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兵憶中印戰爭：1天殲敵2千 就像是打兔子

庹文漢（后排左），生于1943年7月，河北北京中學高二參軍，戰時服役于藏字419部隊155團1營3連。1983年轉業回京。

程志明（后排中），生于1944年12月，北京五中高三畢業參軍，戰時服役于藏字419部隊154團60迫擊炮連。1978年轉業回京。

李興亞（后排右），生于1942年12月，北京三十五中高二參軍，戰時服役于11師警裝連，后隨11師轉戰新疆、蘭州軍區。1987年轉業回京。

章其坤（前排左），生于1943年10月，北京三十七中（現名二龍路中學）高三畢業參軍，戰時服役于11師33團8連，1970年轉業回京。

楊戰勇（前排中），生于1943年2月，北京三十五中高二參軍，戰時服役于11師32團直屬82迫擊炮連。1972年轉業回京。

霍文武（前排右），生于1942年3月，北京五中高三畢業參軍，戰時服役于11師32團直屬82迫擊炮連。1976年轉業回京。

1962年7月10日，是河北北京中學高二學生庹文漢19周歲的生日，就在這一天，他接到了入伍錄取通知書。北京同批入伍新兵共有100名，來自東城西城十幾所中學，大部分是高三應屆生，也有個別高二學生。他們響應西藏軍區號召，準備到西南邊境學習外語，參加邊防斗爭。

古稀之年，回憶起入伍時的心情，庹文漢和他的戰友們用四個字概括：“一腔熱血”。“我們接受的教育是‘好兒女志在四方’，盡管對西藏的情況一無所知，大家都爭著去那個神秘的地方。”

69歲的程志明記得，那年七月正在緊張復習準備考大學，“西藏招兵通知一下來，全班90%的同學都報了名”。經過體檢、政審篩選，100名品學兼優的學生應征入伍，18歲的程志明感到無上光榮。

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當時恰好在北京，接見了百名學生兵，鼓勵大家做好吃苦的思想準備，將來大有作為。年輕的小伙子們躊躇滿志，并沒有想到自己將扎根邊疆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更不會料到將在雪域高原參加一場真刀真槍的戰斗。

槍還沒摸棺材已備好

1962年7月13日，在親友們的歡送儀式中，列車滿載學生兵離開北京，大約16日到達蘭州。在蘭州訓練軍姿軍容隊列，學習藏族民族政策和傳統后，8月17日繼續坐火車西行。到甘肅紅柳園，改乘“大道奇”（美國生產的道奇牌軍用卡車）。剛上路的時候，同學們坐在卡車里志氣昂揚，攀上唐古拉山口，情勢急轉，強烈的高原反應襲來，有人休克，口吐白沫。“餓了想吃，見飯就飽”。剛從北京五中畢業的霍文武，自昆侖山口至當雄，幾天時間一口東西都沒吃。現年70歲的他身材瘦高，老戰友們笑他餓得到現在還這么瘦。

1962年9月4日，經過兩個月輾轉，學兵們終于抵達拉薩。那是下午四點左右，佈達拉宮沐浴在金色的夕陽中，壯麗輝煌，看到這樣的景色，旅途勞苦瞬間蒸發，“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從此我們將翻開自己人生新的一頁！”

到拉薩一個月，他們并沒有像在北京招兵時說的那樣學習軍事外語，而是參加政治學習，進行形勢教育和隊列訓練。邊境越來越緊張，印軍建立入侵據點，襲擊我軍哨所。10月，印軍越過克節朗河，打死我軍干部戰士多名，群情激憤，新兵都寫了請戰書。百名學生兵在當時的西藏軍區是稀有的高學歷人才，軍區領導決定讓他們到實戰中鍛煉。

“在我們的意識里，我們還是學生，是去學外語的，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將要扮演什么角色，并沒有心理準備。”程志明說。

