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香港，失去想像力了嗎？

我們曾經以為香港是深圳永恆的燈塔，只要緊隨香港，亦步亦趨，就可一勞永逸。

香港開埠伊始，就是個被治理的城市，即使悉心栽培，高度自治的養成，也非一日之功，何況何況呢？

整個中國在全球化中的定位尚且處在變動不居之中，要就香港在全球版圖之中作精准定位，那就更加不易。

北上廣深，深圳的城市地位是打出來的。

香港水客和內地水客，都是社會底層的謀生一族，只為在兩地並不明顯的商品差價中賺得微薄的利潤。

深港兩地的“跨境學童”，不僅是內地人赴港所生子女，更是改革開放以來香港人在內地婚生與非婚生子女。

香港不能去做擴大東西方分歧的事情，而要去做東西方有共識的事情。東西方都信賴，乃至依賴，而其他國家和地區卻難以替代，這就是香港的全球戰略價值和意義之所在!

中國內地的金融、醫療、教育、法律、文化等等，與國際社會有著巨大的落差。此種落差的持續存在，就是香港的機會所在！

無論是居高臨下，還是刻意疏遠，香港真沒有很好地、心平氣和地打量過身邊的深圳，更沒有認認真真地考慮過與深圳長長久久地過日子。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夏鑄九教授主導發起對臺北、深圳、香港三城的綜合觀察、比較研究，並提出了在深港河套地區建設“香港副都心”的概念，觸動了我的香港心事。

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從土地紅利，到文化紅利，有形貿易的機會之窗向香港關閉之際，無形貿易的機會之門卻向香港敞開了。

一、深圳“背包客”眼裡的香港

2016年的“五一”早已沒有了5天長假，原想去越南走走看看的計畫因幾個同伴要參加“廣交會”走不開，只好再改期。於是習慣性地背起背包過關赴港。

我本來很煩去香港的。過關排隊、乘車排隊、購物排隊，吃飯、埋單，無不排隊。到處摩肩接踵，人滿為患；商店大同小異，處處雷同。所謂購物天堂，遠不及澳門好玩。澳門雖是賭城，卻不逼著你去賭，而是誘惑你去賭：環境靚麗，節奏從容，購物觀光，兩相適宜，賭與不賭，賭大賭小，亦在兩可。不像香港街頭，無立錐之地，若不購物，所來何為？若要購物，觸目所及，無非是“熟”而且“俗”的那些品牌，滿足過境客一次性購物需求的大路貨居多，貼心服務熟客、回頭客的“心水店”卻很難尋。

大概港人也對這種純購物團感到膩煩了，“不歡迎”的聲音近年來不時響起，內地遊客的赴港熱情也開始降溫。我倒覺得這是該去香港多走多看的時候了。從去年開始，我赴港越來越頻密。除了購書、購物，時常攜家人、朋友去博物館、科學館、圖書館、濕地公園，香港朋友的文藝活動、學術活動也是逢邀必到，而且主動埋單，請茶、請飯、請咖啡、請大話無厘頭。

港人向重實際。與生意無關的話不談，談完生意上的事，就該吃飯唱K洗腳按摩了。近年來，港人卻有點反常。一年一度香港、臺北、上海、深圳城市文化交流的“四城會”，香港代表團向來以技術活、技術話題見長，前年的交流會上，香港代表卻念起詩句來。深圳代表調侃說，香港朋友終於也吟詩作對了。過往這麼多年，我們跟你們說形而上，你們卻只關心洗腳城。

我曾經很羡慕香港朋友工作上的純粹，以及生活上同樣的純粹，就好像羡慕許多同學去了美洲、澳洲後可以活得很傻很單純一樣。成熟的社會，運行得像無人駕駛的穀歌汽車，一切都有既定的程式，一切都有約定俗成的法度。這樣的社會，我們的祖輩也曾經擁有，而且以為千年不易，萬世長存。  

