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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曙光:“走下去”和“走出去”是文化繁榮最根本的使命

龔曙光:“走下去”和“走出去”是文化繁榮最根本的使命

龔曙光(資料圖片)

3月7日下午,全國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龔曙光做客人民網,暢談文化產業及文化繁榮,并表示“走下去”和“走出去”是文化繁榮最根本的使命。

主持人:龔董是人民網的老朋友了,每年兩會您都來我們這個演播廳聊一聊,今年和以往相比,您覺得兩會過程當中哪些是您非常熟悉的?有哪些地方是您覺得不一樣的?

龔曙光:已經開了六次會了,人大會在法律程序上是沒有什么變化的,代表們履行法律職責,代表民意這樣一種莊重的心情是沒有什么變化的。但我個人感到,這次會議最大的變化有兩個,第一個,會風會紀的變化。這一屆比過去任何一屆都更明顯。代表們不僅僅是吃、住、行嚴格按照紀律來自覺地遵守,更重要的是每一個會議環節,大家參加討論、參加審議的時候,態度也更加集中或專注。第二個,今年的兩會既是換屆年,又涉及到修憲,代表們在履職的莊重感上和神圣感上也和過去相比有了一些變化。大家更覺得我們進入新時代之后,作為人大代表,如何把黨的意志、人民的意愿、法律的程序能夠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能夠實現自己的履職的使命。大家的心情是有變化的。更莊重,更有責任感。

主持人:在會上,您是通過哪一點來觀察到咱們這些代表們的心情是更加莊重呢?

龔曙光:從每一個代表發言,以及在很少有的會議休息期間的交談之中,能夠感覺到一種對于會期內容的關注,對于會議安排的關注,非常集中地把這個事情作為自己最大的工作、最大的話題來對待。

主持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總結過去五年的工作時,提到了“文化產業年均增長13%以上”。您怎么看待這個成績?這個13%是高還是低?

龔曙光:如果靜態地去看文化產業13%的增長,我們很難用高和低去判斷的。如果我們按照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在過去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速度,以及我們和一些發達國家,把它文化發展的歷程拉平之后來說,這個13%應該是很高的。因為相對來講,我們國家過去文化產業的基礎,還是相對薄弱的,上一屆中央政府提出要把文化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來建設之后,我覺得年均增長13%這樣的發展速度,還是體現了我們建設一個支柱性產業的信心,體現了文化行業所有從業者的一份擔當。當然文化產業在它的發展周期中,有相對發展速度比較緩慢,也有速度比較快的。美國、英國,在一些特殊的歷史時段中,也有超過13%這樣的速度。我認為,我們把文化產業作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建設的初始階段就能達到年均13%的速度,我認為這個速度是可喜的。

主持人:具體來說這個13%的增長速度,如果我們要投射到中南傳媒這樣的文化企業來講,有哪些變化可以跟我們一起來分享一下?

龔曙光:中南作為中國文化體制改革比較早,也是比較充分的文化企業,確實是享受了改革紅利的。在過去十年中,中南的銷售增長年均接近20%,我們以2016年的指標為例,利潤增長超過20%,中南的發展速度,比較大的超過了我們國家文化產業年均增長速度。這個也很正常,畢竟中南是中國出版業的龍頭企業,在中國的文化上市公司中,是目前體量比較大,發展比較健康的一家公司。它的速度體現了中國文化產業在它的發展中一些龍頭企業的速度。

