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真的缺乏大師嗎？

有人說，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缺乏大師的時代。

我們這個時代真的缺乏大師嗎？我看未必。或許，與中國歷史上像春秋戰國和民國初期這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英雄輩出的時代相比，我們時代的大師確實不夠多也不夠耀眼。但是，我們也不該被歷史的光芒遮住雙眼。

古人雲：“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有時候，不是缺乏大師，而是缺少發現大師的眼睛和認可大師的心。因為很多人在懷念大師的同時，會繼續以過去的眼光來審視現在的社會，以過去的標準來衡量當代人，進而感嘆如今已無大師。

《現代漢語詞典》中對“大師”的解釋是“在學問或藝術上有很深的造詣，為大家所尊崇的人”。從這個解釋上可以看出，成為大師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主觀上要有造詣，二是客觀上被人尊崇。

大師往往意味著經典，而經典通常是後人“追認”的，所以大師仿佛也總是過去時、歷時態的，它意味著後人對前人的一種評價。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師的存在就不僅僅是一種個體的存在，而更是具有社會意義的存在。

人們對大師的追懷和推崇往往是一種象征性的精神行為，它試圖通過對大師的界定和緬懷來對比、抵抗當下文學、文化的世俗化、膚淺化。在這一過程中，大師所創造和代表的思想與價值得到了充分的認同及闡揚，成為人類文明史和文學史的基石和巔峰。

但另一方面，伴隨著大師的不斷被神化、聖化，他們又不自覺地對當下的文學、文化構成了遮蔽和否定，當代人在重復言說大師並確立大師至高無上的話語權的同時，也逐漸喪失了自我的話語權。因而，大師一方面以歷時的形式成為當代無所不在且不可逾越的高峰，另一方面又以現時的形式在當代嚴重缺席。

以文學領域為例，我們當然相信時間的力量，相信時間會滌蕩幹凈歷史的塵垢，淘洗出被掩蓋被遮蔽的真相，但我們同時也應警醒地認識到，時間也會銷蝕掉文學的現場感和鮮活性，甚至曲解文學的意義。對文學大師的解讀也同樣如此。

歷史的追認會讓我們看清一個人本源性的價值和貢獻，但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放棄當代人自我的評價。因為後人對我們身處的時代“考古”式的闡釋絕不會比我們親歷的“經驗“更可靠，後人對我們身處的時代的文學、文化的理解也絕不會比我們親歷者更準確。

一個被後世認定為大師的人，在他所身處的時代一定也有卓爾不群的表現。也許有人會舉高爾基、索爾仁尼琴、沈從文、張愛玲的例子，但我們也不要疏忘，他們的文學價值在他們生活的時代就已經被認可了，只不過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段被曲解或遮蔽罷了。

這個例子也從反面說明大師的評定固然與意識形態有關，但歸根結底還是取決於作品固有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大師之所以能跨越時空與不同時代的讀者進行對話，就在於他們的思想的開放性和永恒的藝術價值。

既然對大師的評定有一個相對的標準，那麽大師的位置一旦確定後就再也不能改變了嗎？恐怕不是。首先，每個時代甚至每個個體對何為文學的理解都可能會有差異，這就使得評定大師的標準變得曖昧起來。

其次，一個時代的文學、文化不可能完全擺脫意識形態的影響，有時意識形態的遮蔽可能會掩蓋文學的真相，這就需要我們去篩選、淘洗。也正是因此，當下才會出現惹人關註的“重排大師”現象。

眾所周知，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從20世紀50年代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到80年代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在敘述和評定現代文學時，都毫無例外地將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尊為大師級別的作家。這種情況一直延續了幾十年，似乎成為業內的一個潛規則。

直到1994年北京師範大學王一川教授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中，才第一次對此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他這套文庫的“小說卷”，在排列20世紀文學大師的座次時，不但打破了固有順序，而且在大師名單的遴選上也作出了重大調整：

所列的20世紀文學大師由原來的魯、郭、茅、巴、老、曹調整為魯迅、沈從文、巴金、金庸、老舍、郁達夫、王蒙、張愛玲、賈平凹這九位。在這裏，金庸取代了茅盾赫然排名第四，並進入了大師的行列。

上述“排名事件”立即在文壇上掀起軒然大波，支持贊賞者有之，反對批評之聲亦盛。撇開“重排大師”的功過是非不論，這一事件的出現至少反映出以下幾方面問題。

首先是文學思維的開放。青年學者們已經從過去的思維定勢中解放出來，開始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問題、提出問題，力爭擺脫政治意識形態的窠臼而以新的“審美標準”去重新衡量20世紀中國文學。

不論其衡量的結果是否令人信服，至少這種大膽的舉動就說明了他們追求藝術和真理的勇氣，說明他們正在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和方式來審視中國文學。

事實上，不論我們是否認同王一川排定的大師座次，都不得不承認他審視總過文學的視角和方式自有其獨到之處。文學大師的界定不僅是一個歷史化的過程，更是一個當代化的過程，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呼喚和確立當代自己的大師。

吳義勤曾在《當代人能否命名“經典”》一文中說：“文學的經典化時時刻刻都在進行著，它需要當代人的積極參與和實踐”。一部作品的經典化離不開它的當代認可、當代評價。而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有作家以他不朽的作品在文學史上留下燦爛的一頁，從而成長為新一代的大師。

我們沒有必要厚古薄今，也許時下對某些作家的認可和評價有些過譽，但是如果沒有這種認可和評價，人們可能就無法掙脫尊古的窠臼，從陳規俗套中脫穎而出。

其次是對文學大師的重新排名反映了中國文化格局的變遷，金庸的出現說明從過去嚴肅文學的一統天下到現在大眾文化的初露崢嶸，中國雅俗文化的重構已是不爭的事實。

20世紀中國文壇大師的重新洗牌，一部分是因為文學評價標準的變化，但其更深層次則是因為中國文化格局的變遷。

考察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文學一直不絕如縷地潛存著由俗入雅的流變。一部中國文學史，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戲劇，都有一個由俗入雅的變化過程，即中國文學是從民間藝術走向文人藝術的。

無論是《西遊記》《水滸傳》《聊齋誌異》等古代經典，還是近代因“新文化運動”而興起的白話文小說，在一開始都是“俗”的成分更多一些，後來因其經典性而被雅化升格為雅文學。

在商業化、全球化日益加劇的當代社會，雅文學也有意識地向通俗文學傾斜。

通俗文化的價值一再得到闡揚，通俗文學的內涵也得到了擴大；過去對雅文學和俗文學的界定已經很難適用於今天的文學現狀，雅俗文化的重構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在市場經濟的刺激下，更是出現了“身體寫作”等商業氣息濃厚的文學現象，代表了新一代作家在市場機制下對文學創作的重新定位。

文學的功能不僅僅是對大眾進行啟蒙，其娛樂功能也開始受到重視。重新掀起的張愛玲熱、金庸熱以及對許多通俗小說家在文學史中位置的重新估定和對通俗文學在現當代文學中地位的重新厘定，都說明舊有的雅俗文學評價體系開始失去效力。

雅的不一定代表文學成就一定高，同樣俗的也不說明品位就一定底下。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的重新洗牌正是雅俗文化重構的集中體現。

雅俗文學交融和互動是當前中國文學的發展現狀和未來趨向。因此，我們評判大師，也應該與時俱進。在當今時代，雅文學中可能誕生大師，俗文學中也可能誕生大師，能做到雅俗共賞、完美結合的人更是大師。

來源：搜狐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