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有很大的借鑒之處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正式宣告獨立。建國五十多年來，新加坡走完了發達國家一百多年的工業化進程，從發展中經濟體進入高收入國家，成為亞洲最具國際競爭力的城市國家。

新加坡現代化發展模式主要體現為，以國際競爭力為核心塑造亞洲最具競爭優勢的城市國家，以國際經濟中心為主體打造經濟結構，以自由港經濟與政府調控有機結合構建運行體制，以外國跨國公司建立產業發展的微觀基礎，以發展目標為政策導向促進經濟與社會、文化和生態協調發展。

新加坡是東南亞的一個島國，是全球最為富裕的國家之一;經濟模式被稱作為“國家資本主義”，並以穩定的政局;同樣作為華夏子孫所主導，且同樣是只有一個執政黨的;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有很大的借鑒之處。

在短短的半個世紀時間，新加坡已從發展中經濟體進入高收入國家，成為亞洲最具國際競爭力的國家，並由此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發展模式。近年來，新加坡政府針對本國的國情，提出了一系列未來的發展戰略和遠景規劃，展示了新加坡現代化發展的宏偉願景。

新加坡現代化發展的曆程

新加坡是一個海島型的城市國家，國土面積718.3平方公裏，人口546.97萬人，其中新加坡居民387.07萬人，非居民人口159.9萬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新加坡的自然資源極為匱乏，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位於歐亞大陸的最南端，地處馬六甲海峽的咽喉地帶，是印度洋和大平洋之間的交通要道和東西國際航線的樞紐。

當代新加坡的現代化發展史，是一部由殖民地經濟向新興工業化國家和高收入國家轉變的曆史。在長達140年之久的殖民地時期，新加坡經濟單純依賴於轉口貿易。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1965年正式獨立，新加坡通過推行工業化帶動了經濟多元化和現代化發展，以改變殖民地經濟結構。2O世紀5O年代末60年代初，是新加坡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戰略時期。從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新加坡經濟轉入面向出口工業化發展階段，它利用了戰後西方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的有利時機，積極引進跨國公司的資本與技術，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使國內經濟迅速起飛，並跨人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行列。20世紀70年代末，新加坡提出重組經濟結構的戰略決策，以迅速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來取代勞動密集型產業，加速外向型經濟結構的轉換和升級。盡管80年代中期國內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但是新加坡及時調整了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提出了經濟發展新方向，加快發展技術密集型的出口工業和國際服務業(王勤，1995：5—18)。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斷了新加坡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曆程，此後新加坡經濟出現了急劇波動。嚴重的金融危機迫使新加坡調整發展戰略，重組經濟結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新加坡推出了七大經濟戰略，促進經濟重組和轉型。

近半個多世紀，新加坡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的增長。1965--2013年期間，新加坡經濟年平均實際增長率超過7%，並保持了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據新加坡官方統計，1965年新加坡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約為9.74億美元，1980年達到100億美元，2004年超過1000億美元，2010年突破2000億美元 (2364.22億美元)，首次超越香港的經濟規模，2013年為2979.41億美元;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計算，1965年新加坡的人均GDP為516美元，1971年達到1000美元 (1075美元)， 1980年為5000美元 (5004美元)，1989年突破 1萬美元(10 711美元 )，1994年超過2萬美元 (21 578美元)，2006年超過3萬美元(33 580美元)，2010年和2012年分別超過4萬美元 (46 570 美元 )和5萬美元(52 865美元 )。2013年，新加坡的人均 GDP為5.5萬美元，居世界第十位，僅次於盧森堡、挪威、卡塔爾、瑞士、澳大利亞、阿聯酋、瑞典、丹麥、加拿大。

新加坡用半個世紀走完了發達國家一百多年的工業化進程，躋身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從GDP增長速度看，100億—200億美元區間，新加坡用了8年時間;200億—500億美元區間，新加坡用了6年時間;500億一1000億美元區間，新加坡用了5年時間。1997年新加坡GDP總量超過1000億美元，此後的亞洲金融危機使得GDP總量下降，直到2004年GDP總量才再上1000億美元，因而1000億—2O0o億美元區間新加坡用了13年時間。從新加坡人均GDP增長速度看，1000--5000美元區間，用了9年時間;5000—l萬美元區間，新加坡也用了9年時間;1萬一2萬美元區間，用了5年時間;2萬—3萬美元區間，用了12年時間，期間主要是遭受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3萬-4萬美元區間，用了4年時間;4萬一5萬美元區間，用了2年時間，這與美元持續貶值和新元升值有關。

