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的「附敵」問題

圖：戴望舒在香港淪陷期間是具民族氣節的（資料圖片）

一九四六年，《文藝生活》光復版二期及《文藝陣地》光復二號同時刊出了一份由何家槐、黃藥眠、陳殘雲、司馬文森等二十一人聯合署名的「留港粵作家為檢舉戴望舒附敵 向中華全國文藝協會重慶總會建議書」。文中認為「戴望舒前在香港淪陷期間，與敵偽往來，已證據確鑿」。

「附件」有三份：一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偽《東亞晚報》所載，戴望舒任「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立二周年紀念東亞晚報徵求文藝佳作」「新選委員會」委員；二是昭和二十年八月十日發行的偽文化刊物「南方文叢」第一輯一本，上面載有周作人、陳季博、葉靈鳳、戴望舒、黃魯、羅拔及敵作家火野葦平等文字。三是剪貼戴望舒為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在香港出版的羅拔高《山城雨景》所寫的「跋山城雨景」。

戴望舒很悲憤，他在「我的辯白」一文中說：「我沒有寫過一句危害國家民族的文字，就連和政治社會有關的文章，一個字也沒寫過。」在文章的最後，戴望舒仍然強調：「我在淪陷期的作品，也全部在這裏，請諸君公覽。」既然如此，我們不妨考察一下戴望舒在淪陷期間的寫作，在此基礎上才能對戴望舒進行客觀判斷。

戴望舒一九四二年三月入獄，五月出獄後到大同圖書印務局工作。一年以後，他開始在葉靈鳳主編的《大眾周報》上發表文章。不過，他寫的是「廣東俗語圖解」，是語言民俗類的短文。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日，葉靈鳳主編《華僑日報》「文藝周刊」。這是香港淪陷後出現了第一個文藝副刊，「文藝周刊」發行了七十二期，至四五年六月十七日停刊。由於好友葉靈鳳的關係，戴望舒開始在這個副刊上發表作品。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戴望舒開始為日本人辦的官方報紙《香港日報》「香港藝文」欄目寫文章。一九四五年，戴望舒應邀主編《香島日報》的「日曜副刊」，時間是七月一日至八月二十六日。

考察戴望舒服在《華僑日報》、《香港日報》和《香島日報》上發表的文章，我們發現，這些文章多是迴避現實之作：一是返回古代的讀書雜記類文章，戴望舒潛心回到中國文學史，考訂中國古代小說戲曲。尤其在日方刊物《香港日報》發表的文章，尤以學術為主。在當時的環境下，這不失為一種安全的寫作方法；二是走出國門的介紹外國文學類文章，如《記馬德里的書市》、《巴巴羅特的屋子─記都德的一個故居》、《巴黎的書攤》等，這也是不涉及時政的；第三是戴望舒的詩歌創作及詩論，這些詩歌或者反映詩人在監獄裏的非人待遇（《等待》），或者反映詩人在婚姻家庭及個人生活的感懷（《過舊居》）等等。

真正能夠代表戴望舒思想的詩歌，是他秘密寫下，而至戰後才公開發表的詩作，如寫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的《獄中題壁》（發表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新生日報 新語》），寫於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的《我用殘損的手掌》（發表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文藝春秋》三卷六期），這兩首詩抒寫詩人在日本人的牢獄中的遭遇和感受。詩人雖然受盡苦刑折磨，但並沒有屈服，並深深地懷念祖國，懷抱勝利的信念：「我把全部的力量運在手掌，／貼在上面，寄予愛和一切希望，／因為只有那裏是太陽，是春，／將驅逐陰暗，帶來蘇生，／因為只有那裏我們不像牲口一樣活，／螻蟻一樣死……／那裏，永恆的中國！」至於詩人自己，他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為國捐軀，「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裏，他懷着的深深仇恨，你們應該永遠地記憶。當你們回來，從泥土掘起他傷損的肢體，用你們勝利的歡呼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這幾首詩是戴望舒前期現代主義詩歌的昇華，是他詩歌的高峰，也是香港淪陷時期文學的最高峰。

