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第一謊言”迷霧：王明被人下毒？

事發於1943年延安整風運動時期的“王明中毒事件”是中共黨史上的一件謎案。由於缺乏第一手文獻資料，事件的真相一直隱藏在歷史迷霧中，也被許多別有用心的人用作攻擊共產黨、攻擊毛澤東的依據。軍旅作家丁曉平以新發現的塵封70年、流落民間的歷史檔案為證據，搶救性地採訪健在的多位親歷者和當事人，以嚴謹求實的態度、蒼勁簡潔的敘事，撥開迷霧，解密歷史，還原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相，戳穿了長期以來歪曲丑化中共黨史的第一謊言。

近日，長篇革命歷史題材報告文學《王明中毒事件調查》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中央黨史研究室專家審核通過后，作為向即將召開的黨的十八大的獻禮之作，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本周三上午，記者通過電話和郵件採訪了知名紅色傳記作家、學者丁曉平先生。他向記者講述了他是如何用四年業余時間來完成搜集證據、還原歷史的，以及此書的成書過程。

王明遺著《中共五十年》自1975年出版以來，被許多境外出版物引用，成為敵視中國及丑化中國共產黨和詆毀毛澤東的新聞噱頭，至今仍一邊倒地被復制、販賣和炒作；丁曉平在民間收藏家手中發現了難得的文獻史料；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將王明之子王丹之贈給他的王明夫婦保存的有關“王明中毒事件”的史料貢獻出來，從而組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

在寫作《王明中毒事件調查》之前，丁曉平就因著作《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胡喬木傳)、《五四運動畫傳：歷史的現場和真相》、《解謎〈毛澤東自傳〉》和編校《毛澤東自傳》等圖書，在讀者群中頗有影響。他的這些經歷，也對寫作此書，奠基了有利的基礎。“我是一名編輯，因為工作原因和興趣，自2001年開始進行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和毛澤東生平的研究，并進行重大歷史題材的報告文學採訪創作，盡管有些收獲，也得到了讀者的認可，但我不是黨史專家，我只是做了一點自己喜歡做也值得去做的事情。”丁曉平的研究大多出自興趣，或許正是因為沒有專業身份的束縛，也沒有學術界的條條框框，反而更利於他的創作。“十年前，當我看到王明197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遺著《中共五十年》時，很是震驚。”

在《中共五十年》中，王明任意曲解歷史、顛倒是非，駭人聽聞地指出1943年發生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的所謂“王明中毒事件”，是中共中央、毛澤東派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指使中央醫院院長傅連暲和主治醫生金茂岳“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殘他的健康”。

這本書自1975年在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出版以來，被許多境外出版物引用，成為敵視中國及丑化歪曲中國共產黨和詆毀污蔑毛澤東的新聞噱頭。“這本書在境外出版后，西方的一些人就大量地進行引用，至今仍一邊倒地在出版物中復制、販賣和炒作。”

由於史料的缺乏，一些黨史研究的專業機構和專家們多年來找不出足夠的證據來駁斥王明的荒謬言論和境外以訛傳訛的謠言。“當年的護病記錄和專家會診討論等病歷都被王明帶到了蘇聯，另一部分的會診醫療診斷和審查記錄則被延安整風時期負責調查此事的康生秘藏后流落民間。”事情的轉機出現在四年前。當時因丁曉平編校《毛澤東自傳》和著述《解謎〈毛澤東自傳〉》，在收藏界掀起了一股紅色收藏熱。“一些紅色藏品的收藏家輾轉聯系到我，希望我能為他們手中的藏品進行鑒定或做點宣傳。”趙景忠就通過國家圖書館善本館的研究員黃霞找到了丁曉平，丁曉平在他的手中看到了這些難得的文獻史料。

