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門飛雨一學人/與故宮博物院共同起步的單士元

圖：單士元在神武門西馬道之西的老辦公室裏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參加故宮博物院工作時，故宮乃至文博界健在的前輩學者專家，單士元（一九○七至一九九八年）先生是年齡、資歷都比較老資格的，不論是在故宮還是在社會上，大家都稱他「單老」。一九二四年底遜帝溥儀出宮沒幾天，故宮博物院尚未成立，他就進了故宮；中國古代建築科學研究的開山祖師朱啟鈐（一八七二至一九六四年，字桂辛），一九二九年籌建「中國營造學社」，他是最早的社員。僅憑這兩條，就奠定了他「老行專」江湖地位。在我參與的學術活動裏，古建築界是比較講究輩分的。每次開會，單老都是排第一，主持人民大會堂建築設計的總建築師張鎛雖名氣很大，但他是營造學社社員梁思成的弟子，比單老幾乎晚一輩，故一直屈居次席。

現在北京城所在位置，是西周初年薊城所在地，後世稱北京古城為「薊丘」、「薊門」，「燕京八景」有「薊門飛雨」，都有憑弔的意味。單老是地道的老北京人，在故宮博物院一直工作到逝世前一個月而未曾退休。他曾笑稱出生於光緒三十三年，經歷了辛亥革命、溥儀出宮、故宮博物院成立、新中國建立、改革開放，風雨兼程七十多年，從「書記員」而成為明清史學者、檔案學開拓者和古建築學專家、副院長、院顧問，正是「薊門飛雨一學人」。

十七「進宮」，奉獻終生

單士元，字君實，青少年時期在北京大學學生會主辦的中學讀書，後來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聽課。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馮玉祥主持北京政局，「攝政內閣」會議決議溥儀移出宮禁，成立了以李煜瀛（石曾）為委員長的「清室古物保管委員會」，後改稱「清室善後委員會」，請北大教授和教職員等負責清點清宮物品。單士元隨文學院教授沈兼士等先生，來到清宮參與點查文物。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故宮博物院成立，院內設古物、圖書兩館，他在圖書館。清宮藏書有「天祿琳琅」、「宛委別藏」宋元善本書和明版精品，幾乎囊括了傳世宋元版書的大部分。後來藏在大高玄殿的清代軍機處檔案從圖書館分出，成立文獻館，他就在文獻館整理研究清代檔案，參與編輯出版《史料旬刊》、《文獻叢編》、《掌故叢編》，至今已成為經典史料。

有一次談到他本人以及不少故宮老人都不會喝酒，說：「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清宮物品之初，緊跟着溥儀出宮不久。當時溥儀住的養心殿、婉容住的儲秀宮、文繡住的長春宮等處，留下不少吃的、喝的東西。因為這些都不是古物，大家見到開了盒的餅乾就吃兩片，見到開了瓶的酒也喝兩口。有一天一個年輕人不勝酒力，喝了兩口就醉倒了，躺在地上起不來了。從此就規定，故宮人不准喝酒，以防損傷文物。」那時能進故宮工作不容易。在老北京，到買賣家當夥計一般需要一家「舖保」；進故宮做工，除嚴格審查之外，還需要兩家舖保。因為發生事故，一家舖保是賠不起的。能進故宮工作大多是本分可靠人家的孩子，有了這樣的規定，這些孩子自然乖乖聽話，管教得一輩子都不喝酒。至於那「御膳」是什麼味道，單老直言，沒什麼特別，都是外面能見到的牌子，就是從外頭商店裏買的洋餅乾、洋酒。

溥儀出宮時，將《快雪時晴帖》夾在自己的行李卷中，準備蒙混過關，被把守神武門的國民軍軍警查出並扣留。單老說，這是溥儀出宮當天，他還沒進故宮。此時「清室善後委員會」還未成立。李煜瀛為首的一班執事者，特意到市面上買了個大保險櫃，將此帖放在裏面。後來人員更替，保險櫃的鑰匙卻不知了去向。於是只好從市面上請來開鎖匠，把保險櫃身後鑿了個大洞，才將法帖取出。這時他已進宮，看到鑿開的保險櫃放在御花園順貞門外。