當然因為中南所從事的是一個特殊的產業,就是出版業,出版業相對來講,不是那種可以一夜暴富的產業,往往我們一套書,從選題拿出來,到最終把它編成書,拿到書店去賣,短的五六年,長的五六十年。去年我們出了一套書《中國古代歷史圖譜》,這套書最早提出選題,是周恩來總理。周恩來總理當年提出中國的歷史可不可以以圖譜的方式來編輯成一套大書,這個過程差不多就是50多年了。我們還有大量的書是二三十年才能編輯成的。考慮到這個產業自己的特殊屬性,你就能看到,中國的文化產業中還是有一些企業,第一是堅守主業,如果要純粹地追求利潤的話,當然也可以把這個時代中最賺錢的那些行業拿過來,比如游戲等等,也可以增加它的經濟速度。但是就中南,以及我認為絕大部分的一批優秀的文化企業,首先發展的是自己的主業。第二,還是要講使命擔當。比如中南在幾年前就對社會公開承諾,中南永遠不做成癮性游戲。如果考慮到這樣的一些因素之后,再來看中國文化企業的發展,實際上13%的含金量是很高的。這些優秀的企業,超過13%,達到20%,甚至超過20%,對文化產業的實際貢獻度和文化產業所實現的社會價值方面是巨大的。我們在談文化產業的時候,第一要關注它的經濟發展的速度,這個13%的速度它的含金量高不高,同時也要看到,這個產業很重要的使命是肩負著傳播文化的使命,肩負著社會教化的使命,肩負著整個社會風尚引導的使命。當我們把這樣的一些對社會所承擔的使命一起來評估的時候,你會感覺到這個13%的含金量會更高。

主持人:這13%是來之不易的。作為文化企業,既要有很高的速度,同時也要把握好自己的使命,尤其是文化企業,傳播一種正確的價值引導。

龔曙光:對文化企業來講,社會效益是第一位的,經濟效益是第二位的。過去的五年,中國的文化產業是在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整體上得到協調發展的。站在政府工作報告的層面來看整個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大勢,要承認中國的文化產業是把社會擔當和產業發展兩項責任都擔起來了,而且絕大多數的企業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

主持人:我們注意到您在過去的五年當中每年提的建議都是和“文化”有關。今年您帶來了哪些建議呢?

龔曙光:人民代表雖然不像政協一樣是按照界別來選擇的。但是,每一個人對自己最關注的領域來發表意見,我覺得這是一種對人民代表履職的負責任的態度。因為我長期在文化行業工作,而文化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是重要而獨特的。所謂重要,是因為我們談一個國家建設也好,一個國家發展也好,文化總是一個重要的方面。我們談自信,“四個自信”中有一個自信是文化自信,說明它在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中間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第二,還很獨特。獨特是因為它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屬性。既帶有傳承文明的使命,還帶有傳播科學的使命;既有教化民眾的使命,也有引導風尚的使命。從這些角度來講,我覺得我作為一個文化產業中間的人民代表,把自己的關注點始終放在文化領域,這是我對履職負責的精神,同時也可以對我們政府的工作有更多有效的建議和影響。

總書記也提出,我們要堅定自己的文化自信,推動中國文化的繁榮。什么叫中國文化的繁榮?對我們文化從業者來講,我們應該意識到的是,文化的繁榮不僅僅是在文化領域里面的繁榮,不僅僅是某幾類文化產品的產量的提高,也不是某幾位藝術家的個人風格的成熟,這固然也是文化繁榮的一種標志,但是,它不是文化繁榮最根本的東西。我認為,文化繁榮最根本的使命應該是能夠服務于黨的工作大局,能夠服務于國家的根本利益,文化作為社會發展的一種推動性力量,你怎么去服務于黨的工作大局,怎么去服務于我們國家的根本利益,從這個角度來講,當下文化應該,第一是“走下去”,第二是“走出去”。

