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來到巴西——政治、經濟和財政危機叢生之地

拉美第一大經濟體巴西深陷衰退泥潭，今年上半年經濟表現仍然疲軟。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巴西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萎縮0.3%，同比萎縮5.4%，這是巴西經濟連續第五個季度出現萎縮。

盡管巴西政府聲稱將想方設法挽救深陷衰退的巴西經濟，但外界普遍認為，巴西今年經濟衰退或將加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預測，巴西今年GDP將萎縮4.3%，2017年還將下滑1.7%。巴西金融機構的最新預測是，巴西今年經濟將衰退3.8%，2017年將增長0.5%。

2016年8月5日，巴西裏約熱內盧奧運會揭幕的日子。毫無疑問，到時候你又可以看到無盡的乒乓球、跳水、羽毛球、舉重以及鋪天蓋地的贊助廣告了。裏約奧運會將展示巴西經濟的衰敗，而非這個國家最好的一面。遊客可能面臨交通延誤，當地人則可能遭遇更嚴重的公共開支削減。

2009年，裏約熱內盧贏得2016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後，巴西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規劃了一系列建設項目，希望向世人展現巴西取得的輝煌成就。然而當遊客兩個月後來觀看奧運會時，他們會發現，巴西向世人彰顯的將是本國經濟的衰敗，而非最好的一面。

遊客從機場出來，會途經舉行奧運會帆船賽事的港口。這本應是一片波光粼粼、水質幹淨的海灣，但事實上卻汙水橫流。從優雅的伊帕內馬(Ipanema)海灘社區到比賽場館新開通了一條地鐵線，但要到開幕式前4天才投入運營，而且最多只在有限時段內運行。至於警方計劃用來保證遊客安全的先進安防裝備呢?一位政府高級官員說，這些裝備從未落實。

“從2009年巴西申奧文件對奧運會的設計和宣傳可以看出，奧運會絕對是展示這個繁榮的民主社會和新興經濟體的一種方式。”朱爾斯·博伊考夫(JulesBoykoff)說，“巴西在這7年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博伊考夫曾寫過一本關於奧運會曆史的書籍，批判性地點評了重大體育賽事的傳承。

說句公道話，巴西為奧運會耗資390億巴西雷亞爾(合110億美元)修建的場館和基礎設施大多還是能及時投用，除了一些市容市貌和交通延誤的問題，大部分遊客甚至不會注意太多。不過，爛尾工程預示著一個大得多的問題：裏約熱內盧州幾乎破產了。在遊客們飛離巴西後，這個問題還會持續很久。

若昂·維托爾·席爾瓦(Joao Vitor da Silva)和他的父親羅德裏戈·巴蒂斯塔·席爾瓦(Rodrigo Batista daSilva)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個問題。這位穿著印有鋼鐵俠(IronMan)圖案T恤、骨瘦如柴的9歲男孩患有血友病。巴蒂斯塔稱，相關部門已經提醒他們，一旦公共衛生支出削減，若昂服用的這些預防藥品可能供應中斷。這些藥品能幫助若昂在受傷或生病時不會大量出血。

目前正在休病假的34歲前叉車司機巴蒂斯塔說：“如果政府有錢辦奧運會，那肯定有錢用於醫療衛生。”

像巴西這樣在國內形勢一片混亂的時候舉辦奧運會(8月5日開幕)並非沒有先例。俄羅斯、墨西哥和韓國都有過這樣的辛酸史。不過，回想巴西剛獲得奧運會主辦權時政府雄心勃勃的願景，再看看眼前的動蕩形勢，差別之大令人咋舌。

如今巴西已陷入嚴重經濟衰退。前總統盧拉(Lula)的接班人迪爾瑪·羅塞夫(DilmaRousseff)被控非法掩飾預算赤字，已被剝奪權力，目前正等待彈劾審判。而且油價大跌之際，裏約熱內盧州(石油是該州主要財政收入來源)上個月出現償債逾期，還拖欠了公務員的工資。此外，至少6家簽約奧運工程項目和相關基礎設施的公司被控為贏得利潤豐厚的公共工程合同支付回扣，從而陷入困局。

