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轉型，拉美產業升級新機遇

由於國際油價大幅下降，巴西、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和墨西哥等產油國苦不堪言;由於國際市場對銅、鋁等需求不振，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智利、秘魯等礦產出口國受到沖擊;由於大豆價格在過去一年下跌了18%，農產品出口國阿根廷和巴西遭受重創;由於美聯儲加息，資金從拉美地區回流美國，一些原本投資不足的拉美國家受到影響……許多拉美和加勒比國家負債不斷堆高，投資不斷下滑，國家財政政策不得不進行調整。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拉美和加勒比地區2016年經濟增速為-0.3%，與2015年持平。其中，就拉美地區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來說，巴西經濟增速為-3.5%，墨西哥為2.6%。

國際評級機構惠譽近日發表報告指出，巴西此次經曆的經濟衰退可能比之前預測的程度更深且時間更長。

巴西經濟所面臨經濟難題具有結構性。除過重依賴大宗商品出口外，巴西的養老金體系過於超前和龐大的福利支出大幅透支了巴西的財政支出。巴西布拉德斯科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德巴羅斯認為，巴西面臨的巨大挑戰是減少債務。當前巴西債務總額已達曆史最高，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64.6%。由於目前巴西的基准利率高達14.25%，且面臨嚴峻通脹壓力，通脹率高達9.5%，減少赤字的成本極其高昂。另外，由於約90%的巴西公共支出項目由憲法規定，削減這些支出並不容易。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報道認為，巴西男性55歲，女性50歲就退休，比起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退休年齡早了近10年。巴西政府支付的退休金幾乎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近12%。

結合拉美國家的發展實際和現實困境，中國的三個發展理論：“鞋子”理論、“過河”理論和“修路”理論，或許能為這些國家應對全球經濟低迷提供破局良策。

2014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西國會發表演講時說：“鞋子合不合腳，只有穿的人才知道。我聽說，巴西也有這樣的諺語。說明這是一個眾人皆知的常識。世界上沒有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也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發展模式。我們應該繼續堅定支持對方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

這是對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發展經驗的高度凝練。中國的發展實踐證明，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經濟發展模式，都不能簡單地照抄照搬西方國家的所謂“藥方”，世界上並不存在包治百病的“洋醫生”。

拉美國家就在這樣的“藥方”上吃過虧。上世紀80年代，深陷債務危機的拉美各國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開出的“藥方”——“華盛頓共識”，期待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幫助國家走出滯脹。

誠然，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短期成效非常明顯，拉美國家的通貨膨脹得到了有效遏制，經濟也呈現複蘇跡象。但按照西方要求進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後患無窮，系統性風險極高，導致拉美國家接連爆發金融危機，陷入了另一個“失去的十年”。此外，冒進的私有化改革令社會兩級分化日益嚴重，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

今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三位經濟學家聯名發表文章，對新自由主義的“超賣”現象提出反思。文章指出，金融自由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並不確定，但與經濟動蕩和危機頻率卻密切相關。1980年至2014年期間，在50多個新興市場經濟體中，共監測到165次異常的資本流入，其中五分之一以金融危機告終。

秘魯國立聖馬科斯大學東亞問題專家卡洛斯·阿基諾教授指出，一些拉美國家的失敗教訓和中國的成功經驗都說明了一個問題：選擇適合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而不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是改革取得成功的關鍵。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領導人就提出，改革就要“摸著石頭過河”，找准突破口和試驗場，在實踐中摸索。

正是憑著這種敢闖敢幹的開拓精神，1980年，中國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成立了第一批經濟特區，率先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局部地區的制度創新，推動整體改革。

如今的深圳，已從一個人口只有3萬人的邊陲小鎮，發展到人口過千萬的現代大都市，國內生產總值也從1979年的不到2億元增長到2015年的1.75萬億元。隨著華為、中興、騰訊、大疆、光啟等高科技企業的迅猛擴張，以及上千家各類科技研發機構的進駐，深圳正加速成為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的“中國矽穀”。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柴瑜認為，中國發展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值得拉美國家借鑒。尤其在經濟發展模式相對單一、國家利益集團相對固化的南美資源型大國，市場保護的傾向性較強，投資便利化程度較低，難以在現有體制下找到發展的突破口。

柴瑜進一步指出，在不少拉美國家遭遇經濟寒冬的背景下，中國與拉美可以在建設經濟特區領域開展全方位合作，將中國以經濟特區為試驗田、在實踐中摸索發展規律的做法向有需要的拉美國家推廣，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轉型貢獻中國智慧。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阿莉西亞·希龍也認為這一“面向未來”的漸進式改革是中國發展的關鍵。她認為，與拉美國家相比，中國的優勢是有比較清晰的短期、中期和長期發展規劃，使得類似於經濟特區的改革得以延續和推廣。

