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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的歷史考察

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的歷史考察

1952年初,中朝政府先后發表聲明,譴責美國違背《日內瓦公約》,秘密地在朝鮮北部和中國東北地區實施細菌戰,企圖造成疫病流行,殘害中朝軍民,削弱中國和朝鮮的作戰力量。中朝方面的這一控訴震驚了世界,美國政府矢口否認。國際科學界和學術界對此也一直存有爭議

1952年2月底,中朝兩國政府先后發表聲明,控訴美國軍隊違反國際公約,悍然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對中朝軍民投放細菌武器,實施慘無人道的細菌戰,犯下了新的罪行。中朝方面的控訴震驚了世界,美國政府立即矢口否認。在此后的一年左右時間里,中朝方面展開了規模龐大的反細菌戰斗爭,同時在外交和國際政治舞臺上與美國展開了激烈的交鋒。國際科學界和學術界等也因此陷入了激烈的爭論。爭論持續了幾十年,所發表的學術著作和文章不計其數。

1998年1月8日,日本《產經新聞》刊載駐莫斯科記者內藤靖夫的文章,以及其所收集的原蘇共中央檔案抄件。其內容為:在朝鮮戰爭期間,蘇聯顧問曾經協助朝鮮方面偽造控訴美軍實施細菌戰的證據,而中國政府則提供了關于美軍實施細菌戰的“虛假”情報。這一消息震動了國際學界。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主辦的《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1998年冬季號翻譯發表了這些抄件,并配有美國學者凱瑟琳·魏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與米爾頓·利滕伯格(Milton Leitenberg)的考證文章,認為這些抄件具有可信性,指出“這些新的證據非常重要”,將使得“長期以來關于美國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的爭辯最終平息”。這些文獻和美國學者的觀點也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關註,有的學者以此對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志愿軍總部反細菌戰決策的形成過程作出了新的解釋,認為:中國作出反細菌戰的決策,是基于朝鮮戰場的志愿軍指揮員的錯誤判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在接到志愿軍的報告后,作出了錯誤的反應,在檢驗工作沒有完成之前就匆忙作出決策。當他們發現志愿軍的報告可能不準確和決策可能不恰當時,并沒有作出改變。

真相到底如何?美軍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細菌戰,是美國違反國際公約的罪行,還是中朝方面為政治宣傳而編造的政治“謊言”?這一史實的認定,直接關係到對抗美援朝戰爭歷史的認識,也涉及到復雜的政治、外交等因素。本文擬依據中國方面反細菌戰的檔案文獻,參考反細菌戰親歷者的證詞,通過對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志愿軍總部作出反細菌戰決策過程的回顧與分析,對此作出回答。

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的歷史考察

反細菌戰決策過程

雪地上發現帶病菌的昆蟲

現存中國檔案表明,最早發現美軍在朝鮮投擲細菌武器的中國人民志愿軍部隊是駐扎在朝鮮鐵原郡的第42軍。

1952年1月27日夜,美國飛機多批從該軍陣地上空低飛盤旋,卻沒有像往常一樣俯沖投彈。次日(28日)早晨,第375團戰士李廣福首先在駐地金谷里山坡上發現大量蒼蠅、跳蚤和蜘蛛等昆蟲,散佈在約200米長、100米寬的雪地上。隨后,第375團在外遠地、龍沼洞等地也發現了大批昆蟲,形似虱子、黑蠅或蜘蛛,但又不完全相似,散佈面積約6公里,當地居民也都不認識此蟲。第42軍在分析了有關情況后,初步判斷:“此蟲發生可疑,數地同時發生,較集中密集,可能是敵人散佈的細菌蟲”。但當時該軍衛生技術設備和水平有限,無法確認到底帶有何種細菌,因此除立即採取措施焚燒昆蟲外,馬上把情況報告志愿軍總部。

志愿軍總部接到第42軍報告后高度重視,彭德懷司令員當天即打電話給第42軍軍長吳瑞林詢問詳細情況,指示採取措施,消滅昆蟲。志愿軍后勤司令部要求立即緊急採取消毒預防措施,并指示第42軍馬上寫出詳細的書面報告,上送昆蟲標本,以便培養化驗,請專家鑒別。

2月6日,志愿軍司令部向所屬各部隊轉發第42軍關于發現異常昆蟲的報告,要求各部隊在駐地進行仔細檢查,查看有無同類昆蟲存在,并要求各崗哨嚴密注意敵機投擲物品,發現可疑征候要立即上報。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在接到志愿軍的報告后,指示志愿軍要採取有力措施進行防疫工作,同時派總后勤部衛生部防疫處副處長馬克辛率細菌專家魏曦、寄生蟲專家何琦于2月12日前往朝鮮,實地了解情況,對相關昆蟲標本進行培養化驗,指導志愿軍部隊的防疫工作。

此后,志愿軍部隊連續在朝鮮前方和后方多處發現疑似美軍投擲的蜘蛛、蒼蠅、跳蚤等昆蟲。到2月17日,第42、第12、第39軍和第19兵團部隊駐地相繼發現美軍投擲昆蟲的情況8起,昆蟲密度最高的地方達每平方米1000只。當時正值朝鮮一年中氣溫最低的季節,大量昆蟲的反季節出現,且大多在美國飛機低飛盤旋后出現,情況異常。雖然暫時無法證明這些昆蟲就是美國飛機所投擲,但可能性極大。同時國內派往朝鮮的防疫專家經過化驗,認為這些昆蟲帶有的病菌,以霍亂、傷寒、鼠疫、回歸熱四種病菌可能性為大。