新加坡已從轉口貿易的自由港迅速發展成為世界重要的制造業生產與出口基地，並成為國際性和區域性的貿易中心、航運中心、金融中心、通訊信息中心和旅遊會議中心。20世紀60年代初，新加坡傳統的轉口貿易及其相關部門占國內經濟的80%以上。在工業化的進程中，新加坡的農業和與轉 口貿易相關的服務部門比重急劇下降，而工業部門尤其是制造業比重迅速上升，但近年制造業比重呈現逐步下降趨勢。1981--2013年，新加坡的三次產業比例從1%：41%：58%調整為O%：23.7%：76.3%。

目前，新加坡是世界上重要的制造業生產和出口基地，電子電器業、化學工業、海事工業和生物醫藥業是制造業的四大支柱行業，新加坡已成為世界重要的集成電路、磁盤驅動器的生產基地，是世界化工和醫藥產品的重要出口國。從1986年起，新加坡超過荷蘭鹿特丹而躍居世界第一大港。1978年，新加坡集裝箱吞吐量在世界僅列第十三位，1988年升到第二位，1990年和1991年躍居第一位，1992年後降為第二位，2005--2009年，均為第一位，2010年後被上海超過而居世界第二。2010年，新加坡樟宜國際機場接待的旅客超過4200萬人次，晉升為全球接待乘客量超過4000萬人次的七大機場之一。從1968年起，新加坡鼓勵跨國銀行和金融機構從事離岸金融業務，首創亞洲美元市場，並成為世界主要的離岸金融中心之一。從1980年起，每年抵達新加坡的遊客人數均超過新加坡人口總數，2013年，到訪新加坡的遊客為1556.79萬人次。據國際會議協會(ICCA)統計，2012年新加坡列全球最優秀會議城市的第六位，也是亞洲唯一入選的十大會議城市。

獨具特色的新加坡發展模式

五十年來，新加坡的現代化進程加速發展，並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新加坡現代化發展模式主要體現為，以國際競爭力為核心塑造亞洲最具競爭優勢的城市國家，以國際經濟中心為主體打造經濟結構，以自由港經濟與政府調控有機結合構建運行體制，以外國跨國公司建立產業發展的微觀基礎，以發展目標為政策導向促進經濟與社會、文化和生態協調發展。

新加坡一直是當今世界和最具國際競爭力的國家之一，也是亞洲最具國際競爭力的國家。在每年國際競爭力評價的權威機構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blD)和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各國國際競爭力排名上，新加坡均名列前茅。根據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評估，在1994--2001年世界各國國際競爭力綜合排名中，新加坡連續八年位居第二，僅次於美國。2002年，由於恐怖主義和 “非典型性肺炎”(SARS)的沖擊，其排名曾滑落到第八名。2003年新加坡的國際競爭力排名上升到第四名，2004年上升到第二名，2005年和2006年均列在第三位，2007年和2008年升至第二位，2009年列第三位，2010年高居世界第一，2011-2O14年分別列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和第三位。

(IMD，2015)在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世界排名中，1996--1999年新加坡一直名列第一位，2000--2001年分別降至第二位和第四位，2002--2008年分別為第七位、第六位、第七位、第六位、第五位、第七位和第五位，2009--2010年升至第三位，2011_2014年均列第二位。

2012年，英國《經濟學人》(Economt)信息部(EIU)根據各城市在吸引資本、公司、人才和遊客方面的能力，發布了2012年“全球最具競爭力城市”的排名。在120個受調查城市中，新加坡排名第三，僅次於紐約和倫敦。2013年，該機構發布的2025年全球最具競爭力城市的預測報告顯示，新加坡仍是亞洲最具競爭力的城市。在全球城市競爭力排行榜上名列第三，僅次於紐約和倫敦，其後為香港、東京和悉尼。由於推行高度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新加坡一直以建立與發展國際性經濟中心來構築其經濟結構。當前，新加坡已是世界重要的制造業基地、國際貿易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通訊中心和旅遊會議中心。在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中，僅有香港能與之媲美，但近年香港作為世界性制造業基地的地位已削弱，而韓國和台灣均未建成這種綜合性的國際經濟中心。