這些公司中的三家建築商——凱羅斯·加爾旺公司(Queiroz Galvao SA)、奧亞斯建築公司(OASSA)和安德拉德·古鐵雷斯建築公司(Andrade GutierrezSA)共同負責一個項目，在巴拉-達蒂茹卡這個關鍵的奧運會用地上疏通4條遭汙染的礁湖，並種植50萬棵紅樹。

但裏約日內盧州環境部稱，由於檢方要求延遲施工，州政府又面臨資金短缺，相關工程無法及時竣工。代表這些建築商的新聞官員證實施工節奏已經“放緩”，該官員不願進一步置評。

從這些建築公司手中分包紅樹林種植項目的生物學家馬裏奧·莫斯卡泰利(MarioMoscatelli)說：“裏約是個窗口，從中可以窺見巴西的無能和肆無忌憚。”他說他只能完成這項工作的不到10%。

巴西當前的政局動蕩和經濟危機對本屆奧運會的影響顯而易見。羅塞夫為何被參眾兩院彈劾而暫停總統職務?是違反了“財政責任法”所致嗎?為何說勞工黨治理經濟是失敗的?巴西的經濟結構存在哪些問題?為何對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的價格很敏感?代理總統特梅爾面臨的挑戰有哪些?他能否穩住陣腳，結束當前的混亂局面?未來的巴西會陷入持續動蕩嗎?中巴關系會受到何種影響?就這些問題，記者專訪了中國社科院拉美所巴西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周志偉副研究員。

五月初羅塞夫總統被彈劾，理由是違反了“財政責任法”。在你看來，她被彈劾暫停總統職務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周志偉：參眾兩院彈劾羅塞夫的理由有二：一是2003-2010年間，羅塞夫擔任巴西石油公司董事會主席，理應對巴西石油公司腐敗案負責;二是羅塞夫在2012-2014年間未經議會批准挪用央行資金平衡國庫賬戶，違反了巴西的“財政責任法”。從巴西的憲法來說，這種彈劾有法理依據，但爭議也很大。羅塞夫是否卷入腐敗案，至今沒有看到切實的證據。而挪用央行資金填平財政賬戶，並不是只有巴西一個國家，或羅塞夫一個政府這么做過。

但勞工黨和羅塞夫陷入目前的困局，主要源自治理經濟的失敗。2015年，巴西經濟降幅達3.5%，通貨膨脹再次達到兩位數，失業率超過8%，財政赤字依然維持在6%的高位，經常賬戶赤字占G D P的比重也達到了3 .7%，公債占G DP的比重升至65%。經濟的持續混亂以及受美元走強的影響，巴幣雷亞爾全年貶值超過三分之一。市場預計今年經濟降幅會收窄，但仍在3%以上。

2011年羅塞夫執政初期，初級產品繁榮基本步入尾聲，在羅塞夫的首個任期期間，巴西經濟增長率年均從盧拉時期的4%降到了不足2%，陷入近三十年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從根源來看，主要在於其“去工業化”的產業結構以及對外高度依賴。產業結構方面，最近十年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初級產品繁榮加劇了巴西的“去工業化”，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足，而初級產品價格的下降使得經濟增長失去了足夠支撐。另一方面，外貿的下滑使得國際收支壓力增大，而國際流動性的減弱擴大了資本賬戶與經常賬戶之間的缺口，加上通貨膨脹壓迫利率上行的因素，本顯不足的投資能力更受制約。另外，國有企業在巴西國內投資中舉足輕重，由於巴西石油公司腐敗案牽涉到一批大型國有企業，從而使得公共投資基本陷入停頓狀態，這也進一步加劇了投資壓力。

面對這樣的經濟困境，羅塞夫采取了怎樣的應對措施?

