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高崗試探鄧小平：誰是中國的“斯大林”？

建國后，(左起)饒漱石、賀龍、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習仲勛、王維舟游覽頤和園（資料圖）

高饒事件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后發生的第一次黨內斗爭，在這個過程中，剛到中央工作的鄧小平不但義正辭嚴地拒絕了高崗的拉攏，而且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參加了粉碎高饒反黨活動的斗爭，有力地維護了黨的團結統一。

“新稅制”風波中主持公道

1952年7月，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鄧小平從重慶舉家遷往北京，就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不久又兼任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同時還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

鄧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不久，黨內圍繞新稅制問題引發一場爭論和斗爭。

新中國建立后，人民政府廢除了國民黨時期的舊稅制，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稅制。1950年初，政務院通過并頒佈了《全國稅收實施要則》。根據當時國營和合作社經濟還很薄弱的實際，稅法規定對國營工商業和合作社經濟採取某些特殊優惠的政策，如規定國營工商業總分支機構內部調撥貨物不納稅；新成立的供銷合作社免納一年所得稅，營業稅按2％的稅率征收，并按八折優待；新成立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免納三年的營業稅和所得稅等。

到了1952年下半年，由于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在經濟中已經佔了很大的比重，其總分支機構內部調撥、加工訂貨及代購代銷等經營方式日益擴大，私營企業主看到國營經濟總分支機構內部調撥不納稅，也就更多地來工廠直接售貨給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以逃避批發營業稅。由于經營方式、流通環節的變化，商品中間流轉環節減少，使得營業稅中的批發營業稅減少或很難收上來。

這時，國家即將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需要不斷增加稅收為經濟建設提供可靠的資金來源。可是，由于出現上述情況，原定的稅難以收上來，國家稅收有下降趨勢。

針對這種情況，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中財委)對原有的稅制作了重大修正。1952年底，政務院一百六十四次政務會議批準了修正后的稅制。修正稅制規定：一是試行商品流通稅，即從生產到流通環節的各種稅負合併為單一的商品流通稅，在批發和收購環節一次征收；二是將貨物稅、營業稅、所得稅等的一些項目合并簡化；三是修訂工商稅，將工業品批發環節應交的批發營業稅移到工廠直接繳納；四是取消對供銷合作社征收營業稅打八折的優待和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納所得稅的規定。12月31日《人民日報》公佈了《關于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同一天，該報還發表了題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稅制》的社論，明確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

在修正稅制的過程中，由于操之過急，工作較粗糙，如方案提出來以后，沒有發到地方財政、稅務部門去征求意見，更沒有同地方黨政領導打招呼，新稅制公佈前也沒有提交中財委黨組會議討論，沒有直接向毛澤東進行匯報，聽取他的意見。這樣一來，修正后的稅制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把在流通環節難以收上來的工業品的批發營業稅移到工廠去征，使一些私營批發商得到了便宜，而工廠的稅負則相應增加。同時，由于取消了對供銷合作社的一些優待條件，使得供銷部門的意見也很大。加之新稅制公佈時商業系統正在調整一些商品的價格，個別商品也因為實行新稅制的緣故而提了價。于是，新稅制公佈后，在一個短時間里，一些地方曾出現物價波動、搶購商品、私商觀望、思想混亂等情況，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滿和批評。

執行新稅制中出現的問題，也很快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1953年1月15日，他給周恩來、鄧小平、陳云、薄一波寫了一封信，對“匆率發表”新稅制提出批評，并要求主管機關將“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如何?何以因稅制而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舉條向他作報告。隨后，財政部稅務總局派出若干個小組分赴各大中城市檢查，并每天與各主要城市通話聯系，解決發生的問題。經過努力，執行新稅制中所發生的較大問題，很快都採取了補救措施，得到妥善解決。

