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改方案推行之路任重道遠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希望盡快完成政改，是香港市民、特區政府、中央的共同願望，讓港人可以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令行政長官有更大認受性。

綜合香港星島日報、信報等今天報道，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近期落區會見各界人士，講述願景希望重啟政改。特首梁振英被問及會否擔心林鄭參選特首時笑稱：“我睇大家可能對呢方面，大家可能念得太多。(大家可能對這方面想得太多)”他強調，個人及各級同事都有責任做好自己工作。

梁振英出席行政會議前表態，盡快完成政改，是香港市民、特區政府和中央的共同願望，“只要三分之二大多數立法會議員同意，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我作為行政長官都可以同意。”

梁振英表示，要完成政改，根據基本法，需要三分二大多數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如他過往曾說，只要議員同意方案，人大常委會又批准，他作為行政長官也會同意。

他說，要做好這項工作，除了要重新啟動政改外，也要完成工作，需要大多數立法會議員，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問題看法要比較接近的看法，特區政府過去也有做拉近雙方看法的工作，未來也願意做好中央和香港各界人士的橋梁，要拉近距離才可做好政改的工作。

他重申，盡快完成政改是市民、特區政府、中央的共同願望，希望大家能努力促成。

此外，梁振英還表示，今日稍後會把《施政彙報》上傳網絡。他表示，每年都會推出《施政彙報》，講述執政期間工作進展和成果，讓市民監督。希望社會監督提點，提出具體意見，齊心使特區政府工作做得更好、工作更進步、香港更加美好。

對於立法會會期將完結，梁振英稱，立法會整體及每名議員的表現，應該由選民評價。

據報道，被視為有力問鼎下屆特首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就重啟政改問題上，一改一直緊跟梁振英、不知何時會重啟政改的立場。當時主理政改的林鄭月娥去年4月在立法會宣讀特首普選方案時，一度表示方案若被否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夠重啟政改工作。特首梁振英亦曾指出，不肯定下次重啟政改機會是何時。

事隔一年，林鄭月娥在出席“香港想像”論壇，介紹“公平選舉，推動民主”時，竟一改以住立場，主動提熱切希望下屆政府有足夠條件、環境、氣氛重啟政改。有香港學者認為林鄭月娥所提願景全面，體現其初步管治藍圖，暗示她有可能參選下屆特首。

現任特首梁振英、港府第三把交椅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前港府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等，被視為下屆特首熱門人選。

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7月香港內地旅客人次同比回升2.2%，是14個月以來，訪港旅客人數的首次回升。

自2003年內地的居民赴港“自由行”開放以來，香港的旅遊業的增加值和就業人數的增幅，便長期占據四大支柱產業之首。然而近年來，香港與內地的民間矛盾時有發生，其中旅遊糾紛就成為了集中的爆發點。在“蝗蟲”事件，“反水客”運動以及非法“占中”活動相繼發生之後，香港的旅遊和零售業的形勢嚴峻。2016年的第一季度，內地赴港旅遊團同比暴跌59.3%，被稱為是香港旅遊業的“史上最大寒潮”。

吳小莉：北京的鳳凰網友問您，五一去香港旅遊的時候，感覺在商場裏頭說普通話的人少了，說實話其實我們去的時候也有擔心會被攻擊成為“蝗蟲”。

譚志源：我當時看新聞呢，我感覺是很氣憤的。我覺得這些，是很少數的香港人呢，可以說是沾汙了我們其他所有香港人的聲譽。這些這么不禮貌的行動，我們是覺得不可接受的。那么當發生了這些事以後，其實看到香港主流的輿論，都是很極力反對這些行為。這些互相尊重是要長時間建立的，就不要被一小部分人，這么輕易的破壞了。所以其他的香港人，都是要繼續努力，做好我們的本分，見到世界各地，包括內地來的朋友，我們都要盡量，很有禮貌地接待他們。

吳小莉：有個統計數據說現在到香港來的這個旅客數量有增加，但是“旺丁不旺財”，有人覺得這跟香港對於內地的這種反內地的一些言論，也造成了一些內地的遊客的減少，甚至有媒體評價說，香港旅遊的大時代已經過去了。您怎么看?

