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多樣化、多元化格局無疑也在增大批評的難度

在一個文學的宏大敘事日益終結的時代，文學也逐漸成為一項個人的事業。一方面，傳統文學早已失去轟動效應，其社會功能在不斷弱化，“熏浸刺提”“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議之力”或消散，或轉移。而另一方面，“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這個被先賢們宣告“已經過去了”的陳腐價值，又魂兮歸來，與“言志”“載道”等“高大上”的文學傳統一起，面無愧色地宣告自身的合法性;尤其是以欲望作為驅動機制的網絡文學不僅迅速佔領市場，收割讀者，而且毫不掩飾想進一步登堂入室“主流化”的野心。

如果說網絡文學的風靡還頗具“中國特色”的話，那么，大眾消費文化一統江湖，則刷新了西方學者對於人類的認知：“我們終於承認人類的生存與真理、理性有關，但至少與幻想、欲望有關”，“學問不再是象牙塔之事……它們回歸到日常生活”。於是文化研究興起，文化理論盛行。然而，在《理論之後》這本書的開篇，伊格爾頓即宣告：“文化理論的黃金時代早已消失。”

在中國批評界，我們同樣處於一個西方理論狂歡之後的疲乏與悵惘的狀態，想要憑借一兩件理論批評利器行走天下無往不利，再沒有這樣便當的事了。在所謂“理論之後”的年代，文學批評的難度無疑增大了——我們不可能再回到“理論之前”的“天真時代”，理論的反省使我們不再認為文學藝術的闡釋只有一種所謂正確的方式，詮釋的多樣性和意義的可流動性被保留了下來;同時，諸種理論也無不在訴說著作者地位的去中心化，也就是文學藝術生產過程的複雜性。

今天文學的多樣化、多元化格局無疑也在增大批評的難度。在陳曉明看來，“當今的多樣性或多元化，它是根源於感性分配經驗，亦即不同的人群，特別是不同代際的人群，他們有著非常不同的感性經驗，他們各自有自身的感性欲求，而不是文學欲求。文學欲求只能被感性欲求所決定，它反映感性欲求的要求。這並非只是做思辨哲學的區別，而是非常現實的經驗”。在這樣的情勢下，想要建立一個“全國通行”的批評標准，看起來幾乎不再可能了。不過，從另一個方面說，每一個個體的感性經驗被凸顯了，需要批評家嚴肅以對。

完全脫離社會的極端個人化的創作傾向應該被批判，但文學藝術終究是一個個性化的領地，無論它最終能達至何等的時代高度，創作者的“自我”都是一個無法忽略的起點與前提。對於批評家來說亦是如此。自我開掘的深度，批評主體的“誠與真”都是展開批評的關鍵。“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這是對批評態度和批評倫理的一種要求。同時，這種“真”對批評家來說，又帶有認識論的色彩，即批評如何才能抵達真實。真誠的態度只是根本，而更重要的是如何認識“真”，把握“真”，從而才能說真話講道理。

要把握美學的、藝術的標准，要把握文學的真，這需要一種專業精神，需要回到文學本身。自然，“何謂文學本身”並非不證自明，尤其是在曆經“理論”的洗禮之後。蔡翔曾指出，“回到文學本身”是“純文學”概念的衍生物，事實上，並沒有自在於意識形態之外的“文學本身”，“正是意識形態的這種‘無所不在’，使得文學事實上無法非意識形態化，相反，如果有‘文學本身’，那么，這種所謂‘文學本身’，也正是意識形態或者意識形態沖突的一種‘場合’”。而我所謂“重回文學本身”是指，批評家在破解了“純文學”的迷信之後，在以多學科的視野與理論把握曆史的真、現實的真之後，仍然要力圖回到“文學的真”的層面。“文藝批評家要像魯迅所說的那樣，做到‘剜爛蘋果’的工作，把爛的剜掉，把好的留下來吃。”要分清“好的”和“爛的”蘋果，我們必得先回到那只蘋果，直面那只蘋果。

“自我”是連接文學創作與批評的樞紐，故而，文學批評在我看來就是要兼顧“知人論世”與“自我抒情”。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這話是孟子說的，後人從中總結出一個讀書的套路“知人論世”：我們讀書應該了解作者，了解他的思想、他的寫作背景。

可能宣稱“作者已死”的羅蘭·巴特另有一套讀書方法，但我們今天還是先研究知人論世這個套路，畢竟：

作品其實是作者抵抗死亡的產物，是作者生命的延續。當作者肉身變成灰，靈魂卻在作品中不滅。作者是作品的起點，作品是作者的續集，是作者另一種形式的存在。我們怎能撇開作者本身的存在，而去理解作者另一種形式的存在?

放在大曆史鏈條上看，偉大作者本人的故事不過是一瞬間，偉大的作品卻屬於永恒。但是，理解了瞬間，才能理解永恒。

舉個例子，想體會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的自信，我們最好考慮到他富二代的身份：

李白是富二代出身，其先世數代定居西域，直到李白的父親這一輩上方才大舉遷居，由胡入蜀。這大約是為了躲避仇家或官府的緣故，而當時李白已有五歲，西域的風俗文化成為他身上最早植下的文化基因。

定居巴蜀之後，李白的父親過著深居簡出的低調生活，李白卻以極其高調的姿態成長起來了。

自幼錦衣玉食慣了，李白當真視金錢如糞土，完全有痛飲狂歌、飛揚跋扈的經濟基礎。李白有太多的憂心事，為天下興亡憂心，為政治前途憂心，為修仙大業憂心，為朋友的困境憂心，唯獨不曾為錢財憂心。“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這樣的詩句，貧寒出身的詩人無論再天才也寫不出。