可惜我們生逢變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局意味著改變，這未必不好。事實上，很多深圳人就是不願過生而知老、生而知死的一成不變的生活，才不管不顧、懵裡懵懂地投奔到深圳這座變革之城，去過一種不確定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我也是這樣的深圳人：辭掉內地的穩定工作來到深圳，又辭掉深圳公務員的工作改做文化，生活和工作充滿了不確定，為瞭解決一個不確定又引出更大一堆的不確定。

我們就像“城市之王”：城市的方方面面、生活的枝枝節節，我們都得親自打量一番，仔細地梳理一遍，並因此成為“深圳主義者”。我們又像“哲學之王”：五花八門的說法、三教九流的輿論，我們都得親自斟酌一回，認真地思考一遍，也因此成了“深圳民間智庫”。我們冬練三九、夏練三伏，恨不得三頭六臂、武裝到牙齒，以期生活能夠遊刃有餘。三十多年來，深圳河北岸的我們，就是這樣學會了如何去面對生活的不確定。

香港也曾經不確定。一百七十多年前，香港也曾經是一個“地瘠山多、水源缺乏”的小漁村。發現“維多利亞港”作為“東亞為數不多的港闊水深的天然良港”的價值，需要航海、貿易、港口經營等諸多對於農耕文明來說是“異想天開”的知識和想像力。沒有這種知識和想像力，那香港就只不過是荒蕪邊陲的蕞爾小島，予取予求，無關緊要。有了這種知識和想像力，香港就有可能成為國際經濟中舉足輕重的貿易大港、堪與倫敦和紐約媲美的“東方之珠”。

我們曾經以為香港是深圳永恆的燈塔，只要緊隨香港，亦步亦趨，就可一勞永逸。但當我們走近香港燈塔的腳下，發現燈塔的設計者和建造者也都在冥思苦想新的航向。技術革命的先行者被層出不窮更新的技術顛覆，誰也無法保證從蒸汽機時代到互聯網時代總是一路領先。物質財富的獲得者因為財富的不斷增長而掉入陷阱，誰在眼花繚亂的財富面前能自始至終保持謙卑、自覺主動地急公好義？資本跨國界的全球流動，使得地緣因素重要性降低，亞洲金融中心在香港、在上海、在東京、在新加坡，還是在新德里，主要的考量因素已經不是地緣。國際貿易，亦複如是。電子通關，貨物直達，香港這樣的轉口港，地位只會下降，不會上升。前些年輕鬆賺錢的開心日子延緩了香港人對自己未來的規劃。廉潔高效的香港公務員習慣於接受並執行指令，然而指令又該如何作出呢？

香港回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這意味著倫敦議會和白金漢宮已經取消了香港議題；深圳河以北的決策資源，越是尊重港人治港，就越不便對香港的事情指指點點。至於最有話事權、最被寄予厚望的香港大佬們，他們顯然對自己的賺錢業務更感興趣，卻對繁雜囉嗦的城市公共事務很不上心。他們不像歷史上的威尼斯商人，一點都不珍惜來之不易的城市自治權。他們像軀體龐大、長滿財富肥膘的駱駝，過不了城市公共治理的窄門。

香港的夾心階層越來越縮水，缺乏應有的活力和進取精神。普通的草根階層碌碌終日，缺乏有序參與城市治理的社會支撐。香港開埠伊始，就是個被治理的城市，即使悉心栽培，高度自治的養成，也非一日之功，何況何況呢？

香港回歸之日，即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時。香港特區政府臨變履新，既無運籌帷幄的成熟經驗，又無細思明辨的時間、空間。雖然擊退國際金融大鱷的攻擊於一時，卻始終未能就香港長遠發展，畫出令人信服的藍圖。

蕭規曹隨，沿襲港英舊制，肯定行不通；引頸北望，仰仗中央決斷，也不是辦法。不僅因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也是因為整個中國在全球化中的定位尚且處在變動不居之中，要就香港在全球版圖之中作精准定位，那就更加不易。

巨大的不確定，意味著深刻的改變，至於如何改變，全憑自己把握。深圳也曾經數度“被拋棄”，在中國大陸的生態系統中，深圳的資源稟賦並不比北京上海更具優勢，但是深圳始終沒有放棄培育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北上廣深”，深圳的城市地位是打拼出來的。新加坡被迫“獨立”之際，如喪考妣，卻在短短數十年中，風頭直逼百年香港。

