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史鐵生:生命如鐵 靈魂寫作

八十年代后期，史鐵生在家中(資料圖片)

愛情源於“你正是我想象的那個樣子”

我曾想象希米和鐵生的第一次見面。我想那該是個春天的早晨，年輕的史鐵生聽見門響，搖著輪椅打開房門，看見一位穿著水紅裙子的女孩子站在門口。那年春天，中國的天空驚雷暗涌，但地壇近旁的這個小院里，鐵生和希米收獲了他們的愛情。這愛情始於史鐵生看到希米的第一句話：你正是我想象的那個樣子。

希米和我是西北大學的同學和好友，她學著數學卻喜歡到我們歷史系女生宿舍來討論文學，這種愛好一直延續到大學畢業。刊登在我們學校學生自辦的《希望》雜志上的《愛情的命運》、《午餐半小時》，以及隨后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和《一個謎語的幾種簡單的猜法》，讓遠在北京的史鐵生走進我們心里。我不知希米和鐵生是何時開始聯系的，我只知道，一段時間的通信后，希米去了北京。

婚姻二十年，只有一條好腿的希米充當了鐵生的眼睛和雙腿。她不僅日夜照料他，還幫他去了許多他原本去不了的地方，并用自己編輯出版的書，各處買來的書，用自己的講述，幫鐵生擷取了這個世界最新鮮、最本質的信息。是她的愛，支撐著鐵生。

在和鐵生的一次聊天中，我們談到自己的前生。史鐵生說他自己必是一種猛禽，一只鷹。我問，那么希米呢？你看希米是什么？鐵生看著希米，微笑著說，她是只鳥，之后又加了一句：還挺不錯的小鳥。

鐵生沒說那究竟是一只什么樣的鳥。但我想那應該是一種靈巧的、活潑的小鳥。如果說鐵生是一只帶著傷拼命飛翔的鷹，她必是常伴他身邊，用自己的嘴，為他銜來谷粒，剔除他羽毛上的泥污及血肉中的傷痕。

把命運交給上帝，把勇氣留給自己

大約在1989年的4、5月間，我由西安到北京出差，順道去看望已經和希米陷入熱戀的史鐵生。我只記得，在雍和宮附近某條臨街卻又幽靜的胡同里，低矮的小平房的門上，貼著一張條子，上面用鐵生一貫的工整字跡一絲不茍地寫著：本人賣文為生，請來客珍重時間談話不超半小時（大意）。印象中的史鐵生見到我似乎有些緊張和拘謹，不知是否因為我特殊的身份。

兩年后我隨丈夫調回北京，住在東城小羊宜賓胡同，離鐵生家不遠。90年代，鐵生也有了東郊一處樓房一層的四居室。能干的希米對房子做了簡單裝修，在市場上買了很便宜的松木門刷上白漆，再配上漂亮的黑色門鎖把手，省錢又顯檔次，為此希米很得意。先是在門口支起木板或鐵架供鐵生的輪椅出入，幾年后又打通了北屋外窗安裝了長的坡道，這樣鐵生進出就更方便了。朝南的客廳光線好又暖和，也就成了朋友們聚會的場所。我丈夫與鐵生同年插隊陜北，又和希米同學西北大學，兩家人聚集，似有不少話題。從不抽煙的丈夫每次到了鐵生家必抽一兩根，我也從不干涉，因為聽鐵生吞云吐霧中侃侃而談是一種享受。比如，對作家來說，“重要的不是細菌的數量而是顯微鏡的倍數”；再比如，如果飛濺的浪花有了個名字叫史鐵生，沉落下去就匯入了永恒的生命水流，因此鐵生并沒有消失，那浪花叫什么名字也并不重要……鐵生常將新出的書簽了字送我們，我們也不忘送上自己的新書。記得他剛寫了《務虛筆記》，尚未出版，先打印得整整齊齊，包了封皮，裝訂成線裝書的模樣，交我們看。

鐵生好客，長談后必定留我們吃飯，有保姆時吃保姆做的飯，沒保姆時我就和希米下廚，有時干脆去外面小店買點包子鍋貼或陜西肉夾饃。臨走時書包里還會裝上東西，通常是希米社里新出的書，或者是光碟、錄像。鐵生喜歡和朋友分享，我記得他從柜子里拿出嶄新一盒還未開封的電腦軟盤，撕開精美的包裝，拿出厚厚一疊遞給我丈夫說，你一半，我一半。每次，我們從鐵生家出來，走在回家的路上，肩膀上、心里都裝得滿滿的。

