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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狹隘概念探究 內涵偏差沿襲乾嘉學派

“國學”狹隘概念探究 內涵偏差沿襲乾嘉學派

圖: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根據福建泉州後渚港出土文物復原的宋代中型海外貿易船,排水量三百七十噸

近年來,“國學”熱在內地乃至兩岸四地方興未艾,凡是念過幾天書的人,都要講幾句“國學”,若能躋身“國學大師”,榮莫大焉。但冷靜思考下,“國學”這個概念有點似是而非。筆者領會現行此概念,本意是“國之學術”;但實際的內涵,主要是關於中國古代人文歷史的學問,基本上就是清代“乾嘉學派”涉及的范疇而略有擴大,但功力有所不及。那麼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把自然科學排除在“國學”之外,坐實了傳統中國人不講科學。這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而且引起一些問題。例如:孔夫子如果活在今天,算不算“國學大師”?而近年來被稱為“國學大師”的一些學者,并非只研究中國古代人文歷史。例如季羨林學術成就卓著,研究范圍跨越中外。

筆者還認為,“國學”作為近代以來出現的概念,是在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思潮下,由被攻擊對象的“國故”、被冷嘲熱諷的“國粹”演化來,本身就很悲劇。如今被稱為“國學大師”的舊時代學者,一部分當時背負著“舊學”包袱,例如羅振玉、王國維;一部分根本就是否定“國學”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的急先鋒,例如顧頡剛甚至胡適。如今新時代如果一定要講國學,自然應該是“新國學”,而不是對舊一套因陋就簡,更不是復古“乾嘉學派”。在這方面,由舊中國走來,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一代“國學大師”,例如啟功,或同時期在港澳台成長起來的“國學大師”,例如饒宗頤、金庸、錢穆,其各不相同的治學之路,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而不可復制的,但他們的成功經驗卻值得我們借鑒。在筆者看來,金庸所說,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本能的愛”,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是其基本要素。如今有志於祖國傳統歷史文化研究的人,應該以國家民族和時代使命,為安身立命根本,而非熱衷於成為“大師”。

孔夫子授“六藝”范疇廣闊

明清是中國古代科舉制度鼎盛期。清雍正、乾隆時人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三回,馬二先生說:“舉業(科舉考試)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孔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如今讀書人以“國學”為尚,按馬二先生的邏輯,若是孔夫子老人家在,而今也要講“國學”,開“國學大講堂”的;畢竟他老人家主講的“杏壇”,是歷史上第一家大講堂嘛。更重要的是,“國學”最基本的內容肯定是孔子學說,而且有一位“國學”後起之秀,更是以開講“倫語”(不是《論語》)風靡一時。可問題是,孔夫子教學開講的內容并不符合如今“國學”的內涵。他講的是“六藝”:禮、樂、射、馭、書、數。禮,類似如今德育;樂,不但是音樂,而且是樂律,黃帝和堯舜禹以來,“同律度量衡”的科學體系;射,射箭甚至騎射,是軍事訓練;馭,駕駛馬車甚至戰車技術;書,從識字、寫字到文字學,由淺入深,還有《尚書》等人文歷史課;數,數理,按漢之前小百科《廣雅》解釋:“數,術也”,包括自然科學的技術和方法。六藝也是《周禮.保氏》規定,周代教育貴族子弟的六門課程:“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并細分為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

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班固《漢書》記載以儒家經典《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為“六藝”,六經不是孔夫子當初教學生的“六藝”。而且即使這六經,比如《易》,也包含著二進位制的中國上古數學理論;《易經》內容是數學與術數相結合的。而當初孔門修齊詩、書、禮、樂的弟子,大約三千人;能兼修禮、樂、射、馭、書、數“六藝”并且合格畢業的,七十二位而已。就是西漢早期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統計:“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大約)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夫子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一在於能夠集他之前歷史文化大成,二在於提出自己的學說,而成為其後兩千年中國人的指導思想和行為準則,故稱“大成、至圣”。從“國學”鼻祖所傳真正國學可見,如今“國學”概念實在太狹隘了,簡直是倒退。

