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壇“黑馬”華國鋒是如何一躍成為“英明領袖”的？

毛澤東與華國鋒（資料圖）

三次受到毛澤東贊揚

周小舟被撤銷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之后，由張平化擔任這一職務。

華國鋒作為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也成為湖南舉足輕重的人物。

職務越高，政治風浪也就越大。好在毛澤東看重華國鋒，每一回到湖南，總要接見華國鋒。華國鋒呢，也一直把堅決貫徹毛澤東的指示作為自己的政治信條。雖然華國鋒已是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但是他仍關注著毛澤東故鄉湘潭。自1961年起，華國鋒兼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

那篇以中國共產黨湖南省委員會名義發表的《華國鋒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卓越繼承者》一文，記述了華國鋒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之后，跟當時擔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之間的“斗爭”：

1962年，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派中南局主要負責人（引者注：指陶鑄），到湖南推銷“產量責任制”即“包產到戶”的黑經驗，要華國鋒同志執行。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華國鋒同志毫不含糊，寸步不讓，用大量的事實，說明這種搞法實際上就是單干，當面頂了回去。當時兼任湘潭地委書記的華國鋒同志，不僅自己到湘潭、湘陰等縣調查，而且派人去了解所謂“產量責任制”黑樣板，用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育干部和群眾，組織他們開展大辯論，使大家認識到，單干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死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

華國鋒身為中共湖南省委領導，卻很少坐機關，他一次次下鄉蹲點。

1962年3月21日，華國鋒前往湘潭縣姜畬公社清聯大隊蹲點，住在谷沙塘生產隊貧農老大娘談滿家中。他在那里發現有的生產隊搞“包產到戶”，便堅決予以制止。華國鋒寫了《辦好生產隊的幾個問題的報告》，批判了“包產到戶”。

不久，華國鋒得知湘北岳陽縣毛田公社曾大搞“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負盈虧、集市貿易，集市貿易又稱自由市場；“一包”指包產到戶），后來，那里“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集體經濟得到發展。於是，在1962年冬，華國鋒來到毛田蹲點，把毛田樹為湖南“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樣板。

1963年春，當毛澤東來到湖南，華國鋒兩次向毛澤東匯報了毛田的情況。當時毛澤東正在號召全國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很欣賞華國鋒樹立的這塊“社會主義道路”樣板。

毛澤東曾問華國鋒，從岳陽到毛田怎么走。華國鋒回答說，將近有100公里，其中有幾十公里不通汽車。毛澤東笑道：“給我弄輛牛車，我坐牛車去也行啊！”

毛澤東如此看重毛田，於是，華國鋒又去毛田，組織寫了總結文章，逐字逐句加以修改，而且把題目改成《可貴的革命干勁》。這篇文章在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志上發表了。

華國鋒自己還寫了《貴在鼓勁》一文，發表在1963年4月2日的《新湖南報》上。

緊接著，在1963年10月，華國鋒帶湖南干部到廣東參觀學習，寫了《關於參觀廣東農業生產情況的報告》。毛澤東看了，又十分贊賞，為之寫了批示，號召全黨克服驕傲自滿、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指出，虛心學習外省、外市、外區優良經驗的態度和辦法，是發展我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黨務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澤東強調，這個問題是一個大問題，要全黨注意研究，定為制度，不但可以而且應當這樣辦。

這樣，華國鋒接連兩次受到毛澤東的贊賞。

在1963年，華國鋒還帶領工作隊前往毛澤東家鄉韶山區永義公社蹲點，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4年，華國鋒患病住院。他“每天下午堅持學習，形成制度，不僅自己認真學習，還把一同住院的幾位負責同志組織起來，學習《毛澤東選集》四卷”。

1964年7月1日，華國鋒親自為韶山毛澤東陳列館奠基，他調動全省一切力量來支援這項工程建設。10月1日，韶山毛澤東陳列館落成開館。從動工到落成，只用了100天。韶山毛澤東陳列館開館之后，收集到了毛澤東弟弟毛澤覃、堂妹毛澤建的珍貴照片。華國鋒當即把照片送到北京，請毛澤東過目。

毛澤東經過仔細地辨認，確定這是毛澤覃和毛澤建的照片。毛澤東非常欣喜，詢問華國鋒是怎樣發現這些老照片的。毛澤東在照片的背面批了兩句話：“原件退還，洗一套送我。”毛澤東還指示華國鋒，給周恩來總理看一看。