香港有170多年華洋雜處的經歷；香港人用皮膚感知過有500年商業經驗的老牌資本帝國的城市治理；香港人與1000多年來泛舟南洋、經略海外的華人、華僑心氣相通，血脈相連。只要香港人願意在洗腳的時候也談談詩和遠方，一切都將因此而不同。

2000多年來的中華帝國，大部分的注意力和可配置資源，都被落後而強悍的北方遊牧民族所牽引。中華民族的背脊，被磨出厚厚的老繭。金戈鐵馬，萬裡黃沙，卻鮮少孕育出新的文明，新的進化。衣冠南渡的江東、向海而生的華南，不僅華夏正音代代相傳，異域文明也頻頻往來。這塊溫潤如腹、生機勃勃的膏腴之地，包容著多樣性，孕育著可能性，實在是華夏文明最有希望的“新地方”。

魏晉南北朝以來，唐宋元明清以來，經濟重心南移，文化重心南移，已是昭然若揭的歷史事實。問題的關鍵，不是北方是否認可南方，而是南方是否能始終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香港回歸以後，內地遊客赴港便利化安排，確有基於支持香港旅遊業的善意；內地遊客良莠不齊，大量赴港，導致文化衝突、心理摩擦，亦屬正常。先是不假思索地開閘放水、開門迎客，內地人赴港生子也來者不拒；後又驟然變卦，抓奶粉客，趕內地人，政策變化之劇烈，甚少轉圜商量之餘地。這就叫“自己把自己的事情辦砸了”。為什麼事先無預案，事後無救濟？說到底是經驗不足，想像力也不夠。

二、水客、內地客、跨境學童，都是香港“試金石”

經驗不足不可怕，想像力欠缺就該反思。

以言內地客赴港購物。有沒有細緻分析內地遊客的利弊功過？有沒有既讓內地遊客自由購物，又不致港人生活被過度叨擾的措施安排？事實上，參加內地旅遊團的“團客”幾乎形同“豬仔”：統一乘坐旅行社包車，統一遊走旅行社規劃路線，統一參加旅行社預定節目，統一在旅行社安排的酒樓、商店、旅館就餐、購物、住宿，他們與旅途居民及旅遊目的地居民幾乎隔絕，鮮有接觸，哪裡會構成什麼騷擾？上車睡覺、下車撒尿、景點拍照、指定購物點交出鈔票，中國“團客”在全世界範圍內“挨宰”是常事，真正與世界各地居民的交流和交往的“交集”幾乎為零。“自由行”的主流人群，質素較高的“背包客”，也不會對香港本地居民的生活構成惡意騷擾。越來越多的家庭成員自己“組團”的香港自由行，可能會因為大人的“不習慣”和孩子的“小任性”，從而對旅遊購物區的香港居民構成“不經意”的騷擾，也只是體現在公共衛生和公共秩序等方面。真正廣為港人詬病的，可能是“內地水客”。香港水客和內地水客，都是社會底層的謀生一族，都是為了在兩地並不明顯的商品差價中賺得微薄的利潤，他們往往大包小包地販運相對比較俏銷的港貨，對上水、粉嶺、元朗等靠近深圳區域的香港本地居民的日常消費和社區生活，可能會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是，為什麼不像鹽田的“中英街”那樣，在羅湖、福田、深圳灣等靠近口岸的地方多開闢一些便利“水客”的大型批發性購物場所呢？這樣一來，不就既增加了港貨銷售，又節省了“水客”的在途時間和往來成本，還不至於影響香港成熟社區的居民生活？為何要反其道而行之，斷絕“水客”謀生之道，自毀香港購物天堂的美譽，自毀香港自由經濟的根本？

