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警事件——吳鵬飛：我建議，香港的司法權要抓在自己手裏

官最近的一個判例，震驚了內地，令中國人民十分愕然。七名執行公務，依法驅散占中鬧事分子的員警，被判入獄，不得緩刑，不得保釋，必須立即收監。這七名員警中間，有兩名只是在現場執勤，對其他員警果斷驅散占中頑固分子，只是看了幾眼，也一樣獲刑。而港毒分子曾健超，非法“占中”期間，曾向11名警員潑灑尿液，襲警和拒捕罪成立，可最後判決的刑期僅僅是監禁5周！並且可以保釋，也就是交了錢，就可以放人。

 相信絕大多數國人，都會被這個荒唐、無恥的判決氣得發抖，也領教了西方人的法律公正。但是，大陸有一些法律黨人士，居然為之叫好，稱這是真正的司法獨立。你們看，我們國家確實有這樣一小撮人，凡是於國家民族不利的事情，他們必然擊節叫好，枉披了一張張中國人皮，不像是人養大的人。我想，可能直到這時候，多數國人才知道，原來香港的法官，絕大多數是英聯邦國家的公民，感情都不是中國人啊。簡單說，香港的司法權掌握在外人手裏。

 實際上，香港上一屆非常任法官共計18人，僅陳兆愷一人是純中國籍，絕大多數為英聯邦國籍。本屆17人常任和非常任中，僅有2人為中國香港籍，其餘均為雙重國籍或他國國籍。判決七名警員有罪的法官，叫杜大衛。1957年生於英國，1979年在英國諾丁漢理工學院取得文學士（法學）學位，1994年在香港大學取得法學碩士學位。1982年在英國及香港取得事務律師資格，1994年在香港獲大律師資格，1994年獲委任為常任裁判官。

 大家應當知道，這樣的法官，在港英時期對待員警暴力執法卻是另一種態度。省港大罷工，港英員警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五卅慘案”和“沙基慘案”屠殺數十人。1952年“三．一”事件，員警開槍打死一名工人，百多人被捕。1956年九龍暴動45人被警方槍殺。1967年香港華資企業工人罷工，員警殘酷鎮壓，188人被捕。1967年大舉逮捕左派人士，關入集中營加以虐待。在所有這些鎮壓活動中，被逮捕者多數被毆打，被判刑，員警則被大大嘉獎。

 們來比較一下，“占中”期間，警方雖然拘捕了近千人，但截至2015年12月，被定罪的只有74人。“占中”者衝擊立法會大樓並用鐵馬撞破大樓玻璃及大門，又擲石及搬動渠蓋用來破壞，這種刑事罪行若在港英時代的話，其刑罰最少判監一年以上，以及判罰所毀壞公物應賠款，包括重新裝修及安裝費等等，所需費用最少也要一百萬元以上。然而，主審法官卻輕描淡寫地對四個“占中”破壞者作出裁決：判150小時社會服務，另各付堂費五百元。

 凡此種種，不能不讓人陷入深思。司法權如果掌握在西人手裏，香港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就會是非不分，黑白顛倒，對港毒分子的縱容和包庇，就可能愈演愈烈。而員警遇到港毒分子尋釁滋事，就不再敢挺身而出與之鬥爭，長此以往，正義不彰，邪氣上升，靠全國人大一件件釋法干預來救濟，太被動，太瑣碎，太麻煩，也顯得不夠正常。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對基本法進行一次規模化的修訂，總結基本法運行20年的經驗，推出基本法的第一個修正案。

 美國1787年有了憲法，到今天230年，平均每8年半通過一次憲法修正案。基本法20年了，系統修訂理所當然。基本法，是建立在國家憲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司法獨立，漸近政改，政策50年不變等基本原則之上的。這些原則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表達了祖國的博大胸懷和高度善意，為穩定香港社會，回應國際關切，確保主權收回，實行平穩過渡，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所有這些原則都建立在一定的前提下。

 我們要旗幟鮮明地表明，任何權利和義務都是對等的。一國兩制，不能只談兩制不談一國；港人治港，前提是你們要治理好香港，如果治理不好，港人治港就不是不能改動的原則；高度自治，但是不能搞港毒；司法獨立，但是不得損害國家利益。也就是說，如果這些重要的原則和基礎被損害的時候，必須進行調整，修改，甚至收回。如果情況變了，大陸仍不加以調整，作繭自縛，問題就可能愈演愈烈。因此，我個人有以下基本法修改建議，供參考。