華國鋒回到湖南后，對韶山毛澤東陳列館館長馬玉卿說：“這是無價之寶。你們趕快將照片洗出來，送一套給毛主席。”不久，華國鋒帶著精心印制的毛澤覃和毛澤建照片再上北京，把照片親自交到毛澤東手中。

從1965年起，華國鋒擔任總指揮兼政委，主持修建韶山灌區工程。這一工程是引漣水入韶山，改善沿途湘潭、湘鄉、寧鄉、雙峰的農田水利。主干渠全長240多公里，引漣水灌溉100多萬畝農田。華國鋒幾乎走遍了干渠。為了這一工程，華國鋒召集工程人員、民工、老農開了150多次“諸葛亮會”。

這一工程在1965年7月1日正式動工。華國鋒為《韶山灌區報》第1期寫下這樣的題詞：“做出一個符合總路線精神的引水工程的好樣板來。”華國鋒還為巨大的渡槽題寫了“云湖天河”四個大字。

這一工程，在10萬民工的努力下，經10個月完成。這10個月里，華國鋒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工地上。華國鋒曾為《湖南文學》雜志1966年第1期“韶山灌區工程特輯”親筆抄錄了這樣一首民歌：

高山頂上修條河，河水嘩嘩笑山坡。

昔日在你腳下走，今日從你頭上過。

華國鋒領導建設韶山灌區工程，又一次得到了毛澤東的稱贊。

在“文革”動亂中仍穩步上升

正當華國鋒在湖南忙於“農業學大寨”、大興水利之時，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親自改定的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從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文革”使中國處於大亂之中，中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了沖擊。

華國鋒在“文革”中只受到過兩次小沖擊：

一次是受到湖南的紅衛兵組織“省無聯”的一陣子“炮轟”，但是很快就過去了。

另一次則是“造反派”要打倒中共湖南省委另一個負責人，而華國鋒表示反對。因為華國鋒知道毛澤東表示過反對打倒這位負責人，所以他很堅決地說：“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我們不能舉手。”為了這件事，華國鋒也受到“造反派”的圍攻。當然，這種圍攻也很快就過去了。

由於華國鋒在“文革”中沒有受到多少沖擊，所以在1967年7月21日，他作為“中央文革小組”點名人員，前往北京，參加由“中央文革小組”組織的湖南兩派的談判。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組”作出了解決湖南問題的決定。經周恩來提名，華國鋒擔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領導成員。這樣，華國鋒成了湖南第一個被“結合”的省級干部。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約翰·加德納所著的《毛澤東與他的繼承者》一書中，曾這樣寫道：

華國鋒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幾乎沒有受到過沖擊，反而能從動亂中穩步上升，威信不斷提高，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受到毛澤東本人的保護。有理由相信他曾特意向毛澤東表白過自己的忠誠。毛澤東畢竟出生於韶山，正好處於華國鋒工作過多年的湘潭地區。

不過，由於湖南省的“造反派”們紛爭不已，湖南省的“革命委員會”籌備很久，未能及早成立。在全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算是成立很晚的——在29個省市之中排在第19名。

196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出《關於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的批示》。毛澤東在這一文件上批了“照辦”兩字，表明他是贊同的。

文件指示，要“充分揭露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深入批判“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文件說，“中央批準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組成名單”。

兩天之后，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黎原為主任，龍書金、華國鋒、章柏森為副主任。

這樣，華國鋒成了湖南的“第三把手”，主管農業。

擴建韶山革命紀念地

華國鋒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之后，花費很大的精力抓“農業學大寨”。

在1968年冬到1969年初，華國鋒組織了湖南各地4萬多農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參觀學習。華國鋒在湖南樹立了新田縣和安鄉縣作為“農業學大寨”的樣板。毛澤東得知后說，你們南有新田，北有安鄉，很好嘛！

從1970年7月起，華國鋒擔任湖南“歐陽海灌區”工程的總指揮長兼黨委書記。這是與韶山灌區同樣浩大的水利工程。華國鋒踏踏實實、不辭勞苦地忙於這一大工程。當毛澤東來湖南視察時，毛澤東對華國鋒說起了舂陵河的典故。舂陵河是湘江的支流，在“歐陽海灌區”之中。

毛澤東說：“在古代有一位叫舂陵的人，做過一些好事，人們為了紀念他，就把這條河取名為舂陵河。可見，做好事的人，是受人們尊敬的。”毛澤東說這些話，透露了他對華國鋒的實干精神的贊賞。

