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薊門飛雨一學人/與故宮博物院共同起步的單士元

薊門飛雨一學人/與故宮博物院共同起步的單士元

圖:單士元在神武門西馬道之西的老辦公室裏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參加故宮博物院工作時,故宮乃至文博界健在的前輩學者專家,單士元(一九○七至一九九八年)先生是年齡、資歷都比較老資格的,不論是在故宮還是在社會上,大家都稱他「單老」。一九二四年底遜帝溥儀出宮沒幾天,故宮博物院尚未成立,他就進了故宮;中國古代建築科學研究的開山祖師朱啟鈐(一八七二至一九六四年,字桂辛),一九二九年籌建「中國營造學社」,他是最早的社員。僅憑這兩條,就奠定了他「老行專」江湖地位。在我參與的學術活動裏,古建築界是比較講究輩分的。每次開會,單老都是排第一,主持人民大會堂建築設計的總建築師張鎛雖名氣很大,但他是營造學社社員梁思成的弟子,比單老幾乎晚一輩,故一直屈居次席。

現在北京城所在位置,是西周初年薊城所在地,後世稱北京古城為「薊丘」、「薊門」,「燕京八景」有「薊門飛雨」,都有憑弔的意味。單老是地道的老北京人,在故宮博物院一直工作到逝世前一個月而未曾退休。他曾笑稱出生於光緒三十三年,經歷了辛亥革命、溥儀出宮、故宮博物院成立、新中國建立、改革開放,風雨兼程七十多年,從「書記員」而成為明清史學者、檔案學開拓者和古建築學專家、副院長、院顧問,正是「薊門飛雨一學人」。

十七「進宮」,奉獻終生

單士元,字君實,青少年時期在北京大學學生會主辦的中學讀書,後來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聽課。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馮玉祥主持北京政局,「攝政內閣」會議決議溥儀移出宮禁,成立了以李煜瀛(石曾)為委員長的「清室古物保管委員會」,後改稱「清室善後委員會」,請北大教授和教職員等負責清點清宮物品。單士元隨文學院教授沈兼士等先生,來到清宮參與點查文物。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故宮博物院成立,院內設古物、圖書兩館,他在圖書館。清宮藏書有「天祿琳琅」、「宛委別藏」宋元善本書和明版精品,幾乎囊括了傳世宋元版書的大部分。後來藏在大高玄殿的清代軍機處檔案從圖書館分出,成立文獻館,他就在文獻館整理研究清代檔案,參與編輯出版《史料旬刊》、《文獻叢編》、《掌故叢編》,至今已成為經典史料。

有一次談到他本人以及不少故宮老人都不會喝酒,說:「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清宮物品之初,緊跟着溥儀出宮不久。當時溥儀住的養心殿、婉容住的儲秀宮、文繡住的長春宮等處,留下不少吃的、喝的東西。因為這些都不是古物,大家見到開了盒的餅乾就吃兩片,見到開了瓶的酒也喝兩口。有一天一個年輕人不勝酒力,喝了兩口就醉倒了,躺在地上起不來了。從此就規定,故宮人不准喝酒,以防損傷文物。」那時能進故宮工作不容易。在老北京,到買賣家當夥計一般需要一家「舖保」;進故宮做工,除嚴格審查之外,還需要兩家舖保。因為發生事故,一家舖保是賠不起的。能進故宮工作大多是本分可靠人家的孩子,有了這樣的規定,這些孩子自然乖乖聽話,管教得一輩子都不喝酒。至於那「御膳」是什麼味道,單老直言,沒什麼特別,都是外面能見到的牌子,就是從外頭商店裏買的洋餅乾、洋酒。

溥儀出宮時,將《快雪時晴帖》夾在自己的行李卷中,準備蒙混過關,被把守神武門的國民軍軍警查出並扣留。單老說,這是溥儀出宮當天,他還沒進故宮。此時「清室善後委員會」還未成立。李煜瀛為首的一班執事者,特意到市面上買了個大保險櫃,將此帖放在裏面。後來人員更替,保險櫃的鑰匙卻不知了去向。於是只好從市面上請來開鎖匠,把保險櫃身後鑿了個大洞,才將法帖取出。這時他已進宮,看到鑿開的保險櫃放在御花園順貞門外。

