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以後，香港的本土作家去哪兒了？

圖：平可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山長水遠》\資料圖片

抗日戰爭爆發前後，內地大量知名作家南來香港，使得香港文壇一時姹紫嫣紅。不過，美中也有不足。黃康顯指出：原有的香港新文學作家難以進入文壇，一九三九年的《中國詩壇》尚有幾個香港作家的名字，到了一九四一年的《時代文學》，六十七位撰述人中只有劉火子一位香港作家名列其中，而無論“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還是“中國文化協進會”都找不到三十年代香港新文學作家的名字。黃康顯認為：“可能是三十年代的香港文學，尚在萌芽時期，國內名作家的湧至，迫使香港文學，驟然回歸中國文學的母體，在母體內，這個新生嬰兒還在成長階級，當然無權參與正常事務的操作，不過這個新生嬰兒，肯定是在成長階段中，並沒有受到好好的撫養。

不過當這個初生嬰兒，學會跑步後，便跑到街頭流浪去。”（黃康顯《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香港秋海棠文化企業，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初版。第三十九頁）的確，在內地南來作家的星光輝映下，香港新文學作家黯然失色，除侶倫等少數作家之外，三十年代以來的很多香港作家都在文學史中消失了。那麼，抗戰初期內地作家大量南下後，香港的一些本地新文學作家到底去哪兒了？ 

讓我們先從平可談起。平可是最早一批香港新文學作家，是一九二八年元旦黃天石所召集的《天光報》聚會作者之一。一九三七年七月，時任《工商日報》副刊“市聲”編輯的龍實秀約請平可見面。龍實秀也是香港最早的新文學作家之一，在受匡出版社出版過小說集《深春的落葉》。平可與龍實秀正是在一九二八年元旦《天光報》聚會時認識的，後來成了幾十年的朋友。面對龍實秀的約稿，平可回答考慮一個星期。在這一個星期裏，平可認真考察了香港的報刊文學情況。

對於抗戰以來湧入香港的內地文學大家，平可是很仰慕的，認為他們在寫作上“畢竟是大師，身手不凡”。不過，在平可看來，他們的作品並不太能吸引香港市民讀者，原因是內地南來作家不了解香港市民讀者。據平可在香港最受讀者歡迎的三類連載小說中，前兩類都是文言，只有黃天石堅持寫白話小說。由此可見香港文壇與中國內地文壇的差別之大，也可見南來作家的寫作如何不接香港“地氣”。作為香港最早的新文學的先驅者之一，平可自然看不上前兩類小說。他認為，第一類黑幕小說的作者蘇守潔，“他雖然有很多讀者，但作風顯然是畸形的，不足為法”；第二類小說作者衛春秋，“他的作品不脫徐枕亞派的窠臼，這類作品縱然還吸引讀者，也已開到荼薇了。”只有第三種，平可覺得較有吸引力，他決定按照黃天石的方向進行文學寫作。

二十年代末期的時候，黃天石就率先在《天光報》開闢白話新文學副刊，培養了最早的一批新文學作家。黃天石是很愛國的作家，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他憂心忡忡，希望做點實事，為國效力。他曾半夜訪問陳君葆，讓他注意民族危亡。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陳葆君日記有雲：“實秀說：目前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俄國的共產，便是義大利的法西斯蒂，然而法西斯蒂不過是資本主義到了沒落時期的一個回浪！我問說：然則你的意思也是以為社會主義者若要走的，便又向左邊了。他說：是的。”（《陳葆君日記全集．卷一》，香港商務印書館，二○○四年七月第一版，第八十頁。）從這段記載看起來，這些香港新文學工作者的思想是偏向於左翼的。 

黃天古（傑克）最早在《天光報》走紅的小說，連載於一九三九年的《紅巾誤》，這部小說佐證了他左翼和浪漫的特色。小說的女人公甜姐原是一個內地鄉下姑娘，因內地戰事，來香港投奔姨媽林婆。因生計問題，做了導遊小姐。後受到地下工作者蘇雨指派，和看上她的漢奸梁濟川來往，後盜取了他的絕密檔，使得這個漢奸受到了應有懲罰。這的確是一個抗戰的題材，然而又和豔情糾纏，富於傳奇性，有點像今天的《色，戒》。從形式上看，小說有點章回體，採取的是單標題。小說主要以故事情節帶動結構，敘述者甚至於直接出面評論，類似說書人。在語言上，小說吸取了傳統小說說書人的手法，並且小說中大量採用了地方粵語口語，富於地方感。《紅巾誤》一炮打響，在香港本土讀者中深受歡迎，單行本一版再版。

平可比較認可黃天石的文體，他覺得香港讀者已經能夠接受白話文，但喜歡的是《紅樓夢》、《水滸傳》式的白話文體，而不能接受內地新文學的“歐化”文字，所以平可決定採用新舊“折衷”式的文字，他將之戲稱為“放腳式”。

平可答應給《工商日報》副刊“市聲”寫小說了，一九三九年八月，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山長水遠》正式刊出。在結構上，《山長水遠》和傑克的《紅巾誤》相同，也採用了單標題形式。《紅巾誤》還有目錄，《山長水遠》連目錄都沒有，直接進入故事，第一部分題為“白貞妮”，第二部分題為“魚終於上鈎了”，第三部分題為“都在我身上”。與《紅巾誤》不同的是，《山長水遠》中沒有粵語方言，而是完全的現代白話小說。

小說開始在描寫白貞妮的時候，出現兩個有趣的細節。第一是白貞妮聽說魯迅全集不錯，預約了一套，“翻了兩頁，便塞進書櫃去，永不再拿出來。”第二更有趣，提到了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又有一次，她聽說《文藝陣地》那份雜誌值得看看，一訂便是一年，書按期寄到了，拆也不拆，便挪到書櫃的一個角落去。”（平可《山長水遠．自序》，香港工商日報出版社，一九四一，第四頁。）

這兩個細節描寫，一方面固然說明白貞妮的不學無術，另一方面也說明魯迅全集與《文藝陣地》對於香港市民吸引不大，這也佐證了平可有關於內地南來作家不了解香港的說法。

《山長水遠》刊出約一個月以後，香港另一位早期新文學寫作者張吻冰開始以筆名“望雲”在《天光報》連載長篇小說《黑俠》。在文體上，平可發現，“望雲所採用文體也是我所說的‘折衷式’。”這樣，《天光報》就在同時刊登黃天石和張吻冰的兩部長篇連載。這還不夠，《天光報》總編兼副刊編輯汪玉亭後來又通過龍實秀找到平可，希望他為《天光報》寫第三部連載。原因是，“傑克、望雲兩人的小說適合家庭主婦和已經在社會做事的成年人閱讀，現在急需的，是一篇以學生為對象的小說。”不過，汪玉亭強調：“小說要通俗，但格調不能低。”平可是在學校任過職的，他據自己的經驗寫下學生題材的《錦繡年華》。

《錦繡年華》刊登後，大受歡迎。平可收到無數讀者來信，還有讀者建議他修改小說情節。在小說中的女性戴秋荷去世時，讀者都來信罵他，有讀者譴責他是殺人犯。那個時段，平可走到學校或醫院，都會引來圍觀，儼然轟動一時，由此可見平可等人的小說在香港社會受歡迎的程度。

傑克、平可、張吻冰等香港本地新文學作家，在抗戰後創作出形式上通俗、內容上也反映抗戰的文藝作品，大受讀者歡迎，應該符合當時左翼文壇關於“民族形式”、“通俗文藝”的宣導。可惜的是，這些通俗作品並不為當時的左翼文壇所看好，也不被後來的香港文學史所注意，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來源：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