在此情況下,志愿軍總部決定馬上採取措施,防范敵人投擲帶菌昆蟲制造混亂。2月17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下達防止敵人投放細菌的指示,要求全軍必須高度警惕敵人投擲細菌昆蟲的陰險行為,發現敵人投放的細菌性昆蟲或其他可疑物品,除收集上送標本外,應立即採取嚴格的防疫措施進行消毒殺滅,同時作出詳細報告。

在這一指示發出的同天(17日)下午,4架美軍飛機在平康西北下甲里第26軍第234團陣地投下一件物品,爆聲輕微,但異味彌漫,位于炸點附近的幾名志愿軍官兵當場被熏倒,周圍雪地則立時佈滿蒼蠅,陣地上的官兵目睹了全過程。由此證實,雪地上的昆蟲確系美機投擲。

志愿軍總部接到報告后,2月18日將此情況通報全軍,指出:此前在其他各部隊駐地發現之各類昆蟲,“為敵機投擲而后散佈者已無疑”,要求各部隊必須加強對空警戒,發現敵機投下菌蟲后,立即撲滅,以免蔓延。

至此,經過20多天的觀察、檢驗,志愿軍總部和總參謀部初步得出結論,美軍可能在朝鮮北方投放了細菌武器,對中朝部隊實施細菌戰。

判定美軍在朝鮮實施細菌戰

2月1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理總參謀長聶榮臻向毛澤東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人呈送報告,匯報在朝鮮發現美軍投放帶菌昆蟲的情況和對收集到的昆蟲標本檢驗后所得出的初步結論,報告說:美軍投放的昆蟲中,究竟帶何種病菌,還需要兩天時間檢驗,“據專家估計以霍亂、傷寒、鼠疫、回歸熱四種病菌之可能性較大,如化驗證實,防疫與滅疫工作,即須火速以大力進行”。

毛澤東閱后,于2月19日批示:“請周總理注意此事,并予處理”。為防止意外,朱德特別批示:病菌標本“不宜送回,以免傳染”。

2月19日12時,總參謀部作戰部綜合朝鮮戰場情況和來自其他渠道的情報,向周恩來呈送了《關于敵人在朝鮮大規模進行細菌戰情況的報告》,判定:美軍正在朝鮮使用細菌武器對中朝軍隊進行細菌戰。報告還指出:美軍此次進行細菌戰,是經過長期的準備,并得到了日本細菌戰戰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和北野政藏等人的幫助。

同一天,志愿軍總部向總參謀部電話報告:志愿軍第15軍部隊發生了霍亂、斑疹、大腦炎等病癥,已有兩人死亡。

情況越來越嚴重,特別是死亡情況出現,開始在中朝部隊和朝鮮居民中引發恐慌。盡管對美軍投放細菌的檢驗工作依舊在進行,所發現的昆蟲中到底帶有多少種病菌尚需進一步檢驗,但根據志愿軍部隊的現地觀察、來自各部隊的疫情報告、通過各種渠道所收集的情報,特別是防疫專家對昆蟲標本檢驗后已經做出的結論,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判定美軍正在朝鮮對中朝部隊實施細菌戰。

防疫急如星火。一旦爆發疫情,不但將在志愿軍部隊中引發極大的恐慌,直接影響部隊作戰,且將對戰爭的進程和結局產生重大影響,這種情況是絕對不能允許發生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斷然決策:立即在志愿軍部隊展開反細菌戰斗爭。

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的歷史考察

中朝方面展開反細菌戰斗爭

周恩來后來指出:反細菌戰斗爭,“敵人突然以細菌武器襲擊,我們事先毫無準備,因此表現有些慌亂”,屬于“倉促應戰”。盡管如此,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領導下,反細菌戰斗爭立即步入正軌,各項工作迅速有條不紊地展開。

周恩來是反細菌戰斗爭的總指揮。2月19日晚,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他確定了六項計劃要辦的事情:一是加緊對前方送回的昆蟲標本進行檢驗,作出結論;二是立即向朝鮮派出防疫隊和運送各種疫苗及各類防疫器材;三是電告朝鮮方面,商請朝鮮政府先發表聲明,中國政府隨后也發表聲明,向全世界控訴美國罪行;四是通過民間組織中國人民世界和平大會向世界保衛和平大會理事會建議,發動世界人民譴責美國進行細菌戰罪行的運動;五是指示志愿軍進行防疫動員;六是向蘇聯政府通報情況,請求予以幫助。周恩來確定的事項得到了毛澤東的批準,立即付諸實施。

總參謀部是反細菌戰最初階段的中樞協調指揮機構。聶榮臻和副總參謀長粟裕按照周恩來的指示,于當晚(19日晚)同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總后勤部衛生部部長賀誠等人開會,討論具體落實措施,確定:立即將現存的全部340萬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劑和其他防疫用具連夜裝運,在三天內用飛機全部運到安東轉送朝鮮前方部隊,并立即再趕制1000萬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往朝鮮。同時確定,由賀誠負責擬定防疫計劃,章漢夫負責草擬新聞稿、社論及與朝鮮政府的協調工作。

