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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光怕聲又怕風:江青折騰人的“女皇”生活

怕光怕聲又怕風:江青折騰人的“女皇”生活

戰斗英雄郅順義的座右銘是:“榮譽多了,謙虛謹慎的精神不能丟;生活好了,艱苦樸素的作風不能變;職位高了,普通一兵的本色不能忘;年紀大了,旺盛的革命斗志不能減。”江青的所做所為,和郅順義同志說的恰恰相反:地位高了,更加狂了;生活好了,更加奢侈了;年紀大了,靈魂更加丑惡了。

江青飲食起居的許多特異要求

江青有奇特的生活習慣,她晚上不睡覺,熬夜、熬人、玩樂,打發時光。她每天下午一時左右起床(這叫早晨起床)。起床前,先打鈴通知護士。護士聽到鈴聲,把事先準備好的漱口水、麥片粥用托盤端到江青的床邊,輕輕放在她的床頭柜上,然后,拉開半邊厚窗簾,透進一點光亮。江青穿著睡袍半躺在床上,護士幫助她漱完口、吃完粥,換上另一件睡袍,由護士攙扶到衛生間解大小便,洗手、洗臉。洗完以后,脫去睡袍,穿上衣服,到辦公室看文件。辦公時,還吃一次水果。辦公的時間多則一個小時,少則幾分鐘。然后,打鈴通知警衛員準備散步。散步除步行外,坐汽車、騎馬也算。散完步,到17號樓,不是打撲克,就是看電影,有時還打打乒乓球。在17號樓一至兩個小時,警衛員估計她折騰得累了,就給她吃上一次鎮靜藥。

下午4時左右回住樓吃午飯。飯后再吃一次鎮靜藥,上床睡午覺。6時左右起床后,中央有會去參加會;沒有會,看半個小時的文件,就又到戶外散步或者騎馬,到17號樓打撲克、打乒乓球。約8時左右回住樓吃晚飯。晚飯后,通常是約上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到17號樓看外國電影。有時還約上影視界的導演、攝影師及著名演員陪看,說是叫他們學習外國的攝影、燈光和表演藝術。看外國的原聲影片時,就請來外文翻譯,邊看邊給她翻譯。偌大的禮堂,往往只有四五個人看電影,有時只有江青一個人看。有時看一部片子,有時看兩部片子,有時抽出幾部片子中的幾本看。

如果她出去參加會議,無論回到住地時間多么晚,也要到17號樓看上一兩部電影再回住樓睡覺。不想睡的話,再打一兩個小時的撲克。

回住樓之前,吃上第一次安眠藥。回住樓之后,洗澡、漱口、解大小便,然后吃上第二次安眠藥。上床之后,吃上第三次安眠藥,護士再在她的床頭柜上放一份備用安眠藥。大約凌晨4時左右入睡。

這就是江青一天的生活。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員都要向她請安。她起床時不用力坐起,怕傷了心臟,要護士輕輕把她托起。從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貼身短褲,都要由護士給她按前后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給她報風向、風力、天氣溫度。

給她穿鞋襪時,她連腳也懶得抬動一下,護士只好跪在地上給她穿。穿快了,她說護士動作粗野,搞得她緊張出汗,于是就破口大罵,說對她沒有溫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說護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著急出汗,也破口大罵,說是用軟刀子殺人。

上床睡覺之前,護士幫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襪脫掉,給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衛生間,駕著她坐在浴盆中特制的木墩上洗澡。洗澡的辦法,是讓護士拿著噴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勻噴撒。要求水溫不涼不熱,水流不急不慢。如果水速快了,她說刺得皮膚疼,水速慢了說是故意使她著急出汗,快慢她都罵人。

她吃飯非常挑剔,飯菜要清淡,又要有營養。炒菜、燒湯不準用骨頭,也不準放味精,說骨頭湯里膽固醇高,說味精是化學制品,含有有害物質。但是,她又要求菜、湯必須有骨頭湯和味精的鮮美味道。雞蛋只要蛋清,不能有一點蛋黃,說蛋黃有膽固醇。雛雞要半斤的,老母雞要七至十斤的。魚要切頭去尾,只吃中間的。螃蟹只要公的不要母的,她說母螃蟹膽固醇高。菠菜要做菜泥,芹菜要抽掉絲,豌豆要剝老皮,綠豆牙要掐掉頭和尾。飯菜的溫度要求適度,既不能燙嘴,又不能不熱。不但要吃中餐,而且要吃西餐。吃點心要法國式、德國式和俄國式的。