所謂文化走下去,我主要是講這個文化在我們決勝小康的歷史階段,文化應該有更多的擔當。這種擔當應該既是一代文化從業者的擔當,也是一個歷史時代,文化作為社會發展力量的這么一種擔當。總理在報告中說到了,要深入推進產業、健康、教育等等的扶貧工作,這個中間沒有“文化”,所以我在會上提出,建議報告能夠把“文化扶貧”加進去。實際上我們今天所做的經濟的扶貧,必須未來是要以產業、教育、文化的扶貧為依托的,我們現在經濟的扶貧已經進入決勝階段了,可以說勝利在望了。但是農民脫貧之后能不能由此由小康走向富庶、走向富裕、走向富有,其實這中間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產業、教育、文化扶貧要去做依托的。如果沒有這些依托,農民脫貧之后很有可能又返貧的。我們慣常所說的,文化的貧困和經濟的貧困從來都是互為因果的,有的人是因為經濟的貧困導致文化的貧困,有的人是文化的貧困導致了經濟的貧困。我們過去有一句話叫扶貧先扶志,志向怎么扶?我認為怎么扶志的問題應該首先是文化扶貧的問題。我們要通過文化產品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傳達給農民,要真正把他們自己追求富裕的信心確立起來。現在很多文化產品,很難像當年路遙先生一部《平凡的世界》,就那么一部小說,真正影響了一代甚至幾代人,他為自己的人生去奮斗,但我們現在這樣的產品很少了,我們的作家、藝術家,真正去到農村基層,真正去扶貧一線去創作,能夠表現一個新時代農民心路歷程、奮斗歷程的產品,少之又少。

主持人:在農民生活當中能夠起到正面宣傳力量的產品是比較少的。

龔曙光:你能夠感動他、你能夠教化他、你能夠引導他,脫離現在這樣一種貧困的境況,靠自己的力量,去追求更美好生活。這個工作是要廣大文化工作者、文藝工作者去做的。

主持人:燃起他們心目當中為生活要去奮斗的希望。這也是一種扶貧的表現。

龔曙光:我們現在在農村,包括扶貧點,有了一些文化設施,扶貧第一個是扶精神,第二個是扶知識,把大量的新的知識傳達給農民。但實際上現在像農家書屋、村村通、村村響,大量的文化設施所提供的知識,第一是針對性不夠,第二是實用性不夠,第三,知識更新換代也不夠。目前我們的文化設施沒有充分發揮它服務于農民,能夠幫農民,通過文化扶貧來解決在知識技能方面的不足。從這個意義來講,文化扶貧并不是產業扶貧、并不是教育扶貧、并不是健康扶貧能夠簡單替代的。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替代的功能。所以,我建議必須要把文化扶貧加進去。

主持人:文化扶貧跟教育、產業是有區別的。

龔曙光:功能上是有區別的。盡管有些功能可能彼此有一定的交叉,但是文化作為一個扶貧的重要方面,我認為全社會應該調動這樣一份力量,因為它可能比很多的,比如產業、健康,它對整個農村的影響更全面、更深遠。產業可能帶來的就是經濟的東西,但是文化所帶來的,包括村容村貌,農民的精神狀態,家庭的和睦,文化對于農村,對于一個貧困家庭的影響是更全面、更長遠的。可能會影響幾代人。當然文化的傳播,相對來講不像產業那樣,我投個錢下去就有可能要么產業起來了,要么產業沒起來。文化是需要長期堅持,潤物無聲的扶貧的狀態。正因為它不是顯效的,正因為它作用的不僅僅是當下,而是未來,所以我們就更應該堅持。