20日上午,聶榮臻、粟裕緊急會晤蘇聯駐華總軍事顧問克拉索夫斯基、衛生顧問阿薩杜良。在聽取中方情況介紹后,蘇聯顧問表示,完全同意中方的判斷和處置。阿薩杜良肯定敵人是在實行細菌戰,認為其目的可能是試探志愿軍對細菌戰的防御能力和細菌的作用。如果志愿軍暴露出弱點,敵人將會對中國大量使用。因此,建議中方必須大力進行此次防疫工作,成立由政府重要負責人領導的中國政府非常防疫委員會,處理有關防疫事宜。克拉索夫斯基要求蘇聯衛生顧問要立即協助中方確定防疫計劃。聶榮臻、粟裕會談后馬上向毛澤東報告了會談情況,表示同意蘇聯顧問的判斷和建議,請毛澤東對是否成立防疫委員會進行指示。毛澤東要求周恩來就是否馬上成立該委員會提出意見。周恩來表示目前可緩辦,視情況發展再定。

2月21日,是反細菌戰斗爭正式開始的一天。

這一天,中央軍委正式向志愿軍下達了進行反細菌戰斗爭的指示,指出:“據許多征候看來,敵人最近在朝鮮散放的各種昆蟲顯系進行細菌戰的行動,應引起我們各級領導的高度注意。現在雖然還不能最后確定敵人所散放者為何種病菌因需經過培養和反復檢驗,故時間上需兩日,但事不宜遲。”在告知已經採取的防疫措施后,軍委強調:“現在的重要問題是必須抓緊每一分每一秒針的時間,進行細菌散佈區的消毒和隔離,克服麻痹大意和僥幸心理。但在部隊中則亦應特別注意不要造成驚慌和恐怖。”

這一天,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發出了《反對美帝細菌戰的宣傳工作》指示,指出:對于美國這一新的罪行,“必須加以揭露和打擊”。指示通報了中央決定的外交和宣傳斗爭步驟:新華社從22日起發佈新聞,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外交部發表聲明,向全世界提出控告;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向世界和平大會提出控訴,建議世界和平大會發起反對美帝進行細菌戰罪行的運動。要求各地黨委在新華社發佈新聞后,應發動控告和反對美帝罪行的宣傳運動,動員“全國人民加強抗美援朝工作,支援中國人民志愿軍”。

在此之前,志愿軍總部在向中央和軍委報告發現美軍飛機投擲帶菌昆蟲情況的同時,也隨時向朝鮮黨和政府詳細通報有關情況。朝鮮勞動黨中央和朝鮮政府高度重視。朝鮮軍事委員會于2月20日決定,將懷疑遭受美軍投放細菌武器污染的江原郡、鐵原郡、平康郡、伊川郡、金化郡等地劃定為危險地區,實施嚴格的疫學監視和消毒殺蟲對策。并規定,在這些地區內,一旦發現特殊傳染性病例,立即採取隔離措施。

2月21日,毛澤東致電金日成,通報中國方面掌握的美軍飛機撒放毒蟲細菌情況和中國方面已經決定採取的防疫措施,并建議,除了採取防疫措施外,“我們應在世界人民面前進行控訴,并動員輿論進行反對。”彭德懷司令員也在同日致電金日成,通報了有關情況。

金日成馬上指示有關部門採取具體對策,并將朝鮮軍事委員會決定寄送彭德懷,希望通知志愿軍部隊,以便在防疫工作中互相配合。

以揭露美國實施細菌戰罪行和大規模殺蟲滅毒防疫工作為重點的反細菌戰斗爭由此迅速展開。根據美軍實施細菌戰“具有試驗性和威脅性的”特點,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確定的反細菌戰任務是:“反對美帝細菌戰,進行殺蟲滅毒的防疫運動”,并號召部隊官兵,既不要恐慌也不要麻痹,要堅信以群眾的防疫力量,是可以戰勝敵人細菌戰的。

2月24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中國人民將和全世界人民一道,為制止美國政府這一瘋狂罪行而堅決斗爭到底”。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等新聞媒體也從22日起連續發表消息、社論與評論,揭露美軍在朝鮮戰場撒播細菌毒蟲的情況。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主席郭沫若于25日致電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約里奧·居里,控訴侵朝美軍進行細菌戰的罪行。

防疫工作是反細菌戰工作的中心。總后勤部衛生部在蘇聯顧問的協助下,以最短的時間擬制完成了防疫計劃大綱。周恩來審閱后,認為計劃“原則可用”,但應將反細菌戰斗爭分為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為準備和預防階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發展的情況下,中央先在中央軍委機構內組織總防疫辦公室,領導后方進行防疫準備和在前線採取防疫措施,不急于在國內做大規模動員和邊境檢查。如果美國在中朝方面公開控訴后仍繼續進行細菌戰,則立即進入全面採取緊急措施的第二階段。毛澤東于當日批準了周恩來的意見。

在幾天時間內,總參謀部和總后勤部衛生部向朝鮮緊急運送數百萬份各種疫苗與防疫用品外,22日向朝鮮派出了52名防疫隊員,29日又從北京、天津各大學和上海軍事醫學科學院緊急抽調專家、助教44人,組成檢驗隊,攜帶檢驗藥品、器材等,前往朝鮮,彌補志愿軍檢驗和防疫技術力量的不足。