何家槐等二十一人所檢舉的戴望舒的第一個根據，是戴望舒為一九四四年為羅拔高《山城雨景》所寫的「跋山城雨景」。羅拔高係盧夢珠的筆名，長期在《華僑日報》任職，並曾經參加東京「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回來後在《華僑日報》上刊載《東遊觀感》。據戴望舒在辯白中所說，他為此書寫序是被迫的，「如果敵人的爪牙要求我做一件事，而這件事又是無關國家民族利害的（如寫小說集跋事），我能夠斷然拒絕嗎？」除戴望舒外，葉靈鳳也為此書寫序，這大概與他們同在《華僑日報》工作有關。

在此種環境下工作，「被迫」是不免的，關鍵看文章內容。這篇跋寫得較短，開始部分寫二十年前作者在上海「新雅茶室」時，有兩個人以健談着名，其中一個就是來自廣東的盧夢珠。接着，文章談盧夢珠的筆名「羅拔高」的來歷，是由廣東特產「蘿蔔糕」來的。文章最後才提到這部《山城雨景》，評價性的文字僅如下一段，「《山城雨景》是作者的近作的結集。它不是一幅巨大的壁畫，卻是一幅幅水墨的小品。世人啊，你們生活在你們的小歡樂和小悲哀之中，而一位藝術家卻在素樸而淋漓的筆墨之中將你們描畫出來。世人啊，在《山城雨景》之中鑒照一下你們自己的影子吧。」看得出來，這些基本上是應付性的文字，並無實質性內容。

另外被檢舉的，是戴望舒在《南方文叢》第一輯的文章，它們與周作人、火野葦平等敵偽人物一起發表，似乎比較嚴重。事實上，在淪陷的環境下，發表於敵偽刊物大概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事實上所有的報刊都得聽命於日本侵略者。從上述史料看，戴望舒還有不少直接發表於香港的日本官方報刊《香港日報》的文章。關鍵還是看文章內容。戴望抒發於《南方文叢》第一輯的兩篇文章，題目分別是《詩人梵樂希去世》和《對山居讀書劄記》，本身並不是政治性的文章。

至於戴望舒被檢舉任「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成立二周年紀念東亞晚報徵求文藝佳作」「新選委員會」委員一事，戴望舒自辯「人家利用了我的姓名」。而足以證明他不願意參加敵偽文化活動的，有兩件更重要的事情，一是拒絕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二是拒絕參加「香港文化協會」。戴望舒所言姓名被利用是可能的，況且，在筆者看來，即使不是被別人利用的，掛名「委員」實在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從現有史料看，戴望舒在香港淪陷期間的表現的確是清白的，如果不苛責的話，可以說他在那種嚴酷的條件下是具有民族氣節的。無怪乎，當時的黨組織對他是很信任的。一九四五年九月，老舍從重慶給戴望抒發電報，委託戴望舒調查附逆文化人。十月，「文協」又委託戴望舒組織文協駐港通訊處的工作。檢舉事件出現後，戴望舒於一九四六年四至五月回到上海，向文協澄清自己。這一年十一月十八日《華商報》發表了馬凡陀的《香港的戰時民謠》，記述戴望舒在香港淪陷期間寫過幾首抗日歌謠，在民間廣泛流傳。這篇表彰戴望舒的「文聯社特稿」，表明了組織審查的態度，不但沒有追究他的寫作，還追加表彰了他的詩歌貢獻。

「檢舉」事件的出現，應該有其特殊背景，戰後「文協」讓從淪陷區過來的戴望舒組織工作，並調查附逆，本身的確容易讓人產生疑慮，從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重新成立的「文協港粵分會」看，這大概還與戰後外來港粵文化人爭奪領導權有關。

【華發網根據大公報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