百家群科推動燦爛文明

中國古代舊“四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印刷術,新“四大發明”:絲綢、青銅、瓷器、造紙印刷,或絲綢、中醫藥、雕版印刷、十進位計數,以及未列入“發明”的水稻種植、玉石器、中國建筑等等,實際上都是科學技術,而不是狹義的人文歷史。中華民族是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民族。沒有燦爛文明,歷史再悠久也暗淡無光,就如宋代朱熹、蔡季通形容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而燦爛文明首先是科學技術不斷發明并發達,否則也無法燦爛。

“雜交稻之父”袁隆平說,中國人工種植水稻已經有五千五百年歷史。而湖南玉蟾巖遺址發現的古栽培稻,經科學測定距今約一萬四千至一萬八千年,體現了從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原始性狀,是世界上已知最早人工栽培稻。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碳化稻谷,距今七千二百至六千二百年。戰國“諸子百家”,《漢書》列有一百八十九家,留下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著作;《隋書》列有上千家,主要有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陰陽家、名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縱橫家、兵家、醫家等等。按現代學科分類,既有自然科學,也有社會科學。像諸子名著《管子》主要是講科學技術的,包括水利、建筑、機械。《墨子》看似講意識形態,而現代研究表明,墨子是古代科學家,最早提出光線沿直線傳播的觀點和比較原始的粒子論,而且進行了小孔成像實驗。因此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我國發射的首顆量子通信衛星,命名為“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至於扁鵲、華佗、張仲景等戰國至秦漢醫藥學家,被中外兵學家奉為兵書經典的《孫子兵法》等,不勝枚舉。東漢發明地動儀的科學家張衡,同時是文學家,他的《兩京賦》、《歸田賦》等“辭賦”,都是古典文學名篇。實際上,中國歷史上秦、漢、唐、元、明等強大王朝,都是以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支撐的,而不是僅靠文化藝術支撐的。宋代科學技術、文化藝術都高度發達,只因國防實力不足,而受盡屈辱。人文歷史、科學技術,都應屬於“國學”的內容。

“國學”內涵偏差 沿襲乾嘉學派

古代中國偏離了科學技術與文化藝術并重的傳統戰略,正是始於上文提到的“馬二先生”生活的明中後期。明代中期即十六世紀起,西方文藝復興開始,思想解放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但當時萬歷皇帝等統治者,未能體察世界發生的變化,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由遙遙領先世界而逐漸縮小差距,終至落後於西方。但此時仍出現李時珍《本草綱目》、晚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幾何原本》、徐霞客《徐霞客游記》、宋應星《天工開物》等自然科學名著,說明明人未改重科學的傳統士風。

清代乾隆、嘉慶前後大約一百年間,中西科學技術發展的巨大差距拉大。而這時正是清代以人文歷史考據著稱的“乾嘉學派”風頭無兩時期。如今“國學”把人文歷史當成“國之學術”,實際上沿用了“乾嘉學派”的內涵。五四新文化運動掃蕩的“舊文學”、“舊文化”,其實主要是清中期以來的主流文化。例如“文選(派)妖孽”、“桐城(派)謬種”、“八股文”等等。在新文化倡導者看來,正是他們造成中國落後挨打。

有研究者考證,當前流行的近代“國學”概念,大致分四個出處。其一是黃遵憲於一八八七年提出;其二是梁啟超於一九〇二年秋提出;其三是吳汝綸於一九〇二年八月,接受日本人意見採用國學概念;其四是屠仁守於一八九七年,借鑒日本近代意義國學,為中國近代意義“國學”。