華國鋒在湖南還抓了一件“大事”：主持韶山革命紀念地的擴建工作。

在韶山，從1950年就開始修繕毛澤東的故居（在“文革”中改稱“舊居”）。人們到韶山來，主要就是參觀毛澤東故居。1961年3月，毛澤東故居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由於前往毛澤東故鄉參觀的人越來越多，漸漸覺得光是參觀毛澤東故居還不夠，於是在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建議下，在韶山修建“毛澤東同志革命實踐活動陳列館”（后來改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這個陳列館，選在離毛澤東故居一華里的引鳳山下。

在“文革”中，成千上萬虔誠的紅衛兵以及參觀者涌向韶山。1967年12月26日——毛澤東74歲壽辰，從長沙到韶山的鐵路開通。韶山火車站樹起了高達米的毛澤東塑像。不言而喻，這米，象征著毛澤東的生日12月26日。於是，光是有毛澤東舊居、毛澤東革命實踐活動陳列館又嫌不夠了，在1969年由華國鋒主持了“韶山革命紀念地擴建工程”。

當時的報道是這樣寫的：

1969年，韶山革命紀念地開始擴建，首先遇到的就是保持韶山沖內特別是毛主席舊居附近原貌的問題。在研究建筑方案的時候，華國鋒同志及時教育我們：韶山是革命紀念地，陳列館絕不能搞高、大、洋，搞高樓大廈、富麗堂皇。建設韶山革命紀念地，必須認真學習、深刻領會毛主席光輝詩篇《七律  到韶山》中的“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精神，保護韶山革命原貌，建設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同時注意節約的原則。為了最后確定擴建方案，1969年春，華國鋒同志親自來到韶山。他不顧旅途疲勞，一下車就找韶山有關方面的負責同志，聽取他們的匯報。隨后，徒步登上陳列館后面的山頭勘察地形。當時，有人提出，這個窩面積小，擴建可能有困難。華國鋒同志先用腳一步一步大體計算了山窩的面積，接著又親自用皮尺仔細作了丈量，終於用事實說服大家，說明擴建的施工面積完全夠用。臨走時，他還再三強調，韶山的一草一木，都要注意保護，并指著山上的樹林叮囑說：這東邊的樹要保留，西邊的樹也要保留，幾棵大松樹尤其不能動。后來，我們執行了華國鋒同志制定的方案，群眾反映很好，都說，幸虧華國鋒同志及時指導，才使我們在陳列館的建設上，體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愿，保持了韶山的革命原貌。

在1969年1月14日，華國鋒還在長沙主持了“中國共產黨湘區委員會紀念館”興建誓師大會。中國共產黨湘區委員會是毛澤東當年創建的，位於長沙清水塘。華國鋒冒著零下四五攝氏度的嚴寒，刨冰破土，為這一紀念館奠基培土。

華國鋒在湖南開展這些紀念工程時，反復強調，要無限忠誠於偉大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向斯諾介紹華國鋒

1969年4月，華國鋒的名字出現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團名單之中，出現在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名單之中。從此，華國鋒不再是“列席”中共中央全會，而是正式的中共中央委員了。

華國鋒成為中共中央委員不久，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

華國鋒出席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便面臨一場尖銳的斗爭。在會上，毛澤東猛烈抨擊了他的“接班人”林彪搶班奪權的陰謀，寫了《我的一點意見》，給了林彪集團要員陳伯達沉重的一擊……在這一激烈的斗爭中，華國鋒理所當然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

1970年秋，華國鋒擔任湖南“革命委員會”代理主任。

在中共九大之后，中共著手重建黨的各級委員會。這一重建工作由上而下，先重建各省委，再重建各地委、各縣委。

湖南省在建立“革命委員會”時雖然落后，在全國排名第十九，而在重建省委時卻一馬領先，成為全國第一個建立的新省委。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會在長沙召開。華國鋒作了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為繼續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項戰斗任務而奮斗》的報告。會議認為，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通過“斗批改”，整個國民經濟呈現一派繁榮景象。會議討論制定了今后一個時期全省的工作任務：

一、繼續深入開展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

二、繼續搞好“斗批改”；

三、掀起工農業生產高潮；

四、加強黨的領導。

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共湖南省第三屆委員會。隨后召開的三屆一次全會選舉華國鋒為第一書記，卜佔亞為省委書記，楊大易為省委副書記。

中共湖南省委重建之后，華國鋒為了表示對毛澤東的忠誠，迎著寒風，帶領省委委員們去毛澤東故鄉韶山，在那里舉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全會。

