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狹隘概念探究 內涵偏差沿襲乾嘉學派

圖：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根據福建泉州後渚港出土文物復原的宋代中型海外貿易船，排水量三百七十噸

近年來，“國學”熱在內地乃至兩岸四地方興未艾，凡是念過幾天書的人，都要講幾句“國學”，若能躋身“國學大師”，榮莫大焉。但冷靜思考下，“國學”這個概念有點似是而非。筆者領會現行此概念，本意是“國之學術”;但實際的內涵，主要是關於中國古代人文歷史的學問，基本上就是清代“乾嘉學派”涉及的范疇而略有擴大，但功力有所不及。那麼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把自然科學排除在“國學”之外，坐實了傳統中國人不講科學。這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而且引起一些問題。例如：孔夫子如果活在今天，算不算“國學大師”?而近年來被稱為“國學大師”的一些學者，并非只研究中國古代人文歷史。例如季羨林學術成就卓著，研究范圍跨越中外。

筆者還認為，“國學”作為近代以來出現的概念，是在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思潮下，由被攻擊對象的“國故”、被冷嘲熱諷的“國粹”演化來，本身就很悲劇。如今被稱為“國學大師”的舊時代學者，一部分當時背負著“舊學”包袱，例如羅振玉、王國維;一部分根本就是否定“國學”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的急先鋒，例如顧頡剛甚至胡適。如今新時代如果一定要講國學，自然應該是“新國學”，而不是對舊一套因陋就簡，更不是復古“乾嘉學派”。在這方面，由舊中國走來，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一代“國學大師”，例如啟功，或同時期在港澳台成長起來的“國學大師”，例如饒宗頤、金庸、錢穆，其各不相同的治學之路，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而不可復制的，但他們的成功經驗卻值得我們借鑒。在筆者看來，金庸所說，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本能的愛”，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是其基本要素。如今有志於祖國傳統歷史文化研究的人，應該以國家民族和時代使命，為安身立命根本，而非熱衷於成為“大師”。

孔夫子授“六藝”范疇廣闊

明清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鼎盛期。清雍正、乾隆時人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馬二先生說：“舉業(科舉考試)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孔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如今讀書人以“國學”為尚，按馬二先生的邏輯，若是孔夫子老人家在，而今也要講“國學”，開“國學大講堂”的;畢竟他老人家主講的“杏壇”，是歷史上第一家大講堂嘛。更重要的是，“國學”最基本的內容肯定是孔子學說，而且有一位“國學”後起之秀，更是以開講“倫語”(不是《論語》)風靡一時。可問題是，孔夫子教學開講的內容并不符合如今“國學”的內涵。他講的是“六藝”：禮、樂、射、馭、書、數。禮，類似如今德育;樂，不但是音樂，而且是樂律，黃帝和堯舜禹以來，“同律度量衡”的科學體系;射，射箭甚至騎射，是軍事訓練;馭，駕駛馬車甚至戰車技術;書，從識字、寫字到文字學，由淺入深，還有《尚書》等人文歷史課;數，數理，按漢之前小百科《廣雅》解釋：“數，術也”，包括自然科學的技術和方法。六藝也是《周禮.保氏》規定，周代教育貴族子弟的六門課程：“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并細分為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

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班固《漢書》記載以儒家經典《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為“六藝”，六經不是孔夫子當初教學生的“六藝”。而且即使這六經，比如《易》，也包含著二進位制的中國上古數學理論;《易經》內容是數學與術數相結合的。而當初孔門修齊詩、書、禮、樂的弟子，大約三千人;能兼修禮、樂、射、馭、書、數“六藝”并且合格畢業的，七十二位而已。就是西漢早期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統計：“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大約)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夫子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一在於能夠集他之前歷史文化大成，二在於提出自己的學說，而成為其後兩千年中國人的指導思想和行為準則，故稱“大成、至圣”。從“國學”鼻祖所傳真正國學可見，如今“國學”概念實在太狹隘了，簡直是倒退。