筆者認為,重要的是近代“國學”提出的背景,其實并不像今天我們想像的那樣光榮。面對晚明以來“西學東漸”,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尾隨西方帝國主義槍炮之後,西方文化強力介入,中華傳統文化從只有招架之功,到毫無還手之力。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那時興起的“新學”,強調科學方法。在新派人物看來,中國傳統人文歷史完全是一本糊涂帳,堯舜禹只是神話傳說。顧頡剛“敢問禹是何物”,結論禹是蟲;直至形成“疑古”思潮,錢玄同改名為“疑古玄同”。這些都有意無意幫了西方某些以詆毀、消滅中國文化為目的人的忙。這種現象的出現,源自那時在“文化自信”上出了問題。那時對中國傳統文化全盤否定的傾向,與之前良莠不分的封建“舊文化”,同樣不科學。中華民族近代經歷百年苦難,復經新文化運動洗禮,痛定思痛,終於逐步認清了哪些是優秀傳統文化,哪些是封建糟粕。

深耕中華文化 大師成長道路

與學術思潮弄潮兒相反,這時期在中華文化土壤里默默深耕的一部分人,最終成功了。

以分別從一九一三年、一九二四年籌建的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為例。古物陳列所從創立人朱啟鈐,到智囊金北樓,曾任所長周肇祥、錢桐,專家學者陳師曾、容庚,導師張大千、黃賓虹、于非闇,培養出的學生田世光、俞致貞、郭味蕖、李樹萱等,都是傳統文化、傳統藝術、傳統學術。新文化運動中成立的故宮博物院,第一代學者主要是五四時期進步知識分子,如胡適、錢玄同、周樹人、沈尹默、俞平伯、劉半農;或者是革新派人物,如南社詩人陳去病、黃節,文學研究會孫伏園,以及新興的甲骨文與古文字學家董作賓、魏建功等。在博物院壯大成長的專家學者包括易培基、馬衡、沈兼士、袁同禮、唐蘭、啟功、羅福頤、陳萬里、單士元、朱家溍、徐邦達、馮先銘等。他們不論是新學還是舊學,都殊途同歸,在各自領域取得成就。這說明只要繼承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同的治學方法都同樣會取得成功。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啟功受聘故宮博物院文獻研究和古書畫鑒定“專門委員”,參與戰爭中散失書畫回歸的鑒定。他在《故宮書畫給我的眼福》里,回憶受前輩專家學者耳濡目染、切磋成長的體會。一次收購古書畫鑒定會,有院長、青銅器專家馬衡、歷史學家陳垣、檔案文獻學家沈兼士、工學家張廷濟、史學家鄧以蟄、畫家張大千、古文字學家唐蘭。見到一卷宋緙絲米芾大字卷,張大千就指給他看,說:“這卷米字底本一定是粉箋上寫的。”說的是明代有一批偽造宋代米芾字,常是粉箋紙上所寫,只說“粉箋”二字,行家都不言而喻了。

又一次收購鑒定會,上次各位除張大千出差,又增加了故宮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和胡適、徐悲鴻。有一件據稱明代夏昶《墨竹卷》,胡適指給徐悲鴻看,問這卷的真假。徐悲鴻回答:“像這樣的作品,我們藝專的教師許多人都能畫出。”胡適似乎恍然地點了點頭,有種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之感。

國家民族使命 安身立命根本

新中國成立後為搶救流失文物,文化部文物局由上海請來書畫鑒賞家張珩、謝稚柳、朱家濟、徐邦達共同鑒定,特別是收回不少面臨流失的文物。其中包括從香港滙豐銀行贖回,被古玩商郭寶昌之子郭昭俊抵押的“三希”之二: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

此事經呈周恩來總理,總理批示,請專家首先鑒明確為“三希”原物。當即由出任華東局文化部文物處處長的古書畫專家徐森玉把關,最終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當期屆滿之前,以港幣五十萬元贖回。此時新中國成立剛滿一年,國庫里只有少得可憐的一點外匯。面對瀕臨流失的文物,懷揣僅有的外匯,他們心中只有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不久,徐森玉又把自己珍藏的文物,也全部無償捐獻國家。這是老一代“國學大師”們德藝雙馨、德高望重的根本所在,也應是如今不能忘的安身立命之本!

(來源: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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