必須感謝李白的父祖，若沒有他們，李白的詩怕也寫不出這樣的豪氣。於是腰纏十萬貫，巴蜀任遊學，李白就是這樣度過了自己的青蔥歲月。

單讀李白的“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我們可能以為李白真的很有政治才能，一腔熱血無處安放，一身才華無處施展，但了解到李白在安史之亂中的表現，你恐怕就不那么想了。

事實上，了解到李白政治上的天真，再回過頭來看他的詩，你會發現李白最大的特色其實還是真性情：

一高興就認為“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受點挫折就抱怨“驊騮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四處幹謁求達官貴人引薦的時候就說“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偃蹇不順的時候就慨歎“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其實，知人論世的道理不僅可以用來欣賞中國詩歌，也可以拿來品讀西方小說。

比方說我們都知道19世紀俄羅斯文學很牛，普希金、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都是世界文學史上的大家，那19世紀俄羅斯文學為什么那么牛?它有什么特色?這些特色又是怎樣形成的?

要回答這些問題，得先知道一點俄羅斯曆史文化，要知道“俄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是一個封建的、軍事的、農奴制的國家，非常野蠻、愚昧、落後”，要知道“東正教文化和歐洲啟蒙主義是19世紀俄羅斯文化的兩大源泉”。

只有知道這些，才能更好地理解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一些特色，比如俄羅斯文學總是圍繞著兩大主題展開：

這兩大主題我們可以用俄羅斯文學當中的兩部作品的書名來標示，一部作品就是赫爾岑(這也是一位很重要的理論家和創作家)的《誰之罪?》，另外一部就是剛才提到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

整個19世紀的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都是圍繞著這兩大主題進行的：誰之罪和怎么辦。當時的俄羅斯苦難極其深重，受到了西歐啟蒙主義思想影響的作家們，面對俄羅斯這種逼人的社會現實，不能不問這個問題——誰之罪?所以對當時封建的、軍事的、農奴制的俄國專制制度的批判就成了幾乎所有重要作家的文學主題。

在思索“誰之罪”的同時，就是在思索俄國應該“怎么辦”。回答是各式各樣的，從普希金開始，就提出了推翻沙皇專制的命題，後來有些作家主張改良，也有些作家處在一種矛盾的狀態，而車爾尼雪夫斯基則唱出了當時的最高音——他提出了一個新人的理想。

又比如俄羅斯文學總有強烈的自我反省和懺悔的意識：

東正教較之天主教，對於懺悔寄予更大的期待，認為人通過懺悔不僅可以救贖，而且可以接近上帝。

進入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時期以後，作家對自身的懺悔和反思在西歐作品中很少有直接的顯露，他們都在批判社會，把所有的事情都歸罪於社會。我們看英國的小說也好，法國的小說也好，很難找到作家對知識分子社會職責和自身欠缺的思考，幾乎看不到對自身的懺悔。

而在俄羅斯則大不一樣，這是因為俄羅斯的東正教影響很深，知識分子本身具有一種懺悔的傳統，而這種傳統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同逼人的社會問題結合起來，變成了對自己的社會責任感的思考，對知識分子是否盡到了社會責任的反思。許多作品反映了知識分子對自己未能盡到社會責任的懺悔，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形成了一個叫做“多餘人”的畫廊。

其中包括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羅亭》中的主人公，也包括像陀斯妥耶夫斯基或者托爾斯泰寫的很多作品中對他們自己的反思。托爾斯泰幾乎每一部作品——不管是長篇小說還是中篇小說——都包含作者對自身的懺悔，而且佔著很重要的分量。

作為“多餘人”，他們大都覺得自己在這個社會上不滿意當時封建貴族的生活，厭惡這個群體。但是當他們轉向貧苦的農民，轉向工人，轉向受苦的市民的時候，又覺得和這些人格格不入。當社會矛盾的雙方激烈的鬥爭爆發的時候，他們反而覺得自己無事可做，是一個多餘的人。而這種多餘人的位置是由自己來確定的——由自己的思想格局、心理氣質、性格上的弱勢造成的。這方面的思考相當深刻。

“自從持我自己語言的世界對我來說業已沉淪，而我的精神故鄉歐羅巴也已自我毀滅之後，我在這裡比任何地方都更願意從頭開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個人年逾六旬，再度完全重新開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卻由於長年無家可歸、浪跡天涯，已經消耗殆盡。”這是茨威格自殺前，寫下的話。

年輕時不懂生命的苦痛，很容易便將這些話忽略過去，隨著年齡漸長，每次重讀，內心都充滿哀傷。

很少有人能像茨威格那樣敏感——在巴黎的電影院中，正在播放有關德皇的新聞片，那時德皇已老，舉止緩慢，影院內立刻充滿了嘲笑聲。

只有茨威格感到恐懼，他發現歐洲在曆經數十年的和平後，各國間往來更多、了解更多，可人們心中的敵意並未化解。不論是法國人還是德國人，他們仍然不願意站在人的角度上去看問題，他們根本不想掩飾自己的狹隘、尖酸與刻毒。

不肯消退的恨終將淹沒文明，茨威格可能是最早預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作家了，讓他絕望的是，後來他又趕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茨威格逃到巴西，並用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茨威格寫了很多優秀的小說，但他對人物傳記似乎有特別的偏好，不僅寫得多，而且寫得好。在論世中知人，在知人中論世，這或者就是茨威格能走向不朽的原因吧。

每個人都將帶著自己的經驗與感慨告別這世界，好在還有人物傳記，將其中的智慧沉澱下來。

根據中國網、北京晨報網等採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