以言內地人赴港生子。起先，可能基於潛意識的某種情愫或價值理念，內地人赴港生子是被寬容、默許，甚至鼓勵的。約莫2008年開始，兩地對內地人赴港生子的限制越來越嚴厲，時至今日，大有徹底禁絕之意。內地人為何赴港生子？首先是內地計劃生育的“一胎”政策太過走火入魔，導致一些經濟條件稍好的內地家庭以赴港生子的辦法突破“二胎”禁區。其次，是一些內地富裕家庭希望赴港生子，以期為自己的下一代獲得更好的港式教育、生活在更好的港式社會環境中。這本來體現了香港的魅力之所在，可惜一切都匪夷所思地自廢武功了。就在北京果斷糾偏，取締“一胎”政策時，香港卻沒有把支持內地人生二胎的“義舉”堅持到底，丟失了本屬於香港的道德高地。

不僅如此，香港政府迄今為止尚沒有為兩地“跨境學童”提供真正富有誠意、富有創意的教育服務。深港兩地的“跨境學童”，不僅是內地人赴港所生子女，更是改革開放以來香港人在內地婚生與非婚生子女。“跨境學童”數量之龐大，可以從早晚過境學童交通之繁忙想見一二。香港北區居民稀少、學位稀少，學校離深港邊境口岸距離遙遠，“跨境學童”幾乎每天都要早出晚歸，跨境上學，往來時間多達5個小時。有些家長為了接送孩子上學，被迫放棄工作，常年陪同孩子往返奔波于深港之間。無謂的犧牲，生命的消耗，年復一年地被漠視，杳無盡頭。為什麼不能協商在深圳就近開辦公立港人子弟學校？為什麼不能在香港北區靠近口岸的地方興建學校，為“跨境學童”提供上學便利？難道香港北區的學位是1840年以前就有的，不能減少也不能增加嗎？難道“跨境學童”只有在現有學校插班就學的命，沒有在深港邊境新建專屬學校就近上學的福？為什麼承認了“跨境學童”的港人身份卻不能賦予他們與其他港人一樣正常就學的權利？當年港英政府默許逃港難民搭建寮屋，落腳謀生，無論他們來自內地還是越南，不管他們以前是不是香港的納稅人，這才有了香港人口的持續增長，有了香港製造業的持續繁榮。今天香港政府引進專才優才計畫縮手縮腳，小裡小氣，對於香港人自己的子女，也斤斤計較，小肚雞腸，全無眼光與心胸，如何讓人對香港的未來產生期許呢？

赴港生子，奶粉販售，跨境學童，反應的是中國內地醫療、教育方面的深層次問題，卻是香港彰顯自身價值的難得機會。通常公共財政都把納稅人的錢投向最基礎的義務教育和最基本的社保醫療，高端個性化教育和高端醫療項目，大都開放給民間投資。中國內地的情形卻不同。義務教育，社區醫療，其投入總是捉襟見肘。各級政府卻對高端教育、高端醫療等不適合公共財政投資的“高大上”專案樂此不疲。大量資金投入進去，管理卻總是差強人意，即使管理跟上去了，能夠享受其服務的，也不會是普通人，甚至不會是普通的有錢人。中國內地新興的中產家庭，每年耗費匪夷所思的巨額資金，卻得不到理想的教育服務和醫療服務。中國家庭窮盡畢生積蓄送子女遠赴海外留學，甚至索性舉家移民，不就是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培養、更好的醫療保障嗎？每年那麼多的海外留學生經香港中轉，遠赴英美。往年那麼多的內地人不嫌繁縟，赴港就醫、生子，香港政府卻沒有意識到商機就在眼前，反倒驅逐內地孕婦，刁難“跨境學童”就學，就幾罐奶粉，拉拉扯扯，嘰嘰歪歪，既無文明社會的人道，也不如殖民地商人精明。

假設“香港奶粉事件”中，為中國嬰幼兒免遭“三鹿奶粉”侵害，香港特首不是忙著抓“水客”，而是果斷旋風式遍訪世界著名奶商，親自出面爭取更多一些優質奶源供港，事情會怎樣呢？內地客會罵他嗎？香港零售商會不頂他嗎？荷蘭、新西蘭的奶粉廠商會不敬重他嗎？東西方政商領袖敢小覷他嗎？關於香港的事情，我們可以作如是想嗎？我們還有這樣的想像力嗎？ 