毛澤東親自點名，華國鋒兼任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和湖南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時，提及了華國鋒。當斯諾的文章在美國《生活》雜志發表后，華國鋒第一次引起國外的注意。

毛澤東在跟斯諾談話時，談到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全國各地、各省、市都轉載了，只有一個省沒有登，就是我那個省──湖南”。接下去的談話如下：

斯：當時湖南報紙未登，是不是因為劉少奇阻撓？

毛：那還不是。湖南省委的宣傳部長右得很。什么宣傳部、組織部、省委，統統打爛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樣事就作結論，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在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

毛澤東親切地稱華國鋒是“老人”，表明了他對華國鋒的關注和信賴。當時，華國鋒不過49歲，當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紀的老人。毛澤東所說的“老人”，顯然是“老人馬”的意思。

華國鋒的“平民情結”

從毛澤東跟斯諾的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華國鋒的印象頗好。華國鋒得到毛澤東的垂青，最根本的一點，當然是因為華國鋒多年來堅決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事。毛澤東怎么說，華國鋒就怎么做。

另外，華國鋒為人老實忠厚，也是他得到毛澤東信任的很重要的一點。毛澤東曾多次稱贊華國鋒是老實人。

華國鋒成為“英明領袖”之后，最初確實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擁戴，內中的原因之一，也因為華國鋒為人樸實。

華國鋒具有可貴的“平民情結”。雖然他步步高升，仍一直保持著“平民作風”。在“宣傳華國鋒”熱潮中，曾出現一幅華國鋒幫助一位老太太拾菜的宣傳畫。這多多少少反映了華國鋒的“平民情結”。

在湖南湘潭，流傳著華國鋒和三個孤兒的故事：

1951年6月，華國鋒調任中共湘潭縣委書記。他到任才一個月，便在湘潭醫院門口見到一個無家可歸的孤兒。華國鋒把這個小女孩收留，請縣招待所負責照料。接著，在這年10月、12月，華國鋒又收留了在湘潭街上遇見的另兩個孤兒。華國鋒分別為這三個9歲、8歲、3歲的小女孩取名華平、華清、華湘。內中，華清、華湘都雙目失明。華國鋒決定由政府撥款撫養三個孤兒，并托付湘潭縣招待所的職工劉秀英照料，而他自己仍不斷關心這三個孤兒。后來，這三個孩子都相繼成人，結婚成家。

華國鋒平日坐機關不多，他常在農村。他衣著樸素，總是一身佈衣，一雙佈鞋。人們這么回憶1966年華國鋒在湖南郴州、衡陽地區“歐陽海灌區”工作時的情景：

華國鋒同志生活上艱苦樸素、毫無特殊的作風，給人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居住在指揮部的那些日子里，總是嚴格要求自己，始終堅持自己提水、洗衣，和民工在一個食堂里排隊端飯。有時外出檢查工作，別人要為他多添幾道菜，他總婉言謝絕。

常寧縣白沙公社一帶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灌區籌建初期，一天，華國鋒同志和指揮部幾位同志乘坐一輛敞篷大卡車出發到桂陽湖溪橋去為大壩實地定點，路經白沙公社吃午飯。事先華國鋒同志怕公社同志特殊照顧他，不讓給公社打電話。那天正巧公社的領導同志都外出了，只有一位工作人員在家。這位工作人員沒有見過華國鋒同志。當時天下著毛毛雨，車子停穩后，跳下六七個人，手里都挽著雨衣。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滿身泥跡的同志，熱情地和這位工作人員握手，講明來意。這位工作人員趕忙準備了普通飯菜招待他們。吃過飯，如數付清了飯錢。臨走時，那位為首的同志緊緊地拉著這位工作人員的手，表示感謝。事后，這位工作人得知他就是省里的華書記，感動得到處逢人便說：“華書記可樸素啦，做著大官不像官，不坐小車坐卡車，這樣的領導，真好啊！”

以上的回憶雖說是在“宣傳華國鋒”的熱潮中發表，但大體上符合事實。

華國鋒多次以普通家長的身份，親自參加學校的家長會，也是頗為感人的。

華國鋒在湖南工作時，他的幾個孩子先后都在長沙北區中山路小學上學。華國鋒好幾次步行到學校里去，征求老師對孩子的意見。他的孩子在學校里，從不享受特殊待遇。華國鋒曾被這所小學推選為“優秀家長”。

1974年3月21日晚上，北京166中學召開1973屆高中畢業生家長會。華國鋒的最小的女兒蘇莉是這一屆的畢業生，華國鋒作為家長，接到學校的通知，步行前往這所中學，在教室的后排座位坐下來。當時的華國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仍如一位普通的家長一樣，去出席家長會。