鐵生容易失眠，有時為寫作，有時卻為朋友的處境。有次希米對我說，聽到我們和上高中的女兒擠在不到十五平米的一居室里，鐵生睡不著，琢磨著怎么讓我們擺放家具。他沒去過我家，便向希米打聽了方位，專門畫了草圖。他的解決方案是買一張特殊的雙層架子床，上層單人床，睡女兒，下層雙人床，睡大人。我妹妹鐘嶸只身一人來到北京，鐵生托好友孫立哲在公司里為她安排了工作。某年春天我在摘除了扁桃體后出現了蛋白血尿，腋下淋巴結又讓我懷疑自己得了絕癥，徹夜失眠后我撥通了鐵生的電話對著他哭訴起來，我記不清他是怎么勸解我了，查看當年日記，上面寫著：“與鐵生通話，心情好了許多。他說得好：把命運交給上帝，把勇氣留給自己！”

對過分暴力血腥，有著天生的反感

1994年，導演韓剛找鐵生寫一部電影劇本《荊軻》，鐵生找我合作。我擔心自己寫不好，鐵生為我找了個理由，“主要是我想要你來幫我，你是學歷史的，而我查材料也不方便”。之后兩個多個月，我幾乎天天去鐵生家談劇本，清早出門，傍晚方歸。那時鐵生父親還在，中午常為我們做炸醬面吃。一盆白水煮切面，一碟帶著肉末的炸醬，幾根切成段的黃瓜和整個的水蘿卜，鐵生吃得很滿足，邊吃邊對我發著感慨，“今后甭管發生了什么，只要有這個吃，就不怕。”現在想來，那段劇本寫作的經歷，對鐵生未嘗不是一種折磨。劇本斷斷續續寫了兩稿，許多人物和故事構建了又推倒，再重新來過。鐵生和我都認為必須在尋常的歷史劇中提出自己新的追問和注入新的思考，絕不能僅僅是“好看”。鐵生好和自己較勁，一句台詞不滿意他會停下來琢磨好久，對過分的戲劇沖突和暴力血腥，他有著天生的反感。有一場戲是講荊軻為了義無反顧地出發刺秦，需要“處置”已經被燕太子丹斬斷雙手而無法生存的少女季子，而季子也懇求荊軻殺死自己。我想讓荊軻用劍，這樣更符合他劍客的身份，且視覺上也強烈有力。但鐵生堅決反對。他皺著眉頭苦想，點著煙又掐滅，一遍一遍想說服自己卻又怎么也說服不了，“他怎么能突然就拔出劍來？怎么忍心？怎么下得了手？不成，這肯定不成。”

2001年，我陰差陽錯地辭去了工作成了靠文字吃飯的人，鐵生必是為我的生計擔憂，向韓剛推薦我去寫電視劇《曹操與蔡文姬》。得知我靠著寫劇本有了收入和溫飽，他和希米都松了口氣。

去世前兩年，上肢也變得軟弱無力

2005年我搬家到了西山附近，和鐵生一家離得遠了，去得漸漸少了。2010年10月2日，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車，一家人高高興興地開車去見鐵生。國慶長假一路堵車，鐵生家門口正在施工，迷了路的我們比預定的時間晚了一個多小時到達。鐵生看到我們來了，又從床上起來，聽我報告說我們的新車很寬敞足以讓他開著輪椅坐進去，便讓我推著他來到院子外面去看。我們圍著車子左看右看，希米丈量一番，最后的結論是這車還是太小。我沒有想到，這個深秋的午后，是與鐵生最后的相聚。鐵生仰著更顯清瘦的臉，微笑著和我們再次談到了生死和宗教，談起了基督教和佛教對生死的不同解釋，拯救與解脫兩種態度的兩極對立。鐵生說，他似乎找到了一條調和之路，因為所有宗教在根上是連著的，無非是從不同的側面和不同角度去觀看同一個世界解釋同一個問題，就像時間分為白天和黑夜，而基督教是白天的宗教，佛教是夜晚的宗教……

快分手時，希米叫我過去，讓我看她如何在沒有他人的幫助下把鐵生從輪椅“弄”到床上——一架金屬的吊臂，掛著結實的長布帶，用布帶把鐵生的臀部嬰兒般托住，希米搖動操縱桿，吊臂就拉起布帶將鐵生移送到床上。希米告訴我，這吊車是朋友從國外運來的，幸虧它來得及時，因為鐵生原本最健壯有力的上肢，能撐起他全身的上肢，這兩年突然變得軟弱無力了。即使保姆出門，即使鐵生已經沒有力氣自己挪動自己，鐵生還是留我們吃了最后一頓飯。

12月末的一天，我整理家中的音樂碟，將一盤無法辨識的光碟放進唱機，歌聲響起，我被那痛徹骨髓的美和憂傷擊中了，坐著一動也不能動。一個念頭閃過，下次拜訪鐵生和希米，該給他們聽聽這光碟。我問女兒，那光碟上寫著什么。學過拉丁語的女兒回答我說：安魂曲。