隨后，財政部、商業部、糧食部的負責人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就修正稅制的目的、新稅制對物價的影響和在執行過程中發生的問題等，作了說明。接著，財政部又將稅制修正的情況和實行中出現的問題，向毛澤東和政治局作了一次匯報。毛澤東再次對新稅制提出了批評，認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財經工作會議。會議原定的議題主要是討論關于五年計劃、財政、民族資產階級三個方面的問題，以及財經方面其他一些具體問題。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各大區、省市委和財委的負責人(各大區、省市的財委主任都由黨的第一書記兼)。大會的經常主持人是周恩來、高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新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和鄧小平。

財經工作會議一開始，討論和批評“新稅制”實際上成了會議的中心內容，而且各方面的批評，集中在具體負責稅制修正的中財委副主任兼財政部長薄一波身上。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薄一波於7月13日下午在擴大的第十五次領導小組會議上，作了第一次檢討。他說：“過去財經工作的錯誤是很多的，枝節地講不解決問題，我想主要的一條是對黨在過渡時期的財經總政策鉆研不深，沒有徹底解決，而在國民經濟恢復的后期，沒有總結出從方針到政策的整套辦法來。”他還承認修正稅制沒有從總的政策出發加以考慮，沒有進行具體的調查研究，沒有進行典型試驗，主觀輕率從事，因而從方針到具體做法都犯了嚴重錯誤。

可是，薄一波的檢討并未過關，而且會議的氣氛反而緊張起來。從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間，會議連續召開了八次擴大的領導小組會議，對薄一波進行批評。8月1日，薄一波不得不作了第二次檢討。在這個過程中，高崗出于篡奪黨和國家更多權力的目的，利用財經工作和“新稅制”中存在的問題，以批薄一波為名，把矛頭對向劉少奇，企圖先推倒劉少奇，再推倒周恩來，實現其篡黨奪權目的。高崗和他的極少數追隨者，在會上發表無原則的言論，制造黨內糾紛，在會外散佈流言蜚語，污蔑中央有“圈圈”。高崗無中生有地說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也有一個“圈圈”。高崗將矛頭對向劉少奇的同時，還竭力鼓吹他自己能力如何強，歷史上如何正確，似乎黨內除了毛澤東，就數他高崗有水平了。

高崗在批判薄一波的發言中，無限上綱，隨意給薄一波扣上“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投機取巧”，“品質不良”等一頂頂大帽子。他在發言中，採取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把劉少奇曾經說過的一些話，如1947年土地改革中說過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1949年在天津講話中的一些觀點，1950年有關東北富農黨員問題談話中的觀點，1951年有關山西互助合作批語中的觀點等等，統統安到薄一波的頭上加以批判，玩起“批薄射劉”詭計。

財經工作會議期間，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同時兼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與高崗一唱一和，策動對薄一波的批判斗爭。饒漱石指責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未到會是“消極抵抗”，一再逼安子文在會上發言，說什么“在這樣大的黨內斗爭面前，你不應該不表示態度。”饒漱石還不顧毛澤東要加強團結的指示，在財經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會上，把所謂的“圈圈”問題與“名單”問題(1953年3月初，高崗找到安子文，說毛澤東找他談話，中央政治局成員要改組，要加強中央各部機構。安子文未經中共中央授權，草擬了一份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主要負責人名單，給高崗看過，也同饒漱石談過。高、饒明知這樣做不妥，卻不向中共中央報告，而把“名單”向一些高級干部散發，制造黨內矛盾)提了出來，進一步增加了會議的緊張氣氛。

由于高崗、饒漱石從中作梗，致使財經工作會議開了兩個月，還遲遲作不出結論。最后還是毛澤東給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出了個主意，要周恩來去“搬兵”，把陳云、鄧小平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