目前，新加坡是世界上重要的制造業生產和出口基地。相關資料顯示，新加坡是世界辦公和通訊設備的第五大出口國，是世界集成電路和電子元件的第二大出口國，是世界化工產品的第七大出口國，是世界醫藥產品的第六大出口國，還是世界第三大煉油中心。2013年，新加坡對外貿易額達7832.66億美元，人均對外貿易額高居世界之首。其中，商品貿易

出口列世界第十四位，服務貿易出口列世界第十二位(WTO，2014)。以抵達船只噸位計算，新加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港之一，也

是世界上第二大集裝箱港口。新加坡的金融業日趨成熟，外彙市場交易額已居世界第三位，並成為世界主要的離岸銀行業、基金管理業和風險管理業中心。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條件和東西文化的交彙薈萃，又使新加坡成為世界上重要的通訊信息中心和旅遊會議中心。

自19世紀初起，新加坡一直是近代英國在東方移植的自由港。新加坡取得自治和獨立以後， 政府仍繼續推行自由港政策，始終保持自由港的地位。從自由港的經濟地位出發，新加坡奉行自由貿易、自由企業和自由競爭的經濟政策，允許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的相對自由流動，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之一。作為一個自由港，新加坡實行貿易自由化，對進出口貨物除少數幾種外不征稅;允許資本的自由進出，全面放寬外彙管制，取消黃金交易限制;允許勞動力相對自由流動，除對非熟練外籍工人適當限制外，鼓勵和吸引外籍專業與技術人員的流人。

在自由港經濟基礎上，新加坡政府實行了對經濟的積極幹預政策。建國以後，新加坡逐步完善了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政府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制定和調整經濟發展戰略，選擇宏觀經濟管理的目標與政策，運用國家產業政策，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新加坡政府對經濟幹預是卓有成效的，這歸因於自由市場經濟與政府積極幹預的有機結合。2014年，據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信息部(EIU)的全球經商環境排名

(Business EnvironmentRanking)，憑借經濟開放和政府高效，新加坡的經商環境在82個經濟體中排名第一，成為2015--2019年的全球最佳親商地點。(EIU，2014b)

新加坡的工業化主要依靠外國跨國公司的資本與技術，並形成了以外國跨國公司為主導的企業結構。這與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不盡相同，韓國的企業結構以大企業集團為主導，而台灣和香港經濟則以中小企業為主體。

在新加坡，外國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在制造業、金融業兩大部門中居主導地位。其中，在制造業部門中，外國跨國公司投資企業的產值占 70%、增加值占60%、就業占50%，以及出口占80%以上。新加坡與其他亞洲新興工業化體形成不同的企業結構，這主要由於它們實施工業化發展戰略的途徑不同。從2O世紀60年代中期起，新加坡轉向面向出口工業化發展，主要依靠引進外國跨國公司的資本與技術，建立了以煉油、電子電器和海事工業為主的制造業，此後仍然通過外國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來促進國內產業的升級。作為世界主要的離岸金融中心之一，世界上最大五十家跨國銀行均在新加坡設立了分支機構，外資銀行在國內銀行業占主導地位，外資銀行數和資產額所占比重分別超過95%和 57%

經過50年的發展，新加坡已從發展中經濟體進人高收入國家，從轉口貿易的港口城市迅速發展成為世界重要的制造業生產與出口基地，並成為一個多元化和綜合性的國際經濟中心。隨之，政府通過各種分享增長的機制，將經濟增長成果廣泛分潤於民，從而實現了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態協調發展的目標。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新加坡高度重視教育、科技、醫療、文化事業的發展，居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生態環境日益美化。建國以來，新加坡的教育公共開支增長超過GDP的增長速度，教育公共開支僅次於國防支出居第二位，政府提出到2015年研究與開發(R&D)支出占GDP比重的3.5%，力求建成世界上首個智慧國家。新加坡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以中央公積金制度為主體的社會保障制度，已從單純的強制性退休養老制度發展成為涵蓋養老、住房、醫療、保險、教育等多方面的社會保障體系。新加坡實行以保健儲蓄(Medisave)、健保雙全(Medishield)和保健基金(MedisFund)為主的醫療保障制度，醫療衛生水平得以較快提升，人口主要健康指標已達到發達國家先進水平。新加坡現有居民的自有住房比例為90.5%，82%的居民都居住在政府組屋中，其中93%的居民擁有房屋的產權;通過人民協會、公民咨詢委員會、社區發展理事會、居民委員會或鄰裏委員會以及社區家庭服務中心，建立有效的社會管理與服務體系;建立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和勞動就業三大社會“安全網”，為低收入階層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設立“外籍勞工中心”，為外來勞工提供解決各種雇傭、薪金糾紛、工傷賠償以及其他援助與救濟;通過各種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和文化資源的整合，促進種族和諧和多元文化發展。新加坡的節能減排和生態文明建設成效明顯，2000-2010年，新加坡的碳排放系數(每單位GDP所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減少3.6%，大大高於世界平均值(0.01%)。這十年間，新加坡的GDP增長76%，而碳排放量僅增加22% ，能源使用量僅上升34% (黃偉曼，2014)。