喝的水既不能稍微涼一點,也不能燙。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水溫稍微高一點,就對護士破口大罵,說故意燙她,把水噴了護士一臉,還用力把水杯摔了個粉碎。

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溫度。蘋果和梨,要切成長條,泡在溫水里,浸泡到一定溫度她再吃,溫度稍不適口就罵個不停。

江青的衣服繁多,樣式各異,有中式的、西式的、古式的,一應俱全,并經常翻新。光是大衣就有長的、短的、中的、單的、夾的、棉的,還分便裝和軍裝。她的內衣不知有多少,身上稍有汗漬就要立即更換,每天要換十幾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給她換內衣也夠難的。護士幫她脫掉衣服以后,要用毛巾擦干身子,擦勁大了小了都不行。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四五百條,都要很松軟的。江青無論走到哪里,護士總得背著一個大挎包,里面裝的全是衣服和毛巾。

她特別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電視上,她看到菲律賓原總統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別,就非常羨慕。有一次,馬科斯夫人來華訪問,江青為了和她比美,特意叫服裝研究部門仿照“唐三彩”,為她晝夜趕制了一件黑色繡花連衣裙和一雙云頭鞋,還叫有關單位給她特制了三種發型的假發和頭套。

江青的住房要求高大、寬敞,要有大臥室、大辦公室、大衛生間、大客廳、大餐廳,還有大放映室、大娛樂室。不論在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內,冬天必須有暖氣,夏天必須有空調,要求保持恒溫。室內凡是她能活動的地方,都要求鋪上地毯,連衛生間都要求鋪滿地毯。她說:“在地毯上走有腳步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會摔壞。”

住室、辦公室的窗子玻璃要四層的,窗簾要三層的(紗簾、綢簾和厚絨簾)。室內墻壁、屋頂、窗簾、燈光、地毯以及各種家具等的顏色,都要求有一種柔和的感覺。住進之前,要求用紫外線消毒。

江青用以折騰人的“四怕”

一是怕風。

“風”對于江青來說太可怕了;對于工作人員來說,也太難解決了。

她經常對工作人員講:“室內的風太厲害了,針大的孔,斗大的風,風對我是殺人不見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軟刀子還是一把硬刀子,你們是知道的。你們如果不能給我解決風的問題,就是沒有盡到保護我的責任,就是對我沒有階級感情。”顯然是把她感到有風還是沒有風的問題,提到立場問題、感情問題甚至政治問題上來了。因此,她經常在風的問題上,對我們進行刁難、辱罵和迫害。

事實上,江青居住的房子,有風能鉆進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釣魚臺國賓館的房子堅固、嚴密、窗子是雙層玻璃,但江青的住樓,按照她的特殊要求,在窗子上又安裝了兩層玻璃,通往她的臥室、辦公室有兩道密封門。她在臥室、辦公室或餐廳、會客廳時,把門窗都關嚴,三層窗簾全拉上,有時她還說有賊風。她每次喊有賊風的時候,就坐臥不寧,命令我們立即找風源、堵“賊孔”。如果找不到風源、“賊孔”,就說我們對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時,她別出心裁地叫我們點著一支香煙,睜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細觀察冒的煙往哪個方向飄動,然后確定立即採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煙筆直地往上飄動,她還感覺有風,就會說我們沒有本事,連風源都找不到,或者說“這里有鬼了”,大動肝火。

有一次,她叫護士曉舟查風源。曉舟用盡了一切辦法也沒有找到風源,就對她說:“你教給我們查風源的辦法都用了,也沒有找到風源,你今天的身體是不是不舒服,本來沒有風,你感覺有風?”江青聽了大怒,大罵了曉舟之后,又隨手抄起一把銳利的大剪刀,用力狠狠地朝曉舟扔過去。幸虧曉舟躲閃得快,才沒有被剪刀戳傷。

