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非的投資環境及投資建議

近年來，非洲吸引外資流量逐年增長，2014年達到539.12億美元。2010-2014年間，累計吸引外資流量排名前十位的國家分別為：尼日利亞(324.43億美元)、南非(264.50億美元)、莫桑比克(212.83億美元)、埃及(209.09億美元)、加納(156.42億美元)、摩洛哥(137.51億美元)、剛果(布)(136.76億美元)、剛果(金)(120.99億美元)、阿爾及利亞(120.82億美元)和赤道幾內亞(105.71億美元)。

同時，2014年中國對非投資流量與2004年的3.92億美元相比增長近10倍，累計排名前十位的非洲國家分別是：阿爾及利亞(14.03億美元)、津巴布韋(13.80億美元)、贊比亞(13.76億美元)、蘇丹(12.56億美元)、尼日利亞(11.24億美元)、剛果(金)(9.34億美元)、肯尼亞(7.57億美元)、毛裏求斯(6.10億美元)、坦桑尼亞(5.16億美元)和加納(4.99億美元)。

建築業、采礦業、金融業分別為中國企業對非投資存量的前三大行業。同時，在與制造業緊密相關的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領域，中企在非投資顯著增長，已成為第四、第五大投資行業。

今天，我們就為大家**東非的投資環境及投資建議，希望為中企在當地的投資經營提供參考。

肯尼亞在其“2030年遠景規劃”中提出，要建設“新興工業化、中等發達和具有國際競爭力”國家的宏偉目標。

埃塞俄比亞在其“增長與轉型計劃”中強調實現“現代高效的農業和工業起主導作用的經濟，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收入國家”。

坦桑尼亞將其發展重點放在農業和制造業，制定“南方農業發展走廊”規劃，希望建設東非制造業基地，並將旅遊業作為減貧戰略重點。

厄立特裏亞由於難以融入東非地區經濟發展，因此在其發展規劃中非常強調糧食安全和經濟自立。

吉布提則揚長避短，強調發展自由經濟、開放投資和市場，其規劃目標是建設東非的物流、信息和金融中心，打造“東非迪拜”。

布隆迪在發展規劃以減貧為核心目標，其制定的“第二代減貧增長戰略規劃(2012-2015)”將促進增長和就業放在核心位置，主要措施是改善投資環境、加強農業生產和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服務業發展。

盧旺達“2020遠景規劃”目標確定為人均收入翻一番，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主要措施是通過大力發展信息通訊產業，將農業型經濟轉變為知識型經濟。

烏幹達“2040年願景發展戰略”確定其發展目標為GDP達到5805億美元，人均收入實現9500美元，成為中等收入國家，年均GDP增長率達到8.2%以上。重點措施包括：(1)適度擴大政府投資，大力發展私營經濟;(2)推進城市化進程;(3)重點加強科技創新、能源、人才、私營經濟和公共服務五大領域政策支持;(4)重點建設石油、能源、集成電路和運輸四大產業，加強國家創新體系;(5)加速工業化進程。

雖然東共體三國坦桑尼亞、肯尼亞和烏幹達的先令可以自由兌換，甚至可以使用對方貨幣發放貸款，但目前東共體尚未形成統一貨幣。

除了厄立特裏亞的納克法外，埃塞俄比亞的比爾、吉布提的法郎、肯尼亞和坦桑尼亞的先令均可與美元自由兌換。

吉布提的金融環境最為寬松，不僅沒有外彙管制，實行自由利率，且允許資本自由流動和對外資全面開放，外資股權比例沒有限制，其貨幣政策有力地支撐了金融服務業發展。

肯尼亞也是沒有外彙管制的國家，外資利潤可以自由彙出，居民和非居民都可以方便購彙。

埃塞俄比亞實行“外彙拍賣制度”，外資利潤可以自由彙出;現在外彙統一由NationalBank控制，申請美元需要排隊。由於外彙緊缺，外資利潤事實上彙出難度較大。

坦桑尼亞實行經常性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外彙和本幣可以自由劃轉，外資利潤可自由彙出。