此外，新加坡政府的廉潔高效舉世聞名。據全球反貪機構“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mation—a1)公布“2014年度貪汙印象指數”，在全球 75個經濟體排名中，新加坡的清廉指數為84，是全球第七大廉潔的國家，僅次於丹麥、新西蘭、芬蘭、瑞典、挪威和瑞士(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14)。

新加坡現代化發展的遠景規劃

進入21世紀，新加坡經濟與社會發展進入轉型期。針對本國的具體國情，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未來發展的戰略目標和策略，這些戰略措施涉及人口與土地、經濟與社會、生態與環境，展示了新加坡現代化發展的宏偉願景。

2013年，新加坡政府公布了《人口白皮書》，提出未來的人口政策規劃。政府預計，到2020年新加坡人口將增至580萬一600萬人間，到2030年人口規模將達到650萬一690萬人間。屆時，新加坡公民人口將為360萬一380萬人，永久居民保持50萬一60萬人，其餘則為非居民。

目前，新加坡生育率僅為1.2%，偏低的生育率使得人口迅速老齡化，甚至從2025年起開始萎縮，這將導致勞動人口減少，進而影響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因此，新加坡的人口政策將圍繞著以新加坡人為社會核心、為國人制造良好就業機會和提供優質生活環境的原則。在鼓勵國人生育同時，每年需引進1.5萬名新移民，以及批准3萬名外籍人士成為永久居民，以確保新加坡擁有合適的潛在公民人選。同時，到2030年將從事專業技術人員的比率從目前的一半提高到2/3。

2013年，新加坡國家發展部公布了土地資源規劃書，對土地資源進行了長遠的規劃，旨在確保新加坡在經濟與人口增長的同時，民眾能夠繼續擁有高質量的居住環境，在世界宜居城市中安居樂業。根據規劃，新加坡對土地利用的基本情況為：(1)填海造地，將國土面積擴大10%，增至766平方公裏，主要用於擴建港口、機場、發展市區等;(2)開發郊區和外圍島嶼，主要用於產業發展;(3)高密度利用土地;(4)回收低強度的土地使用，如舊工業區和一些高爾夫球場。到2030年，預計將近60%的土地用來發展住宅社區，其中約17%的土地是住宅用地，l3%用於陸路交通設施，9%用於公園和自然保護區。為滿足人口增長的需求，政府將在未來五年內打造三個新組屋新鎮，2030年之前興建7O萬個新住宅單位(URA，2013)。

2009年6月，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新加坡政府成立了國家經濟戰略委員會。2010年，在該委員會發布的報告中，提出了七大經濟戰略，即提升技能與創新精神、構建環球一亞洲樞紐、建立有活力多元企業生態、加強研發成果商品化、合理利用能源、提高土地效益和打造獨特環球都市，計劃在未來十年內提高競爭力，力爭把新加坡打造成一個更具活力的國際大都市。該報告強調，今後

要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來達到經濟增長的目標，將勞動生產率增長從過去十年的1%提高到2%一3%，使得未來十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3%—5%;保持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將制造業占

GDP比重維持在20%—25%;到2020年，將新加坡本地營業額超過1億新元企業增加到1000家，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本地全球性中型企業(globalmid—sized company);到2015年，將新加坡的研究與開發(R&D)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提升至3.5%(EconomicStrategies Committee，2010)。