百家群科推動燦爛文明

中國古代舊“四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印刷術，新“四大發明”：絲綢、青銅、瓷器、造紙印刷，或絲綢、中醫藥、雕版印刷、十進位計數，以及未列入“發明”的水稻種植、玉石器、中國建筑等等，實際上都是科學技術，而不是狹義的人文歷史。中華民族是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民族。沒有燦爛文明，歷史再悠久也暗淡無光，就如宋代朱熹、蔡季通形容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而燦爛文明首先是科學技術不斷發明并發達，否則也無法燦爛。

“雜交稻之父”袁隆平說，中國人工種植水稻已經有五千五百年歷史。而湖南玉蟾巖遺址發現的古栽培稻，經科學測定距今約一萬四千至一萬八千年，體現了從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狀，是世界上已知最早人工栽培稻。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碳化稻谷，距今七千二百至六千二百年。戰國“諸子百家”，《漢書》列有一百八十九家，留下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著作;《隋書》列有上千家，主要有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陰陽家、名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縱橫家、兵家、醫家等等。按現代學科分類，既有自然科學，也有社會科學。像諸子名著《管子》主要是講科學技術的，包括水利、建筑、機械。《墨子》看似講意識形態，而現代研究表明，墨子是古代科學家，最早提出光線沿直線傳播的觀點和比較原始的粒子論，而且進行了小孔成像實驗。因此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我國發射的首顆量子通信衛星，命名為“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至於扁鵲、華佗、張仲景等戰國至秦漢醫藥學家，被中外兵學家奉為兵書經典的《孫子兵法》等，不勝枚舉。東漢發明地動儀的科學家張衡，同時是文學家，他的《兩京賦》、《歸田賦》等“辭賦”，都是古典文學名篇。實際上，中國歷史上秦、漢、唐、元、明等強大王朝，都是以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支撐的，而不是僅靠文化藝術支撐的。宋代科學技術、文化藝術都高度發達，只因國防實力不足，而受盡屈辱。人文歷史、科學技術，都應屬於“國學”的內容。

“國學”內涵偏差 沿襲乾嘉學派

古代中國偏離了科學技術與文化藝術并重的傳統戰略，正是始於上文提到的“馬二先生”生活的明中後期。明代中期即十六世紀起，西方文藝復興開始，思想解放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但當時萬歷皇帝等統治者，未能體察世界發生的變化，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由遙遙領先世界而逐漸縮小差距，終至落後於西方。但此時仍出現李時珍《本草綱目》、晚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幾何原本》、徐霞客《徐霞客游記》、宋應星《天工開物》等自然科學名著，說明明人未改重科學的傳統士風。

清代乾隆、嘉慶前後大約一百年間，中西科學技術發展的巨大差距拉大。而這時正是清代以人文歷史考據著稱的“乾嘉學派”風頭無兩時期。如今“國學”把人文歷史當成“國之學術”，實際上沿用了“乾嘉學派”的內涵。五四新文化運動掃蕩的“舊文學”、“舊文化”，其實主要是清中期以來的主流文化。例如“文選(派)妖孽”、“桐城(派)謬種”、“八股文”等等。在新文化倡導者看來，正是他們造成中國落後挨打。

有研究者考證，當前流行的近代“國學”概念，大致分四個出處。其一是黃遵憲於一八八七年提出;其二是梁啟超於一九〇二年秋提出;其三是吳汝綸於一九〇二年八月，接受日本人意見採用國學概念;其四是屠仁守於一八九七年，借鑒日本近代意義國學，為中國近代意義“國學”。