單士元保存了一張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參與點查清宮物品時,在乾清門前的留影。筆者推測攝影者為中國攝影界先驅,後來成為故宮古陶瓷專家的陳萬里。此時陳萬里以北大校醫,作清室善後委員會專業攝影師;後來他留在故宮,發起窰址考古發掘,進而確定傳世瓷器的窰口,是古陶瓷科學研究的先驅。

大師引領,走上治史

單士元學習認真,積極上進,一九二九年考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師從明清史專家孟森,學習中國歷史、金石學,主攻目錄學和明清史。後來老師還有陳垣(陳援庵)先生等。孟森(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八年),字蓴孫,號心史,世稱孟心史先生,弟子們則直稱「心史先生」以表尊敬。他是清史研究傑出奠基人,其著作代表近代清史學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單士元當時作的課題是晚清外交「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導師是孟森教授和國際法專家朱希祖教授。單老曾對筆者說,朱希祖先生講授二戰前國際法「大使」、「公使」的區別:大使既代表國家,也代表國家元首個人,故名「特命全權大使」,可以直接約見駐在國元首;公使則只代表國家,而不代表國家元首個人,進行公務聯繫,而不與駐在國元首有直接聯繫。晚清對外交涉劇增,清朝原有「理藩院」已無力應付,但最高統治者認為中外關係只是商務來往,故稱「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反映了當時認識的局限性。

一九三一年,單士元完成了《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大臣年表》,這是當時修《清史稿》裏不具備的。兩位導師都寫了序,胡適題寫書名。孟師作序認為:「詳明核實,可以補舊史之闕,可以拾《清史稿》之遺,可以助研討外交史者知人論世之力。」一九三六年在山東成立「中國圖書館、博物館協會」,單士元在會議上宣讀論文《檔案釋名發凡》,引起很大反響。這是最早提倡建立「檔案目錄學」的文章,他也因此成為學科開拓者。

單老珍藏着他與張鴻翔、商鴻逵、吳豐培「孟門」四弟子,於一九三七年夏「盧溝橋事變」前夕,在天安門西中山公園「來今雨軒」,為心史先生七十大壽祝壽的合影。此地在明清北京城屬於「澄清坊」,故題為「澄清晉爵」。人老了更加懷念逝去的師長,他每每對筆者說:「那一代學者是真正的大師。聽他們講課,就是一種享受。」心史先生器重信任這位弟子,將自己史學研究日記傳給他,一本一本摞起來有兩市尺厚。可惜「文革」期間被抄走,下落不明。而胡適題名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大臣年表》,因為落款「適之」,紅衛兵不知道這就是胡適,後來又退給他。

半農「段子」,同學佚事

因為與單老朝夕相處,老人家也經常提起上學及同學們的往事。

北大教授劉半農一九二○年在英國倫敦大學留學期間,寫過一首白話愛情詩《教我如何不想她》,音樂家趙元任(編者注:趙元任一方面是中國著名語言學家,另一方面對作曲亦造詣深厚,故稱音樂家)譜曲,傳唱一時。大約是一九三○年除夕,校長蔣夢麟邀請本校教授、研究生,在北大二院(舊址即今景山沙灘後街教育出版社)宴會廳舉辦茶話會,校長夫人親自為大家斟咖啡。蔣校長提議大家出節目助興,自己先講了一個笑話,好比今天說一段「段子」。輪到劉半農先生,只見他站起來不慌不忙吟誦道:「教我如何不想他,幾時同他吃杯茶?今日一見是老朽,教我如何再想他!」

這首打油詩模仿一位女孩的口脗,說為那首愛情詩歌《教我如何不想她》所感動,想像作者定是一位翩翩少年,因此朝思暮想與仰慕的白馬王子相約會面,一敘衷腸。孰料及至相見,竟是老態龍鍾的衰翁,大失所望之下,再也不想見到他!劉先生的節目引得哄堂大笑。其實當時劉先生不到四十歲。