據丁曉平介紹，趙景忠收藏的這些史料是從一位名叫黃楚三的老人手中購得。黃楚三曾是紅一軍團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員，參加過紅軍長征。國共合作時期，黃楚三離開延安到南方工作，之后因種種原因與黨組織失去聯系。上世紀80年代，黃楚三輾轉認識了康生的妻子曹軼歐。不知是出於什么原因，康生自延安整風運動時期就沒有將這批文獻上交中共中央，而是藏於自己手中。“或許是出於當時的政治原因，曹軼歐就將這批文獻轉手給黃楚三，致使這批塵封70年的珍貴史料至今還流落在民間。”而以賣舊書謀生的趙景忠在和黃楚三結識之后，感覺特別投緣，成為莫逆之交。黃去世后，這些資料又到了趙的手中。但丁曉平謹慎地表示：“上述情況都是收藏者口述的，是否準確現在已無法考證。”

這些資料一共14份，包括1943年8月6日劉少奇、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參與的《委員會記錄》、《為王明同志會診記錄》、中央醫院院長傅連暲撰寫的《關於王明同志住院經過情形的報告》和主管醫生金茂岳寫給康生并轉中央領導的一封信，以及中央醫院化驗室報告單等醫學記錄。丁曉平見到這些資料，并認真閱讀研究后，大喜過望。“從里面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這些文獻資料完全是真實的，而非偽造的。”丁曉平介紹，這些資料涉及延安時期中共中央高層、中央醫院、延安醫療醫藥狀況等情況，還涉及大量醫療術語，“從中可以看出每個人的發言、態度都不同，這都是難以作偽的”。從一處處小細節上，丁曉平斷定了這份資料的真實性。

2009年，丁曉平的研究成果《塵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調查材料驚現民間》刊登在《黨史博覽》第12期上。文章刊登之后，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郭德宏找到了丁曉平。郭德宏是研究王明的專家，很多史料他也是第一次見到。見面中，鑒於對此事的深入思考，丁曉平提出要寫作一部《王明中毒事件調查》的專著，得到了郭德宏的大力支持。郭德宏還將前些年王明之子王丹之贈給他的王明夫婦保存的有關“王明中毒事件”的史料貢獻出來，希望丁曉平能在此事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郭教授提供的這6份史料和此前我發現的14份史料結合一起，組成了一個完整的證據鏈，向我們揭示了當年王明中毒事件的真相。”

為了反駁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歪曲污蔑之詞，中央檔案館曾於上世紀80年代派工作人員訪問過金茂岳和黃樹則，并在《中央檔案館叢刊》1986年第3期上刊登了《關於王明治病和出國的材料》，這是黨史研究部門對於“王明中毒事件”所做的唯一記錄，此外再也沒有其他第一手資料了。當年王明住院期間的主管醫生金茂岳的女兒金星也聯系到了丁曉平。“金星多年來一直沒有停止對‘中毒事件’真相的追查，看到我的文章后，她跟我說她的心中就像是‘有一枚炸彈突然引爆了一樣’。”當年王明在延安鬧出所謂的“中毒事件”之后，金茂岳即被中央社會部關押，幾十年來的冤屈一直沒有洗清。為了洗清父親的冤屈，金星也一直在尋找證據，當她在丁曉平手中看到這些史料后，終於看到父親是清白的。隨后，在她的介紹幫助下，丁曉平又採訪到了原延安中央醫院護理部主任郁彬、曾任王明特護的原中央醫院護士李堅，以及公安部原副部長、延安整風時期曾參與審查金茂岳的凌云等多位當事人和見證者，完成了證人證言的調查工作。“經過我們多方走訪，加之當年的文獻資料，我們終於可以完整地還原歷史的真實。”

一系列變動標志著毛澤東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確定了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也標志著王明正式從中共中央高層位置上跌落下來；躺在楊家嶺窯洞中的王明不甘寂寞，一手炮制出“中毒事件”，指認中共中央有人通過金茂岳要害他；王明孟慶樹夫婦所謂的“中毒事件”根本是子虛烏有，他將一起簡單的醫療事件擴大為政治事件。

丁曉平介紹，“王明中毒事件”是王明在20世紀40年代中共黨內高層在批判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的斗爭時，大權旁落，內心失落，所炮制的一起莫須有的政治事件。