中印士兵在邊境對峙

沒有時間留給他們做準備。10月中旬的晚上，部隊已經向前線開進了，學生兵打散分配到各個連隊，一片漆黑中，匆匆登上路過拉薩西郊的運兵車。來不及告訴北京家人自己上了前線，在戰場三個月更不可能寫信，兩軍對陣，部隊的行動都是嚴格保密的。直到登上運兵車的一刻，百名學生兵只在照相留念時端了一回槍當作道具，壓根兒沒學過射擊。

部隊開到麻麻轉運站，眼前的景象讓新兵目瞪口呆：空棺材碼得像小山一樣，那是為可能陣亡的將士準備的。“我頭發嗡地一下就炸起來了，這些棺材有沒有我的？難說啊??”當年19歲的楊戰勇忘不了那種視覺沖擊。

克節朗地區位于中印邊界東段的西端，“麥克馬洪線”以北。1962年10月，克節朗河南岸是印軍，北岸是我軍陣地。麻麻逼近陣地，沒有公路，車輛開不過去，所有炮彈靠人和騾馬往山坡上運，一個來回要六小時。庹文漢說：“印軍根本想不到，在沒有路的情況下，我們能趟過林間泥溏把120迫擊炮硬是抬上陣地。120迫擊炮僅一個底座就幾百斤重，一發炮彈47斤，戰士的肩膀都壓破了，血肉模糊，襯衫甚至長在了肉里，開刀手術才脫得下來。如果120迫擊炮沒抬上去，只有82迫擊炮，威力就大大減弱了。”

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新兵爬坡都胸悶氣短，但誰也不愿當慫包，堅持跟著老兵扛大炮上山。最讓他們震撼的是支前藏民，負重能力驚人。“藏族男人上一次山，肩上背兩發120炮彈，脖子上掛兩發82炮彈，手上還能再提兩發60炮彈；藏族女人也能一次背兩袋50斤的面粉。”

戰斗中的中國軍隊

閃擊克節朗像“打兔子”

10月19日夜，兩個120迫擊炮連（12門）和兩個82迫擊炮連全部在山上就位，主攻步兵陸續潛下山坡，埋伏在克節朗河北岸，緊臨水邊。沿河遍佈茂密的原始森林，古樹參天，利于掩護。庹文漢被分到藏字419部隊1營3連，給排長當通訊員，扛著排長的56式半自動步槍和200發子彈緊跟其后。“那么大的部隊，鴉雀無聲”。相隔僅十幾米處就是印軍第7旅大營，一舉一動盡收眼底。狹窄而湍急的河水奔流不息，印軍絲毫沒有感受到，急風驟雨正在對岸蓄勢待發。

20日早上7時30分，克節朗黎明靜悄悄，印軍炊事員剛剛起床生火，一張小餅子還沒烙完，突然間，河北岸眾炮齊發，戰役打響了！20歲的霍文武作為11師32團團直82炮連新兵，負責給炮彈安裝引信和藥包，剛剛接受一點基本訓練就參加實戰，難免緊張。“部隊提出的要求是9分鐘超常規發射90發炮彈，必須放完，我們出了問題，裝三次都發不出去，倒出來一看炮彈裝反了。當時特別害怕，萬一倒出來沒弄好爆炸了，兩個班的戰友都得炸沒了。后來人家傳了笑話：‘82炮，瞎胡鬧，打不出，往外倒’。”

新兵們迅速掌握要領，向印軍陣地猛烈發炮。原定連續發炮40分鐘，只發了20分鐘就不得不停止。睡夢中的印軍驚醒，從碉堡出來四散而逃，“印度兵跑得漫山遍野，有的提著褲子，有的披著衣服，也不知是哪個戰士等不及了，噌地一下跳起來沖過河追擊，一個起來整個大部隊嘩地一下全沖出去了。山上的炮兵不知道啊，炮還沒停啊，不能炸到咱們自己人。當時又沒有電話，信號彈在原始森林中也打不出去，趕緊派人找到空曠地，連發三顆信號彈，炮擊這才停止。”