主持人:您剛剛提到了是文化走下去的一方面。您今年還有一個建議是文化要走出去。

龔曙光:我們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文化繁榮,文化不是一個封閉的,自信不自信,第一是自己國民認不認同它,還有其他文化體系、其他民族文化尊不尊重你,接不接受你,有沒有對于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的影響力。一種自信而又偉大的文化,一定和他周邊能夠產生深遠影響的。你說中國的歷史上,唐代、宋代,這些文化過去比較繁榮的歷史時代,唐代和宋代對于周邊國家和民族的影響是巨大的,當然也是深遠的。在文化走出去這個問題上,我覺得,第一是我們國家,它已經很緊迫了。第二,還需要我們有韌性地堅持。我說很緊迫了,我們國家現在設備走出去了,資本走出去了,技術走出去了,甚至我們的餐飲、我們的家具都走出去了,但這些東西走出去之后,我們恰恰一個很應該走出去的還沒有跟隨這些東西走出去的,就是文化。整個人類文化交流史上,不管是當年我們東方的文化走到西方去,還是后來西方的文化走到東方來,是不是都有一個實用性的產品或文化相伴相生走出去的過程。比如美國資本進來了,文化進來了;設備進來了,文化進來了;餐飲進來了,文化進來了;服飾進來了,文化進來了。我們今天感受到的美國文化對我們生活的影響,就不僅僅是作為文化產品的電視劇、電影、小說,實際上這些帶有很強實用性功能的產品所攜帶的、所蘊含的這些文化的要素,對我們的影響可能是更深遠、更深刻。大家想一想,麥當勞對我們孩子的影響有多深,牛仔褲對我們審美觀念的影響有多大。現在我們的資本、技術、設備,大量的實用性的東西都走出去了,而且在西方社會,在“一帶一路”上也得到了關注,也得到了肯定,像華為的手機,我就親眼看到它在歐洲賣得很好。但是,我們的這些東西,究竟把中國文化的要素帶進去了多少,讓人家感到中國不僅僅是有錢,它有文化,他拿你錢的時候,感到你的錢里面是有文化含金量的。而且中國不僅僅是有技術,不僅僅是買你設備,他覺得你所以能制成這種設備,甚至這種設備的設計理念中都是有中華要素的,但是目前來講,我們是感受不到的。所以,我說它很緊迫了。

主持人:這個時機到了,尤其在我們一些設備、產品大量走出去的同時,文化要走出去的時機已經來到。

龔曙光:這與我們文化能不能走出去有直接的關係。我就建議,第一是中華文化走出去,中國文化走出去,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定位于只有文化管道的事情。比如只有電影,比如只有圖書版權,只有電視劇版權交易,其實這樣的渠道,是很有限的,甚至也是一個行業封閉性渠道。我們應該同時把一些實用性的通道灌輸進文化的內容,就像我講的資金的、設備的、技術的、餐飲的、服裝的、家具的,這些實用性管道中,也把它作為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渠道來進行建設,甚至進行要求。比如,我們的商務部是可以對一些出口商品,你怎么在設計、怎么在包裝、怎么在說明書、怎么在整個服務體系上體現中華文化的特點,是可以做出要求的。而且這種影響將是非常持久和深遠的。這是我的第一個建議,把文化輸出管道的建設,拓寬到實用性領域。

第二,我建議政府要在援外資金的安排上,要更多地關注文化援外的文化。過去我們的援外,大多數是做基礎建設。比如說修公路,修鐵路,修港口,當然這與受援國的要求有關係。我們最近也感覺到,其實現在也有很多國家對文化的需求在增長,對文化受援有了欲望。比如我們和南蘇丹、馬其頓、柬埔寨等等這些國家,我們在和他談的時候,他們就愿意用中國的雙優貸款,來建設他們K12的數字教育系統。我們有一個公司叫天聞數媒,是專門做這個的。而這樣的通過政府援助,或者政府提供一些優惠,去推動這樣的建設,實際上所建立的是一個政府管道,因為我們要跟它的教育部談,這個項目做下來是要它的教育部歡迎并且支持的,你說你把一個教育系統,數字教育系統做進去了,還要帶很多的內容進去,各個學科的內容進去,這個中間當然也要把中國的文化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也要帶進去,這種管道就比你去賣一本書的版權賣一個電視劇的版權要更系統、更深遠。因為你要通過教育這樣一種形態再進行文化傳播,而且是被援國自己的教育再傳播或者影響它的青少年,這樣對于中華文化未來在一代又一代的國外的青少年中,會產生很正面,會產生很親近的印象。對于中華文化傳出去會產生政府方面的主渠道。