譚志源：的確，如果我們看內地來香港遊客的數字呢，是有下降的。如果我們看一些零售的數字，的確下跌的幅度都是令人憂慮的。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們零售、餐飲的行業是很依靠遊客、旅客的幫襯，所以如果在這方面減少，對這些就業的香港市民是有一個憂慮，甚至是壓力在的。但是我覺得呢，就內地的遊客減少，我也體會到，是過去一段時間，香港很少數的人士，是用一些粗暴、不禮貌的言語，甚至行動，來對一些內地的遊客。那這些呢，是的確對我們的旅遊業造成很沉重的打擊，對香港的形象呢，是有一個很負面的影響。我們是非常譴責這一方面的不禮貌以及粗暴的言行。另外一個，我都想提出來的，就是我們本身在旅遊的設施等等方面，基建的設施，都要加把勁來去做好，將一些不同的景點分散一些，將一些旅遊設施的容量加強，我們酒店的興建等等這些呢，我們都要跟得上才行。

今年8月，香港鐵路有限公司透露，截至2016年的6月30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已經完成了81.5%的建設，預計2018年的第三季度將完成全部的工程。

這段被評為是“世界上造價最高的高速鐵路”，於2010年4月正式動工，原定2015年就全面竣工並通車。然而修建的過程一波三折，甚至因為立法會的持續拉布，高鐵的工程一度面臨可能停工。除了高額的修建費用之外，“一地兩檢”也成為了爭議的焦點。

吳小莉：未來香港作為24小時生活圈跟珠三角一帶，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基建，或者是未來香港要連接內地的高鐵，一地兩檢一直是一個問題，您怎么看這一地兩檢的問題，它可以怎么解決?

譚志源：看一地兩檢的問題呢，首先要看高鐵對香港市民帶來的方便跟效率是怎樣，我自己去內地訪問，現在我很喜歡搭高鐵的，因為高鐵准時。我認為呢，香港如果能夠接駁全國高鐵的網絡，對香港，無論是從經濟活動，或者是社會民生的來往，一定是有100%的好處，所以我們也將高鐵站擺在西九龍的地方，正是因為更加方便更多的香港市民呢，可以用一個快捷的途徑，可以去到內地高鐵涵蓋的城市。

吳小莉：但是范徐麗泰女士就說，如果不能夠在九龍站一地兩檢的話，那么大部分的香港旅客，可能就會到深圳去坐高鐵了，不需要在香港坐高鐵?

譚志源：這個就要看一地兩檢落實的情況是怎樣，首先就是法律的問題，譬如說在香港，因為一國兩制之下，我們在香港這個地方，所實行的是香港本身的法律，根據《基本法》裏面是這樣說的。如果要在香港的地方實行全國性法律，就要通過《基本法》的機制，來去放在我們(《基本法》)的附件三裏去實行。那么在這方面，法律上的安排是怎么樣的呢?

第二點呢，我們也要從旅客的最方便來去入手，高鐵的好處就是方便、快速、可靠，如果我們因為一地兩檢的緣故，使得這個安排上如果不能盡善盡美的話，會不會影響到這個方便性，那這個我們也要從運作上的考量，去考慮到的。

第三，就是政治的問題。就是我們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會不會因為這樣而有所影響呢?所以我們為什么是內部研究以及跟中央有關方面去研究呢，到現在我們，在今天來說，都還沒有一個方案提出，就因為我們還是有很多的關節、很多的環節，要去研究清楚，以致可以應對剛才我所說的，在法律上、在政治上、在運作上，可能會出現的一些憂慮或者問題。

吳小莉：那么努力的目標仍然是希望在香港能夠一地兩檢?

譚志源：沒錯，因為這是最方便的，因為旅客一檢查完了以後，上車，就可以到處去了。所以我們的目標是一地兩檢可以在西九龍那裏進行，當然我們也不會低估那個，剛才我所說的三方面的難度，但是我們會，有關的同事其實會努力去做。我自己(的部門)也是其中一個局，有去參與這方面的工作，我的角度也是從這個《基本法》的規定中，能夠去幫忙的。

近兩年，香港屢次出現訴諸本土意識和香港人族群身份的運動，其中不乏本地青年人的參與。根據香港青年協會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香港青年國民身份認同感近年來持續下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僅占62.6%，遠低於十年前的92.8%。

在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第三份《施政報告》中，他就指出，要警惕部分青年人對香港憲制地位的錯誤思維。事實上，作為一個地區發展的未來力量，青年自然會成為多方關注的焦點，而這也間接地讓香港青年成為了一個具有政治意義的話題。

吳小莉：到了2017年，香港回歸20年了，所以很多即使是回歸才出生的孩子已經20歲了，到了弱冠之年。現在的新一代的香港年青人，可能跟您那時候是很不同的。為什么這十幾年，二十年長大的孩子，會有這么不同的思想，為什么近幾年，有這么多，很多人覺得香港的本土思潮在這幾年蓬勃發展，您覺得為什么?