一說起追殲印軍，老兵們興致勃勃。當時解放軍有的持56式半自動步槍，略優于印軍的英式步槍，大部分解放軍持53式步騎槍。在兵力、戰機方面，中方都佔絕對優勢，士氣大振。“那些印度兵只顧著跑，我們干脆看哪里有印度兵就往哪里打，就跟打兔子一樣，開始還分著班啊、戰斗小組啊，后來全打亂了。有的戰士都打到別的連隊負責的區域了，最后總結戰功時得把戰果給人家所在連隊記回去。”

克節朗戰役原計劃打3天，畢竟對手是印軍王牌師的王牌旅，有不少是二戰老兵，在北非打過隆美爾。沒想到一天就解決戰斗，殲敵近2000人。旅長達爾維被生擒后很不服氣：“胡子兵竟被娃娃兵打敗了！”他還說中國軍隊打仗“不正規”，“在我們睡覺時就打，而且還從背后打”。他指的是解放軍一個連從側面迂回到印方后面炸碉堡。“他們那個碉堡修得也真差勁”，庹文漢說，“只正面有槍眼，背面沒有，讓咱們一個班就給炸掉27個碉堡。”這個班后來被授予集體一等功，并被國防部授予“陽廷安”班榮譽稱號。

第七旅旅長達爾維準將，兵敗后也跟著士兵跑到山上密林，躲了一兩天，實在餓得不行，下山找吃的，撞上整整一個連的解放軍，被逮個正著。庹文漢隨部隊在克節朗停留一夜，搜山抓捕殘部，第二天下午離開時恰好遇上被俘的達爾維。“一看穿的衣服就是大官，后面跟著勤務兵，頭上還替他頂著睡套。印度軍隊里等級制度很鮮明。”

克節朗戰役結束后，遵照總參電示，11師32團和419部隊于10月21日下午18時，分4路向邱散謀、龍佈、吉米塘、水幫橋地區追擊。后遵照總參指示“相機攻佔達旺”。11師32團的楊戰勇回憶：“突然接到命令，輕裝跑步前進，除了武器彈藥所有東西全扔了。沒日沒夜急行軍幾十里，追到達旺，敵人已經跑了，但仍繳獲了兩架蘇制直升機。這時候又渴又餓的勁兒就上來了。背包早都扔了，斷糧了，路邊的野果、印軍扔下的罐頭，撿什么就吃什么吧！”

印軍有土豆罐頭、西紅柿罐頭等等，中方部隊平常吃的是人背馬駝的生熟干糧，很少見到這種高級軍用食品，吃罐頭鬧了很多笑話。兩個四川兵撿了罐頭放在火上烤，想加熱后再吃，烤好了拿刀一戳，巨大的空氣壓力使罐頭爆炸飛起來，打得眼角直流血，氣得他們一腳把罐頭踢走。那時最想找到菠蘿罐頭和煉乳罐頭，不過大多數鐵盒扎開都是令人失望的土豆。

7天5夜強行軍250公里跨越5座山

中國軍隊收復達旺后，中國政府建議和平談判解決邊境問題，而印度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大舉增兵，沿達旺至邦迪拉僅有的一條簡易公路，在西山口、德讓宗和邦迪拉呈一字長蛇陣分段佈防。劉伯承提出“打頭、切尾、斬腰、擊背、剖腹”的戰術，將印軍分割成數段殲滅。為阻止印軍向南潰逃，插入敵后切斷邦迪拉和德讓宗之間的公路進行圍殲是成敗關鍵。克節朗戰役11師主力沒有參加，全師求戰心切，經歷過紅軍長征的師長余致泉主動請纓承擔迂回任務。

在當地藏民的指點下，11師選擇了一條由北向南直插德讓宗和邦迪拉之間的小道——貝利小道。1913年，英國情報軍官貝利上尉，為劃定“麥克馬洪線”，偽裝成探險家勘察地形時發現了這條路。

11月10日傍晚，11師以33團為前衛出發。沒有空投，沒有車輛，武器物資全靠人背馬馱。每個戰士身上有干糧熟糧、槍、子彈、TNT炸藥塊、炮彈等等，人均負重60斤以上，機炮分隊人均負重80斤。章其坤身上除了武器裝備還有一個藏式風箱，用來生火，他咬牙告訴自己，絕不能掉隊，否則影響全班做飯。