單老談起「文革」下放湖北咸寧文化部幹校,因為他年紀不輕了,連領導(當時採用軍事編制)安排他看鴨子,天天趕着鴨子下池塘,結果是「二百隻小鴨,看到秋後剩下十九隻」。小鴨子不同於小雞,是不容易死掉的。幹校四周住的是當地老百姓,小鴨子們有的走失,有的被人家領走,他老人家也懶得去計較。同為孟門弟子的師兄弟商鴻逵,在江西幹校是養牛,商先生要離開幹校,用車裝了行李準備回城那天一早,他養的幾頭牛不知怎麼得知消息,一起來到他的家門口來送行。

激於義憤,鑽研古建

中國古代建築,本來是與在古希臘、古羅馬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方建築相頡頏的東方建築的代表。但由於近代以來中國積貧積弱,西方學者在編寫世界建築史時,竟然根本不提中國建築,還聲稱:「中國人沒有本領研究自己本國的建築文化。」中國現代文化、學術一代宗師朱啟鈐先生,於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展開古代文化遺產科學保護,於一九三○年二月,正式創立「中國營造學社」,致力於唐宋以來木結構建築保護、測繪、文獻資料搜集整理、科學研究,編輯出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他開創了中國古代建築科學研究道路,古建築界尊稱其為「朱桂老」。單士元激於義憤,率先於一九二九年參與籌建。學社先後網羅了梁思成、劉敦楨、張鎛、林徽因、羅哲文、王樸子(王璧文)等一班年輕有為的學者為社員,進而培養造就了中國古代建築科學研究的第一代學者專家。學社經費先是爭取到一些西方退還的「庚子賠款」,後來是老先生傾其所有,最終至一九四六年因經費無以為繼而停止活動。

單老以自己的史料特長,在文獻部展開古代建築史研究。一九三七年,他與王樸子一起完成出版中國首部編年體建築史——《明代建築大事年表》,至今仍為中國古建築研究必備書。新中國成立後,故宮古建築保護提上日程,單士元被提拔擔任副院長,專責古建保護和維修、管理。

我到故宮後擔任院長辦公會記錄,單老是副院長,後來改任顧問。院長辦公會最棘手的問題,是研究在古建築裏改善文物藏品庫房。從古建築保護角度說,不能大動干戈改造;從藏品庫房要求看,必須做足防水防潮和密閉乃至設施現代化。這樣的問題研究過後,古建部的同事經常會私下裏悄悄問我:「單老為我們爭了沒有?」宮殿建築、院藏文物,在單老心裏正像手心、手背,兩面都是自己的肉,你讓他怎麼爭?所以後來下決心在內務府舊址下,建造地下文物庫房。

心儀角樓,推重北門

故宮博物院總部辦公一直在故宮北門神武門裏。單老晚年常說:「兩天看不見神武門就難受。」這還有更深層含義。單老說:故宮古建築是元明清三朝留下來的,其中永樂初建時,保留了元代建築的古風。以四門為例,北門神武門是永樂初建舊物,屋頂高大,屋面曲線舒展,出檐長而且四角微微上翹,造型漂亮極了,那是元代建築法式,甚至可以直溯宋代《營造法式》。其次是西華門,午門則晚一些;東華門最晚,屋面曲線平直,出檐短,遠不及神武門莊嚴沉着。

他對素有「九樑十八柱七十二脊」之稱的角樓最為推崇,並指出西北角樓最古樸凝重,是永樂初建時的作品,其次是東北角樓;西南、東南兩座後代維修變動較大。永樂時角樓設計的範本,是元大內城牆上十字脊、二重檐的角樓,和午門上十字脊三重檐的「垛樓」。單老曾對筆者說:故宮西北大高殿前的習禮亭,應為元代建構,上世紀五十年代拆除時,朱啟鈐先生曾前往觀查,見樑架上寫着元代某處建築名字。當時單老欲將其移建本院所屬景山內,因拿不出所需五萬元費用未果。

單老逝世後,按照與他老人家生前的約定,我送他一幅輓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請故宮的書法家王中平兄以顏體恭楷書寫,獻在他的靈前。單老不是「壯士」,也不會「威加海內」。但憑他在歷史學、檔案學、古建築等學術界的貢獻、名望和地位,他足夠「壯士」,堪稱「威加海內」。當日單老拍拍胸脯,頗有些自負,欣然接受了。

【圖文整理:華發網】(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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