2月25日,軍委致電彭德懷,就反細菌戰斗爭的組織領導、疫苗接種、疫情監控、派出防疫隊和化驗檢疫工作、病人收容和隔離、宣傳教育等,作出了詳盡的規定。 志愿軍成立了以鄧華為主任的防疫委員會,統一領導防疫工作,對各級防疫工作領導體制、疫情報告、防疫對策等等,均作出了非常具體的規定,指出:敵人實施細菌戰,“必須引起我全軍高度警惕。戰勝敵人這一惡毒陰謀。只要能嚴格進行預防工作,細菌戰是不可怕的”。

志愿軍上下動員,展開規模龐大的宣傳教育和防疫工作,其組織工作之繁復與所投入力量之巨大,絲毫不亞于實施一場戰役行動。部隊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官兵情緒也平穩下來。

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的歷史考察

防疫區域由朝鮮北部擴大到中國東北

但到2月底和3月初,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從2月29日開始,中國東北的撫順、安東、鳳城、臨江等地區,在美軍飛機入侵后,也發現了各種帶菌昆蟲。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判斷:這些情況表明,美軍很可能已經將細菌戰的范圍擴大到了中國東北。反細菌戰斗爭的形勢因此更加嚴峻。

3月4日晚,周恩來召集聶榮臻、粟裕和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緊急商議對策,討論在東北和沿海地區進行防疫工作的措施,確定:在報刊上公開揭露美軍新的罪行,并在外交上進行正式抗議;組織力量進行調查;擴大和加強防疫隊伍;加強東北和國內的防空力量。周恩來指示聶榮臻,會后向蘇聯總軍事顧問克拉索夫斯基、衛生顧問阿薩杜良介紹會議情況,并商議聘請蘇聯防疫專家、訂購疫苗和加強東北防空力量等問題。

3月5日,聶榮臻、粟裕與克拉索夫斯基、阿薩杜良分別談話。阿薩杜良完全同意中方的應變措施,他從衛生的角度認為“目前的情況非常嚴重”,種種情況證明,敵人散播的細菌是經過特別培植的,不是一般的細菌。他表示將與總后勤部衛生部商議后,盡快提出聘請蘇聯防疫專家、訂購疫苗的具體方案。克拉索夫斯基除同意中方準備採取的措施外,專門對加強東北防空力量提出意見,表示:將把會談情況馬上報告蘇聯政府,建議除目前在東北的蘇聯志愿空軍部隊外,再向中國東北增派1個蘇聯空軍師,而且這個師應該是具有各種氣象條件下作戰能力的師。聶榮臻當即表示同意這一意見,請其先向蘇聯政府請示,然后由毛澤東主席正式向斯大林提出請求。

毛澤東在周恩來主持確定各項應變措施和聶榮臻、粟裕上報與蘇聯顧問談話報告后,批準了他們所議定的各項措施,并在3月5日批示:“應嚴重注意這個問題(指美軍在中國東北投放細菌武器事),應用一切有效辦法,進行防疫工作”。

由此,反細菌戰斗爭的范圍進一步擴大,防疫區域由朝鮮北部擴大到中國東北以及內地部分地區,反細菌戰斗爭逐步進入高潮。

根據新的情況與任務,中央與軍委採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3月8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控訴美國政府擴大細菌戰范圍,派遣飛機入侵中國東北地區投放帶菌昆蟲的罪行。中國的各大新聞媒體也刊載消息,揭露美軍在東北地區實施細菌戰。

中央軍委確定朝鮮北部與中國東北為緊急防疫區,除在區域內進行消毒、注射、化驗和必要的隔離外,于3月12日發佈命令:對由朝鮮進入東北和由東北進入關內的車輛,進行強制消毒,人員進行強制注射,發現有癥狀者,立即隔離治療;非必要物資暫停運回,非必要人員和部隊暫停來往與調動。

政務院和中央軍委決定改組1950年成立的中央防疫委員會,建立新的中央防疫委員會,周恩來任主任委員,郭沫若、聶榮臻任副主任委員,委員會下設辦公室,賀誠為主任,統一領導組織和協調各地防疫工作。同時決定,各地應該立即以春季防疫為口號,展開廣泛的衛生清潔運動。3月1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28次會議,正式成立中央防疫委員會,并對全國的防疫工作進行研究。

19日,中央防疫委員會向各大行政區、各大軍區和志愿軍發出《反細菌戰指示》,宣佈志愿軍所在的朝鮮為疫區,東北為緊急防疫區,華北、華東、中南沿海地區為防疫監視區,華北、華東、中南內地及西北、西南為防疫準備區。對各種區域內的防疫任務和措施作出了詳細規定。

此后,反細菌戰斗爭在中央防疫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不但在朝鮮的志愿軍部隊深入展開,而且在全國范圍內全面鋪開,形成了全民動員、全民防疫的運動,各種防疫措施不斷調整完善,宣傳動員普及深入,揭露美國實施細菌戰罪行的外交等各種斗爭也全面展開。反細菌戰斗爭在幾個領域同時展開,達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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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進行細菌戰的結論無法更改