這是一條行軍難度不亞于紅軍長征的崎嶇路，有些地段只能單人攀著巖縫勉力通過。“馬不會走山路，出發沒多久，不是摔向萬丈深淵，就是被炮彈壓垮累死。”李興亞所在的11師師部警裝連一晚上就摔死9匹馬。“損失一頭牲口，炮身、炮架、炮彈都得人來背。”

藏民的支援令將士十分感動。李興亞回憶道：“我們警裝連押運的物資由一支一千多人的藏族支前民工隊負責，多虧西藏老百姓，他們一人能背一兩百斤，負擔比我們重多了，自己又累又餓，也堅決不肯吃背上的糧食。”

“開始老百姓對我們也沒信心，娃娃兵能打敗印度人嗎？一看我們抓了那么多俘虜，對解放軍可崇拜了，說我們大老遠跑到西藏不容易，總是要求把戰士身上的糧給他們背，還想幫我們背槍呢。那當然不能給。”

行軍至卡拉，盡管是11月，正午氣溫如同盛夏。“‘麥克馬洪線’劃得真絕，南邊全是四季如春的好地方。”老兵們忿忿不平地說。出發時，白雪皚皚寒風刺骨，戰士還穿著棉衣，睡覺蓋皮大衣，兩人頭朝相反方向躺著，互相抱著腳。“還管什么臭不臭的，凍得啊！”急行軍幾晝夜，棉衣外面的佈都刮爛了，露出棉花，上面掛滿樹枝樹葉，“一個個都像綿羊似的。那么熱的天，也不能把棉衣扔了，沒別的衣服穿。褲子也早就破了，屁股都要露出來了，后來部隊指示，可以穿繳獲的印度兵褲子穿，或者用印度襯衫包住屁股。”

烈日暴曬下，嗓子渴得冒煙，偏偏整整12小時，一點水找不到。“我們在山脊上行軍，聽見兩邊山谷里水聲嘩嘩地響，但就是夠不著，還大量出汗。”終于發現樹林中幾個馬蹄踩出的坑里面有水。“能是什么水啊，估計就是馬尿，大家還互相謙讓呢，最后我真的喝了幾口坑里的馬尿。”李興亞說。

“渴，餓，困，你說哪個好受？”庹文漢問。“哪個都不好受。但是我感覺，困是最難受的。”強行軍途中只能稍作休息，不可能睡完整覺。

“連走路都能睡著，閉著眼杵著棍子往前走。”楊戰勇說，“有天早上，我一看包里兩塊炸藥和吃飯的膠木碗都碎了，這一宿行軍，迷迷糊糊摔了多少跟頭，我根本就不知道。”

霍文武所在的82炮連，有名戰友實在太困，“剛打幾分鐘盹，一聽說出發，起來就走，把身上背的6發82炮彈忘了。走出很遠才發現，立刻返回去找，過了一天才追上大部隊，在敵佔區這是很危險的。”

“當人在那種極限狀態下，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不能掉隊，掉隊被印度兵發現就是死。根本想不到‘為了祖國’、‘為了事業’這些崇高的目標，也許別人想到了，但我沒有。”回憶當時的心態，程志明坦誠地說。

11月16日，32團抵達德讓宗南側切斷了通往邦迪拉的公路，而33團和31團2營繼續前進，直逼邦迪拉，11月17日23時提前1小時到達指定位置，完成圍殲印軍48旅的戰斗部署。至此，11師歷經7天5夜，連續強行軍250公里，翻越4000至5000米高山5座，跨峻嶺7個，過橋19座，修橋13座，架橋1座，涉冰河1條，深入敵后180公里。