周志偉：羅塞夫推出了“強大巴西計劃”，但受制於該國投資成本過高以及隨後經濟下行等因素，計劃執行並不成功。盡管巴西存在制約經濟轉型的諸多客觀制度因素，但作為執政黨，在長達十年的執政期內(包括盧拉執政的兩個任期)，勞工黨未能有效利用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較好局面，促進產業結構調整，進行有效的經濟改革，不能不說是一種治理的失敗。

在社會領域，經濟衰退使勞工黨在過去十多年裏“經濟增長促社會分配”的治理模式進入強弩之末的頹勢。但是為了確保中下階層民眾的支持，勞工黨政府不敢對社會項目做出緊縮安排，在經濟持續走低和增稅連續受挫的局面下，巴西財政狀況持續惡化。與此同時，失業率的上升使新興培育起來的中產階級不僅面臨“返貧”風險，而且還得為政府的扶貧政策買單，這直接造成中產階級“反水”的局面，即曾直接受益於勞工黨政府社會計劃的民眾不滿勞工黨的“現金扶貧”社會政策。自2013年以來，中產階級成為反政府抗議活動的主力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而羅塞夫的民意支持率更是曾一度跌破10%。在失去中產階級的支持後，勞工黨的“鐵粉”們不足以支撐羅塞夫執政的群眾基礎。而自盧拉2003年執政以來至今，“月費案”和“巴西石油腐敗案”摧垮了大批勞工黨要員，不僅大傷該黨元氣，而且嚴重影響了該黨的社會聲譽。

經濟惡化與衰退最終以總統被彈劾這種權力更替的非常規方式呈現出來?

周志偉：是的。最終上述因素的累積發酵在政治層面得到直接體現，導致了副總統特梅爾的“倒戈”以及勞工黨執政的最重要聯盟———民主運動黨(特梅爾是該黨領袖)的集體“出走”。特梅爾因“倒戈”被詬病為“機會主義者”，但也體現出了羅塞夫在協調盟黨利益方面存在明顯的能力缺失，而執政聯盟的“碎片化”則成為政局惡化的關鍵所在。正是由於巴西石油公司腐敗案、財政違規、經濟衰退、執政聯盟瓦解等問題累加在一起，反對黨加大了對勞工黨的攻擊火力，從而使得當前巴西危機以政治權力更替的方式體現出來。

根據巴西憲法，最終要剝奪羅塞夫的總統權力，需要到8月中旬，參議院經過三輪投票後才能確定。現在看，羅塞夫翻身的幾率有多大?

周志偉：很小。從巴西政治穩定的角度來看，羅塞夫辭職是比較好的選擇，但羅塞夫曾多次強調“絕不辭職”，原因主要在於羅塞夫及其堅定的政治盟友認定“財政造假”的彈劾難以服眾，加之國際輿論總體有利於羅塞夫，羅塞夫和勞工黨更多傾向於采取“拖延戰術”，一方面避免政治盟友和群眾基礎的流失，另一方面也可持續給特梅爾政府的合法性施壓。如不能在此期間拖垮特梅爾政府，且不具備在參議院最終表決中扭轉局面的條件，羅塞夫就有可能在參議院最終判決前夕選擇辭職，從而避免“因彈劾，八年內禁止參選公職”的最差結局。

羅塞夫最近呼籲重新舉行大選來結束目前的政治亂局。

周志偉：通過修憲，提前大選，對勞工黨來說是成本最小的退出方式，但修憲程序複雜，短期內難有進展。

對當前的代總統特梅爾而言，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周志偉：從目前的局面看，副總統特梅爾繼位，且完成羅塞夫所剩任期，是可能性最大的結局，但特梅爾執政過程會相當艱難。經濟層面，要解決財政失衡問題，不管是“增收”還是“節支”均面臨很大阻力，如處理不當，其執政基礎就會出現松動。政治層面，勞工黨下台後，巴西左派將對特梅爾政府展開猛烈攻擊，目標直指“摧垮特梅爾政府”，因此，特梅爾不僅在議會中將遭遇一定阻力，而且也將面臨中下階層民眾的抗議情緒，這些因素又對其經濟治理形成新的制約。

巴西的經濟和社會秩序為何受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格下滑的影響如此大?