三、核心競爭力，以及香港的機會

回顧香港歷史，從蕞爾小島，到東方之珠，緊要之處的抉擇，無不充滿挑戰，無不需要過人的膽識和豐富的想像力。

始於1840年代的香港，將大英帝國的遠東貿易與尚未開放的大清帝國的潛在市場，超前地捆綁在一起，雖然充滿變數，但是符合潮流。香港因此得以在全球範圍內充當貿易樞紐，溝通中西文化，成為蒸汽輪船時代的城市新星。

始於1950年代的香港，雲集了來自上海、廣東等地的工商精英，完善了徹底的自由經濟體系，參與了全球製造業的分工，為從周邊地區魚貫而入的難民提供了工作機會。小小的香港，雖處複雜的東亞漩渦的中心，卻左右逢源，製造業輻射全球，自由經濟享譽全球，影視文化獨樹一幟，得以東方之珠的形象，在現代集裝箱海運時代依然挺立潮頭。

1980年代以來，香港製造業持續內遷，導致“空心化”。金融服務業、影視文化產業、網路資訊產業等本來具有領先優勢的產業，卻只能遊離海外，無法向大陸輻射。緊靠世界上潛力最大的中國大陸市場，卻不得其門而入，甚至要棄之遠遁，這就是搞錯了方向！逃遁，香港能逃到哪裡去？龜縮，香港的龜殼有多大？

如果沒有打開封閉市場的雄心壯志，那1840年的香港就沒有必要開埠。如果以當今香港之便利，都無法嘗到中國服務業開放的第一杯羹，那香港之於中國大陸以外的市場經濟而言，還有何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香港的當務之急，就是重新規劃定位，形成全球範圍內不可替代的核心競爭力。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一定是中國內地夢寐以求卻無法企及的。因此，這就不大可能是所謂的“再工業化”。與中國內地工業化硬碰硬，撈不到好處。

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一定是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乃至新德里都存在明顯缺憾，不可與香港爭鋒的。因此，這就不大可能是所謂的“創科業”。俯瞰香港與東亞，現在才想到“科創業”，真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啊。連一河之隔的深圳，都“輕舟已過萬重山”了。以亡羊補牢的精神，補補香港“創科業”的課是可以的，將香港戰略構築在毫無優勢的科創冒險上，顯然是危險的。

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也一定是歐美發達國家樂見其成而心有餘力不足的。因此，香港就不能去做擴大東西方分歧的事情，而要去做東西方有共識的事情。東西方都信賴，乃至依賴，而其他國家和地區卻難以替代，這就是香港的全球戰略價值和意義之所在!

1840年前後，正是中華帝國盛極而衰，遲遲走不出之亂興替的迴圈，深陷泥沼不可自拔的時候。中華文明太需要西方工商文明這一劑猛藥了，而英國和歐洲工業革命後的國際貿易又太需要中國和東方的大市場了。這個時候，香港開埠，當東西方貿易與文化之要衝，左右逢源，東成西就。這種大定位、大成就，不是小規模戰爭的硝煙所能遮掩的。

1950年代，戰後重建，香港困難重重。這個時候的中國內地，工商基礎被人為消弭，國家資源被戰爭消耗，“反右”擴大化、經濟“大躍進”，更令社會元氣大傷。香港則抓住機遇，廣泛接納來自廣州、上海的工商精英，大力發展民生急需的輕工業，成為中國“孤島”與國際社會進行物資和資訊交流的幾近唯一的管道，並最終幫助中國內地實現了對外開放，“扶上馬，再送一程”，功成而不居。彌補中國製造業的短缺，充當東西方溝通的橋樑，這正是“東方之珠”輝煌燦爛背後的奧秘。

今天，香港製造業可以說是悉數外遷，完全“空心化”了。香港的鄰居，深圳河北岸地區，卻從小漁村起步，發展成為“世界工廠”、“高新技術產業之都”。此誠不可與爭鋒。但是中國內地在全球範圍內積極主張“有形貿易”的徹底的自由化的同時，卻有著“無形貿易”領域高不可攀的森嚴壁壘。正是這種高壑深溝，使得中國內地的金融、醫療、教育、法律、文化等等，與國際社會有著巨大的落差。此種落差的持續存在，就是香港的機會所在。