譚志源：我想最主要的就是，在成長的過程，經曆的外在環境不同，譬如我這樣，我讀中學的時候，剛開始有中英談判，我跟我的同學說，十幾年之後，香港要回歸我們的祖國，那么到時候香港會變成怎么樣呢?成長的過程面對(這樣的議題)，自然是會很著重這方面的事情。在1997年之後出生的年青人，他們沒有我們需要去經曆的這些，因為(他們)出生的時候，香港已經是我們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所以他們在曆史的轉折裏，沒有第一身的經曆。所以他們的大時代感，可能是沒有我們以前這個時代的轉變，來得那么深刻印象。

吳小莉：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還比如說占中，比如說今年在春節的時候，旺角的暴亂，有很多是，被稱為是年青的一代走上了街頭，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去面對這個社會，甚至還提出了“港獨”這樣子的訴求。為什么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變化?這未來會是香港政治事務的一個非常不確定的因素嗎?

譚志源：這個呢，要說起來，分析起來就是很複雜的。第一，就是香港對自己的優越感或者信心，可能是隨著我們國家的越來越發展，以往在改革開放年代那種的感覺，跟現在(相比)，可能有一些改變了。那變成了以前的，對自己的優越感、自豪感，可能是相對來說沒有那么多，這個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呢，是現在的年青人，的確比起我的年代，是在讀大學、出來工作，以及買房子等等，都難很多的。舉個例子，在最近有一個調查，在幾年前的大學畢業生，平均的收入是大概，我記得好像是12000元，13000元左右的港幣，到了最新的一個調查，是到了10000元港幣多一點而已，就是不進反而是退了。那么你可想而知，這一些的即使是成功讀到本地的大學所畢業的青年人，面對這一種工資的情況，其實對現狀可能產生一些不滿的。我有一次去到深水埗的街市派政改(宣傳)單張，那我跟一個賣水果的，我叫他大叔吧，我想派一張(宣傳)單張給他，他說我不要。我說為什么，這也是關系到您，是不是一人一票可以選特首的。他說唉這些東西，這么遙遠，你不如呢，我的兒子正在跟女朋友拍拖，現在說要結婚，買不起房子，天天在家裏，唉我做爸爸的，回到家又要面對他，(現在)開檔也辛苦，您說怎么辦呢，局長您搞定了這些事，就是我兒子能買得起房子了，再來派單張給我吧，很深刻印象的。就是說，其實青年人面對學業、就業和置業這三方面，的確比我的年代，甚至比我上一個年代，是崎嶇迂回了很多。難怪他們是有怨氣，有怨氣的話，他們不就會覺得，這個是社會制度的不公平。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呢，就是始終呢，年青人呢，他對理想是有一種堅持的，對普世價值有很多堅持的。他們會覺得香港雖然是，剛才我說的，在制度上有很多的好處以及優勢，但是在，譬如，他們為什么要占中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覺得，他們的聲音不被重視，他們沒法透過一個比較公平的、民主的制度，來表達他們的意願，所以他們就要出來去占中。所以在這方面，未來如果我們重啟政改，在這個政制發展的時候，我們要多一些從他們這一個民主的訴求，從年青人的角度多點去著想，他們不外乎都是想自己生活好一些而已。其實很多時候，如果他們對生活的掌握是比較好的時候，他們對整個國家的發展以至於到全球的發展，他們能夠有一個好的基礎，來令他們去再貢獻。

在2016年發布的全國政協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要加強香港與內地青少年之間的交流。而全國政協委員霍震霆甚至風趣地表示，“兩地的年輕人應該要一起多踢踢球。”

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推出了多項措施，支持香港青年前往內地各省市交流實習。僅2016-2017年度，特區政府就提供6600萬港元，資助95個實習項目，使得約3700名的香港青年得以前往內地交流實習。

譚志源：我去到很多不同的省市，跟當地讀書的(香港)年青人，在內地很多大學的香港同學會見面的時候，他們都是非常知道一國兩制對他們的前途，以及正面的影響是怎么樣的，他們也都知道我們國家的未來跟香港的未來是緊扣的。