當時，正是毛澤東號召青年學生“上山下鄉”的時候。學校領導要華國鋒講話。華國鋒以家長的身份表態：“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兒，身邊就這么一個了。我還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鄉的道路。”

后來，小莉插隊落戶到北京市平谷縣許家務大隊。1975年2月5日上午8時，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祥和幾位大隊干部到北京進行家庭訪問，華國鋒以家長身份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在談話中，陳永祥從華國鋒那里得知，昨天夜里，遼寧營口、海城一帶發生了地震。華國鋒馬上要乘飛機趕往那里。華國鋒是利用出發前的一點時間接待他們，因為他自覺是家長，一定要親自接待他們來訪。

1976年8月4日，唐山剛剛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大地震后不久，華國鋒就趕到那里。華國鋒乘坐一輛北京吉普車，在唐山的一片廢墟中奔馳，指揮抗震救災工作。當華國鋒向群眾發表講話時，余震發生了，附近的屋架倒塌，發出響亮的轟鳴聲。華國鋒仍堅持講話，鼓勵大家戰勝自然災害……

2006年，為了紀念唐山地震30周年，一篇署名為智青仁的《唐山大地震中與華國鋒的零距離接觸》，回憶了當時趕往唐山的華國鋒：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即將到來的時候，使我想起了地震剛剛過后與華國鋒零距離接觸的一段往事。

1976年8月4日上午，正在忙於抗震救災的開灤呂家坨礦接到上級通知——下午，中央領導來礦視察（沒說哪位領導）。

8月4日下午3點鐘左右，烈日當空，驕陽似火。一列由大約20多輛軍用吉普車組成的車隊魚貫駛入開灤呂家坨礦東大門，一直開到在礦辦公樓廣場用簡易棚搭成的礦抗震救災指揮部門前停下來。等待迎接的領導及我們工作人員看到第一個走下車的竟是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大家都感到十分驚喜和興奮。陸續走下車的還有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謝靜宜、煤炭部長肖寒、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以及北京軍區、省軍區、國務院有關部委的領導。還有唐山市委書記許家信、開灤黨委書記趙成彬等。

時任開灤呂家坨礦黨委書記的馬慶云把各位領導迎進簡易棚搭成的整個南面敞開的抗震救災指揮部。請領導入座后，他開始向華國鋒總理匯報呂家坨礦抗震救災的工作情況。當時我作為礦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被領導指定在現場作記錄，因此有機會零距離與華國鋒接觸（兩米左右），親身目睹和聆聽了華國鋒在呂家坨礦的音容笑貌。

華國鋒當天身穿一身灰色中山裝，由於天氣炎熱，加上紐扣沒有解開，因此滿臉淌著汗珠。他的面色紅潤且嚴肅、凝重。他最關心的是職工群眾的生活問題。當他問到生活用水是否解決時，馬慶云回答已經解決并當即把已倒在大瓷碗的熱水端到幾位領導面前，請他們品嘗。華國鋒端起大瓷碗就喝了幾口，并點點頭，面部顯露出了滿意的笑容。而副總理陳永貴則端起一碗一飲而盡。

之后，華國鋒又詢問了地震前礦井情況及地震后遭受損失、設施破壞、影響生產、抗災措施等情況，馬慶云一一做了匯報。

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了一個小小的細節，鮮為人知。當時可能是想把礦山的一切情況一股腦都向總理道出來，這個解放前老工人出身的礦黨委書記的匯報始終沒有停頓，忘記了給總理插話的機會。這時，坐在馬慶云身后，拿著本子等待記錄總理指示的煤炭部長肖寒有點著急，於是就在后面用手拉了一下馬慶云，示意他多聽總理的指示。他回頭看看肖部長，好像沒什么反映似的又繼續不停頓地匯報起來。我在旁邊看到此情景差點笑出聲來。

后來華國鋒停止了問話并作了重要指示，主要精神是要求廣大職工要採取有力措施，抗震救災，恢復生產，早日出煤。接下來，在局、礦領導陪同下步行到被震壞的礦井主井井架下和洗煤廠廠房前看遭受破壞的情況，并和礦洗煤廠、機電科的幾名中層領導詢問具體情況，并提出希望。大約在4點多鐘，華國鋒等領導懷著對廣大開灤礦工的殷切期望離開了呂家坨礦。