以醫療為例。香港五歲以下的幼兒夭折率為千分之二，在世界上為最低。2014年的資料，香港男女平均都是全世界最長壽。在世界醫療水準上，香港的醫療水準僅次於美國，在個別領域更在歐美之上，如治癒胃癌和肺癌的水準位於世界第一。前面說到的赴港生子，足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香港醫療的競爭優勢。

但是在深圳設立的港大醫院為什麼與香港本土醫院依然存在差距，給人以“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的感覺呢？此外，香港在內地開辦的大學為什麼也無法與香港本土的大學相提並論？香港的風土風物，為什麼只可本土嫁接，不可異地移植呢？

四、“香港副都心”與“紐倫港大學”

2015年10月3日，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創新設計院舉行專題思享會，邀請李歐梵、葉長安、王維仁等香港、臺灣、深圳三城專家學者，就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夏鑄九教授《三城記》提出的“香港副都心計畫”進行研討。我作為深圳城市代表，也忝列其中，並且坦率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在大中華區，臺灣地區在較好地保育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成功地進行農地改革、工業化、承接全球加工製造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在社區營造和創意文化產業方面，亦是可圈可點。臺灣用產業升級彌補了產業轉移後的“空心化”，在後工業化時代，取得了一定的經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夏鑄九教授主導發起對臺北、深圳、香港三城的綜合觀察、比較研究，這太正確了。城市的發展，應該有全域意識，有全球意識，不應該封閉起來，自己孤立發展，也不應該撇開鄰居、孤立鄰居。作為香港的鄰居，深圳以香港為傲，深圳以香港為榜樣，三十多年來，一直如此。但是香港對待深圳，心情就比較複雜，有時不屑於與深圳為伍，有時又覺得深圳後生可畏。無論是居高臨下，還是刻意疏遠，香港真沒有很好地、心平氣和地打量過身邊的深圳，更沒有認認真真地考慮過與深圳長長久久地過日子。我試圖告訴香港朋友：深圳是天生麗質的清純少女，跟人過人的日子，跟鬼過鬼的日子；深圳是血氣方剛的青春少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深圳不會因為香港不理會，就不過自己的日子，就沒有自己的人生。但深圳希望因為香港而更美好，這是香港的責任，亦是香港的福分。

我對夏鑄九先生的“香港副都心計畫”直呼不過癮。太謹慎了，太技術層面了。不就是主張加大香港北部新界地區的開發力度，在港島都市中心之外，將新界打造成香港的次中心、副中心麼？有必要如此謹小慎微麼？從港島，到尖沙咀，到新界，會一個比一個新，一個比一個火，而不是一個比一個LOW。香港北部新界地區的規劃，必須更具想像力！

思享會結束後，我和同樣來自深圳的徐茜女士約夏鑄九先生私聊。我告訴夏老師，2003年7月，就在深圳因特虎民間智庫“三劍客”比如今的網紅還紅的盛夏時節，我通過當時深圳社會科學院樂正院長，向專程來深的國務院調研組，提交了一份《深圳河套地區發展建議》：“在深港之間的河套地區開闢人才教育特區，在特區內借鑒國際慣例、延攬泰西名儒、引進商業投資，建設世界一流高校，以簡捷的出入關流程和相對較低的學費大量招收內地大學生，灌輸西式學術理念和現代謀生技能，優秀生畢業後可留港工作、允入香港藉，為香港源源不斷地補充高質素人才，維持香港經濟繼續高成長。這個人才教育特區如同深圳經濟特區，關內有關，成為內地與香港人才對接的緩衝區，既規避內地僵化、落後的教育體制，又不會對香港社會本體造成太過強烈的衝擊”。

當初提出“人才教育特區”可能有這樣一個背景：與長三角經濟區、環渤海經濟區比較，珠三角經濟區差距最大的是人才，是缺乏一流的大學。這與廣東在全國的經濟地位極不相稱，也嚴重制約著廣東的競爭力和發展後勁。