單士元保存了一張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參與點查清宮物品時，在乾清門前的留影。筆者推測攝影者為中國攝影界先驅，後來成為故宮古陶瓷專家的陳萬里。此時陳萬里以北大校醫，作清室善後委員會專業攝影師；後來他留在故宮，發起窰址考古發掘，進而確定傳世瓷器的窰口，是古陶瓷科學研究的先驅。

大師引領，走上治史

單士元學習認真，積極上進，一九二九年考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師從明清史專家孟森，學習中國歷史、金石學，主攻目錄學和明清史。後來老師還有陳垣（陳援庵）先生等。孟森（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八年），字蓴孫，號心史，世稱孟心史先生，弟子們則直稱「心史先生」以表尊敬。他是清史研究傑出奠基人，其著作代表近代清史學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單士元當時作的課題是晚清外交「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導師是孟森教授和國際法專家朱希祖教授。單老曾對筆者說，朱希祖先生講授二戰前國際法「大使」、「公使」的區別：大使既代表國家，也代表國家元首個人，故名「特命全權大使」，可以直接約見駐在國元首；公使則只代表國家，而不代表國家元首個人，進行公務聯繫，而不與駐在國元首有直接聯繫。晚清對外交涉劇增，清朝原有「理藩院」已無力應付，但最高統治者認為中外關係只是商務來往，故稱「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反映了當時認識的局限性。

一九三一年，單士元完成了《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大臣年表》，這是當時修《清史稿》裏不具備的。兩位導師都寫了序，胡適題寫書名。孟師作序認為：「詳明核實，可以補舊史之闕，可以拾《清史稿》之遺，可以助研討外交史者知人論世之力。」一九三六年在山東成立「中國圖書館、博物館協會」，單士元在會議上宣讀論文《檔案釋名發凡》，引起很大反響。這是最早提倡建立「檔案目錄學」的文章，他也因此成為學科開拓者。

單老珍藏着他與張鴻翔、商鴻逵、吳豐培「孟門」四弟子，於一九三七年夏「盧溝橋事變」前夕，在天安門西中山公園「來今雨軒」，為心史先生七十大壽祝壽的合影。此地在明清北京城屬於「澄清坊」，故題為「澄清晉爵」。人老了更加懷念逝去的師長，他每每對筆者說：「那一代學者是真正的大師。聽他們講課，就是一種享受。」心史先生器重信任這位弟子，將自己史學研究日記傳給他，一本一本摞起來有兩市尺厚。可惜「文革」期間被抄走，下落不明。而胡適題名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大臣年表》，因為落款「適之」，紅衛兵不知道這就是胡適，後來又退給他。

半農「段子」，同學佚事

因為與單老朝夕相處，老人家也經常提起上學及同學們的往事。

北大教授劉半農一九二○年在英國倫敦大學留學期間，寫過一首白話愛情詩《教我如何不想她》，音樂家趙元任（編者注：趙元任一方面是中國著名語言學家，另一方面對作曲亦造詣深厚，故稱音樂家）譜曲，傳唱一時。大約是一九三○年除夕，校長蔣夢麟邀請本校教授、研究生，在北大二院（舊址即今景山沙灘後街教育出版社）宴會廳舉辦茶話會，校長夫人親自為大家斟咖啡。蔣校長提議大家出節目助興，自己先講了一個笑話，好比今天說一段「段子」。輪到劉半農先生，只見他站起來不慌不忙吟誦道：「教我如何不想他，幾時同他吃杯茶？今日一見是老朽，教我如何再想他！」

這首打油詩模仿一位女孩的口脗，說為那首愛情詩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所感動，想像作者定是一位翩翩少年，因此朝思暮想與仰慕的白馬王子相約會面，一敘衷腸。孰料及至相見，竟是老態龍鍾的衰翁，大失所望之下，再也不想見到他！劉先生的節目引得哄堂大笑。其實當時劉先生不到四十歲。