印方也曾擔心中國軍隊會從這里迂回，但并沒有給予重視，只派小股部隊阻擊，他們認為，當年貝利一行僅有三五人，已是九死一生，大隊人馬插翅難越，完全沒想到插入貝利小道的是11師整整兩個團。切斷公路后，不明真相的印軍甚至還在往邦迪拉空投食物，此時11師背的糧食已在迂回途中吃完，全靠印軍直升機“給養”。章其坤印象最深的是蟒油罐頭，熱沸后澆在米飯上拌鹽，雖然沒有菜，在戰時也是難忘的美味佳肴。

印軍不是豆腐渣

11師摧營拔寨掃清障礙，庹文漢、程志明所在的419部隊也踏上貝利小道，與11師、55師密切配合，圍攻“西山口”，全殲印軍3個旅，擊斃準將旅長豪爾·辛格。西山口海拔高度為4300米，印軍認為雄踞天險，可以堅守6個月。這是五個戰場中最艱苦的戰場，擔任主攻的55師從蘭州軍區到達戰區就投入戰斗，有一名“滾雷英雄”用自己身體為戰友開路。130師師長說過，印軍不是豆腐渣，他們是有很強的戰斗力的。

11師在邦迪拉戰場全殲了印軍第48旅。這也是沒有武器優勢的戰場，三營營長李少白犧牲，三個步兵連連級指揮員負傷超過50%，可見戰斗激烈程度。在三營的13個學生兵3人負傷。

11月20日中午，在進攻時，章其坤所在的11師8連緊隨7連突擊隊，沿山梁下的騾馬道前進，突然遭到印軍加農炮的轟擊。“我們在通過這第一道封鎖線時就見到已經有十多名戰士倒在地上，老班長大喊一聲‘不要停！后面有衛生員！”下了小路轉入原始森林向山頂前進時，又遭到印軍迫擊炮構成的第二道封鎖線的攔截，再往上是印軍居高臨下的阻擊：機槍連續掃射和輕機槍點射。“在叢林中前進不久，各班和戰斗小組就出現了編制失散的問題，但槍聲就是命令，大家就近組合各自為戰努力向上沖擊。在接近主峰時機炮連趕到，82炮彈猛烈地砸向敵人工事，兩個連隊順勢沖上主峰，基本全殲印軍第一錫克輕步兵營。”

搜山“撿”俘虜

印軍應敵有個特點，一受到攻擊就迅速四散而逃，鉆進深山密林，伺機襲擾，因此解放軍一個重要任務是“搜山”。搜山時敵在暗處，我在明處，隨時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險。一名四川學生兵“狹路相逢勇者勝”的經歷，在新兵中堪稱傳奇。他正在密林中搜尋，突然一個印度兵從樹后竄出來，兩人刺刀“啪”地一下對上了。雙方都瞪大眼珠盯著對方，架著刺刀轉圈，誰也不敢有一絲松懈，誰也不敢先出刀。老兵們繪聲繪色講起這個同齡人的故事：“四川這小子挺有文化，可能電影小說看得多，僵持間冷不丁一聲大喝，抓起帽子就往印度兵臉上摔，印度兵躲閃的剎那，四川兵一個箭步上去就把刺刀插進去了，正好插在肋骨間，怎么也拔不出來。56式步槍是寬刺刀，血槽淺，按理說扎進去以后擰一下就能拔出來。可是他是新兵第一次拼刺刀啊，害怕啊，一個勁兒地往后拽刺刀，印度兵雙手握著插進身體的刺刀被拖著走，啊啊啊地叫。這四川兵大喊：‘班長班長！我刺刀拔不出來了！’班長是老兵，跑過來把刺刀一擰一拔，拿腳一踹，印度兵這才倒地死亡。就這一下拼刺刀，讓四川學生兵得了二等功。”

“印度兵逃到山上以后，頭兩天還抵抗，對我們開槍；第三天就瞇著了，你不發現他他不打你；等到了第四、五天，他們餓得不行，自己就會下山。”一天晚上，庹文漢和戰友正在聊天，見五個印度兵過來投降。“這五個印度兵被我們追了好幾天，他們一點火做飯，我們循著煙就追過去。用印度語喊了兩句話讓他們舉著手過來，一搜身，掏出的全是從老百姓地里掰的干玉米，他們不敢點火沒法吃啊，餓的不行了只好出來。”