中國的決策是慎重而嚴肅的

從中國檔案文獻中所描述的中共中央、政務院、中央軍委和志愿軍總部作出反細菌戰斗爭決策的基本過程,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關于美軍實施細菌戰的報告,的確最早來自于志愿軍部隊。但這些報告不是一種“神經質的推斷”或者“未必屬實”,而是疫情的如實反映。從最早發現疫情開始,志愿軍部隊就以最大的決心著手建立疫情監測和檢驗網絡,并作出了嚴格而詳細的對空監測、標本收集和毒物檢驗等規定。在反細菌戰斗爭中,志愿軍部隊詳細、完備的每日疫情監測報告、各種統計資料和現地監測報告,不但構成了反細菌戰決策的基礎信息來源,為證明美軍進行細菌戰提供了豐富而確鑿的判斷依據,而且也為當時的防疫工作提供了最為有效的工作指導依據。當然,限于當時的技術條件,來自部隊的報告與統計數字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某些偏差,但是不能因此而徹底否定其價值,更不能因為某份資料的不確切性而對所有來自志愿軍的疫情報告都持懷疑態度,這些報告與統計數字的價值是無法輕易否定的。中國方面的檔案文獻同時證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對于來自志愿軍的報告,對于美軍是否實施了細菌戰的情況認定是非常謹慎的。從1月28日首次發現疫情,到2月21日形成決策,中央、軍委和志愿軍總部經過20多天的觀察、驗證和分析,才得出了敵人在實施細菌戰的初步結論,開始定下進行反細菌戰的基本決心。而且在決策時,不但依據了來自志愿軍部隊的疫情報告,也匯總了來自各個渠道的各種情報與資料,決策是非常慎重而嚴肅的。

第二:反細菌戰的決策,是在非常情況下通過非常的流程做出的。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由于防疫工作的特殊性質所決定的。疫情急如星火,不可能等待全部病菌檢驗工作完成后再展開防疫工作和控訴美國罪行,必須是邊檢驗、邊動員、邊防疫、邊控訴。任何耽擱和延誤都有可能錯失防疫工作的最佳時機,使得疫情無法得到有效的控制,釀成極其嚴重的后果。這就是為什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在對帶菌昆蟲的檢驗沒有最終結束,檢驗報告沒有完成提出的情況下,就作出立即展開反細菌戰斗爭決策的根本原因。戰爭決策不是學術討論,必須未雨綢繆,當機立斷,特別是在關係到志愿軍部隊命運和戰爭前途的重大問題上,更是如此。這種情況不但體現在反細菌戰決策過程中,也曾經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其他決策過程中一再出現。如果在解讀檔案文獻時,只抓住幾份檔案或者是某件檔案中的只言片語,就認定中共中央是在缺乏科學檢驗結論的基礎上作出決策的,這種結論未免太武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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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細菌戰不是中朝蘇發動的政治宣傳

從中國方面現存的檔案文獻和有關資料中,還可以得出另外兩個結論:

一:反細菌戰決不是當時中朝蘇共同發動的政治宣傳,目的也不是迫使美國改變在朝鮮停戰談判中處理戰俘問題的原則。周恩來曾經說過:我們進行反細菌戰斗爭,“基本的任務有二,一是拿出科學證據,揭露敵人罪行,并找出敵人進行細菌戰的規律,這就需要進行嚴格的科學研究工作;二是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并改善我們的衛生環境,以杜絕傳染病的流行,這就需要開展群眾性的衛生運動”。這是對反細菌戰斗爭的目的與動機最好的概括。

反細菌戰斗爭持續一年多,高潮在1952年的2月至8月,分兩個階段。2-3月是啟動階段,主要工作是:建立各級防疫組織,設立檢疫機構,進行大規模的疫苗注射,建立檢驗研究中心,籌措、生產防疫藥品與器材和發動群眾性衛生防疫運動。3-8月是全面展開階段,主要工作是:集合各種專家對美軍撒播的帶菌昆蟲進行多學科綜合性的反復檢驗與分析研究,以大規模的愛國衛生運動對付美軍大規模的細菌戰。

在這兩個階段中,盡管防疫工作、檢驗工作、外交斗爭、宣傳動員等齊頭并進,但防疫工作始終是中心。據中央防疫委員會的統計,僅到3月底,就發放鼠疫疫苗1698.3萬人份,四聯疫苗651萬人份,五聯疫苗284.5萬人份,斑疹傷寒疫苗32.3萬人份,赤痢法基80.036萬人份;4月又安排生產鼠疫疫苗2850萬人份,四聯疫苗1300萬人份,五聯疫苗1150萬人份。其他各種消毒粉劑和用品也大量生產發放。此外,國內組織了139個防疫隊,設立了66個防疫站。志愿軍全軍的各種預防接種率更是達到了92%以上,軍馬普遍注射了炭疽疫苗和破傷風類毒素,并為駐地朝鮮群眾注射疫苗132萬余人次。中朝軍民可以說是全體動員,全力以赴投入了防疫工作。

盡管外交斗爭非常激烈,宣傳動員規模也很大,但都不是反細菌戰斗爭的主體。在世界范圍內控訴和揭露美國實施細菌戰,目的有三:一是向全世界揭露美國的罪行,贏得世界輿論的支持,遏止和阻止美國繼續進行細菌戰;二是動員和教育人民,認清美國的本質,進而行動起來,投入反細菌戰斗爭;三是找出美軍實施細菌戰的手段與規律,徹底粉碎美國向中朝方面施加新的戰爭壓力的企圖,奪取戰爭的最后勝利。這一點,中央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