當時，陳云和鄧小平都在北戴河，得到周恩來“搬兵”的通知后，立即回到北京參加了會議。陳云在發言中一方面對薄一波在“新稅制”中存在的缺點作了善意的批評，另一方面又明確指出，中財委內部在工作中間個別不同的意見不會沒有，但不存在兩條路線的問題。鄧小平在發言中則說：大家批評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我贊成。每個人都會犯錯誤，我自己就有不少錯誤，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說沒有錯誤。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噸兩噸。但是，他犯的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把他這幾年在工作中的這樣那樣過錯說成是路線錯誤是不對的，我不贊成。

由于陳云、鄧小平在會上講了公道話，使會議氣氛發生了變化，結論也就比較好作了。8月11日晚，會議由陳云主持，周恩來做了總結報告。8月12日，毛澤東向出席、列席會議的全體人員作了一次重要講話。一方面，他批評了“新稅制”的錯誤，認為新稅制是“有利于資本主義，不利于社會主義的錯誤”；另一方面，他又認為這種錯誤不是“帶路線性”的錯誤。同時，毛澤東還提出要批評主觀主義和分散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有謙虛、堅韌的精神。這樣，因新稅稅制引起的黨內風波得以平息。

嚴詞拒絕高崗的拉攏

1953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是高崗、饒漱石政治野心的最初暴露，但他們并未就此收斂，反而進一步滑向分裂黨的深淵。

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后，中共中央提出了我國的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是否採取部長會議的形式、中共中央是否增加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在黨內一定范圍內征求意見。毛澤東為了減輕自己擔負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強集體領導，也提出要將中央的領導班子分為一線和二線，他退居二線。高崗以為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時機到了，便伙同饒漱石，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號，大肆捏造和散佈毛澤東對劉少奇工作不滿的謠言，別有用心地說毛澤東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自己搞政治局。在另外一些場合，他又主張由林彪擔任部長會議主席。

1953年10月，高崗以休假為名，到華東、中南地區，在高級干部中進行游說，加緊進行篡黨奪權的活動。他散佈大量的分裂黨、攻擊劉少奇的言論，說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要修改，《決議》中關于劉少奇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對頭，需要重新做結論。他還把中國共產黨分為“根據地和軍隊的黨”與“白區的黨”兩部分，并把自己說成是“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人物。他認為，現在黨和國家領導機關掌握在以劉少奇為首的“白區的黨”手里，需要徹底改組，由“根據地和軍隊的黨”，也就是由他來掌握。他企圖用這套言論去煽動根據地和軍隊出身的干部同他一道，搞倒劉少奇、周恩來，由他來當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務院總理。

高崗首先拉攏林彪，得到了支持他的承諾。他繼而又找到了鄧小平。在他看來，在各大區和各中央局主要負責人中，只要取得鄧小平的支持就好辦了。因為他認為，東北是他的根據地，自然是他說一不二；華東的饒漱石現在已和他一唱一和，上了一條船了；中南的林彪已經拉攏住；西北的彭德懷為人耿直；只有西南的鄧小平交往不多，心中沒底。1953年秋后，高崗找到鄧小平，對鄧小平說，在中國誰是列寧的問題解決了，但誰是斯大林的問題還沒有解決，你看是誰呀?鄧小平看穿了高崗的用意，故意指著掛在墻上的中央書記處幾位書記的像(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云)說，就在這中間嘛!鄧小平還明確表示：“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在堅持黨性原則的鄧小平這里，高崗碰了一鼻子灰。

高崗見拉攏鄧小平不成，又去找陳云，說要向毛澤東建議中央多設幾個副主席，還提出“你一個，我一個。”鄧小平和陳云都感到高崗這種做法是完全違背黨的原則的，任其下去有分裂黨的危險，乃及時將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后來，鄧小平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曾這樣說：

