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是中國由經濟大國發展為經濟強國的核心環節之一

2013年，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提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今年，“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初步完成規劃和布局，正進入重點發力階段。

“一帶一路”要求資本“走出去”，從而助力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研究專家表示，“一帶一路”將契合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謀求優勢互補、共贏發展，發現和創造新機會。

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僅次於美國，2014年中國經濟對亞洲經濟增長率貢獻達40%。中國在進出口、外彙儲備、外商投資這三個經濟指標都高居世界第一。目前對外投資排在第三位，預期未來中國也將成為第一資本輸出國。

那么，作為中國的企業，為什么要“走出去”?

首先，企業“走出去”與對外直接投資，有利於緩解國內產業結構矛盾和國際收支平衡。隨著美元加息，資金回流美國，對我國以貿易和初級品為主的經濟生態打擊嚴重，同時倒逼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放棄以粗放型為主的經濟模式，而發展高科技產品和服務業，同時伴隨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由於對外直接投資會加大資本逆差，有利於緩解貿易順差帶來的高額外彙儲備的壓力，有利於國際收支平衡，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和外彙改革。

其次，“走出去”有助於提高我國企業成為跨國公司，提高經營管理水平，以及綜合競爭力。近二十年來，我國湧現出了一批優秀的企業，包括阿裏巴巴、騰訊、華為、聯想等，它們同樣有海外並購和發展的需求。我國對外投資占比一直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近幾年有所提高，2008年到2014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從559.1億美元到1231.2億美元，占世界總份額的2.8%到9.1%。

建房、修路、建築物升級改造，中國建築(601668)商正在頻繁簽訂歐美訂單。

6月2日，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CHINCA)在第七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上發布《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發展報告2015》(以下簡稱《報告》)，《報告》數據顯示，中國企業歐美訂單合同額在過去一年出現飆升。

《報告》指出，2015年，中國企業在北美簽訂承包工程合同額飆升了73.6%，其中房屋建造為業務主流，涉及交通改造升級的新業務趨勢也開始浮現。在歐洲，電信類合同額快速增長，新簽合同額增長42.4%，占到全部合同額的43.6%。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秘書長辛修明表示，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市場成為2015年度中國企業對外承包工程的十大市場。

2015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仍然保持了較快增長，年度完成營業額1541億美元，同比增長8.2%，新簽合同額2100億美元，同比增長9.5%。65家CHINCA會員企業進入全球最大250家國家承包商榜單，並以17.2%的總體市場占有率位列各國之首。

加速布局全球基建市場、打通資金瓶頸是重要舉措，也是各國政府努力的方向。

2014年，澳大利亞布裏斯班舉行的G20峰會決定成立全球基礎設施中心，進一步促進各國政府、私營企業和金融機構開展合作，完善國際基礎設施市場的融資運作機制。2015年土耳其安卡拉舉行的B20峰會，強調了基礎設施資產證券化對解決融資瓶頸的重要作用，建議政府提升基礎設施投資的生態系統，尤其重視吸引社會資本投資基礎設施。

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指出，當前世界各國對基礎設施的需求旺盛，但又普遍存在建設資金籌措難的問題，如何破解融資瓶頸是重要課題。目前，中國政府通過設立專項優惠貸款、成立專項基金、倡議設立金融機構等方式對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給予支持，鼓勵企業創新融資模式，打通建設資金瓶頸。

《報告》數據顯示，近年來，對外承包工程企業在鞏固亞洲和非洲傳統市場的同時，不斷加大對新市場的開發力度，在歐洲、北美洲業務增幅均超過200%，2015年完成營業額占總營業額的10.7%，創下五年來新高。中東歐市場業務從無到有，經營規模不斷擴大。通過並購當地知名企業的方式，中國企業進入了西歐、北美、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市場。

相對歐美企業，中國企業啟動“走出去”步伐較晚，只能通過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的方式慢慢挖掘歐美市場。

《報告》指出，在北美市場上，中國企業的主要業務是房屋建築，而現在交通設施升級改造等新業務成為新趨勢，在歐洲市場，電信、房地產建設、制造加工設施建設等業務獲得較快發展。

