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這些考古成果為華夏文明史按下“刷新”鍵

在姚河塬商周遺址發掘現場拍攝的馬坑，所有馬頭都沖著北方。（新華社記者 李 然攝）

考古是一件極具探索性和刺激性的事業。探索性在于考古挖掘過程中的經歷，雖然略顯單調但充滿趣味。而刺激性在于你永遠不知道藏在普通土層下的是什么，能揭開哪些人類未知的謎團，一旦有所得，考古隊員的欣喜若狂可想而知。

在漸行漸遠的2017年，我國取得不少考古新成果，本報特別盤點了其中刷新華夏文明史的5項，以饗讀者。

——編 者

“許昌人”頭骨化石：

或成華北地區現代人的直接祖先

華北地區現代人的直接祖先可能是“許昌人”，而不是人類考古學界一貫傾向的非洲——這一顛覆性的結論來自名為《中國許昌出土晚更新世古人類頭骨研究》的論文，2017年3月3日發表于代表人類自然科學研究最高水平的《科學》雜志上，系中外專家對“許昌人”頭骨化石多年研究的成果。

“許昌人”的命名源自2007年在河南許昌市靈井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出土并復原而成的一個較為完整的人類頭骨化石（許昌1號），包括2014年出土的另一頭骨化石（許昌2號），兩個頭骨的年代距今約12.5萬年至10.5萬年，屬于晚更新世（距今12.8萬年至1.2萬年）的早期，接補了考古界一直缺失的關鍵時間鏈。

在“許昌人”生存之前，東亞大陸極度寒冷，生活在這里的古人類，向氣候溫和的歐洲遷移，同那里的早期尼安德特人融合。到距今大約12.8萬年至7.4萬年，由于氣候轉暖，東亞的古人類又返回自己的家園。“許昌人”便是其中的一支。

“許昌人”翔實的化石形態特征和可靠的地層年代數據，提供了人類形態變異及演化模式的關鍵證據，證明現代人類起源是復雜和多元的，不是由單個地區起源而后擴散、演變的。

江口沉銀遺址：

見證白銀成為晚明政權的存在基礎

“石牛對石鼓，銀子萬萬五。有人識得破，買盡成都府。”明末，農民起義軍首領張獻忠盡掠蜀內富民大賈，匯聚千金，但他身亡后，聚斂的巨額財寶卻不知去向。300多年來，這首歌謠被看做破解張獻忠藏寶之地的密語，圍繞它的猜測和尋找從未停止。

2017年4月13日，四川眉山市彭山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工作2016—2017年度發掘成果通報會發佈稱，本次發掘共發現文物3萬余件，直接與張獻忠大西國相關的文物上千件，堪稱世界級的考古大發現。早在1646年，張獻忠順岷江南下轉移財物，遭明朝參將楊展伏擊，戰敗船沉，大量財物沉于江底。

除西王賞功金幣、銀幣、大順通寶銅幣、金冊、銀冊、銀錠，以及戒指、耳環、發簪等金銀首飾，現場還首次出水鐵刀、鐵劍、鐵矛、鐵箭鏃等兵器。這批文物記錄的時代從明代中期延續至明代晚期，地域北至河南，南至兩廣，西到四川，東到江西，范圍包括明代的大半個中國，時間、地域跨度之大實屬罕見，不但證實了張獻忠江口沉銀傳說，還打開了一部了解明代歷史的百科全書，推動明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財政、生活史，尤其是四川明清史和移民史的研究。

此外，江口沉銀遺址對晚明白銀貨幣化研究的意義同樣重大。江口沉銀絕大部分是張獻忠沒收地方府庫、富戶和藩王的稅銀，那么，張獻忠為什么要搜刮那么多白銀？藩王、地方府庫為什么藏有那么多白銀？因為晚明時，白銀已經成為主要的流通貨幣，政府大部分稅收是白銀，白銀不僅是財富的象征，更成為政權賴以存在的基礎。

