國人不可能把自己的軍事力量投入到亞洲大陸。

1948年5月，在確信勝局已定時毛澤東捎信給斯大林，說自己希望到莫斯科與斯大林會面。他的想法就是在蔣介石即將垮台之時，能得到蘇東集團的承認。但斯大林的答復是：“中國的革命戰爭正處於最關鍵的時刻，毛主席作為軍事領導人最好不要離開戰斗崗位。”他還滿懷希望地補充道，“毛主席肯定會重新考慮自己的想法。”謝爾蓋·岡察洛夫、約翰·劉易斯、薛理泰在《不確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一書中寫道：“對毛澤東來說，斯大林這封彬彬有禮的回信是一種回絕。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軍事總指揮，他肯定比斯大林更清楚，現在去莫斯科是不是合適。在這個問題上，他不需要別人告訴他怎么做。”

1948年底，毛又多次提出訪蘇事宜，但每次都被斯大林以各種各樣的理由回絕。但是到了1949年1月，斯大林卻派自己的心腹之一米高揚秘密訪華。斯大林仍擔心美國人會在最后時刻橫插一腿。當斯大林提醒毛澤東在跨過長江后務必放緩腳步時，毛澤東感覺到了斯大林的膽怯。

毛澤東那時非常清楚，斯大林根本就不信任他。他在私下里曾開玩笑（如果這是句玩笑話的話）地說，他不在乎斯大林是不是信任自己——他還被認為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是，毛澤東依然需要斯大林的認可，依然希望能在莫斯科獲得某種形式的尊重。

1949年4月，他向斯大林駐北京的私人代表伊萬·科瓦廖夫中將表達了有意訪蘇的想法。這一次，盡管斯大林再次拒絕了毛澤東的請求，但莫斯科的反應似乎溫和得多——公開稱贊毛澤東是偉大的中國革命領導人。1949年12月，毛澤東終於得到了讓他期盼已久的訪問邀請。但這次邀請并不是為了慶祝他在中國的勝利（雖然本應如此），而是以慶祝斯大林70歲生日為名鞏固斯大林對蘇聯乃至共產主義陣營的長期領導。他只是受邀的共產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之一。

部分問題在於，毛澤東根本就不是蘇聯領導人想要的那種人。他對自己的成就太驕傲，太以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為榮，思維太獨立。通過領導這場革命，他認為自己已經變成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而不是一個乞求者。和蘇聯一樣，毛澤東的勝利也是為了尋求獨立，但同樣的勝利卻讓莫斯科感到如坐針氈般的不安。隨著毛澤東最后勝利的日益逼近，兩個國家領導層之間的矛盾日漸升級。蘇聯人最想知道毛澤東如何看待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這個有可能因其不同政見和獨立性而被驅逐出共產主義大家庭的人。蘇聯人擔心毛澤東與已和莫斯科決裂的鐵托是一類人物。

實際上，莫斯科一直懷疑毛澤東是秘密的鐵托分子，只要時機成熟，他就會變成最大的鐵托分子。不管毛澤東在心里如何看待斯大林，有一點毋庸置疑，那就是中國迫切需要某種“國際承認”，需要有人承認他們的國際地位，而蘇聯就是它唯一的選擇。1949年10月2日，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天，蘇聯成為第一個正式承認中國合法地位的國家，但斯大林私下里仍然不想給中國人任何其他形式的友誼。

諸多歷史力量阻礙著國與國之間的真正聯合，而斯大林的自大以及這兩個人在各自國家的無上地位，又讓他們之間的聯合變得難上加難。到1949年，斯大林已經成為“偉大的斯大林”，成為持續的全民個人崇拜的真正受益者。毛澤東在制造個人崇拜方面還不夠老練：蘇聯的個人崇拜文化畢竟已經有20年了。但是毛澤東很快就在搞個人崇拜方面超越了斯大林。盡管他最初可能還對個人崇拜持懷疑態度，但他很快就認識到個人至上的真諦。像很多其他領導者一樣，他也發現，有利於領導者的東西，往往也有利於革命。而且，隨著他日益顯著地成為中國的唯一領導人，他開始有唯我獨尊之感。

事實證明，毛澤東在某些方面又非常像斯大林。他越是懷疑周圍的人，就越相信這些人也在陰謀暗算他。於是，他開始不斷清除周圍的潛在“敵人”。隨著個人崇拜的膨脹，隨著貧苦農民對他的崇敬與日俱增，他在生活方式上開始發生變化。正如拉克爾所說的，毛澤東游長江這么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情，也被宣傳成歷史的轉折點。拉克爾寫道：“他不僅是一切時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天才。他從來不犯錯誤，說的所有話都是真理，而且一句話頂別人一萬句。”

1949年12月，毛澤東終於踏上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紐約時報》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后因他從莫斯科發回的報道而獲得普利策獎）還記得，在此前幾個月里，斯大林對毛澤東即將全面勝利一事保持緘默，蘇聯的報刊也幾乎只字不提此事。

《真理報》在最后一版登過零星消息，“《消息報》上有過幾小段報道。除此之外，很難看到‘中國’一詞”。即使是在毛澤東已經踏上奔赴莫斯科的路程時，人們看到的依舊是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冷漠。斯大林的70歲大壽注定要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次盛大聚會，不容其他人或其他事件沖淡其重要性。

12月6日，毛澤東登上前往莫斯科的專列。當時，內戰剛剛結束，他擔心遭到國內反動派的襲擊。他乘坐裝甲列車，沿線每100米便設一個哨兵。在到達東北最大的城市沈陽時，他下車檢查是否有他的海報。結果，他只看到了寥寥幾張，更多的卻是毛澤東眼中的親蘇分子高崗為斯大林作的畫像。毛澤東非常憤怒，下令卸下裝有高崗送給斯大林禮物的車廂。

在12月16日到達莫斯科時，毛澤東更為憤憤不平。他并沒有被當做一個把世界最大的國家帶上共產主義道路的領袖，而是像歷史學家亞當·烏拉姆（哈佛大學教授，美國的蘇聯問題權威——譯者注) 所說的，“似乎他和保加利亞領導人沒什么區別”。只有兩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莫洛托夫和佈爾加寧來到車站迎接毛澤東。毛澤東自備一桌豐盛的午餐，邀請這兩人與他共飲。他們以與外交慣例不符為名婉言謝絕。之后，毛澤東又請他們陪同前往原定的下榻酒店，但再次遭到拒絕。當然，更沒有什么大型歡迎儀式或是慶祝典禮之類的事情了。

似乎毛澤東此行的目的就是來學習如何在斯大林的世界，或者說共產主義宇宙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如果他是斯大林的共產主義兄弟，那就應該知道，在這個宇宙里，只有一位共產主義大哥，而且這個大哥的地位至高無上。

赫魯曉夫的一個助手告訴上司：莫斯科來了一個叫“毛澤東”的人。

“誰？”疑惑不解的赫魯曉夫問。

“你知道的，就是那個中國人。”助手回答。這就是莫斯科對毛澤東的說法：那個中國人。他們也是這樣對待這個中國人的。中國代表團的主要歡迎儀式并不是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而是被安排到老市政廳。用烏爾姆的話說，“這里通常是招待那些無足輕重的資本主義國家達官貴人的地方”。

【本文摘自《最寒冷的冬天——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