第三,國家支持中資文化企業到國外去投資,投資投什么呢?投它的傳統資源是沒有意義的。海外的傳統文化平臺,是很成熟的。它的使命也是很成熟的。現在要他來傳播中華文化,他是不干的,它的傳播性不大的。什么事情有機遇呢?現在傳統文化企業、傳統文化平臺,都要升級換代,都要數字化,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對于中資的基本態度是歡迎的。你通過這樣的一種資本的、資源的合作,在海外建立起這樣的一些平臺,這些平臺未來可能為我們所用的。支持中資企業在海外建設基于新技術、基于新功能、基于新的傳播模式的傳播平臺,從而搭建起未來主流的影響通道,這是一個相對來講比較重要的事情。而且它未來可能就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海外軍團。因為直接在海外生產的。所以,投資在海外,在海外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就變成我們未來中華文化走出去,和世界文化相融合,并且影響世界文化發展的這樣一種海外軍團。所以我說中華文化要走出去,是從這么三個方面,一個是打通實用性通道,載入文化的內容;第二個是加強政府援助,在文化方面的投入,搭建政府平臺;第三個是讓中資企業介入西方或者海外一些傳統文化平臺的革新,從而逐漸形成起中華文化傳播的海外平臺。

主持人:這三個平臺都是非常全面了。我們知道我們國家的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的發展階段,政府工作報告特別提到了要“深入實施文化惠民工程,培育新型文化業態”。您覺得作為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和供給者,應該如何適應這個階段產生的變化?

龔曙光:目前中國的文化惠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文化走下去,直接用文化產品服務于我們的扶貧,服務于全面小康建設。第二個問題,文化服務業自己的技術、自己的業態、自己的功能、自己的用戶體驗全面升級的問題。實際上是文化產業供給側改革的問題,很多人認為,供給側改革可能就是某些傳統產業的關停并轉,某些污染性企業的關掉,某些制造性企業的產業升級。實際上中國的文化產業面臨著一個很大的產品升級的問題,也就是供給側改革對于文化產業來講,也是任務非常重的。一個方面是,新的技術,互聯網技術、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技術,這些最新的技術,實際上是最快、最先地影響了文化傳播產業。實際上這些技術首先是在對文化傳播娛樂這個產業進行了對傳統產品的沖擊,同時,也對這些產品的升級換代提供了技術可能。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今天為什么沒有多少人在讀報,為什么沒有人在讀紙質的刊物,實際上這就是技術沖擊所造成的。既是已經成為了一種迫在眉睫的沖擊,同時,又為升級換代提供了可能,技術支撐是足夠的。

第二,這種技術的使用,已經改變了人類對文化產品服務的要求,已經改變了人們對用戶體驗的要求,傳統的產品,在用戶體驗上,毫無疑問是達不到現在這些新技術所能滿足的。比如我讀一本紙質書,當然捧著這本書讀的時候,可能會很開心,也有很多收益,這是一種不錯的體驗,但是,假如我還想在這個時點上跟其他的讀者分享,我還想把我的讀后感能夠及時性地發出去,我還希望我的這點讀后感能夠同時受到海內外很多認同者的點贊,這就達不到了。但是如果是在手機上,你在讀這本書,你就可以做到。但是這是一種最簡單的用戶體驗。實際上這個用戶體驗就說明了,新的技術因為新的功能所提供的用戶體驗,一定是更豐富、更便捷,而且更能滿足人們在文化上的參與感。這一點是最要命的。其實每一個人在消費文化的時候,還是一個創造者,這個和人們消費一雙鞋未必就想他還是一個鞋匠,比如說他消費一頓飯,他未必還想自己還是一個廚師。但是,人們在讀一首詩的時候,往往會覺得自己也可以是一個詩人,他往往在讀一本小說的時候,也可能對這個情節提出質疑,甚至提出我來寫會怎么寫的問題。所以,這就是文化,它和其他產業最根本性的要求差異之一。而這個要求,恰恰是新技術,恰恰是新的產業形態最有優勢的、最能滿足的,但是我們不能說它是全面滿足,但是它這種能夠大幅度地,能夠高水平滿足,不是傳統產品達得到的。總理報告中是要通過提高產品質量,通過提升用戶體驗,來進行惠民。這種惠民就是把新技術、新產品所帶來的新體驗、新功能傳達給我們的文化接受者。這是一種更高意義上的惠民。就是讓每一個文化的接受者既能夠體驗到傳統文化產品的那種魅力,同時,又能夠感受到新技術、新媒體、新平臺,這種背景下我們整個文化新業態的豐富性和有效性。