正巧亞洲開發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湯敏曾經提出過一個在中國建設一所全新大學的構想。湯敏認為，建立一所全新的大學，比改造、創新一個舊的大學可能見效更快。這是因為，一所全新的大學可以免去許多舊體制下的束縛與包袱、以及各方面的不必要的幹預。

我認為，湯敏博士所提議的全新的世界一流大學最適合建在深港河套地區，或者在深港東部地區。我甚至為這所世界一流大學推薦了一個一流的名字：紐倫港大學。她源自美國《時代》週刊《三城記》作者發明的新詞：Nylonkong (紐倫港)！我建議：這樣的大學由國家支援，深港合辦，可以一舉解決華南地區經濟發達而文化教育落後的老大難問題。

此後經年，深圳近乎歇斯底里地籌建南方科技大學，引進國際國內知名大學，直到這兩天，還在奠基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凸顯這座城市對高校資源的渴望。事實上深圳建市之初就砸鍋賣鐵地創辦深圳大學，雄心壯志，不可謂不大，不可謂不堅，但是幾經折騰，人事消磨，成就不過爾爾。幾乎同時起步的香港科技大學，秉承全球視野，迅速崛起為國際知名大學。香港因素的有與無，差別就是這麼大！雖然眼下中國內地到處在“大躍進”般地爭創世界一流大學，但我只看好“深圳+香港”，只看好“紐倫港大學”。可惜，深圳與香港，總也無法配合默契，酣暢地跳好一支“狐步舞”。

我承認，夏老師的“香港副都心計畫”觸動了我的香港心事。香港有如一塊無價之寶。以前香港人擁有它，卻不曾細究它。現在這塊無價之寶似乎蒙著一層灰塵，不僅少人識得，還要受人嘲諷，更無高人琢磨。等到真要失去它的時候，惋惜之情，吟詠之聲，漸漸有了。我從“四城會”上香港代表的朦朧詩句中，感覺到了這份心情。香港處商業要塞，四戰之地。一機之失，多年之憾。形成21世紀全新的香港戰略，把握香港的下一波機會，時間表很緊張，機會視窗也已經不多了。

我們覺得以夏老師的“香港副都心計畫”為藍本，廣邀臺北、香港、深圳等地的社會精英深入討論、專業論證，拿出成熟議案，遞交香港特區政府，是個不錯的主意。

五、“深港之心”計畫及其可操作性

從香港回來之後，我們保持了網路溝通，“香港副都心計畫”逐漸變成“深港之心計畫”。我們一致認為，深圳+香港，不能失去想像力。關於香港的未來，人文規劃要先於土地規劃和建築設計。兩岸三地應該合力營建世界文化新一極。

我們做了這樣分析：從製造業往上走，除了科技與金融，最大的空間是文化領域。發展創意文化產業是最早工業化國家英國的選擇，也是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霸主的美國的選擇，法國以“文化例外”的方式確保文化話語權，德、日也在著力形成自己的獨特文化。

香港要坐實東方之珠、亞洲之都，必須超越東京、新加坡成為世界文化的新一極。日本文化紮實但孤僻；新加坡不比香港更熟悉西方文化，卻離中華文化的腹地更遙遠；港、澳有最悠久的華洋雜處的歷史經驗，只要兩岸三地的文化溝通達成一致，香港在東亞的文化中樞地位不難確立。

我們關於香港副都心或深港之心的討論越來越進入操作層面：

1、不動香港舊區，啟動香港新區

不動舊區、開發新區，這是城市升級的一種行之有效的策略。上海城市升級就是從浦東新區的開發開始的，回過頭來再在浦西老區做城市更新。

港島、尖沙咀等香港核心區建築密度高、歷史文化悠久、現有產業關聯繁複，不宜大規模規劃改造。

但是香港新界地區，亦即深圳河套地區、深圳河南岸地區，由於歷史原因，基本上保持了原生地貌，可以妥善規劃，全新開發。即便法律程式複雜，總體成本可以預期。

2、不動社會本體，引進新鮮血液

城市老化，不僅體現在城市建築方面，更體現在城市人口方面。一個城市人口固化、老化，就會惰怠停滯，但是過於劇烈的人口置換又可能會帶來不堪承受的社會衝擊。把新鮮人群導引到城市新區進行文化磨合和社會適應，既不至於對社會本體造成強烈衝擊，又能為城市發展輸入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這是汲取近年來香港與內地人員交流的經驗教訓得出的選擇。

