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尷尬：反貪斗爭不可能走出輪回怪圈

自從私有制產生，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貪污就與人類形影相隨。即如前輩著名經濟學家王亞南所揭示的：一部廿四史，“實是一部貪污史”。貪污，是公共權力的運用越過了制度、法律、乃至行政倫理規范的邊界，而成為個人或小集團謀取私利手段的一種表現。貪污，關係著國家的治亂興衰。因此，反貪也就成為人們的永恒話題。

“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貪污作為人類社會中的一個惡魔，不受時空、國別的限制，主要取決于有沒有遏制它的制度及其機制。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王春瑜研究員主編的 《中國反貪史》，以歷代反貪的實踐與經驗，雄辯地說明了這條真理。

無數經驗事實表明，貪污與“權力”是一對孿生子，二者伴隨著整個政治過程。當“權力”的供給與人們對“權力”的需求發生矛盾的時候，經濟學上的“設租”與“尋租”的理論便支配著整個政治過程。掌權者用手中的權力設租，甚至直接出賣手中的權力，造成“官以財進，政以賄成”的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貪賄只是政治腐敗的必然反映。所以，反貪不能只查經濟賬，更重要的是要查貪賄賴以形成及愈演愈烈的原因。否則，就會按下了葫蘆浮起瓢，越反越多，越反個頭越大。

乾隆皇帝反貪的決心不可謂之不大，懲治貪污的法令不可謂之不嚴，然而，實際效果如何?正如薛福成所說：“乾隆朝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甚”(《庸庵筆記》卷3《入相奇緣》)。他雖然處治了像甘省折監冒賬案(此案陸續正法者56犯，其中總督、巡撫、佈政使各1人，知府、道員5人，同知、知州8人，通判2人，知縣35人，縣丞3人。免死發遣者46人，以知縣居多)、云貴總督李侍堯貪縱營私案等等大案要案，但卻放過了清朝有史以來最大的貪官和坤、直到乾隆帝病逝，嘉慶帝繼續進行反貪事業，才把這個“貪鄙成性，怙勢營私，僭妄專擅”的“群臣之首”和坤拉下馬。清朝的反貪不是越反越大嗎?

《中國反貪史》還系統地描述了歷代反貪斗爭與王朝興衰隆替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揭示了在君主專制時代，反貪斗爭不可能走出輪回怪圈的尷尬。這實質上是一條不依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傳統的官僚政治體制，或由行政長官統攝賦役財政，這就賦予官吏以政治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方便條件。歷代開國之初，反貪斗爭往往卓有成效；中期以后，貪賄之風就愈演愈烈；到了王朝末年，“蠹盛則木空”，貪污賄賂便成為王朝覆亡的掘墓者。其所以如此，歸根到底，是制度問題。鄧小平同志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根本性”，“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君主專制政體，皇位是世襲的，恩蔭制度代代相傳，官吏任用則是任人惟親，這就決定了歷代王朝只能是“家天下”。專制制度的這種劣根性，必然導致有限的監察機構及其職能屬于自己監督自己的性質，只能形同虛設。這樣，貪污腐敗就成為不可避免和無法克服的了。這就使歷史上的反貪斗爭猶如“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長出一茬。

幾千年來，人類一直在關注著反貪斗爭。古今中外的貪污腐敗有許多共同點，按照尋租理論或“公共選擇理論”，貪污賄賂是租金在政治市場中的一種存在形式。只要有租金，就必然有尋租行為。改革的任務，就是要設計出用來遏止那些志在獲取和保留現存租金競爭的各種制度，關鍵在于避免建立會引起尋租行為的規制和規制機構。在權力配置上，應當走出“自己監督自己”的誤區；為了杜絕尋租行為，就需要認真進行憲政改革。從權力配置，到制度安排；從規則的制定，到機制的建立，都要符合憲政理論的規范。——這是《中國反貪史》所提供給我們的最有益的啟迪!

【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