香港過去的學生或者短期交流的，或者是實習的，或者是讀書的，往往有不少學生告訴我，他來之前呢，對內地的制度或者情況呢，都不是很能掌握，或者甚至有一些是有偏見的，他去到以後，跟內地的學生交流了以後，發現其實很友善，就是那個環境令他改觀了，令他願意繼續留在內地以後再升學，甚至去工作。而且他們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們能夠將香港的經驗以及一些相對來說比較國際化的視野帶到內地，跟當地的學生去交流。他們也從內地的一起讀書，一起在宿舍裏打球生活的同學，大家互相交流，他們發覺原來有些新的東西可以碰撞出來。另外有些例子，回到香港，我又囉嗦再講個故事。有一個年青人，有一次在政改的論壇，他就說要建立互信是政改成功的很重要的基礎。那怎樣建立互信呢年青人?多一些去內地看一下，他舉他去上海的例子說給我聽，他說上海地鐵的門，開跟關很快的，他說如果你不站在門口，一開一關，那你就出不去，或者是進不了，那你就得等下一班車，或者等下一個站，他說於是呢，內地上海的居民可能是習慣了，那么車還沒到，就已經湧去門口，他說來到香港呢，我們的門是開關得慢很多的，還要有兩文三語說請小心車門，然後才關門，他說剛來的遊客或者內地的朋友，可能一時之間，不知道香港的門關得慢一些，上海過來的(旅客)可能覺得還是那么快，所以要快些湧去門口，以致於出現了一個誤會，可能其他(本地)乘客會覺得，那么快幹什么，車都沒去到，需要那么急嗎?於是他說呢，生活的方式，以及日常生活(習慣)的不同，文化上的不同，就產生不必要的誤解跟誤會。要解決這個呢，這個年青人說，就自己親自去體驗多一些，到時候會理解多一些，明白多一些，互相接納以及互相尊重就會因此而生，這是他在台上說的，我很感動。因為我覺得這個年青人確實是這樣的。所以近年我們都透過梁振英特首的推動，我們跟不同的省市，都希望多一些青年人的交流、實習或者體驗，讓他們實際去體驗，好的、不好的，互相去體驗多一些，希望有朝一日，他們的這個國家認同，國民身份認同感等等，都可以多一些。

1987年，譚志源加入香港政務職系，並先後在民政事務局、中央政策組、行政長官辦公室等多個決策局及部門工作。2012年的6月28日，根據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提名，國務院任命譚志源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局長，主要負責統籌《基本法》的全面和貫徹落實，促進與內地更密切的聯系和合作。

吳小莉：據說您的辦公室很多書，除了“十三五”您是從頭到尾要看一遍，《基本法》您估計也是從頭到尾。

譚志源：《基本法》從頭到尾看了不知多少遍了。

吳小莉：從哪一年開始看的?

譚志源：是基本上我們，我是從《基本法》還沒有定的時候已經看，然後我加入政府的時候，1987年作為政務官，1988年我到英國的牛津有一個一年的學習的時候，當時在牛津，我還記得三點多的時候已經天黑，天氣也比較冷，沒有什么其他東西可做，我就在房間把一些從這個圖書館，過來的一些香港報紙的剪報，然後我就比對，就是初稿是怎么樣，修訂稿是怎么樣，我就每一條去比對，去看。也不一定是因為工作，因為作為一個香港人對(香港的)前途也是很關心，所以也希望知道將來的香港在這個《基本法》的規定以下是怎么的一個情況。

吳小莉：剛才我在您的辦公室，問到您說，您在英國的時候，在看《基本法》，沒有想過以後會跟《基本法》這么密切相關，但是我也想問，您是學工程學的?

譚志源：是啊。

吳小莉：一開始的志願就是想從政嗎?

譚志源：不是。

吳小莉：那為什么會進入公務員的體系?

譚志源：當時我在香港的元朗區長大的，那么當年，70年代的時候，我們所認識的，如果是讀數學讀得好，那就讀工程，如果讀生物讀得好，就做醫生，如果是口才厲害的話，那就讀法律。基本上是這幾樣的了。

吳小莉：那您是數學好?

譚志源：我當時的數學也是一般，不過都好過沒有。那就受父親的影響，那就讀工程，但進大學以後，發覺也不是很對，就是自己不是很喜歡。而且我是住宿舍的，於是參與一些宿生會的活動，後來做了宿生會的主席，那么很多時間就用來開會，搞活動這樣。那么到，轉眼間又畢業了，畢業就要找工作了，那怎么辦呢?那么如果做回工程，其實我也不怎么懂的，但我也有報的，那我填一個表格，就可以報5份工作，又不用寫求職信，就只是填份表格而已。

吳小莉：當時考公務員就是這樣考?