第一，大陸政治家可以參與香港特首的競選。香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在基礎建設，公共服務，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等方面作為不大，普通香港人沒有從回歸中體會到獲得感，相反倒是李嘉誠等大資本家如魚得水，大發橫財。港人治港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香港不缺金融貿易企業管理人才，但缺乏獨當一面，縱橫捭闔，具有超強治國理政能力的政治人才，而大陸這樣的人才比比皆是，基本法應該考慮，為大陸省部級政治家參加特首競選鋪平道路。

 第二，特首應當被授予更為廣泛的行政權力。由於香港社會一直運行在總督獨裁的模式下，所謂是三權分立只是一個二級治理結構。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充分放手，實際上給予了香港高度自治的政治權利，恰恰是三權分立的模式，使港府成為一個弱勢政府，處處受到掣肘，很難有所作為。應當考慮給予特首足夠授權。政改設計的關鍵，是要在全國人大下設一個特首候選人審查機構，對特首候選人，要求擁護憲法、基本法，是成年香港居民，中國國籍。

 第三，中央人民政府要設立副總理級的特派員。特派員直接對中央政府負責，長駐香港，負責外交、國防，並淩駕於香港行政、立法、司法之上，成為代表國家行使最終裁判權的特區最高首長，比如可以防止以上荒謬判決國家不能立即糾正，造成惡劣影響。特派員定期回京述職，向全國人大和中央政府報告工作。特派員由總理提名，人大批准，國家主席任命，任期四年。如表現不理想，也可中途撤換。他的工作的考評，應由中央政府組織進行。

 第四，成立中共香港特委，廣泛吸收香港人民入黨。要樹立依靠廣大香港人民治理香港的思想，依靠上層人士和大資本家治理香港的政策應該做出相應調整。作為中國的領土，應該明確允許中共設立地方機構，成立中共香港特別行政區委員會，在香港廣泛建立基層黨組織，吸收香港人民加入進來，不能讓香港只有反黨仇中厭華的聲音，熱愛黨熱愛祖國的聲音也要堂堂正正響起來，共產黨，應該光明正大地在香港獲得宣傳自己理想和主張的機會。

 第五，必須要求香港就二十三條限期完成立法。要通過有計畫的大規模的宣傳，告訴香港人民，依照基本法的要求完成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對祖國的神聖義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任何在香港從事港毒、臺毒等分裂活動的勢力和言行，必須受到法律的嚴厲追究和制裁。任何外國組織，不得在香港這塊中國的土地上，從事顛覆中國國家政權、中國共產黨的敵對活動。要給香港人民解釋清楚，此項立法，和保障新聞與言論自由沒有任何衝突。

第六，對香港的司法制度要加以全面改造。基本法應該考慮設立一個逐步轉換的過程，規定在一個十年期限內，常任法官和非常任法官，必須全部由中國國籍的法官擔任。應該由全國人大基本法會員會提名法官，特首任命。香港的法律應該進行大規模重修，建立法典，要在一個規定的時間內，完成轉換，不再適用普通法，從而逐步與大陸法系相銜接。香港的終審法院，其法官必須全部為中國國籍，並且擁護和宣誓效忠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第七，要有一個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的時間表。基本法在修訂時，可以考慮有一個明確的時間安排，比如在未來二十年，逐步實現香港與內地經濟的一體化，法律制度的銜接，海關讓人民自由進出。香港原來的港口與窗口優勢，人才與制度優勢，購物與娛樂天堂的優勢都已經不復存在，香港正在被邊緣化，照目前深圳和香港發展的速度，再過十幾年，香港的GDP可能只及深圳的一個區了。很顯然，香港的出路，就在於和內地經濟貿易實現一體化。

 第八，香港應該向中央人民政府繳納稅賦。回歸時為了表現祖國人民的深切關懷和無限珍惜，表示祖國母親對遊子的疼愛和殖民宗主對香港的剝奪的根本不同，不要求香港向國家交一分錢，是一項氣度恢弘的制度安排。但是，20年過去了，香港不應該無限期享受祖國人民的免費午餐。香港也包括澳門，應該和其他省區一樣，作為祖國大家庭平等的一員，作為比較發達的地區，應該分擔國家駐軍，國防建設，外交等費用，這將有助於培養港人的國家意識。

來源：吳鵬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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