1943年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書記處書記由七人縮減為三人，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為主席，王明不再擔任書記處書記。這一系列變動標志著毛澤東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確定了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也標志著王明正式從中共中央高層位置上跌落下來。“這對王明打擊十分大。”當時，延安整風運動進入審干階段，中共中央要用1943年4月3日至1944年4月3日整整一年的時間，在組織上進行清黨。審干工作在康生的一手操縱下，大搞“逼供信”，一下子擴大化為“搶救運動”，延安滿城風雨，人人自危。躺在楊家嶺窯洞中的王明不甘寂寞，借機一手炮制出“中毒事件”，指認中共中央有人通過金茂岳要害他。“王明生病住院的事情發生在1941年至1942年間，他在1943年提出‘中毒’和蓄意謀害的謠言，本身就是十分可笑的。”

因此，當時的生病住院現場和病歷都已經不存在，再次會診也只能依據當年的病歷進行，是屬於回顧性的病歷討論。“而當時正處於‘搶救運動’高潮，工作上確實出現了偏差，中央醫院也抓出許多這種‘特務’。

如果從科學角度來審視“汞中毒”這件事情，丁曉平介紹，依據當時延安的醫療條件和水平，根本無法判斷是否是“汞中毒”。據有關專家說，時至今日“北京也只有少數幾家醫院能確診汞中毒”。而在會診中，王明的尿檢中也僅僅只有兩次檢查到有汞排出。“但尿里有汞，并不能證明就是汞中毒”。特別是在1943年8月《王明同志現病臨時診斷和今后治療初步意見》的扉頁上寫有兩點聲明，說明王明的病在“邊區的現有條件下，只能做了些理學的部分化學的檢查，診斷多憑藉臨床，故暫作臨時診斷。”“因為檢查小便的結果，在血液化驗中，有兩次發現有汞，至於現在體內有汞多少，使汞如何迅速排出，尚未研究出來。我們對於慢性汞中毒，全都沒有經驗，在醫學書籍上(延安現有醫學者)也沒有很具體很詳細的說明。”

根據資料，丁曉平詳細介紹了王明住院治療的過程。

1941年10月，由於突發心臟病，王明住進了延安中央醫院。住院后，中共中央派中央副秘書長李富春去看望王明。由於當時延安傷寒大爆發，導致內科人手不夠，因此李富春選派中央醫院外科和婦產科主任金茂岳擔任王明的主治醫生。住院期間，王明出現扁桃腺發炎，對癥下藥 ，金 茂 岳 開 出 了 一 種 名 為Streptocide的磺胺類消炎藥。“這種藥在當時延安十分罕見，也很貴重。”由於王明體質問題，在服用此種藥的過程中，發生了藥物反應，導致肝膽出現疾病，突發卡塔爾性黃疸。“針對便秘和黃疸，金茂岳等醫生採取了當時內科學比較流行和穩妥的治療方法———清泄。飲食要清淡，并服用藥物甘汞。”甘汞在醫藥中常用作瀉劑和利尿劑，在服用甘汞之后，王明肝區疼痛減輕，黃疸也減少了，治療效果不錯。

好轉之后，金茂岳讓王明停用甘汞。但這件事情他只告訴了白班護士，白班護士沒有通知夜班護士，而且甘汞又是放在王明的窯洞里，接班的夜班護士按部就班，按照藥方來配藥發藥，王明出現了疼痛、發燒、口腔發炎等狀況。而當年會診作出王明所謂“汞中毒”的結論，完全是在延安整風運動進入審干“搶救”階段作出的，并不客觀。再加上臨床醫學證據不足、檢驗技術條件落后的條件下，參加會診的醫療專家都沒有從正面論述汞中毒的藥理和病理情況。更重要的是“王明一直在那里鬧，中央也沒有辦法，得有一個交代”。因此，作出這樣的結論，顯然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而王明卻抓住這一點，咬定有人要給他“下毒”。對於這一事件，丁曉平採訪了時任中央醫院總護士長、參與過王明護理工作的郁彬。郁彬介紹，金茂岳開的甘汞劑量是正常的，不會損壞身體健康，只是服用的時間長了些，但并沒有超過日服最大劑量，屬於工作疏忽。“了解了事情的前后經過，我們也可以看出，針對王明的中毒事件根本是子虛烏有，他將一起簡單的醫療事故擴大為政治事件。”丁曉平總結。