譚志源：對，就是這樣，填一份表格，那去面試完了以後，後來呢，最後就是其他的我所有(申請)的工作，都沒有一份工作聘請我，就只有政府的政務官聘請我，那於是就說，那一定是命中注定，上天要我做這份工作，那就做吧。我也是天生比較喜歡安逸的人，就不要轉那么多了，就繼續做，那么一做就做了21年。唯一轉的就是，做了21年，我1987年開始做政務官，做到2008年，剛21年的時候，林瑞麟局長當年就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做他的副局長。要辭職，沒得做鐵飯碗的公務員，要做一個朝不保夕，今天不知明天事的政治委任官員，問我做不做?我說隨便吧，領導您讓我做，第二天我就答應了，從此就上了“不歸路”，直到今天，繼續還在做這個工作。任期是到明年6月30日，那么就會完成這屆局長的任期。

吳小莉：您剛才提到，您在這個公務員的體系裏看了很多，走了不同地方，據說在當時，金紫荊廣場的那個，大家都會去拍照的那一朵金紫荊，還是您去代表接收的禮物?

譚志源：當時我的工作是負責協助董建華先生做回歸的安排。金紫荊廣場的金紫荊呢，就是我到深圳的時候，去簽接收書，以及將模型帶回來香港的。所以現在我每次看到金紫荊，我就知道，在1997年回歸的時候，我在這段大時代大曆史中，我也扮演著一個小小的角色。

從港英政府時期的公務員，到如今香港回歸之後的政府官員，近20年間，譚志源見證了香港大時代的變遷。政改，是談及香港政制發展時，不可避免的關鍵詞。譚志源曾三次參與政改，在最近的一次政改中，譚志源與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組成的“政改咨詢專責小組”，為政改工作的推動四處奔走。

吳小莉：其實您三次參加政改，估計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做“政改三人組”這一次吧?

譚志源：其實呢，剛在兩年前開始政改的咨詢，跟以往那兩次，有一個很基本的分別。以前那兩次，主要是說立法會的選舉的改善，但是這次說的是行政長官的一人一票的選舉，行政長官在憲制架構的地位，以及權力，是超過立法機關的。所以緊張的程度，焦點一定是比以前高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這次是在說普選。香港很多人希望可以實行一人一票去普選行政長官。但同時有另外一批人呢，是希望將普選的選舉制度，能夠達到他們理想的那種程度。但是有時候他們達到理想的程度，一些元素可能跟基本法是有抵觸的。但是這一些朋友就覺得，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就不是“真普選”，就變成了是“有篩選”，就變成了他們不能夠接受我們任何的方案。那么結果呢，在那兩年，雖然我們真的是很努力，出席了300多場的座談會，無數的立法會會議，無數的電視台、電台的訪問、報章訪問也好，我們都走到了關鍵的立法會(階段)，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票數。市民大眾根據民調呢，就其實我們的方案是長期以來呢，都大概有一半或者是一半以上多一些的支持，反對的三成到四成。但是這個也代表了大家，社會各界多元的社會裏，對他們的(普選的)理想的版本，有所堅持的(東西)，都有所不同。有一些市民的理想版本就是，除了一人一票，我希望(對於)那個候選人，我都有機會去直接提名他們。那由於這些因素，結果就是沒達成共識的。

那么我自己呢，覺得是非常可惜的。我希望在未來香港社會各界，當然包括特區政府也好，都是需要根據我們在這次政改，通不過的過程所吸收之後，檢討之後，有什么經驗教訓，是可以令將來再重新做政改，特別是行政長官普選工作時，是可以成功去做得到，不要辜負了廣大市民希望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的這個願望。

吳小莉： 2016年，“十三五”的開局之年，很快的會有兩場選舉，您也在做這樣選舉辦法的方案。在您的立場，您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譚志源：最重要的就是一國兩制要繼續成功落實下去，其實一國兩制的精髓，就是要保持香港長期繁榮以及穩定。“十三五”裏，香港未來那5年，我們從創新、從科技等幾個功能定位、對外開放等等，我們要抓緊去做經濟發展，有經濟發展才有繁榮。希望在未來的幾年，我們的政府，或者下一屆政府都可以繼續堅持，我們的社會民生做得好，對青年人，給他們多一些的實際的改善，多一些的希望，對他們的價值以及民主的訴求，可以多一些的，給他們多一些信心的話呢，他們對社會穩定呢，也都可以產生積極的作用，就可以做到長期的繁榮穩定，這個就是一國兩制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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