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與“海洋意識”:中國人的海洋文學起源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認為，亞細亞諸國的人民雖然也以大海為界，卻并未享受海洋賦予的文明：“就算他們有更多壯麗的政治建筑，就算他們自己也是以海為界——像中國便是一個例子。在他們看來，海只是陸地的中斷，陸地的天限；他們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係。”

黑格爾的觀點未免有些偏頗——誠然，橫向對比西方文學，中國古典文學中涉及海洋的作品不甚豐富——諸種因素累積形成中華文化圈與海洋的疏離，除去主體民族漢民族農耕性較強的大陸性文化因素外，亦有學者認為這與后世的海禁相關。而在上古社會，就彼時中國人口構成而言，農耕人口與游牧人口佔據相當比例，生活在濱海地帶以及近海島嶼的人口較少；就地理環境而言，海洋遠離中土，屬于中土先民眼中的異域，與中原諸國度之間有著難以逾越的阻隔，先民們在面對大海這一意象時，無論是從空間距離還是時間深度，都顯得無法丈量。縱然如此，早在先秦時期，我國文學作品中便已有對海中島嶼及居民的幻想描述，這些對海洋的神性幻想，又以《山海經》所描述為最多。

在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中，《山海經》可稱得上是獨特的一部，其成書年代大約是自戰國至漢初。顧名思義，《山海經》以山為經，以海為緯，記錄上古先民們眼中的世界，其中有數量相當的神話故事，成為中國神話的源頭之一。袁珂先生為《山海經》校注，稱贊其為“非特史地之權輿，亦乃神話之淵府”。《山海經》共十八卷，畢沅在《山海經新校正》中將《山海經》分為《山經》與《海經》，所謂“《山海經》之名，未知所始。今按《五藏山經》，是名《山經》，漢人往往稱之。《海外經》已下，當為《海經》，合名《山海經》，或是向、秀所題”。這種觀念一直被后世學者所沿用，袁珂先生亦認同此觀念：“《海外經》以下各篇，主要是說海，就連郭璞作注時收錄進去的《荒經》以下五篇，主要也說的是海，自然該稱《海經》。所以從外殼結構將此書區分為《山經》和《海經》。”《山海經》中有大量涉及海洋的文字內容，主要分佈在《海外經》《大荒經》及《海內經》中。

遠國異民式的海上奇聞

《山海經》中的海洋敘事，主要體現在遠國異民式的奇聞傳說。對安土重遷的中原先民來說，海洋與陸地有著明顯差異，屬于超越常識與經驗之外的世界。浩瀚遼闊、一望無垠的海洋使得人們可以在想象空間中遨游，而諸種海洋生物的玄妙不可知又令人滋生無盡幻想。直至東漢末年的《釋名》一書，仍將“海”解釋為“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反映出古人對海洋的認知，往往伴隨著因隔膜而產生的負面情感。

《山海經》雖然對海洋的描摹較粗淺，有時顯得偏于刻板及靜態，卻依舊記錄下了“大人之國”“小人之國”“君子之國”等海外國度并佐以豐富想象，其中所提及的諸多島民，皆有異常之相，如“大人之市在海中”，“海中有張弘之國，食魚，使四鳥”。而海中還有許多神奇之物，陵魚長著人面，有手足，卻是魚身；流傳千載的鮫人傳說也始自于此，《海內南經》有“氐人國在建木西，其為人人面而魚身，無足”的記載；《大荒西經》亦記“有互人之國。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后世文學、影視作品中屢有人魚形象出現，究其源頭，自是源于《山海經》中的人面魚身傳說。可見海洋已不僅作為自然環境以供狀物描摹，還同海洋中的生物一起構成了特殊意象。

縱然對這些海中方國的描述瑰麗而奇幻，但這些遠國異人的傳說卻并非是先民們純粹的虛構與幻想，而是建立在傳聞基礎上的地理志與民族志。見證者們將自己所見所聞轉述與他人，構成了《山海經》中奇幻的海洋世界，在對海外民族的描摹中，透露著先民們樸素的地理觀與世界觀。

海域觀念與海洋之神

海域觀念與海洋之神的確立亦是《山海經》海洋敘事中重要的一點。中國的地理結構為“內陸外海”型，腹地廣闊，無內海切割，原始思維影響下，中原人將自己視為宇宙的中心，所謂中央之國。四海觀念因此衍生，文獻中最早出現“四海”一詞的是《尚書》與《詩經》，但此處的“海”，并非自然意義上的海洋。至《山海經》，四海與海洋息息相關，《海內東經》曰“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可見《山海經》中的海，其所指乃是江河匯聚而成的海洋概念。

四海觀念的確立，使掌管四海之神隨之應運而生。《大荒東經》記有“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虢。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為海神。”《大荒西經》曰：“西海郩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弇茲。”在《大荒南經》的記載中，南海神亦有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為不廷胡余；《海外北經》云：“北方禺強，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由此可知，《山海經》中已明確出現四海之神的名字、外在特征及相應的神仙譜系。以東西南北為序，海神分別是禺虢、弇茲、不廷胡余、禺疆(亦作禺強、禺京)；形態多半人半獸，以蛇為飾。在后世的發展中，四海之神的觀念得以延續，但其名號有所改變，繼而形象特征也逐漸人格化，成為廣為人知的神靈。

誠然，以《山海經》為代表的早期文學作品中，海洋多只屬于敘事的時空背景，中或摻雜創作主體的瑰麗想象，然而始終指向志人志怪。細究其因，大約有以下兩點：其一，上古時期的航海技術不甚發達，安土重遷的中土居民對海洋世界缺乏了解，沿海居民的航海活動也大致處于原始航海階段，少有遠海探險的記錄留存。因此，人們對海洋世界多有主觀臆測，將之虛構成有神人居焉的地方；其二，上古時期遺留下的文學作品皆是言簡意賅的短小之貌，囿于篇幅，無法對之作深刻復雜的描述，因此遺留下的涉海故事遠不如后世豐富。

在后世的社會發展中，海洋及海上群體逐漸進入國人視域，成為中原居民經驗范疇內的事物，佛經故事傳入后，以海洋為背景的傳奇志怪數量亦迅速增加。縱然如此，《山海經》對中國海洋文學依舊有特殊意義，后世的海洋小說多從《山海經》中得到啟發與影響。上古時期的農耕先民們曾向遠處的海域眺望，猜想陸地盡頭是什么模樣，他們開啟了民族對海洋敘事的篇章，在幻想中建構遠國異民的思維體系，才有了煮海的張生，新羅的長人，海島中謎一樣的女子……中國人的海洋文學起源自此，又在后世衍生出動人的篇章。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