厄立特裏亞於2013年部分放開外彙管制，但由於納克法與美元不可自由兌換，因此外資利潤彙出存在一定障礙。

雖然該地區國家尚未參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但在埃塞俄比亞可以使用銀聯卡，在坦桑尼亞可以使用我國銀行發行的Visa卡。中國銀行在肯尼亞設立了代表處，這是我國金融機構在東非設置的首家常設機構。

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坦桑尼亞都實行國、地稅分家，這對於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同時發揮地方積極性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吉布提由於國家較小，因此按照個人、企業和間接稅三大主要稅種征稅。

肯尼亞的稅制較為複雜，不僅實施屬地稅和屬人稅相結合，對企業、個人跨境和海外收入也均納入計稅范圍。

除了吉布提在公司稅和增值稅環節明顯偏低之外，其餘國家稅率基本比較統一，而且方便靈活。

企業稅除了按稅率征收外，還可以實行包稅制。個人稅均實行累進稅制，且各國基本都將起征計稅點設置較高，有利於個人免稅。

流轉稅環節基本沒有實現“營改增”，其中吉布提正在將其銷售稅過渡為增值稅，過渡完成後，居民基本生活用品計稅范圍將有所減少。

埃塞俄比亞在引進外資方面最為重視農林牧漁業及與之相關的制造業，同時非常重視基礎設施建設，但對外資進入電力、通信、軍工及多數服務業領域有嚴格限制，這一方面反映出該國高度重視維護國家對重點行業的控制，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將國民就業問題放在重要位置考慮。

肯尼亞在引進外資方面最為重視制造業和酒店業，同時鼓勵農業和基礎設施投資。

坦桑尼亞的引進外資的主導行業為礦業和基礎設施，先導行業為農業、房地產、金融、制造業、物流及旅遊業等。

吉布提在引進外資時重視與商貿有關的基礎設施、金融和服務業，但對物流運輸業則要求必須與當地合作。

厄立特裏亞鼓勵外資進入礦業和制造業，但對金融和內貿物流進行控制。

各國均以不同法律形式對外資進行保護和鼓勵，如埃塞俄比亞的“2002投資公告”、厄立特裏亞“外資特別投資法”、吉布提“投資法”、肯尼亞“投資促進法”、坦桑尼亞“投資及保護法”等，這些法規均對外資給予稅收、關稅、財政補貼、設備折舊、利潤彙出、再投資優惠及權益保護等優惠。

各國重視以“特別經濟區”方式吸引外資，對自貿區、出口加工區、經濟特區等入駐外企提供更為優惠的政策支持，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以及簡化手續、提高管理效率。

埃塞俄比亞的東方工業園，肯尼亞的阿斯河出口加工區，蒙巴薩、基蘇木和拉穆自貿區都是比較成熟的經濟特區，在制造業、出口貿易、物流商貿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坦桑尼亞的特殊經濟區發展很有特色，目前其千禧貿易園，哈發迪、基松果、卡馬爾、姆庫蘭嘎出口加工區和姆卡帕經濟特區都運作良好，出口創彙和引進資金、技術效果顯著。未來，坦桑尼亞將仿照我國深圳和天津泰達城鎮型經濟特區方式，籌建巴加莫約、姆特瓦拉、基格瑪經濟特區和坦桑尼亞義烏物流中心，實現出口經濟開發區、專業經濟開發區和城鎮經濟開發區轉型升級，協同發展。

除了各國給予的框架性優惠政策外，該地區國家在吸引外資方面采取了一些值得關注的特別措施。

一是該地區各國除少數限制性領域外，都允許外資設立獨資公司，再加上非常寬松的利潤彙出管制和優惠的招商引資條件，**增加了對外資的吸引力。

二是對於外資企業利用利潤再投資進行鼓勵，例如埃塞對此給予2～7年的免稅期，肯尼亞允許外資企業遞延虧損直至盈利，坦桑對外資企業給予5年虧損補償、以及投資回收前免繳所得稅等等，這些措施降低了外資投資風險，促進外資進行長期投資和再投資，有利於“蓄水養魚”、滾動發展。

