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意味著“舊”？讓文化遺產活起來傳下去

黨的十八大以來，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散落在廣闊大地上的文化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正在喚醒中國人的文化記憶，正以年輕的姿態在新的歷史時空閃耀。

國家博物館，一名小朋友在木偶藝術展上寫生。（新華社）

黨的十八大以來，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散落在廣闊大地上的文化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正在喚醒中國人的文化記憶，正以年輕的姿態在新的歷史時空閃耀。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新時代，如何加強文化遺產保護傳承？蘇伯民代表、王祖偉代表、韓再芬代表、楊朝明委員、安來順委員、王學典委員聚焦文化遺產保護，暢所欲言——

“我們有多年輕？上下五千年。”這是收視口碑“燃爆”的大型文博探索節目《國家寶藏》的開場詞。

為什么稱五千年為年輕？一個響亮的答案是：源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活力。而文化遺產，正是其中重要的存在。或渾厚大氣，或雅致精巧，它們經過了歷史的風云變幻、大浪淘沙，積淀著民族精神、心理、情感，傳承著民族的文化基因。

黨的十八大以來，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散落在廣闊大地上的文化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正在喚醒中國人的文化記憶，正以年輕的姿態在新的歷史時空閃耀。

傳承民族文化基因

“傳統”意味著“舊”？

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委員連連擺手，他將中華傳統文化比作一棵歷經數千年而不倒的大樹：“這棵樹在成長中，不斷融合新的文化元素，抽芽長葉，但如果沒有來自樹根的滋養，便是無本之木，就難以花繁果盛。傳統，就是‘樹根’。”

因而，文化遺產要活起來，“傳承”是前提，只有那些技藝、那些器物、那些遺存本身存在，才有發展可言。而其中最關鍵的還是人。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歙硯技藝代表性傳承人王祖偉代表談起傳承，責任感溢于言表：“傳承人首先要傳‘真’，就像我做歙硯，硯石要真；第二要傳‘精’，把精湛的技藝傳下去；同時還要傳‘實’，這是一種精神，就是做人實在、手藝扎實、心態純正。”

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韓再芬代表希望戲曲文化傳承不要急于求成，“那種希望某個劇種能讓全國人民都喜歡的愿望，不現實也沒必要。最該做的是冷靜下來，深耕細作，先服務好一方民眾。如果你做得足夠好，自然會受到更廣泛的歡迎”。

人努力，國家政策更給力。

近年來，正是因為國家不斷完善頂層設計、規范工作流程、投入財力物力，使文化遺產工作實現由“搶救保護、建章立制”向“鞏固搶救保護成果，提高保護傳承水平”縱深發展的大跨步。“國家傳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的大背景很好，社會也更加認識到文化遺產傳承保護的價值。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被傳統文化所吸引，愿意把未來托付給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王祖偉代表說。

注入當代精神氣質

一棵樹如何保持生命持續？雖必有根，但也要抽新芽，發新葉。“日新又新”才能成就繁花滿樹。

韓再芬代表眼里的“新”，是要注入當代的氣質和精神，“活體文化必須創造發展，才能變成我們這個時代有價值的、有作為的藝術，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去引領當代藝術”。

“與時俱進”是王祖偉代表的理念，“傳承人除了實踐創新之外，也要注重理論的研究和升華。傳承工作要引導市場，而不是迎合市場”。

科技的進步也帶來了多種可能性。“科技發展成果會更好地助推文物保護的理念，也帶來了更多的保護手段。”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蘇伯民代表說，敦煌壁畫作為我國文化遺產中的瑰寶，其保護發展體現著文物保護方面的較高水準。蘇伯民代表介紹，時代發展至今，文物保護不僅需要工匠式的修復，更需要科學研究綜合判斷，“要做好一個文物保護項目，需要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內容，比如化學、生物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知識的支持。只有找準病因，才能找到‘良方’來治病，這需要大量嚴謹、系統、科學的研究工作，僅憑經驗判斷已經行不通了。”為此，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建立起了一個交叉學科背景的工作團隊，這才有千年敦煌壁畫如今的神彩重現。

“對文物進行研究，也是在探究古代科學的發展。我們在講文物的美學、藝術價值的時候，如果能把它的科技價值做進一步的研究和解讀，對講好文物故事也大有幫助。”蘇伯民代表說。

科技的力量讓更多文化遺產走進百姓生活。2016年9月，“中華古籍資源庫”在國家圖書館發佈，到2017年底，國圖八成以上的古籍善本可供億萬普通中國公眾信手“閱讀”；而故宮博物院2017年開放面積達到了76%……這些文化典籍、國家寶藏，和分佈在中華大地上的無數文化遺產一樣，展示自身勃勃生機的同時，浸潤了億萬人的心田。

呼喚持續投入支持

在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王學典委員看來，文化遺產保護夢寐以求的春天已經到了。

——資金有了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財政共投入46億元用于非遺保護事業，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傳習補助從每年1萬元提高到2萬元。

——氛圍已然形成。《我在故宮修文物》雖然只有3集，但它展現出的魅力，吸引了數以萬計的觀眾報名自薦去故宮修文物。

但問題也不少。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并非所有文化遺產的保護都有如此充足的人力愿意投身其中。

傳承人不足仍是王祖偉代表最焦慮的事：“所有非遺傳承人的培養都面臨著一個問題，就是傳承人的成長期有個過程，很難在短時間內就能產出效益。這種現實落差，讓很多年輕人望而卻步。而且有些非遺項目相比之下顯得苦、累、臟，能不能吃苦，有沒有耐性，對年輕的傳承者也是一種考驗。”

因為從業人員不足，很多傳承人不得不身兼數職。有時，韓再芬代表也犯難，她舉了一個例子：“戲曲進校園”是一項普及戲曲文化的好政策，但如何進行？是演員去講，還是專業的戲曲教師教授，分工不是很清晰。“我的本職是演員，更多的精力要花在創作上。”韓再芬代表說，影響授課質量的因素，時間是一方面，授課水平是另一方面，“不是會唱戲就一定會講授的”。

談起人才，國際博物館協會副主席安來順委員不無擔憂。“中國博物館界正面臨嚴重的人才瓶頸。”他說，過去10年，平均每年有200多個新的博物館建成，但博物館不光是蓋房子，還應該有相應的資源配置，配置中有兩個核心點，一是收藏，一是人才。

蘇伯民代表認為，文物保護從業者要求學科背景豐富，但大部分文保單位還做不到這一點，文物保護科技人才相當緊缺。“應當將文物保護科學上升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國家層面予以確立和支持。這樣一方面能使我國文物保護的科學技術水平快速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吸引和凝聚優質的科技資源。”

【華發網根據人民網、光明日報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