在解放軍的重重包圍下，大批印軍因為忍不住寒冷和饑餓投降，甚至有印度兵餓急了沖到解放軍的爐灶下手抓米飯，有人發現中方對待俘虜不錯，回山上叫戰友一起下來。公路邊到處是饑寒交迫的印度兵，連同他們拋棄的坦克、汽車、槍炮、各種裝備，坐以待“俘”。

李興亞所在的11師，在迂回敵后的道路上人困馬乏，看到奄奄一息的印度兵，遵循人道主義原則又不能不“撿”。有一次李興亞和班長一起架著一個印度俘虜趕路，“那個俘虜一米八的大個兒，腿凍傷了走不了，我個子矮，他整個身體重量全壓在我身上。當時我們已經急行軍幾晝夜，糧食和水嚴重短缺，還得供給俘虜吃喝。我又困又渴又冷，自己身體已經到極限，怎么也想不通，我是來打仗的，還得背著他！我實在受不了了，跟班長說：‘班長你摔一跤轉過去，我把他捅死算了！背他干什么！’班長說：‘你別有這個想法，咱們連長指導員都是國民黨俘虜過來的，對俘虜待遇要求極嚴，誰殺俘虜拿腦袋換！’沒辦法還得背。”談起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李興亞和戰友們開懷大笑。

戰場上沒時間考慮怕不怕

1962年11月21日，中國軍隊逼近傳統習慣邊界線。就在這時，中央宣佈停火。李興亞說：“戰士都想不通啊，正在興頭上不讓打了，有的戰士都哭了。”

從12月初開始，中國軍隊主動后撤，直到1963年3月撤回到1959年11月的實際控制線本側20公里內。撤退時將重傷病戰俘交給印度紅十字會，并將繳獲的裝備武器維修擦拭后歸還印方。章其坤記得，離開傳統習慣線的鷹巢山口那天，“排長帶領全排戰士向祖國的大好河山鄭重地敬禮，我們向祖國的領空和領土宣誓，我們一定會重回這里，樹立界碑建立永久性哨所保衛她不再受外敵的侵略！”50年后，在回憶文章中，章其坤寫道：“一生的等待沒有重回藏南，再戰印頑，成為終身的遺憾！”

1962年11月，我西藏地方邊防部隊遵照我國政府指示，把在反擊戰中繳獲的印度侵略軍的大批武器，擦拭一新，準備交還給印方。

1963年春節前夕，11師和419部隊陸續回到營地。大年夜，在珠峰腳下潔凈的喇嘛廟里，剛剛走過貝利小道的章其坤和戰友們躺在繳獲的印制毛毯上，蓋著皮大衣，感覺就像躺在席夢思、沙發床一樣。

從1962年10月18日登上運兵車開往前線，到1963年1月24日農歷春節回到營地，將近100天。“戰場上100天，對于我們這100個人，是難得的鍛煉。”庹文漢說：“你要問怕不怕？當時沒考慮怕不怕。在戰場上你越怕死，越死得快，因為你一怕動作就遲緩。下了戰場才開始后怕。要是有人說：‘班長，咱把那罐頭打開吧，說不定明天誰就吃不上了’。凡是說類似這種話的人，不是犧牲就是負傷。他肯定在心里把‘死’想得太多。”

程志明說：“對印自衛反擊戰中，我們吃了從前想象不到的苦，如果不去參軍，就和同學們一起考大學了。現在我已經將近70歲，回頭看看，當時確實后悔一陣子，但如果沒去西藏，我會后悔一輩子。”程志明永遠記得在貝利小道翻山越嶺的感覺，“遠遠看著前面一個山頭，以為翻過山就好了，爬一夜翻過去，又是一座山。從那以后，無論遇到什么事，我都覺得沒有過不去的難關。我們這些戰友常說的話是：大家都是提著腦袋過來的，還怕什么？”

【文章來源：國家人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