《中共五十年》中，王明一直稱是毛澤東指使人給他下毒。丁曉平介紹，其實對於王明身份地位的變化，以及對於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斗爭，一直限於中央政治局高層領導范圍內，當時在延安是屬於黨內機密。“也就是說，在金茂岳給王明治療時，在金茂岳眼里，王明是中共中央的高級領導人，他要負好責任看好病，根本不知道王明路線受到黨內批判。”

在治療中，金茂岳和王明一家的關係也十分融洽。金茂岳之子今天仍然保留著王明夫人孟慶樹贈送的，上有王明、孟慶樹和毛澤東等人題詞的紅色筆記本。那是一本燙金的《救國日記》，“在缺少紙張的延安，可謂十分寶貴。”

丁曉平創意性地提出了毛澤東和王明“志同，道不合”的關係；王明雖然犯了錯誤，但非常聰明，對中國革命也有一定的貢獻，當年毛澤東對王明也是非常尊重的；歷史不是溫度計，歷史應該是火種，研究歷史旨在引導人們思考歷史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從而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吸取前進的力量。

為了厘清歷史真相，經過4年的採訪寫作，《王明中毒事件調查》終於在今年2月出版。中國現代史學會會長郭德宏在序言中指出：“全書既從微觀視角透視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經過，又從中觀視角考察了王明的一生，還從宏觀視角俯瞰了中共第三次批判‘左’傾路線斗爭及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艱苦卓絕的斗爭過程。”

在本書中，丁曉平創意性地提出了毛澤東和王明的關係是“志同，道不合”。他說：“在當時，王明和毛澤東的矛盾不是個人矛盾，更不是敵我矛盾，他們之間的爭論是原則之爭，是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之爭。通俗地說，當年在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上，王明是用錯誤的方法去做一件正確的事情，而毛澤東是用正確的方法做正確的事情。”書中，丁曉平對此有個言簡意賅的概括：王明和毛澤東的矛盾是“王明主張為了斗爭以廣泛的合作達到團結，而毛澤東則主張通過斗爭以有限的合作達到團結。”

丁曉平介紹，王明雖然犯了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錯誤，但非常聰明，對中國革命也有一定的貢獻，毛澤東對王明也是非常尊重的。“曾護理過王明的李堅介紹，一次毛主席來看王明，當時王明正在睡覺。但主席不讓叫醒王明，在外面等了一個小時一直到王明睡醒。”

“其實王明寫作《中共五十年》也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當時中蘇兩國兩黨關係緊張，王明寄人籬下，他在莫斯科寫的文章顯然帶有嚴重的錯誤傾向，發泄個人私怨，標榜自己。而中國革命的勝利已經證明毛澤東的正確和偉大，這就是歷史，任何人也無法否認。”

《王明中毒事件調查》出版后，得到史學界高度評價。

丁曉平介紹，研究歷史，是為了更好地服務現實，服務未來。“引導人們思考歷史中最有價值的那部分，從而能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吸取前進的力量。”

在當今的現代史研究中，存在一種誤區：研究國民黨的比研究共產黨的吃香，研究反面人物的比研究正面人物的吃香。還有人把眼光對準歷史的邊邊角角，對於“政治厚黑學”、“權力斗爭”特別感興趣，把歷史庸俗化。談起種種現象，丁曉平的聲調提高了：“研究歷史干什么？”丁曉平認為，“歷史不是溫度計，只能測量別的物體的溫度，本身沒有溫度。歷史應該是火種。”而歷史研究者需要智慧和良知，讓歷史成為我們的經驗和營養，更好地為現實服務，讓我們的生活更美好。

現在，部分中國人信仰缺失，特別是一些年輕人對國家的意識很淡薄。“其實每個人內心里都是愛國的”。嚴肅的史書可以使他們正確地了解歷史、了解世界，“這樣才會尊重歷史偉人，尊重那些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先烈。”

【華發網根據濟南日報、人民日報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