華國鋒等中央領導視察后，開灤呂家坨礦的廣大職工受到了巨大鼓舞，并以此為動力，掀起了抗震救災、恢復生產的新高潮，恢復生產的勝利捷報一個接一個傳來。到1976年11月28日在開灤實現了第一個全面恢復生產。11月29日，我親耳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早間新聞節目中聽到了國務院專門為開灤呂家坨礦全面恢復生產發的賀電，當天的《人民日報》也刊登了此賀電。

當時毛澤東正在重病之中，見到《人民日報》刊登的華國鋒在唐山的照片，連連地點頭……

正是由於華國鋒在個人品質方面有著令人感佩的一面，所以毛澤東稱他是“老實人”。

據中央警衛部隊的退役戰士回憶，華國鋒在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時，事務繁忙，可他仍經常自己洗衣服，親自帶領戰士們大掃除。他對下級從不亂發脾氣，總是和藹可親，樂於幫他們解決生活、學習上的困難。對於工作人員簽字、合影的要求都是有求必應。

也正是因為華國鋒具有“平民情結”，所以普通老百姓往往對於華國鋒持好感。

華國鋒從湖南躍入中央

1971年2月，毛澤東親自提名調華國鋒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后來升任組長），主管全國農業、財政、商業方面的工作。這樣，華國鋒由縣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國務院，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往上邁，終於進入中央。

這時，華國鋒仍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中共湖南省委由卜佔亞主持日常工作。

這時的華國鋒，人在北京，但也不時去湖南。

1971年4月，毛澤東來到長沙，當見到幾個湖南的接待人員胸前佩著毛澤東像章，便說“討嫌”，要他們摘掉。

毛澤東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后，又把自己讀過的16開本的《共產黨宣言》送給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員，囑咐他們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原著……

毛澤東這些細節，透露出他對林彪所搞的“四個偉大”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走捷徑”之類的厭惡。

1971年8月14日，毛澤東乘坐專列離開北京，開始了他為期將近一個月充滿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毛澤東到達武漢，在武漢住了10多天后，又來到長沙。毛澤東在長沙住了5天，於8月31日前往南昌。

華國鋒作為陪同人員，在武昌、長沙兩地聽毛澤東講黨的歷史和廬山會議情況。

毛澤東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黨、政、軍負責人“打招呼”、“吹風”，是要從思想上、組織上徹底了結去年廬山會議沒有了結的林彪、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問題。

8月25日，毛澤東在武昌對華國鋒說：

我看你是滿腦子的農業，我是滿腦子的路線斗爭。當然你講的農業也有路線斗爭，但是還有更大的路線，光有農業不行，還要考慮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工農業要抓，但當前主要應該抓路線斗爭。農業也有路線問題。

毛澤東此言，一下子使華國鋒警覺起來，意識到路線斗爭是當今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

毛澤東這次來長沙，氣氛顯得非常嚴肅，非同往常。毛澤東在長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華國鋒以及卜佔亞作了一次談話。

廣州軍區兼廣東省負責人劉興元、丁盛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負責人韋國清奉毛澤東之命趕來長沙。毛澤東和他們談話一次。

最后，毛澤東又和華國鋒、卜佔亞、劉興元、丁盛、韋國清集體談話一次。毛澤東當著華國鋒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質問廣州部隊司令員丁盛、政委劉興元說，你們同黃永勝關係那么密切，來往這么多，黃永勝倒了，你們得了？這樣一個重要的機會，聆聽毛澤東的講話，華國鋒意識到毛澤東正在與林彪反革命集團作堅決的斗爭。

毛澤東對華國鋒等人說：“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后來，毛澤東還帶頭指揮唱起了《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首歌。

毛澤東離長沙去南昌后，華國鋒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學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兩首歌的決定。

后來，人們才明白，毛澤東的這幾次談話，叫做“吹風”，又叫“打招呼”。毛澤東在此前后幾次談話后來整理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

毛澤東在談話中直截了當地點了林彪的名：

廬山這一次的斗爭，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對這些人怎么辦？還是教育的方針，就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對林還是要保。不管誰犯了錯誤，不講團結，不講路線，總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還要再找他們談談。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有的可能救過來，有的可能救不過來，要看實踐。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可能改，一個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改了沒有？沒有改。

我同林彪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么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么“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頂一萬句。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陳伯達的話對他們才是一句頂一萬句。什么“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自己。還有什么人民解放軍是我締造和領導的，林親自指揮的，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締造的，也不是我一個人嘛！

毛澤東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的是要大家“服從命令聽指揮”；領唱《國際歌》，為的是說明世上從來沒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論”。