這個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后，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這么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志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在黨內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面講，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云同志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云同志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在高崗四處活動之際，饒漱石也沒有閑著，到處散佈劉少奇的謠言，配合高崗企圖把劉少奇拉下來。他本來是劉少奇在華中工作時培養起來的干部，但自從到北京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后，誤以為現在是高崗得勢，劉少奇可能會“失勢”，于是就不擇手段通過打擊副部長安子文，極力表白他不是劉少奇“圈圈”中的人，以取得高崗的信任。在1953年夏季財經工作會議期間，饒漱石捏造說：某某是一個宗派，一個“圈圈”，劉少奇是他們的支持者。在安子文就“名單”問題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并請求處分后，饒漱石卻仍抓住這件事不放，并煽風點火說：財經會議上斗了薄一波，會后還要斗“圈”中的安子文。

果不其然，財經工作會后不久，饒漱石未經中共中央同意，就制造各種借口，在中組部內發動了對安子文的斗爭。他指責安子文起草的中組部關于反對官僚主義斗爭的報告不真實，說中組部是潭死水，問題嚴重，要把它“震動”一下。安子文將這些情況如實地向劉少奇作了匯報。劉少奇找饒漱石淡了一次話，表示不同意他的這種錯誤做法，并告誡他要冷靜行事，不要再在中組部內部繼續爭吵。但利令智昏的饒漱石根本聽不進去，在中組部召開的兩次部務會議上，繼續斗爭安子文，還倒打一耙，指責安向劉少奇反映問題是“有意挑撥是非，制造分裂”，逼迫安子文作檢討。

1953年9、10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主要內容原定是總結經驗，研究如何加強干部工作，以保證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可是，饒漱石卻在會上興風作浪，煽動個別不明真相的地方黨委組織部長同他一起攻擊安子文，并把矛頭對向劉少奇。盡管如此，仍沒有掀起多大的風浪。饒漱石不死心，在中央書記處匯報會上說：“這次組織工作會議，該來的人沒有來，不該來的倒來了一大堆。”毛澤東聽出了他的話外之音，就讓鄧小平問他誰該來，開個名單，統統請來。饒漱石心中有鬼，只點了陳賡的名字。原來，他聽說解放戰爭時期陳賡率部在太行山地區活動時，因后勤供應問題曾對時任晉冀魯豫中央局副書記的薄一波有過意見，又知道陳賡講話無所顧忌，以為陳賡來了能放上—炮。其實陳賡根本不是那種人，他來開會后并沒有如饒漱石所想的那樣發言。

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出現不正常情況后，毛澤東提議會議暫停，先舉行領導小組會議，解決中組部內部的團結問題。在領導小組會上，劉少奇肯定了中組部過去工作的成績，同時對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點和問題主動承擔了責任。鄧小平也在會上強調：中組部工作的成績，“是與毛主席特別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績，不能設想只是領導得好，他們做不好而會有成績的。”

妥善處理高、饒問題

高崗、饒漱石本來是毛澤東信任的干部，把他們調來中央，本意是為了更好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但是，高、饒到北京后，卻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個人權欲迅速膨脹，撥弄是非，拉幫結派，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對黨的團結產生了很不利的影響，也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毛澤東原本對高、饒1953年夏季財經工作會議以來的不正常舉動就有所察覺，鄧小平、陳云匯報有關情況后，他進一步警覺起來，但他還是決定親自“測試”一下。同年12月，他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準備外出休假，擬請劉少奇臨時代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問大家有什么意見?劉少奇謙遜地表示，還是書記處的同志輪流負責為好。與會的其他人都認為還是按慣例由劉少奇主持，只有高崗表示反對，說“輪流吧，搞輪流好”。高崗的面目進一步暴露出來，從而也促使毛澤東下決心解決高、饒的問題。

12月2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包括高崗、饒漱石在內有29人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揭露高、饒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對高、饒的陰謀活動提出了嚴重警告。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決定起草《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會議同時決定，毛澤東休息期間，由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的當天，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高、饒問題則交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負責處理。