3、香港副都心：特區間的特區

借鑒深圳二線關管理辦法，一線放開，二線守住。一線、二線之間是“香港副都心”，這是深圳經濟特區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間的特區，簡稱“特區間的特區”。深圳人、內地人經過皇崗口岸、福田口岸、羅湖口岸、蓮塘口岸等，從深圳河北岸進入深圳河南岸，抵達“特區間的特區”，視為從深圳出境，但是不算正式進入香港市區，亦無須一周一行，而是簡化通關流程，可以一天多次往返。香港居民則可自由進出“特區間的特區”，視為不出境，無須另行申報關。深圳、內地居民從“特區間的特區”進入香港市區，則需遵行一周一行之常例。

“特區間的特區”旨在便利深港人員之往來，並將兩地交往適度約束在新開發區，減少日常往返對香港社會本體造成的衝擊，深圳、內地居民也省去口岸至港島、尖沙咀的通勤時間和費用，節省赴港購物成本。繁榮而不是窒息香港商貿。

“特區間的特區”還將兼收深圳河兩岸的資源便利，孵化深圳急缺而香港充裕的服務貿易、醫療教育、創意文化產業等，聯通“深港之心”。

總之，“特區間的特區”是深港之間的韌帶，是更好地連接和連通香港與內地的緩衝地帶，而不是兩地之間的高牆與鴻溝。 

六、關於深圳河“南岸”的遐想

我往來香港，大多從福田口岸出入，每次經過福田口岸大橋，我都要在橋上逗留幾分鐘，眺望深圳河“南岸”地區，思緒充滿遐想：

       什麼時候可在深圳河南岸沿河建“風情商業街”？將深圳、內地居民喜愛的來自全世界的商品集中推送至口岸地區，送貨上門，歡迎選購。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內地遊客在香港市區滿大街搜貨，既增加通勤壓力，又影響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摩擦一多，自然生怨。

深圳河的“南岸”，可不可以成為創意文化帶？類似泰晤士河南岸、巴黎左岸、紐約SOHO、米蘭托爾托納、日本立川公共藝術區、首爾Heyri藝術穀。集中酒吧、咖啡、餐飲、酒店、書店、影院、劇場、音樂廳、圖書館、博物館、藝術展覽館、手工厝、創意工坊、藝術工作室。滿足購物之餘的休閒需要。這種世界風情的原汁原味可能是深圳、內地居民渴望體驗，卻是深圳河北岸暫時無法提供的。

深圳河以南、雞公嶺腳下，將來會不會成為“紐倫港大學園區”？這是在遠離深圳河岸區域徐徐展開的教育園區，從國際性幼稚園、小學、中學，到新型大學、研究院，依次鋪開。利用“特區間的特區”，在“香港副都心”集中開辦國際學校，為深圳、內地居民提供幼稚園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大學預科教育、新式大學教育、高級研究性教育。當然，還有醫院、醫學院，寺院、佛學院……

李嘉誠1980年開始捐建汕頭大學，累計捐助80億；李嘉誠名下基金會2015年建成慈山寺，捐善款多達15億；邵逸夫捐建的“逸夫樓”遍及數以百計的內地高校；樂善好施的華人華僑源源不斷地把善款捐給希望學校、慈善醫療……

深圳河的南岸、雞公嶺的北麓，為何就一定不是世界一流大學、世界一流醫院、世界一流寺廟、世界一流博物館、世界一流圖書館、世界一流藝術館、世界一流思想一流人才的集散地？

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從土地紅利，到文化紅利，有形貿易的機會之窗向香港關閉之際，無形貿易的機會之門卻向香港敞開了。

來源：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