單老談起「文革」下放湖北咸寧文化部幹校，因為他年紀不輕了，連領導（當時採用軍事編制）安排他看鴨子，天天趕着鴨子下池塘，結果是「二百隻小鴨，看到秋後剩下十九隻」。小鴨子不同於小雞，是不容易死掉的。幹校四周住的是當地老百姓，小鴨子們有的走失，有的被人家領走，他老人家也懶得去計較。同為孟門弟子的師兄弟商鴻逵，在江西幹校是養牛，商先生要離開幹校，用車裝了行李準備回城那天一早，他養的幾頭牛不知怎麼得知消息，一起來到他的家門口來送行。

激於義憤，鑽研古建

中國古代建築，本來是與在古希臘、古羅馬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方建築相頡頏的東方建築的代表。但由於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西方學者在編寫世界建築史時，竟然根本不提中國建築，還聲稱：「中國人沒有本領研究自己本國的建築文化。」中國現代文化、學術一代宗師朱啟鈐先生，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展開古代文化遺產科學保護，於一九三○年二月，正式創立「中國營造學社」，致力於唐宋以來木結構建築保護、測繪、文獻資料搜集整理、科學研究，編輯出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他開創了中國古代建築科學研究道路，古建築界尊稱其為「朱桂老」。單士元激於義憤，率先於一九二九年參與籌建。學社先後網羅了梁思成、劉敦楨、張鎛、林徽因、羅哲文、王樸子（王璧文）等一班年輕有為的學者為社員，進而培養造就了中國古代建築科學研究的第一代學者專家。學社經費先是爭取到一些西方退還的「庚子賠款」，後來是老先生傾其所有，最終至一九四六年因經費無以為繼而停止活動。

單老以自己的史料特長，在文獻部展開古代建築史研究。一九三七年，他與王樸子一起完成出版中國首部編年體建築史——《明代建築大事年表》，至今仍為中國古建築研究必備書。新中國成立後，故宮古建築保護提上日程，單士元被提拔擔任副院長，專責古建保護和維修、管理。

我到故宮後擔任院長辦公會記錄，單老是副院長，後來改任顧問。院長辦公會最棘手的問題，是研究在古建築裏改善文物藏品庫房。從古建築保護角度說，不能大動干戈改造；從藏品庫房要求看，必須做足防水防潮和密閉乃至設施現代化。這樣的問題研究過後，古建部的同事經常會私下裏悄悄問我：「單老為我們爭了沒有？」宮殿建築、院藏文物，在單老心裏正像手心、手背，兩面都是自己的肉，你讓他怎麼爭？所以後來下決心在內務府舊址下，建造地下文物庫房。

心儀角樓，推重北門

故宮博物院總部辦公一直在故宮北門神武門裏。單老晚年常說：「兩天看不見神武門就難受。」這還有更深層含義。單老說：故宮古建築是元明清三朝留下來的，其中永樂初建時，保留了元代建築的古風。以四門為例，北門神武門是永樂初建舊物，屋頂高大，屋面曲線舒展，出檐長而且四角微微上翹，造型漂亮極了，那是元代建築法式，甚至可以直溯宋代《營造法式》。其次是西華門，午門則晚一些；東華門最晚，屋面曲線平直，出檐短，遠不及神武門莊嚴沉着。

他對素有「九樑十八柱七十二脊」之稱的角樓最為推崇，並指出西北角樓最古樸凝重，是永樂初建時的作品，其次是東北角樓；西南、東南兩座後代維修變動較大。永樂時角樓設計的範本，是元大內城牆上十字脊、二重檐的角樓，和午門上十字脊三重檐的「垛樓」。單老曾對筆者說：故宮西北大高殿前的習禮亭，應為元代建構，上世紀五十年代拆除時，朱啟鈐先生曾前往觀查，見樑架上寫着元代某處建築名字。當時單老欲將其移建本院所屬景山內，因拿不出所需五萬元費用未果。

單老逝世後，按照與他老人家生前的約定，我送他一幅輓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請故宮的書法家王中平兄以顏體恭楷書寫，獻在他的靈前。單老不是「壯士」，也不會「威加海內」。但憑他在歷史學、檔案學、古建築等學術界的貢獻、名望和地位，他足夠「壯士」，堪稱「威加海內」。當日單老拍拍胸脯，頗有些自負，欣然接受了。

【圖文整理：華發網】（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