又過了一天，我得到鐵生去世的消息。

世上已無史鐵生

在當代中國作家中，我閱讀并交往最多的，就是史鐵生。這不僅由於他作品中呈現的品質和境界，更由於他的人格。聽希米講，有一年鐵生隨作家代表團去瑞典，有機會見到對諾貝爾獎評選頗有影響的漢學家馬悅然。鐵生原本帶了自己的作品去的，但臨到見面時卻將書收了回來。

鐵生走了，我想起一句話，世上已無史鐵生。有鐵生的世界和沒有鐵生的世界，是不一樣的。他的存在不僅關乎外在，更關乎我們的內心。他的離去拉扯掉我們靈魂深處最最脆弱的一角，而原本，它是靠著鐵生用自己的病弱之軀照亮并支撐著的。

鐵生走了，走得太突然，太決絕，太神秘，讓我們這些尊敬并愛戴著他的人猝不及防。盡管我們早知必有這么一天，盡管我們知道他活得太苦，太累，解脫對他未嘗不是一種福祉一個節日。可自私如我們，渺小如我們，還是盼望著他的離去只是長久思索生死之謎后的一次親身歷險，一次與神的密謀。因此某一天，在不遠的某一天，他會突然回來，坐在客廳里，像往日那樣微笑著抽著煙，向我們講述他悟得的真理……

鐵生走了，經歷了長達三十八年的病痛和十三年的透析。我們已經習慣了他一次次地與死神角力并抽身而還，習慣了他從自己病軀中抽出生命和光明來輸給我們這些健康人，我們從他那里得到滿滿的饋贈轉身離去，卻沒有想到，蠟燭終會燃盡。

近日重讀《我與地壇》，鐵生曾說：“在這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這樣一個寧靜的去處，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我要說的是，在這虛浮狂躁的人世間，有這樣的一個史鐵生，是上帝的苦心安排。那些見過鐵生、聽過鐵生、讀過鐵生的人有福了，因為，那十字架上的痛，鐵生用三十八年的光陰，一分一秒點點滴滴地承受了，并向世人傳達出同樣的道——關於苦難，關於信仰，關於愛。

史鐵生，1951年1月4日出生於北京，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家。1969年，鐵生到陜西延川插隊落戶，1972年因一場大病導致雙腿癱瘓回北京，被分配到新橋街道工廠做工，在仿古家具上畫花鳥魚蟲，1981年再次因病無法正常工作。

從成名作《我那遙遠的清平灣》到《我與地壇》、《務虛筆記》等，史鐵生曾先后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魯迅文學獎，以及多種全國文學刊物獎。

誠如鐵生在《我與地壇》中寫道：“死是一件無須乎著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了的事，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2010年12月31日凌晨3點46分，史鐵生因突發腦溢血在北京宣武醫院搶救無效去世。

在2011年1月4日史鐵生的追思會上，夫人陳希米回憶：鐵生朋友多、喜歡聚會，可是在他透析多年之后，他便成了朋友聚會上最煞風景的人，每次養精蓄銳之后參加聚會，可聚會剛到興頭上，鐵生就累了，常常意猶未盡。鐵生是樂觀的，他30歲得尿毒癥，醫生當時說他最多再活10年。“到現在，他已經賺了整整20年了。” 多年來鐵生與疾病頑強抗爭，他說自己“職業是生病，業余在寫作”。

追思會上，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帶來了一籃櫻桃：“去年年初我去看他，帶了一籃水果。鐵生那時候病剛好了一點，他很天真地舉著一個櫻桃說：這個我愛吃。”史鐵生在世的最后幾年吃東西已經很困難，但他尤其喜歡看別人的吃相。醫生表示，根據史鐵生生前決定，他的呼吸一停止，肝臟即被摘取用於他人。“現在，史鐵生的肝臟功能非常好，接受史鐵生肝臟的那位38歲的受體，目前完全可以下地行走。”

史鐵生插隊時的朋友回憶：18歲的鐵生已然是文人氣十足，他寫字、作畫、刻章、填詞四藝皆通。那時知青返城，坐車要介紹信，鐵生用土豆刻了公社的大章，幫助大家順利回城。

1971年夏末，鐵生犯病，當時痛苦難當，他急於治好自己的病，竟對給他看病的醫生說：“你治不好我的病，我拿菜刀劈了你！”這一句叫人看到了患病前的那個鐵生，那個火爆脾氣的漢子。在剛剛患病的時候，鐵生曾經自殺過三次，其中最懸的一次，因為電燈短路才僥幸未死。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正是這些苦難的經歷塑造了鐵生，使他對於生死比他人理解的更多、更深，才有了《我與地壇》這樣偉大的作品。某種意義上說，史鐵生應該感謝他的疾病。鐵生曾說：命運而言，休論公道。

【來源;本文摘自《文史參考》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