三是部分國家加大對外資的補貼支持力度，例如吉布提對投資基礎設施和商業不動產企業可給予10年所得稅免除，在其自貿區內企業可免除所有直接和間接稅;肯尼亞對制造業、酒店業及保稅工廠和出口加工區企業予以100%補貼;坦桑尼亞甚至規定外資企業可享受資本投入100%返還。

東部非洲肯、坦、埃塞三國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特點決定了其必將逐步啟動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我國企業在前期已形成較好的基礎，下一步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從經濟結構來看，東非主要經濟體國家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和肯尼亞三國農業在其國民經濟中貢獻最大，這種產業結構在過去的十年間並未發生本質變化。由於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很大，工業發展得不到很好的人力資源支持，需要通過城市化進程解決產業結構優化和人口集中轉移。

從要素稟賦來看，這三國的能礦資源在相當一段時期還無法成為其經濟發展的支撐，而落後的基礎設施和分散的生產方式又制約了其農業發展的空間。雖然這些國家擁有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但在缺乏培訓和相應生產設備及配套設施的情況下，勞動力資源優勢無法得到很好的發揮，需要通過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

從經濟規模來看，肯、坦、埃塞經濟規模總量較小，整個東非地區的經濟總量之和都不如南非、尼日利亞、埃及和阿爾及利亞一國的水平。東非地區人口與土地的比例在非洲而言相對較高，要提高人均國民收入、增加經濟發展動力，必須依靠大規模城市化進程解決財富集中增長的問題。

從發展動力來看，拉動一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即投資、消費和出口在東非主要經濟體嚴重不均衡，雖然這些國家近年來通過加大基礎設施投入帶動了經濟增長，但畢竟起點低、底子薄，如果消費和出口沒有跟進發展，很難實現可持續發展。而提高消費水平、增加出口競爭力的一個很好的方式，就是通過城市化進程打造產業集群優勢和經濟發達區域。

從投資方向來看，投資總量大體上包括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投資。目前上述國家在基礎設施領域吸引外資的力度都很大，也希望通過基礎設施優化來改善投資環境從而吸引更多的制造業投資。然而，與單一倚重基礎設施投資的方式相比，城市化進程不僅可以實現投資的綜合帶動，更重要的是可以將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穩定發展的支柱，這也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經驗。

首先，可以在城市建設中發揮更大作用。此前數年，中資企業在東非地區主要經濟體國家交通、房建、市政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都有很好的基礎，下一步可以在其城市化建設中憑借既有優勢，拓寬發展領域。特別是在房建領域，很多中資企業在國內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房地產開發經驗和實力，而上述國家房地產業剛剛起步，資金、經驗、人員、技術等方面都很欠缺，值得進行進一步的嘗試和探索。

第二，城市化進程給制造業投資帶來機會。制造業投資一方面與東道國投資環境息息相關，同時也與其國內市場和出口貿易情況關系密切。我國對東非主要經濟體的制造業投資正在逐步發展，但中資企業的巨大產能優勢沒有充分發揮。隨著東非主要經濟體國家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其國內投資環境將進一步得到改善，國內市場也將逐步擴大，必將給中資企業的制造業投資和技術、產業轉移帶來新的空間。同時，通過制造業的本地化也將起到拓展國際市場、優化中國與這些國家貿易結構的作用。

第三，農業合作將產生新的空間。城市化進程對農業和農村的影響巨大，在轉移勞動人口的同時也會帶來棄耕棄荒、糧食減產等問題，尤其對於以農業立國的東非主要經濟體國家而言，如果處理不好很容易轉化為政治和社會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在於土地的集約化使用和現代化農業技術的推廣應用，推進農業交流合作始終是我國對非經濟合作的重點內容，我國企業在國內也有豐富經驗，值得引起關注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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