新加坡政府推出了“工業 21”發展計劃，該計劃旨在21世紀使新加坡的制造業、制造服務業和出口服務業處於全球領先的戰略地位，將新加坡建成知識主導型的工業中心。根據這項計劃，新加坡制造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將繼續維持25%，在今後每年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中至少66%的崗位屬於知識和技術型的。為此，新加坡政府提出了五項措施：(1)制造業多元化，以減少過度依賴某一行業而對整體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2)以世界級工業为目標，鼓勵跨國公司在新加坡建立世界級設施，並將有潛力的本國企業提高到世界級水平;(3)提倡創新，建立本國的研究與開發設施，鼓勵企業家精神，促進高科技產業發展;(4)鼓勵國民終身學習，政府、工會和企業三方合作，提倡延續教育和培訓;(5)加強與各國的聯系，從世界各地引進資本、知識、思想和人才。

2014年，新加坡政府公布了“智慧國家2025”的十年計劃，這是全球第一個智慧國家藍圖。為構建新加坡的“智慧國”，政府將構建“智慧國平台”，建設覆蓋全島數據收集、連接和分析的基礎設施與操作系統，根據所獲數據預測公民需求，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到2025年，新加坡有望建成世界首個智慧國。該計劃也是“智慧國家2015”計劃的升級版，新加坡曾在2006年公布“智慧國家2015”計劃，其目標包括：到2015年，通訊行業價值實現翻一番，達到260億新元;該行業出ISl收入增長3倍至600億新元;增加8萬個工作崗位;使九成家庭使用寬帶，學齡兒童家庭電腦擁有率達到100%等。近十年過去了，這些目標均已提前實現。

2014年，新加坡政府推出“2015年永續新加坡發展藍圖”(Sustainable SingaporeBluepfint2015)，它是2009年出台的“永續新加坡發展藍圖”延續。在此藍圖中，政府提出了建設具“生態智慧”的宜居市鎮、推廣“零浪費”(Zero—Waste)文化和開拓新綠色經濟模式三大願景。政府將在未來五年撥款l5億新元，推動包括“減少用車”(Car—Lite)、每座組屋設再循環物垃圾槽、打造新綠色經濟模式、更多綠色和藍色空間和動員全民參與等措施。

新加坡積極推廣綠色出行，實施“全國自行車推廣計劃”，政府的目標是到2020年在所有26個組屋區建設190公裏的自行車道可通往地鐵站和市鎮中心，到2030年全島自行車道從現有的230公裏增至700公裏以上，其中包括擬建中的150公裏環島綠道。同時，提升公共交通水平，將交通高峰時段的公共交通工具搭乘比率從2013年的64%提高至2030年的75%。未來十五年，鐵路系統將從目前的180公裏翻倍至360公裏，增設約100個地鐵站，居民只需步行五分鍾就能到達地鐵站，每十個家庭中有八個家庭只需步行十分鍾就可抵達地鐵站。

該藍圖提出了打造更多的綠色和藍色空間，綠色空間是指公園園地與連道等組屋區內翠綠的公共設施，藍色空間是指蓄水池、在“活躍、優美和清潔”水源計劃下建造的水道項目。新加坡推出的“打造翠綠都市和空中綠意”(Landscapingfor Urban Space and HighRises，LUSH)計劃，規定城市建築的綠化標准，實施相應獎勵措施，鼓勵建築開發商以地面公共花園、屋頂花園、天空廊道和垂直綠牆等元素，增加綠地面積。2012年，新加坡公布了國家氣候變化策略，通過減少碳排放量，構建全球潔淨科技中心，力求打造成有能力應對氣候挑戰的環球都市。為進一步減少汽車廢氣排放量，政府規定，自2017年9月起，新注冊的汽車須符合歐盟六期(EuroVI)標准。

新加坡水資源匱乏，但其水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成效卓著。1972年，新加坡制定了第一份水供總體規劃。2000年至今，新加坡已建成四座新生水廠，2016年將建成第五座新生水廠，至今能滿足國內30%的用水需求;2005年起，新加坡已建成兩座海水淡化廠，提供國內10%的用水需求。預計到2060年，新加坡當地生產再循環的新生水和淡化水，將能滿足國內80%的用水需求，通過海水淡化、再循環的新生水、蓄水池的雨水收集以及進口淡水，就可以解決新加坡的水資源問題。