主持人:您最近出了一本新的書,《一個經濟人的文學觀察》,是一個身份的轉變,從曾經的文學人變成了經濟人,您對未來的文化體制改革有一個什么樣的期待?

龔曙光:今年正好是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是我們整個社會整體層面上的開放,文化只是改革開放的一部分。確實40年來,每一個文化人所經歷的這種文化的變革,不管是事業意義上的還是產業意義上的,不管是個人職業選擇意義上的,還是個人文化消費意義上的,都是非常深刻的。當然就我個人來講可能會更大。我過去是一個搞創作,是一個做文學批評的專家,前面15年我主要是干這個。后來我變成一個文化產品制造者,一個文化企業的管理者,一個文化產業的推動者,這樣身份變化當然是巨大的。因為我已經由個體勞動者變為了群體勞動的管理者,由一個具體文化產品的消費者,變成了一個文化業態的建設者。這種變化是巨大的。

我相信像我這樣的人是大量的,這是前面40年文化體制改革,前面40年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一個結果。

未來我們文化的改革,主要朝著兩個方向來發展。第一是能夠讓文化每一種產品更充分或更純粹地體現它的功能。過去40年,文化走了一條相互跨界、相互吸收、相互影響的過程,這個過程是需要的,是很好的,但是文化產品畢竟是作用于人類精神和心靈的一個產品,每一種文化產品對于一類人在某一種情緒下的那種需求是很專屬的,實際上你的產品跨界之后未必能夠滿足更多的人。我就更希望未來文化產業改革、文化體制改革能夠讓喜歡戲曲的人感受到戲曲更純粹的那種魅力,喜歡小說的人,能夠讀到他最喜歡的那種故事,而不太像電影,不太像電視劇。比如喜歡詩歌的人,應該是讓他更能夠從一首小詩引發心靈的平靜,或者是那樣一種激動,能夠讓他從詩的美感中去升華他的心靈。我覺得這一點恐怕是未來每一個不同形態的文化創作者,每一個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企業,每一個有自己的核心競爭力的文化產品類型都要關注的。在新的資本背景下,在新的技術背景下,在新的市場背景下,文化產品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更純粹的自我。這是我的一個想法,我認為應該是這樣一種方向,讓詩更是詩,讓小說更是小說。

我的前提是什么?因為互聯網已經把每一個人的需求都告訴你了,實際上互聯網已經能夠做到,每一個受眾,他喜歡什么產品,他甚至喜歡詩歌中的某一類,他都知道了。既然我們已經能夠找到每一個人心靈的需求了,那你就應該有最能滿足每一個人心靈需求的那種最純粹的產品。

第二個方向是文化產業應該是一個更能夠影響社會長遠發展的產業。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文化產業中的文化企業,都應該對自己所要影響的受眾,自己可能對社會產生影響的層面負責任。我還是認為目前有很多文化企業是不負責任的。它不僅是一個社會效益的問題,首先就是文化企業要對你的產品負責,這種負責就是文化應該是積極地影響社會進步的一種力量,文化應該是讓人們生活的更幸福,生活的更豐富,生活的更自我的一種產品。文化應該是可以使社會滌蕩精神垃圾,洗去心靈污垢的產品。文化企業必須在我剛才講的這三個功能上負責任。

主持人:剛剛您說了這么多,就是想讓所有的文化企業能夠尊重自己的文化,尊重自己的使命。要肩負起這樣的社會責任感,讓自己生產的產品洗滌不好的東西,凈化人的心靈。

龔曙光:謝謝。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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