二:現存檔案文獻和有關資料足以證明,美國軍隊確曾在朝鮮和中國東北進行細菌戰。自從中朝政府發出關于美軍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實施細菌戰的控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指責此為“政治宣傳”,西方一些學者始終對此持懷疑態度,認定中朝方面所列舉的證據、進行的檢驗缺乏科學的根據。他們不僅完全否認了中國政府組織的“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的結論,否認了“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調查團”的報告,而且徹底否定了由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率領的由不同國家科學家組成的“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的調查結論。李約瑟等參與調查的科學家回國后,受到來自各方的無端攻擊與謾罵。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志愿軍總部對敵人到底是否實施了細菌戰的事實認定,始終非常慎重,始終把科學的檢驗工作作為決策的基本依據,同時也是反細菌戰的基本任務之一。從發現美軍在朝鮮投放帶菌昆蟲,中央、軍委和志愿軍總部就立即把檢驗工作放在了第一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到4月中旬,先后派出三批50余名國內最杰出的醫學、昆蟲學、細菌學、流行病學專家連同蘇聯派出的9名高級專家,赴朝鮮和東北進行現場考察,并設立專門的試驗室,進行檢驗和研究工作。在京滬也設立了專門的檢驗機構,進行各種驗證工作。

1952年3月3日,總后勤部衛生部報告:從美軍飛機投放的昆蟲中,“前方衛生機構已檢查出者有鼠疫與霍亂菌。北京檢查出者有類似Q熱與恙蟲病的病原體,尚待最后確定,可能還有其他病原細菌未能檢出”。

3月下旬,參加“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的中國科學家到達朝鮮后,經過實地考察、驗證,認為:志愿軍所收集的標本和“防疫隊所做的各種化驗是非常豐富和成功的”,“基本打消了”專家們“所懷的疑團”,因為美軍撒毒的容器找到了;昆蟲標本經過化驗后,確定帶有鼠疫等數種病菌,“而且這些化驗是無懈可擊的”;各地出現死亡事件,死者經解剖與化驗后,確定為患鼠疫。

據統計,在反細菌戰過程中,最終查出并確認的病菌,包括鼠疫桿菌、沙門桿菌群、痢疾桿菌、霍亂桿菌和炭疽桿菌等,達10余種。確診和疑似與細菌戰有關的傳染病患者384名,死亡126名,其中包括確診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亂患者13名,死亡7名;確診天花患者6名。

這次對病菌的檢驗工作,集中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專家,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集合各種專家(包括細菌專家、病理專家、流行病專家、昆蟲專家、藥學專家、獸醫專家、動物學家,等等)進行多學科的聯合研究攻關。這些專家大多畢業于西方著名大學,或有過在西方著名研究機構的工作經歷,具有豐富的經歷與經驗。

曾經參加過檢驗工作的著名昆蟲學家陸寶麟教授回憶說:一次,他與陳世驤教授發現東北軍區衛生部提交的報告中,根據一位教授的結論,把一種正常出現的“搖蚊”作為了美軍投下細菌彈的證據。而事實上,這類“搖蚊”是不叮咬人的,即使帶了細菌也不會在人群中傳染疾病。他們馬上向有關專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否定了那位教授的結論。但東北軍區衛生部沒有接受他們的意見,于是他們直接向中國科學院竺可楨副院長反映情況,竺可楨直接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親自過問此事,詳細詢問事情的來龍去脈,對陳世驤和陸寶麟嚴謹治學、堅持真理的工作作風給予高度評價,肯定了他們的意見,同時嚴厲地批評了東北軍區衛生部,指出:“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搞錯了!事實不準確,斗爭如何取得勝利?國際斗爭,對敵斗爭,容不得半點虛假。”

正是這種嚴謹的科學態度和求實的工作作風,保證了檢驗成果的科學性,也因此能夠經受住最苛刻的挑剔與驗證。當然,由于美軍進行細菌戰的特點,“一是大規模的,二是帶有試驗性的,三是極其復雜的”,囿于當時中蘇兩國的科學水平,的確有一些昆蟲中所攜帶的病菌沒有被檢驗出來,但已經檢驗出并得到驗證的科學結果,足以證明美軍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進行過細菌戰。

總之,反細菌戰斗爭,是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志愿軍總部為奪取戰爭勝利而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抗美援朝戰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不但在抗美援朝戰爭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國際冷戰史中也具有了非常獨特的影響。中國的檔案文獻和親歷者的證詞,都證明:美國的確在朝鮮和中國東北進行過細菌戰,這一結論是無法更改的。

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的歷史考察

美專家:無法忍受侵華日軍敗壞醫學倫理道德的罪行

新華社杭州2007年12月5日電:第二次來華調查日軍細菌戰史實的美國著名皮膚病學專家邁克爾·弗蘭茨布勞12月5日說,現在有充分證據顯示,日軍細菌戰部隊在1942年利用鼻疽菌作為武器殘害中國無辜平民。

他說:“作為一名醫生,我無法忍受這種敗壞醫學倫理道德的罪行。”

今年81歲的邁克爾·弗蘭茨布勞是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皮膚病學教授,1952年在密歇根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2002年3月,他曾和美國歷史學家哈里斯·謝爾頓、美國病理學家馬丁·弗曼斯基到中國浙江省調查日軍細菌戰受害者。