1954年2月，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劉少奇主持了這次會議。四中全會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兩次找高崗談話。2月5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又找饒漱石談話，點出他們的問題。七屆四中全會討論並一致通過了《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劉少奇在會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中央全會的報告》，對高崗、饒漱石的陰謀活動，不點名地批評說，如果其個人主義情緒不受到堅決制止，“就會一步一步地在黨內計較地位，爭權奪利，拉拉扯扯，發展小集團的活動，直至走上幫助敵人來破壞黨分裂黨的罪惡道路”。

會上，朱德、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都發了言，嚴肅批評高、饒的反黨分裂活動，希望他們幡然悔悟，改正錯誤。

鄧小平在發言中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由于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獲得了巨大的勝利，于是在我們黨內，尤其是在我們黨的高級干部中，滋長了驕傲自滿的情緒，這種驕傲自滿情緒如果不及時提醒，必然要使我們喪失敵情觀念，必然要破壞我們黨的團結，那我們就要喪失斗志，經不住敵人的任何襲擊，從而使我們的偉大事業遭到失敗。”

鄧小平認為，驕傲情緒在黨內，主要是在相當一部分高級干部中，正在滋長著，如果不注意克服，就會發展到一種可怕的危險的地步。他強調，驕傲一定會使黨的團結受到損害，使革命事業受到損害。對于個人來說，對于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來說，它是一種腐蝕劑，它可以引導個人主義發展，把一個滿腔熱忱的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喪失掉，而墮落到最卑鄙的個人主義方面去。

他還說：“我們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對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志的不正確的言論，常常是不經過組織、不合乎組織原則的。全國財經會議以來，對少奇同志的言論較多，有些是很不適當的。我認為少奇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實事求是的，是恰當的。而我所聽到的—些傳說，就不大像是批評，有些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詞的，有的簡直是一些流言蜚語，無稽之談。”

最后，鄧小平說，四中全會和全會的決議，對某些犯有嚴重錯誤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給了這些同志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是對這些同志最直接的幫助。四中全會的決議是一副消毒劑，每個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把這個決議當做一面鏡子來照照自己，使全黨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氣，去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偉大的歷史任務。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后，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決定，這年2月中旬，分別舉行關於高崗問題和饒漱石問題的兩個座談會。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周恩來主持高崗問題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隨后，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東北局、華東局、山東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專門會議，對高、饒問題進行揭發和批判。在無可抵賴的事實面前，高崗仍拒不悔改，反以自殺(未遂)拒絕黨的挽救。1954年8月17日，高崗再次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1955年3月下旬，中國共產黨舉行全國代表會議，鄧小平代表中央委員會作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全面揭發了高崗、饒漱石一系列的反黨陰謀活動，回顧了黨同高崗、饒漱石斗爭的經過，總結了進行這場斗爭的重要意義和經驗教訓。

報告指出：“黨內的爭論必須在黨的組織內公開合法地進行，必須嚴格禁止宗派的、分裂的、陰謀的活動。我們的黨要求任何黨員忠實地執行黨的一切決議和指示，同時容許在黨的會議上有不同意見的爭論，以便分清是非，達到正確的結論。黨絕對禁止像高崗、饒漱石那樣，用陰謀家的手段背著黨的組織，暗中進行反對這個反對那個的活動。”

報告強調了發揚黨內民主的重要性，認為高崗、饒漱石在黨的組織生活上總是一方面對上級鬧獨立性，另一方面總是在他們所領導的工作中建立家長式的統治，否認集體領導，壓制民主，壓制批評，同時他們也不敢按照黨內合法的民主制度來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因此，“必須正確地發展黨內民主，堅決地貫徹集體領導的原則，發展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這次全國代表會議還通過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

事隔多年之后，鄧小平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仍然肯定“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他說：“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易、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對高饒的斗爭還要肯定。高饒問題的處理比較寬，當時沒有傷害什么人，還有意識地保護了一批干部。總之，高饒問題不揭露、不處理是不行的。現在看來，處理得也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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