毛澤東在跟華國鋒談話的時候，還說了這么一句：“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華國鋒雖然跟葉劍英不熟，但是毛澤東的這句話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后來，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時倚重葉劍英，最初就是始於毛澤東的這句話。

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林彪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國開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風”時，華國鋒又一次表示自己對於毛澤東的忠誠：帶領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書記冒著嚴寒，前往毛澤東故鄉韶山，在那里舉辦學習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病故，中間一度由李震代理，后來，毛澤東提名華國鋒擔任公安部部長。

謝富治，1909年生於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城區一個貧農家庭。少年時做過木匠。1930年參加工人糾察隊，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參加過長征、解放戰爭，屢立戰功。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后來擔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內務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等職。在“文化大革命”中，謝富治追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迫害老干部，鎮壓革命群眾，參與一系列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1970年，謝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術。雖經醫護人員全力調治，但終因癌細胞轉移，久治不愈，於1972年3月26日病故於北京。

盡管華國鋒從未從事過公安工作，但還是被毛澤東提議擔任公安部部長這一職務。公安部部長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從此，華國鋒在北京站穩了腳跟。

毛澤東對於黨、政、軍接班人的安排

當毛澤東第二次選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澤東不得不另選接班人。

前已述及，毛澤東第三次選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過，毛澤東當時對於接班人的考慮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澤東從上海調來王洪文；1971年2月，毛澤東從長沙調來了華國鋒；另外，毛澤東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經從沈陽調來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於1916年，比華國鋒大5歲，河南新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他1930年參加紅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李德生是“打”出來的，從排長、連長、營長、團長逐級提升。解放戰爭時，他已是第二野戰軍師長。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副軍長。回國后，升為軍長，進入高等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后，仍任軍長。因主持總結“郭興福教學法”引起廣泛注意。1968年后，歷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北京軍區司令員、沈陽軍區司令員。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毛澤東最初對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的考慮是分別作為黨、政、軍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已經顯露出安排李德生作為軍隊方面接班人的意向。當時正在出席會議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來的召見，周恩來向他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換當時擔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上山開會。黃永勝是林彪集團的主將之一。毛澤東把黃永勝調上廬山，和林彪、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時，毛澤東的專列從上海駛抵北京豐台車站。毛澤東在專列上接見了奉命趕來的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毛澤東命令李德生馬上調一個師到南口，以防林彪進行武裝政變。當天深夜，當林彪乘三叉戟飛機從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時，周恩來立即命李德生前往軍委空軍司令部坐鎮指揮……

所以，毛澤東安排李德生作為軍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圖，可以說是十分清楚的。

毛澤東調華國鋒來京，擔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公安部部長，是打算安排他作為國務院方面的接班人。

毛澤東從上海調來王洪文之后，先是讓他在北京“讀書”，出席各種會議。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參加工作”。這一決定，實際上就是“預告”了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將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至於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也就是在這次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成立了中共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毛澤東提議王洪文為這個準備委員會的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張春橋、李德生為副主任。

毛澤東的這一提議，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為黨的接班人的意圖。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選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

也就在這一次會議上，華國鋒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畫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朱德、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王洪文、韋國清、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華國鋒、紀登奎、吳德、汪東興、陳永貴、陳錫聯、李先念、李德生、張春橋、周恩來、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對於華國鋒來說，他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了中共的領導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沒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號人物”的王洪文那樣引人矚目。

華國鋒言語不多，不露鋒芒。在北京，他惟一的靠山是毛澤東。他既與“四人幫”沒有什么瓜葛，也與周恩來、葉劍英沒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銳的斗爭中，華國鋒往往保持中立。他惟毛澤東之命是從。

張根生曾這樣回憶當時與華國鋒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國召開知青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我找他個別談過一次話，向他談了中央派趙紫陽回廣東工作時，周總理親自向丁盛明確說了中央決定叫趙紫陽負責省委全面工作，趙也在現場，而丁盛回來在會上卻宣佈趙紫陽只分管省革委會的全面工作。趙對農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見不被重視。談話后華就立即向周總理作了匯報，事情很快得到解決。中央立即決定任命趙紫陽為省委第一書記，免去了丁盛的職務。

在那次會議中間，當時任浙江副省長的馮白駒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華國鋒、紀登奎找我去參加給白駒同志作生平的評價，糾正了原來1958年廣東省委對馮白駒同志的錯誤決定，作出了比較公正的結論。雖然沒有宣佈完全平反，但在那時也算比較好了。