已經過世的諾里奇加州州立大學教授謝爾頓是揭露731部隊罪行一書《死亡工廠》的作者。弗蘭茨布勞說:“我是讀了《死亡工廠》后才開始追查日軍細菌戰歷史的,我有責任把謝爾頓教授的事業繼續下去。”

2007年11月30日,弗蘭茨布勞在侵華日軍細菌戰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等人的陪同下,開始了第二次調查。在五天的時間里他們先后訪問了浙江省江山市和金華市的10多位細菌戰受害者。這些人在1942年以后都患上一種怪病,他們的腿部長期潰爛,流膿流血,至今無法痊愈。有的受害者最后因腿骨潰爛被迫截肢。

在金華市湯溪鎮,弗蘭茨布勞見到了今年80歲的受害者李妹頭。15歲的時候,她到村里的小河里去洗腳,沒過幾天右小腿就開始發癢,繼而潰爛疼痛。她指著右腿上一個碗大的腫瘤說:“從去年開始,傷口不爛了,但是卻腫了起來。”弗蘭茨布勞觀察了她的傷口,認為很可能發生了癌變。

而據當地民間人士調查,湯溪鎮72個村有69個村發現了爛腳病人。湯溪鎮的退休中學教師傅自立說,他在湯溪鎮所在的金華市婺城區進行了調查,到今年7月10日止,共查清511人其中已死亡362人,幸存者149人,其中爛著的有55人,留疤的有94人。“但真實數據應該是他調查所得的三倍。”

由于右腿安裝了人工關節,年過八旬的弗蘭茨布勞步履蹣跚,但是他還是保持了老派美國醫生的作風,穿西裝,打領結,戴禮帽。“我執業時必穿正裝,因為這代表了醫生對病人的尊重,也能讓病人對醫生產生信任感。在我心目中,這次調查就是一次特殊的出診。”

弗蘭茨布勞說,此次他詳細了解了病人初期的病情以及前后發生的戰事,現在可以有充分證據證明,他們當時得的就是鼻疽。“我出發前與弗曼斯基醫生進行過交流,他以病理學家的身份告訴我,鼻疽菌對人體組織的破壞作用很大,會導致成片的肌肉腐爛脫落,而且會帶來嚴重的痛苦。”

“人患鼻疽事實上是非常罕見的病例,美國最后一起人患鼻疽致死的病例是1920年。”弗蘭茨布勞說,“弗曼斯基醫生在2002年到2004年閱讀了華盛頓美國國家檔案館里的大量731部隊文獻,發現當時731部隊曾大量培養鼻疽菌。因此我認為1942年之所以在浙江多個地區出現鼻疽患者,完全是人為因素。兇手就是日軍731部隊等細菌戰部隊。”

弗蘭茨布勞同時還是一名納粹追捕者,從1978年到1992年,他經過不懈努力,終于揭發了德國醫生漢斯·斯沃林曾是一名納粹黨衛軍,并且因為人種實驗而殺害了300個兒童的犯罪事實。他評價說:“日軍731部隊和納粹醫生犯下了同等的罪惡,我絕不能容忍醫生用醫術犯下謀殺的罪行,而對謀殺者的追訴是無止境的。”

弗蘭茨布勞從1996年起,連續11年以會員身份向世界醫學會遞交議案,要求日本醫學會承認并譴責日本醫學界參加日軍731部隊等細菌戰部隊的行徑。“日本醫學會掩蓋了這一罪行,我要求他們要從最起碼的醫學倫理道德出發,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我已經制作好了幻燈片文件,回美國后還要把這次搜集的新證據添加進去,向美國同行揭露這一令‘醫生’稱謂蒙羞的罪行。我特別要教育我的年輕學生,要讓他們知道什么是醫德,醫術只能救人不能殺人,”弗蘭茨布勞說,“明年的世界醫學會年會上,我還將遞交同樣的議案!”

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的歷史考察

駁東京高等法院731部隊細菌戰訴訟案判決

2005年7月19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對侵華日軍細菌戰的中國受害者訴訟案做出二審判決。這次判決和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一樣,承認細菌戰的事實,但是以“國家無答責”等理由駁回了中國受害者的訴求。

“國家無答責”缺乏實體法的依據

在日本被追究國家責任及戰后賠償的訴訟中,日方用來否定國家責任的一個主要理論是:即使公權力行為侵犯公民權益,也不承擔法律責任。該理論以后表現為“國家無答責”。

這種“國家無答責”觀點充其量只是學說或判例中歸納出的法理而已。這種學說在戰前日本憲法、民法等司法體制下,不僅缺乏實體法的依據,也與當時有關的日本法律精神不相符合。重要的是,日本法院的判例和學說并不是日本法律的淵源。

在以“國家無答責”為由駁回對日民間索賠的判決中,各法院給出適用“國家無答責”的理由五花八門,即所謂各種并無實體法實據的“立法政策”、“基本的法政策”、“法制”和“法理”。

即便參考戰前日本國大審院的判例,也存在著認定公權力責任的判決。從這些被判定公權力責任的判決中可以看出,大審院依據的實體法是日本民法中的民事侵權法律責任中的條款。因此,即使對戰前的公權力侵權行為,也并不是無法可依,而是有實體法依據的。理論上,日本民法侵權行為責任的主體涵蓋侵權行為的公權力主體,可以說已經不存在任何具有說服力的相反理論。