“最近五六年，是中國對外工程承包發展非常迅速的一段時間，可以說工程建設領域，中國企業是NO.1，效率高、成本低。”一位對外工程承包方人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但是問題在於，在一個競爭的國際市場上，中國企業還處在比較低的產業鏈層次上，所謂‘中國企業掙的都是苦活錢’，而圖紙設計等較高端環節，還是歐美的設計院更為主流。”

“在非洲，也經常遇到圖紙是按照歐洲標准設計的項目，對於中國配套方企業來說，這就比較‘痛苦’，而設計方是中國設計院的項目，起碼溝通會比較方便，”一位對外工程配套方人士說，“發展中國家市場風險較高，而且較好的項目經常被歐美企業先‘挖走’，因為歐美企業在當地起步很早，已經實現了‘本地化’，除了高管，基本都是本地人，因此項目掌控力較佳。”

不過，一個好現象則是，在中國企業高漲的全球基建速度之下，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來尋求與中國企業的合作，一起“走出去”。

“跨國公司往往已經建設了較為完備的組織分支以及實現了較好的‘本地化’，因此已經具備與當地合作的方法、基礎，這是中國企業與之合作再攜手走進當地的優勢，”霍尼韋爾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盛偉立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合作方法來看，可以通過一起競標，獲得一些大的競標機會。”

目前，中國企業“走出去”正在形成以下幾個特征。其一，中國已成為一個對外投資增長較快的國家。近三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增速均在兩位數，2013年達到20%以上，在今後較長時期，將繼續維持高位增長。其二，中國企業將全方位、多領域“走出去”。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已經覆蓋發展中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在以資源為目標的同時，以技術為目標、以營銷網絡為目標、以研發平台為目標的“走出去”成為常態，進而構築中國的全球生產網絡和全球供應鏈。其三，大型對外並購投資成為“走出去”的重要途徑，並呈現投資領域多元化的趨勢;其四，中國企業“走出去”將促進產業的國際轉移，尤其是在高水平上的轉移，同時將在一定程度上消化和緩解產能過剩問題。其五，在今後的對外投資中，利用人民幣境外投資的比重將不斷上升，也就是說，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一方面將減輕目前過大的外彙儲備壓力，另一方面，將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對外經貿大學校長趙忠秀認為，“走出去”是系統工程，需要整體推進。“我們在國外投資、運營，實際上是在建一個複雜的生產網絡體系，這包含了四種網絡，包括管理供應商、供應鏈以及生產體系，還有渠道建設，品牌的維護，還要有研發、可持續的創新能力，”只有這四個網絡有效的結合，才能夠形成一個真正的有企業競爭力的生產體系，企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布中才能占據更加有利的優勢。在他看來，“一個企業要走出去，就要形成基於企業核心競爭力的複雜網絡體系，坦率地說，在這方面中國企業走出去現在還處在一個比較初期的階段，和知名跨國公司比較，還有一定的差距。”

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著一系列問題。首先，在中國對外投資的存量中，政府決策的投資和國有企業的投資仍然占據很大的比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的主體地位仍需進一步確立。其次，從企業國際化角度來講，企業“走出去”將直面技術和人才儲備的問題，這些要靠企業自身去解決，但對於大部分企業來說，這些“瓶頸”還將在較長時期制約其“走出去”。

再次，民營企業對外投資還存在以下問題：審批程序較繁瑣;外彙出境限制較多;境外並購貸款安排困難;對外投資的法律障礙等。這裏既有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的問題，也有企業自身能力提高的問題。複次，盡管中國企業“走出去”潛力很大，但失敗風險——安全風險、法律風險、項目風險和文化風險等也很大。從目前情況看，中國企業走入高失敗風險國家較多，進而遭受較大的損失;進入低失敗風險國家比較少，也比較困難。如何評估和預測可能發生的失敗風險，就成為一個擺在“走出去”企業面前的重大課題。

必須看到，無論對於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走出去”對它們的長遠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和作用。“走出去”將倒逼國有企業改革。實踐已經表明，國有企業的現行體制和制度有著諸多不適應“走出去”的弊端，它們也在影響國有企業“走出去”的進程。成功“走出去”的案例則告訴我們，在產權制度、治理結構、績效考核等主要環節，國有企業都需要根據國際化的要求進行改革，以適應“走出去”的要求。“走出去”的民營企業不僅獲得了發展機會和新的資源，也在企業制度的再造和完善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進而全面地提升了企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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