華國鋒歷史性的一天

毛澤東在安排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在黨、政、軍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慮起用了鄧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從江西回到北京，匯報了鄧小平在江西的情況，力薦鄧小平。這樣，鄧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就鄧小平8月3日給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鄧小平的訊號：

請總理閱后，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其實，毛澤東在對鄧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就曾對陳云的來信作了批示。

當時，陳云跟鄧小平一樣，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陳云給毛澤東并中央寫信，談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區的情況，請求中央根據他的身體情況，給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陳云在信中寫道：

如果沒有適當的工作分配，可否參加北京老同志學習班？參加學習班之后，可否在我身體還能走動的幾年，在春秋季節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這樣辦的話，因為我不能坐飛機，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給一個能燒暖氣的公務車，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長一點在外地走訪的時間。

翌日，毛澤東便在陳云來信上批示：

印發。請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澤東又在陳云來信的信封上批示：“請總理辦。”

由於有了毛澤東的批示，陳云離開江西，回到了北京。

陳云能夠從江西回到北京，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於是，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信，同樣也從江西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決定。這樣，毛澤東又從江西調來了鄧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決定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中共十屆二中全會追認。

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所以，一時間分別從上海、江西、遼寧、湖南調來的王洪文、鄧小平、李德生、華國鋒，構成中國政治舞台的新佈局。

很快地，在新佈局中產生了新的斗爭：王洪文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在政治局里與周恩來、鄧小平“對著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滿尖銳的“對著干”的緊張時刻，毛澤東卻於1974年10月13日離開了北京，前往湖南長沙。

毛澤東這次去長沙非同往常，他在長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離開那里回到北京。

雖然華國鋒已經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書記（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澤東在長沙的衣食住行。毛澤東在長沙住那么久，一方面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於對華國鋒的信賴。

就在毛澤東離開北京才十幾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借口所謂“風慶輪事件”，跟鄧小平大吵起來。

當天夜里，江青和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毛澤東告鄧小平的狀。王洪文受到毛澤東的尖銳批評。從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動搖……

在1975年1月，發生了這樣重大的變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開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批準李德生辭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職務的請求；追認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華國鋒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

“四人幫”和鄧小平“對著干”，先是“四人幫”處於劣勢。但是，后來“四人幫”又漸漸得勢，借助於毛澤東，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把鄧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對著干”的日子里，“四人幫”和鄧小平兩敗俱傷，處於中間、既不倒向“四人幫”也不倒向鄧小平的華國鋒脫穎而出，被毛澤東最后選定為接班人。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約翰?加德納所著的《毛澤東與他的繼承者》一書中，曾對華國鋒這樣加以評論：

盡管華國鋒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兩派妥協的結果，但是也說明了他受到雙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鄧小平的敏銳與智慧，不及“四人幫”的宣傳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組織才能，這一點在他的事業的每一階段都給上級留下深刻的印象。作為農業專家，他在具有絕對重要性的這一基本領域中擁有專長。但是他的興趣和經歷又遠遠超出了這一部門。在所有政治領域中，他唯一不能勝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當周恩來總理去世之后，國務院總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三位副總理提出請毛澤東主席確定一個主要負責同志牽頭處理國務院的工作，他們三人做具體工作。毛澤東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鄧小平專管外事。

就這樣，這一天華國鋒被任命為國務院代總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毛澤東的提議。

1月31日，毛澤東在《毛遠新關於傳達華國鋒、陳錫聯工作安排問題請示報告》上作了批示：

已閱，同意。還應同小平同志談一下。

2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正式通知全黨，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這樣，華國鋒便超越了毛澤東第三次選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選定的接班人鄧小平，成為毛澤東第五次選定的接班人。

不過，華國鋒還只是國務院的代總理。這個“代”字，意味著毛澤東還要對華國鋒能否全面領導這么一個大國進行觀察。也就是說，華國鋒尚處於“實習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發了悼念周恩來總理的“天安門事件”。“四人幫”借此稱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后台”。毛澤東下令撤銷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澤東先是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緊接著又補充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

對於華國鋒來說，這是歷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確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當時華國鋒在國外的知名度并不高。外國記者很驚訝中國突然“冒”出個華國鋒，稱華國鋒為中國政壇上的一匹“黑馬”。

5個月之后，毛澤東去世。由於華國鋒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繼承毛主席遺志”的化身，這匹“黑馬”成為“英明領袖”也就順理成章了。

【華發網根據人民網、《鄧小平改變中國》、鳳凰歷史、網易新聞等整合採編】（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