她說怕風的時候,如果想到室外散步,無論是嚴寒的冬天,還是酷暑盛夏,身上都要穿得嚴嚴的,頭上戴上帽子,脖子上圍上圍巾。出樓門時,面朝里,背朝外,警衛員在她背后,雙手扶著她的肩膀,引導她往后退著走。出樓門以后,用毛巾捂著口、鼻,緩緩轉過身去,低著頭,慢慢走。一輛小轎車跟在其后,她一說有風,汽車就得趕快開過去,讓她坐進去。

要說江青怕風,真是怕得夠水平,怕得使我們夠受的。可有時候她又不怕風,站在風頭上都不怕。

1970年11月,江青在海南島三亞休養。有一天,她來了游山玩水的興趣,要求乘坐魚雷快艇到一個小島去玩。快艇從某軍港到某小島的途中,海風颼颼。江青為了拍攝快艇后邊的浪花,竟站到了快艇的最高處。當時,快艇時速已達40多海里,她還嫌跑得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點,再跑快點!”

我們被海風刮得都站不穩,受不了啦,可是她卻一點事兒也沒有,既不打噴嚏,也沒有感冒。

我們常在背后議論說,她不是真的怕風,是神經病,故意折騰人。

二是怕聲。

江青居住在幽靜的釣魚臺,她住的10號和11號樓,座落在偌大賓館的中心區。東邊距離大馬路甚遠,況且有15號和16號樓遮擋,幾乎聽不到汽車的聲音。西邊是玉淵潭公園,但從江青住進釣魚臺以后,就封園了,四周用鐵絲網圍了起來,并有警衛部隊把守,把人民公園變成了禁區。南邊既沒有居民區又沒有馬路。北邊的9號樓由張春橋、姚文元居住,他們都知道江青怕聲音,樓內很少發出聲響。這樣安靜的環境,在北京是很難找到的。可是,難伺候的江青,在聲音問題上,還是把工作人員折騰苦了。

前面已經提到,江青住的房子門窗都很嚴密,門縫、窗縫都用密封條貼得嚴嚴實實,但她還經常喊叫樓房外邊有聲音,樓房里面有聲音。我們不曉得她的耳朵是怎么長的,對于聲音是如此的靈敏:隱隱約約、淅淅瀝瀝的細雨聲,風吹草動聲,樹枝竹葉的搖動聲,蟬鳴聲,她都聽得見,并且叫嚷:“聲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時她就捂著耳朵,閉著兩只眼睛,緊鎖眉頭,搖晃著腦袋,命令工作人員轟鳥、趕蟬、打樹葉、砍竹子。

江青怕聲音怕得最厲害的時候,對工作人員走路時鞋子踏在地毯上的細小聲,衣服的磨擦聲,她都說聲音太大,受不了,說腦仁疼。于是,就命令我們走路不準穿鞋子,兩條腿叉開,兩只胳膊抬起來,以免發出磨擦聲。我們在她旁邊站著、蹲著、跪著時,不準大聲呼吸;嗓子癢了,也不準咳嗽;拿放東西時都要輕而又輕。

特別是跟她說話時聲音大小、速度快慢,就更難掌握了。聲音稍微大一點,她說震得她腦仁疼;小了,她說聽不清,使她著急出汗。說話速度稍微快一點,她說對她不尊重;稍微慢一點,她說故意使她煩躁,使她著急出汗。我們怎么說話都要受到她的訓斥,真讓人左右為難。

奇怪的是,怕聲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興的時候,多么大的聲音她也不怕了。

會見“革命小將”的時候,紅衛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體健康!”她不但不怕從高音喇叭里發出來的震耳欲聾的聲音,而且高興得手舞足蹈;還高喊:“向紅衛兵小將學習!向紅衛兵小將致敬!”