《齊論》竹簡：

失傳1800年，多出“知道”“問王”兩篇

學界通常認為，《論語》最初有3個版本，即《古論》《魯論》《齊論》。如今看到的《論語》是《魯論》和《古論》形成的版本，《齊論》到漢魏時就失傳了。

2017年5月，江西南昌漢代海昏侯墓考古發掘傳來消息，失傳1800年之久的《齊論》竹簡已完成掃描，已做好文字釋讀的準備。

《齊論》同《魯論》《古論》相比，有三點不同：一是多了“知道”“問王”兩篇內容，有出土竹簡反面寫著“智道”，正面寫著“孔子智道之易也，易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的文字。二是《齊論》章句多于《魯論》。三是篇章順序各有不同。

海昏侯墓中為何會有《齊論》竹簡？漢武帝之后，儒家著述已經成為皇家子弟學習的核心內容，這是《齊論》出土的社會文化背景。而海昏侯墓主人劉賀在做昌邑王時，他的老師、昌邑中尉王吉便是西漢傳授《齊論》的重要學者，自然會向劉賀講授。

《齊論》發現的意義不僅在于文本來源的權威，還可以借此深入了解后世《論語》文本形成過程中對《齊論》取舍的一些具體情況，對于人們全面、正確地認識儒家思想的未知部分，深入研究西漢時期的思想發展史以及古代儒家學說的演進意義非凡，在中國學術界，甚至在世界學術界都是一個非常重大的發現。

姚河塬商周遺址：

顛覆學界周人文化未過隴山的論斷

2017年12月1日，姚河塬商周遺址專家論證會發佈稱，考古人員在寧夏彭陽縣紅河流域開展區域系統考古調查過程中發現了姚河塬商周遺址，從遺址規模、墓葬等級、鑄銅作坊看，遺址發掘的大墓系諸侯級別。

在姚河塬商周遺址，一座深達16米的墓葬被專家認定為西周諸侯墓葬。考古人員在這所墓葬中發現了四駕青銅馬車，旁邊有兩座殉葬的馬坑，所有的馬頭都沖著北方。西周時期國家的規制特別嚴格，天子出行的時候，乘坐的是6匹馬拉的車，4匹馬拉的車屬于諸侯的規格，如此高規格的西周墓葬在寧夏屬首次發現。

在彭陽發現大型西周墓葬群，尤其是諸侯級別的墓葬，清楚表明了西周文化傳播的路線，這顛覆了學界周人文化未過隴山的論斷。而此前史學界認為，西周文化的傳播范圍在周人活動的區域內，向北沒有越過隴山，也就是說，固原一帶沒有在西周的文明范圍之內。

此外，史料中明確記載的彭陽縣有縣級建制的歷史在西漢時期，這次發掘的西周墓葬遺址范圍大約有60萬平方米，是西周時期城市的建制規模。這一發現將六盤山地區的建制史提前了1000年。

西域都護府城址遺跡：

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控的有力證明

公元前138年，張騫通使西域。公元前60年，西漢設立西域都護府。然而，西域都護府的具體位置到底在哪兒？一直懸而未決。

2017年12月9日，在新疆輪臺縣舉辦的漢唐絲綢之路的開拓——西域都護府研討會稱，西域都護府城址遺跡確定就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輪臺縣10余處古城遺址中的一處。

自從1928年北京大學的黃文弼開始尋找西域都護府烏壘城所在位置以來，近一個世紀的探尋終于有了結果。正如《漢書·鄭吉傳》中記載：“漢之號令班西域矣。”西域都護府是西漢中央政權在新疆設置的管理機構，開展對西域都護府的考古研究，是中央政權對西域有效管控的有力證明，是用雄辯的歷史事實證明新疆自古以來就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成為當今社會深化愛國主義教育、維護祖國統一、增進民族團結的重要抓手。

西域都護府設立以來，西域的胡麻（芝麻）、胡豆（蠶豆、豌豆等）、胡瓜（黃瓜）、胡蔥（大蔥）、胡蘿卜等植物，以及駱駝、驢、馬的優良品種傳入中原，內地的絲綢制品和鐵器等工藝品、生產品輸往西域。此外，中原的文化制度對西域產生了很大影響，如龜茲王絳賓將中原的禮儀制度帶回龜茲并推廣。而西域的音樂、舞蹈也傳入內地，豐富了中原文化內涵，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鞏固影響深遠。

【來源：人民日報、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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