周志偉：這與巴西獨特的產業結構和社會政策有關。曆史上，巴西經曆過國家發展模式失誤而導致的危機，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和進口替代的經濟政策很不成功。盧拉總統上世紀90年代上台後，放棄了進口替代模式，重視發展多邊關系，深化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但巴西的經濟結構一直沒能進行深入調整。羅塞夫大致沿襲了盧拉的做法，在宏觀經濟政策上只是修修補補，而在社會政策上依舊進行轉移支付。

一是去制造業化。巴西一直是拉美地區經濟開放度最低的國家，出口的地理導向相對集中。過去十多年間，巴西長期依賴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尤其是制造業的比重逐年下降，出現“去制造業化”的奇特現象。即使政府希望振興巴西的制造業，但2003-2013年巴西工業增長率只有GD P增長率的一半，如果將工業細分為采掘業和制造業，後者的增長率更低。

二是高福利政策。巴西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全民免費醫療、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公立教育以及高額救濟金、養老金和退休金，可以說巴西人拿著發展中國家的工資，享受著發達國家的待遇。與平均工資相比，巴西人退休金相當於以往稅後收入的97%，遠遠高於OE CD國家69%的平均水平。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加重，政府財政負擔日益嚴重。高福利政策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彈性，損害了經濟自我修複的能力，也壓縮了逆周期政策的回旋空間。

左翼政府為了獲得選票，拉攏窮人，通過“家庭補助金”計劃等各種福利增加社會開支，將窮人拉到中產階級隊伍中，政府開支壓力較大。另外，最低工資與通貨膨脹率掛鉤也使得巴西工資年年都要上漲。據統計，2003年以來，巴西實際工資水平上漲了30%，但生產率基本沒有提高。當石油和鐵礦石價格跌落，全球對初級產品需求銳減之後，政府就沒轍了。

那巴西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政局會陷入持續動蕩嗎?

周志偉：當前的政治危機給巴西行政、立法和司法體系帶來了自1985年民主化以來最大的沖擊，貌似完善的政治體制處於一種混亂無章的局面，司法部與聯邦警署在反腐問題上職能界限的模糊，眾議院啟動總統彈劾議案問題上的違規操作，聯邦警署監聽總統電話，盧拉入閣資格引發的司法爭議，諸如此類，充分說明，作為一個後生的民主國家，巴西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實現民主體制的穩定和健康運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司法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體現出來的政黨化傾向偏離了司法公正的原則，並造成了三種權力的扭曲和失衡。

預測巴西局勢未來走向相當困難，但可以肯定的是，巴西的政治亂局不可能在短期內回歸正常。在缺乏足夠的彈劾司法根據的情況下，強行推動彈劾程序，實際上就存在“政變”的含義。如果強行彈劾成功，巴西很有可能進入一個政黨長期爭鬥混戰的局面。巴西政壇普遍腐敗，如果彈劾成為一種政治新常態，羅塞夫政府的倒台很有可能只是政府頻繁更替的開始。從目前的腐敗案調查來看，在眾多政界要人中，羅塞夫還算是清白的一位。

這種動蕩局面會給中巴關系帶來何種影響?

周志偉：由於當前國際輿論不利於特梅爾，爭取美國的支持是增強其政府法理性的重要手段。特梅爾已經通過外交途徑，向美國表示要“密切與美國的合作關系”。在這種局面下，“南南合作”可能會逐步脫離巴西外交的主線，巴西有可能減弱與新興國家的合作力度。

勞工黨執政期間，中巴經貿依靠良好的雙邊政府關系進展高效。目前，中國是巴西最大的貿易夥伴和重要投資來源國，雙邊的經貿合作趨勢不會有大的逆轉。但特梅爾上台後，強化與發達國家經貿合作可能會提高中國參與巴西經濟合作的成本。

在羅塞夫被彈劾過程中，阿根廷、烏拉圭、委內瑞拉等南美鄰國，“南方共同市場”和美洲國家組織都對彈劾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甚至提出了“暫停巴西成員國資格”的警告。如果巴西采取“脫拉入美”的戰略，拉共體有分化甚至瓦解的可能。而中拉整體合作規劃是以拉美一體化為基礎的，如果拉美次區域組織流於形式，中拉整體合作也將面臨一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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