即使“國家無答責”這一學說或判例法理有適用的余地,那么在適用的對象上是否也適用于外國人則也是值得質疑的。值得關註的是,在眾多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的判決案中,已有4例對強制奴役中國勞工的訴訟所作的判決否定或排斥了“國家無答責”的適用,這些判決從“正義”、“公平”、“合理性”等不同程度上否定了“國家無答責”理論的適用。無疑這種判決的觀點是正確的。公平、正義不僅是世界各國法律體系中的一項基本信念和原則,也是日本法律體系中所含有的一項最根本的原則,與此原則相違背的法律、判例法理、學說理當無效。

抗美援朝戰爭反細菌戰的歷史考察

掩飾日本政府“抗辯理由”的潰敗

該二審判決的結論是:“關于本案細菌戰被上訴人責任原因的上訴人主張均為失當,故無須判斷上訴人是否因細菌戰而罹患鼠疫、霍亂免于死亡,或其家屬因此而死亡;也沒有必要去判斷被上訴人主張的由于‘日華和約’與《中日聯合聲明》,個人的戰爭賠償請求權是否因此被放棄,以及《民法》第724條后段為基礎的除斥期間的經過等論點,上訴人對本案的主要請求以及預備請求的任何理由均不存在,故駁回本案上訴,如主文所判。”這段判決文字,充分暴露了本案法官違反司法審判文書的制作常規,刻意掩飾被告日本政府“抗辯理由”的潰敗。

通常二審法院應當對原、被告間主要爭議點進行判斷,但是該判決書對于日本政府一些顯然荒謬的“抗辯理由”採取了回避判斷以維護日本政府的“形象”。同時,該法庭為了在表現上顯得多少還有些“公平”,故首先表達了對于上訴人是否死亡無須判斷的措詞。事實上,180名上訴人訴訟請求的目的是同樣的,換言之,在上訴人中個別主體特殊性的問題從來就不是爭議的問題,上訴人也沒有要求法院進行判斷和區分。該判決書對于本來不需要判斷的問題也假意表示不需判斷,其用意恰恰是為了掩飾其它兩項本來應當判斷而不愿作出判斷的事實。

日本政府在一審階段的主要抗辯理由是,《中日聯合聲明》已經解決了日本國戰爭責任(包括個人的請求權),而一審判決也支持了日本政府的這種主張。在二審審理階段日本政府又拋出了“日華和約”已經放棄了中國(大陸)民間個人的對日賠償請求權。

應731部隊細菌戰原告團的日本律師委托,筆者作為專家證言于2004年12月7日在日本高等法院出庭作證和答辯。筆者撰寫的5萬余字的“鑒定書”,以翔實的歷史事實、國際法一般原則和理論論證了《中日聯合聲明》不可能放棄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的對日索賠權以及“日華和約”的無效性。此后,筆者又向東京高等法院寄送了《補充意見書》,針對“日華和約有效論”的各種所謂法理依據,根據日本政府解密的外交檔案、歷史事實以及相關的國際法原則和法理進行了深入的駁斥。

有理由推斷,日本高等法院已經評估出日本政府主張的“《中日聯合聲明》放棄論”以及“日華和約有效論”只是無顏面世的荒謬邏輯,故而在判決書中有意回避。同樣,東京高等法院分別在2005年3月31日、4月19日、5月13日、6月23日,對其它4起中國民間戰爭受害者上訴案的判決,全都回避了原本應當判斷國家間是否放棄了民間個人請求權的問題。從2005年一系列最新的判決結果中可以感知,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活動在日本政府人為設置的法律障礙方面已經打開了缺口,并取得了階段性的突破。

此外,與訴訟時效有關的日本政府的抗辯理由“除斥期間”問題,在日本法律中從來就沒有明文規定過,也是缺乏實體法依據的。不僅如此,由于731部隊細菌戰受害者的受害狀態至今仍持續著,加之戰后日本政府刻意隱瞞加害事實,可以說侵權行為在戰后還一直持續著。東京高等法院在明知日本政府的這一“抗辯理由”理虧并難以成立時,仍刻意地回避這一令日本政府難堪的爭議問題。該判決書技術性地回避判斷訴訟雙方的主要爭議點的行為,表明了該法庭法官寧愿不顧司法審判常規而刻意偏袒日本政府,其職業道德操守實難令人尊重。

小結

回顧法庭訴訟斗爭的全部過程,可以說731部隊細菌戰受害者方已然在3個方面取得了斗爭的勝利。第一,二審法庭不得不拒絕日本政府所謂的由于《中日聯合聲明》以及“日華和約”而導致的個人請求權的喪失的主張;第二,二審法庭不得不拒絕日本政府關于侵權行為經過20年后受害人就喪失訴權的“除斥期間”的主張;第三,日本一審二審法庭不得不以法律文書的形式認定了違反國際法的細菌戰事實。

8年訴訟路漫漫,經過32次庭審和一審二審兩次判決,60多年前侵華日軍在中國實施反人類細菌戰的罪行被漸漸揭穿,而中國民間清算血債的正義行為也被全世界越來越多的人所關註。此外,只要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堅持真理,不斷地在國際社會揭露日本政府人為制造的那些法律障礙的謬誤,就必將有助于促使日本方面最終無顏固守其抗辯謬論。

【華發網根據《文史参考》、人民網、中新社、軍事歷史等整合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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