筆者認為，重要的是近代“國學”提出的背景，其實并不像今天我們想像的那樣光榮。面對晚明以來“西學東漸”，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尾隨西方帝國主義槍炮之後，西方文化強力介入，中華傳統文化從只有招架之功，到毫無還手之力。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那時興起的“新學”，強調科學方法。在新派人物看來，中國傳統人文歷史完全是一本糊涂帳，堯舜禹只是神話傳說。顧頡剛“敢問禹是何物”，結論禹是蟲;直至形成“疑古”思潮，錢玄同改名為“疑古玄同”。這些都有意無意幫了西方某些以詆毀、消滅中國文化為目的人的忙。這種現象的出現，源自那時在“文化自信”上出了問題。那時對中國傳統文化全盤否定的傾向，與之前良莠不分的封建“舊文化”，同樣不科學。中華民族近代經歷百年苦難，復經新文化運動洗禮，痛定思痛，終於逐步認清了哪些是優秀傳統文化，哪些是封建糟粕。

深耕中華文化 大師成長道路

與學術思潮弄潮兒相反，這時期在中華文化土壤里默默深耕的一部分人，最終成功了。

以分別從一九一三年、一九二四年籌建的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為例。古物陳列所從創立人朱啟鈐，到智囊金北樓，曾任所長周肇祥、錢桐，專家學者陳師曾、容庚，導師張大千、黃賓虹、于非闇，培養出的學生田世光、俞致貞、郭味蕖、李樹萱等，都是傳統文化、傳統藝術、傳統學術。新文化運動中成立的故宮博物院，第一代學者主要是五四時期進步知識分子，如胡適、錢玄同、周樹人、沈尹默、俞平伯、劉半農;或者是革新派人物，如南社詩人陳去病、黃節，文學研究會孫伏園，以及新興的甲骨文與古文字學家董作賓、魏建功等。在博物院壯大成長的專家學者包括易培基、馬衡、沈兼士、袁同禮、唐蘭、啟功、羅福頤、陳萬里、單士元、朱家溍、徐邦達、馮先銘等。他們不論是新學還是舊學，都殊途同歸，在各自領域取得成就。這說明只要繼承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同的治學方法都同樣會取得成功。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啟功受聘故宮博物院文獻研究和古書畫鑒定“專門委員”，參與戰爭中散失書畫回歸的鑒定。他在《故宮書畫給我的眼福》里，回憶受前輩專家學者耳濡目染、切磋成長的體會。一次收購古書畫鑒定會，有院長、青銅器專家馬衡、歷史學家陳垣、檔案文獻學家沈兼士、工學家張廷濟、史學家鄧以蟄、畫家張大千、古文字學家唐蘭。見到一卷宋緙絲米芾大字卷，張大千就指給他看，說：“這卷米字底本一定是粉箋上寫的。”說的是明代有一批偽造宋代米芾字，常是粉箋紙上所寫，只說“粉箋”二字，行家都不言而喻了。

又一次收購鑒定會，上次各位除張大千出差，又增加了故宮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和胡適、徐悲鴻。有一件據稱明代夏昶《墨竹卷》，胡適指給徐悲鴻看，問這卷的真假。徐悲鴻回答：“像這樣的作品，我們藝專的教師許多人都能畫出。”胡適似乎恍然地點了點頭，有種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之感。

國家民族使命 安身立命根本

新中國成立後為搶救流失文物，文化部文物局由上海請來書畫鑒賞家張珩、謝稚柳、朱家濟、徐邦達共同鑒定，特別是收回不少面臨流失的文物。其中包括從香港滙豐銀行贖回，被古玩商郭寶昌之子郭昭俊抵押的“三希”之二：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

此事經呈周恩來總理，總理批示，請專家首先鑒明確為“三希”原物。當即由出任華東局文化部文物處處長的古書畫專家徐森玉把關，最終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當期屆滿之前，以港幣五十萬元贖回。此時新中國成立剛滿一年，國庫里只有少得可憐的一點外匯。面對瀕臨流失的文物，懷揣僅有的外匯，他們心中只有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不久，徐森玉又把自己珍藏的文物，也全部無償捐獻國家。這是老一代“國學大師”們德藝雙馨、德高望重的根本所在，也應是如今不能忘的安身立命之本!

(來源：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