她幾次到外地游山玩水乘坐的專機是蘇聯制造的伊爾18型飛機;四個螺旋槳的轟鳴聲她都不在乎,還在飛機上打撲克、睡大覺。坐火車時,車輪和鐵軌的撞擊聲,她一點也不怕。那年她去海南島休息時,到某高射炮陣地去玩,她為了攝影,命令十幾門大炮一齊開火。炮聲劃破寧靜的海島,震耳欲聾,她不但不說害怕,還哈哈大笑說:“真過癮,今天我可搶拍了好鏡頭。”

三是怕冷怕熱。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內溫度,是很難掌握的。冬天要求控制在21.5度,夏天要求控制在26度,上下都不能超過0.5度。工作人員掌握溫度準確性的難度之大且不說,更難的是如她所說:“我要求你們掌握溫度的標準應以我的感覺為準。”我不記得有多少次,我們掌握的溫度和她要求的分毫不差,而她卻大發脾氣,毫無道理地說:“我告訴你們,溫度表的度數不能說明問題,我的感覺才能說明問題。”

她的感覺來自她的心情。江青是個反復無常的人,心情瞬息萬變,誰知道什么時候她有什么心情,掌握溫度怎么能跟著她的感覺走呢?她心情不好的時候,就經常在溫度問題上故意找茬,借此整人。

當她感覺溫度不合適,有時就大喊大叫一陣,有時還親自去看溫度表。她是怎樣看的呢?感覺熱時,就彎下腰去,從溫度表的下面往上看;感覺冷時,就踮起腳跟,從溫度表的上面往下看。從上往下看和從下往上看,視覺相差兩三度,以此來證明她的感覺是對的,溫度表是假的。江青為了證明自己對,別人錯,為了找借口整人,真是挖空心思。有好幾次,她看完溫度表以后,大聲喊叫:“這表是假的,去你的!”拿起溫度表摔個粉碎,拂袖而去。這樣的結果還算好的,無非是換一只溫度表罷了。更多的時候她就大罵:“你們合伙來對付我,有意傷害我!”“你們利用溫度殘害我,折磨我!”有時還有所指地說:“你們在你們的后臺指使下,在溫度表上弄虛作假。”

江青真的怕冷嗎?不是的。北京的嚴冬季節,寒氣襲人,她白天到門戶外拍攝雪景;深夜拍攝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騰就是三四個小時,也沒有事。

1970年11月份在海南島,有一天她高興了,要到海里摸海貝,在水里一呆就是四個多小時,解小便也不肯上岸。“怕冷”的江青在海水里泡了大半天,既不說冷,也不感冒,豈不怪哉!

江青真的怕熱嗎?也不是。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釣魚臺17號樓給林彪照禿頭相時,七八個大聚光燈一齊打開,室內溫度很快上升到30多度。我們在場的人都熱得大汗淋漓了,她也不說熱。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時間,江青打撲克打瘋了,在室內打的時間久了,嫌空氣不新鮮,就命令工作人員在室外給她搭一個七平米的大型蚊帳。她晚上鉆進去打,白天也鉆進去打,一打就是兩三個小時,也不說里邊熱。

到過廣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氣候又潮濕又悶熱,但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國作家維特克,在室外一玩就是七八個小時,游蘭圃、逛粵秀、去石灣,活動量大得驚人。跟隨她的工作人員都熱得難以忍受,奇怪的是江青并不喊熱。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也夠水平,大白天在室內看文件,還叫工作人員把三層窗簾全部拉得嚴嚴的,一絲光也不準進去。打開光線柔和的落地燈,燈罩上還要蓋一塊黑佈。她的床頭柜—上的臺燈燈泡度數很小,燈罩上不是蓋一塊黑佈,就是蓋一塊厚厚的深綠佈。

江青在全國各地的“行宮”,室內的光線都很暗。特別是在上海的“行宮”,室內的各種色調更加適合江青的要求。諸如燈光、屋頂、墻壁、門窗、地毯、窗簾以及各種家具都是綠色的。打開燈以后,好像進了威虎山的威虎洞。我們要是一個人在她的室內工作,還真有點害怕,可是她覺得很舒服。

江青真的怕光嗎?也不是。她在公共場所會見外賓、接見紅衛兵時,給她拍電影、電視的聚光燈驟亮,強光照射,閃光燈不停地閃爍,她一點兒也不怕,還興高採烈地鼓掌、講話。

江青的“四怕”和“四不怕”本身就充分說明了一個問題,這就是她憑借她的特殊身份和權勢,故意刁難人、整人。

延伸閱讀:江青權欲極度膨脹 毛澤東告誡“不要由你組閣”

10月18日夜,在釣魚臺十七號樓,江青又約見了王海容、唐聞生,張春橋、姚文元以及剛從長沙回來的王洪文在側。

江青知道,丹麥首相后天飛往長沙時,將由王海容、唐聞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聞生作為“直線電話”,再為她向毛澤東傳話。

1980年11月26日上午,特別法庭審問王洪文的記錄中有這么一段:

問:“你從長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誰傳達了去長沙的情況?”