自上世紀80年代起，“要致富，先修路”成為了中國最流行的發展口號之一，中國的基礎設施狀況隨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高鐵、機場等許多基建領域已處於世界先進水平。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測算，1992年至2011年間，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8.5%，居於全球領先地位。

與之相比，拉美基礎設施薄弱，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成為其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大掣肘。根據經合組織測算，拉美的物流成本為產品價值的18%到35%，而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成本僅為8%。

另據拉美開發銀行估算，拉美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左右，但若想達到東亞的基建水平，投資比例應至少增至國內生產總值的6%，等於每年需要投入近300億美元改善基礎設施狀況。

此外，作為智力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對於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據聯合國拉加經委會的報告稱，由於整體教育水平偏低，人力資本較為落後，拉美公司面臨嚴重運營問題的可能性比亞太經濟體高出15倍。

阿基諾表示，拉美國家資源豐富，但缺乏與之相配套的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無法將資源有效地轉化為工業品。中國從玩具、服裝等低附加值工業品出口逐漸轉型為智能手機、汽車等高附加值工業品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的大幅改善。

值得強調的是，中國正加大對拉美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今年1月，總規模達100億美元的中拉合作基金正式投入運營，中方還將把中拉基礎設施專項貸款額度增至200億美元。中國經驗在拉美正不斷轉化為實際行動，中拉攜手加強產業升級，共同應對危機挑戰，成效和前景令人期待。

成立於2011年的拉共體是目前唯一涵蓋所有33個拉美和加勒比獨立國家的地區組織，也是首個沒有美國和加拿大參加的美洲地區組織。目前，拉共體峰會已成為推動拉美區域一體化的重要機制，成員國就一些重大問題進行協調。

“我們團結在一起的時候必定比各自為戰時能獲得更多。”拉共體輪值主席國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認為，當前拉共體的緊要任務是加強內部團結，盡快就2016年至2020年的地區發展計劃(2016行動計劃)達成共識，致力於消除極端貧困和不平等。與會各國首腦一致認為，當前危機之下，深化社會政策以根除不平等和貧困現象是當務之急。

消除區域內極端貧困和不平等現象是峰會的主要議題之一，也是各國欲攜手走出經濟危機的根本目的。

“在這片地區，最富裕的20%人口賺取了54%的財富，而最貧窮的20%人口只擁有4%的財富”，正像墨西哥總統培尼亞在會上提出的那樣，顯著的貧富差距依舊困擾著拉美和加勒比國家。

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目前擁有約6.2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8.5%。而據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經濟委員會2014年統計顯示，該地區共有1.65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其中約6900萬人屬於極端貧困人口。

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各國之間的發展程度各不相同，政治制度、思想觀念和經濟發展模式等存在諸多差異，能夠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聊一聊，有助於增進了解，進一步加強共克時艱的信心。

“拉美經濟要把‘脂肪’轉化為‘肌肉’，需要構建完善和富有競爭力的工業體系，特別是制造業，拉美國家這方面曆史欠賬很多，現在可以抓住中國經濟轉型帶來的市場和投資機會，推動再工業化進程，”卡斯特羅對記者說。

《中拉制造》，這篇美洲開發銀行期刊封面文章展望了中拉產業整合的樂觀前景。美洲開發銀行貿易和一體化部門主管安東尼·埃斯特瓦德奧達爾在文中指出，拉美國家應抓住機遇，優化升級中拉貿易結構，對接各自優勢擴大雙邊投資。

在對接農業科技優勢與中國市場優勢方面，阿根廷的生源霸科公司走在了拉美國家前面。這家精於口蹄疫疫苗生產的高科技企業與上海海利生物在華合資生產疫苗，依托4億劑的年產能共同開發龐大的中國和亞洲動物疫病防治市場。

中國工業制造優勢也開始深度融入拉美“再工業化”進程。2005年進入古巴市場的宇通汽車，經過多年開拓如今已擁有當地公交市場八成份額。而中國中車、奇瑞、吉利、三一重工、華為、中興、聯想、格力、中糧等國際化程度較高的企業也都在拉美布局多年，為拉美國家提供優質工業產品的同時，正逐漸融入當地產業鏈並通過直接投資帶動當地產業升級。

中拉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優勢與需求也在加速對接。阿根廷“基塞”水電項目、貝爾格拉諾貨運鐵路和核電項目、巴西美麗山特高壓輸電二期工程、玻利維亞魯雷納瓦克公路、哥倫比亞馬道斯高速公路等重大項目已經或即將實施。

當前，中拉雙方正在進行經濟結構戰略調整，彼此在資源稟賦和產業結構上呈現更加豐富的合作業態。正如拉加經委會執行秘書阿莉西亞·巴爾塞納所說，中拉“同步轉型”將為雙方貿易和投資帶來更加豐富的合作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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