過去的半個世紀，新加坡經濟迅速起飛，走完了發達國家一百多年的工業化進程。它得益於戰後長期相對穩定的國際和平環境。戰後，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國際產業分工和區域生產網絡不斷擴大和深化，為新加坡現代化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經濟條件和環境。

同時，新加坡所擁有優越的地理條件和天然良港，是其經濟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更為重要的是，新加坡從本國國情出發，積極實施現代化發展戰略，建立以自由市場經濟與政府積極幹預有機結合的運行體制，善於運用政府經濟與社會管理職能，大力推進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不斷提升國家的核心競爭力，並將經濟增長成果廣泛分潤於民，從而實現了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態的協調發展。

盡管新加坡國情和發展模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其五十年現代化發展則提供了諸多的國際經驗。從新加坡現代化發展的曆史過程看，一國經濟的發展，首先必須根據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和國內資源賦予的特點，積極選擇和適時調整自身的現代化發展戰略。

實施這一經濟發展戰略的途徑，在於逐步進行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並不斷增強其國際競爭力。為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和途徑，必須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體制。這一體制的核心，是如何使得市場經濟和政府幹預有機結合和協調發展。市場是構成政府有效幹預的基礎，政府的幹預應是一種親市場(pro-market)的幹預。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的關鍵，是鼓勵民眾參與經濟發展過程，並通過各種分享增長的機制，使民眾廣泛和公平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新加坡現代化發展經驗曾引起國內極大的關注。當前，中國已進入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面臨著構建新型的開放經濟體系的機遇與挑戰。新加坡卓有成效的經濟與社會管理、以自由港為核心的開放經濟體系、國際競爭力提升策略、國有企業管理、人力資源開發、社會保障制度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均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國際經驗。

在政治方面，新加坡的做法和成就對中國也很有借鑒意義。新加坡之父李光耀曾說過:“ 努力地在一個完全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下建立社會主義。”對中國而言,政治改革中最困難的問題在於, 如何區別現代化與西方化的差別。從新加坡的經驗來看,現代化並不需要“全盤西化”。也就是說,大膽果斷地向西方“拿來”對發展自己有用的; 對不需要的或是暫時條件還不成熟的, 可以拒絕或加以改造。

在我國當前的政治體制中, 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處於核心與中樞地位,由於長期以來“黨政不分”的管理體制,社會的各種矛盾、政策上的一些失誤,乃至於個別公務員的怠慢, 人民群眾都把責任歸為共產黨, 這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黨的形象, 使黨處在社會各種矛盾的旋渦之中。

通過新加坡的例子，我國應該把黨的工作重點從直接領導“一府兩院”的具體工作, 轉向著重通過國家權力機關間接領導和全面監督“一府兩院”的各項工作,改變領導方式, 縮小黨直接領導的范圍。 還可以把社會管理的具體事務交由政府甚至民間組織管理, 從直接抓經濟轉向平衡調節社會矛盾,穩定社會。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還應該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新加坡采取的模式是讓民主黨派有一定的發展空間, 並准許民主黨派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參與地方政府官員的競選,讓其擁有實實在在的權力,民主黨派不僅僅是作為一種擺設。

對於中國來說，如果采取相似的做法，不僅能教育和警醒黨的幹部,而且可以極大地推動解決政府官員日益腐敗的病症。

新加坡的經驗表明, 存在反對黨並不可怕, 關鍵要看執政黨本身所制定的政策是否能得到人民的擁護,

是否能長期保持黨的先進性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絕對的權力必將導致絕對的腐敗”, 一個缺少反對黨有效制約和監督的政黨, 最終的結局只能是免疫力下降,腐敗現象叢生,最終被人民唾棄而喪失政權。因此,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主動變革要比迫於形勢而被動變革所產生的震動小、社會成本低。

文化方面亦有學習之處，如尊重本民族文化的繼承與弘揚，推動現代文化建設，提升全民素質等，在國際社會中樹立中國的美好形象。

新加坡的發展可以說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即實現了國家的現代化。作為與中國有些許相似之處的國家，它很值得中國借鑒。希望中國可以認真思考和選擇性地學習，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早日實現國家現代化和民族的偉大複興。

根據和訊網、《新加坡經濟發展研究》等采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