答:“回來后即向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講了去長沙的情況。在傳達過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聞生來參加。”

王洪文還說,他去長沙,“實際上是阻撓鄧小平出來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江青要王海容、唐聞生轉告毛澤東:“國務院的領導經常借談工作搞串聯,周恩來在醫院并不真正養病,鄧小平和周恩來、葉劍英他們都是一起的,周是后臺。……”

王海容、唐聞生意識到事態的嚴重,翌日——19日,便向周恩來原原本本作了匯報。

20日,丹麥首相哈特林夫婦從北京飛往長沙,王海容、唐聞生同行。

接待外賓畢,王海容、唐聞生留了下來。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轉達了周恩來的意見,也轉告了江青的話。

毛澤東要王海容、唐聞生回北京轉告周恩來、王洪文:

“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問題要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還要王海容、唐聞生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叫他們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東西。

江青在17日發起挑戰,在18日、20日連遭失敗——不論是王洪文回來,還是王海容、唐聞生回來,都傳達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堅決支持。

就在這時候,江青又遭到一次打擊:

釣魚臺十八號樓是接待外國元首的國賓樓。1972年周恩來指示有關部門,從各地選來了一些丹青大師的國畫,懸掛在樓里,單調的墻面有了清新高雅的點綴,顯得生動活潑多了。江青經常出入十八號樓,那些大幅山水畫和精致的花鳥小品,江青不會視而不見,也決不會輕易賞心悅目,不挑毛病的。不久前她還為江蘇老畫家陳大羽畫的一只公雞大動肝火,這幅畫成了她大批黑畫的導火線。江青的舉動搞得懸掛國畫的幾家大賓館惶惶不可終日,畫家們如大禍臨頭。

終于,厄運降臨到十八號樓的國畫上。

10月間,江青突然要攝影記者杜修賢為她放大攝影作品。攝影師按照影展的規格,放大了七十八張不同尺寸的照片,并且根據以前的規定收取了江青一千零五元的制作費。因為影展除了有一筆門票收入外,各報刊都要選用照片,還要支付作者稿費,所以江青完全可以用這幾筆收入支付照片制作費。可是攝影師將照片送給江青才知道,放大照片是為了取而代之十八號樓的國畫。這種別出心裁的展覽欲,令人啼笑皆非。

江青見照片,興奮地說:“將這些牡丹、月季、海棠……還有這個石榴,換上去!11月5日有兩個國家總統要來訪問中國,要抓緊時間換上去。外面都在批黑畫,我們這里是國家級賓館還能再掛這些資產階級情調的畫?我最討厭一成不變,老一套!”

這席話符合江青的個性。她就是借反對墨守成規,使得文藝界百花雕零,文藝家紛紛倒臺。如今她又反對國家級賓館的“墨守成規”。

她的十三張二十英寸花卉照片很快取代了國畫,掛在主廳里。

照片只掛了三天,就神出鬼沒地不見了。等人們發現時,十三張國畫已經原封不動地回到了老地方。

原以為江青要氣得發瘋,負責警衛的人心驚膽顫找到江青時,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江青正在十號樓用自己的照片招待政治局的委員們,大照片攤了一長桌,見警衛處來人,笑瞇瞇地說:“這些照片是我為委員們準備的,他們喜歡我照的照片。這次隨他們挑,喜歡什么就拿什么。”江青這番話,令人驚奇,好像她根本不知道她的“國際影展”已經宣告破產!

其實她在掩飾自己的憤怒和難堪,勉強保持表面的鎮靜,以顯示她大度、不與人計較的風度。

江青不是一個能夠容忍反對她的人,這次怎么變了?大家議論紛紛,這事情變化得太蹊蹺,除非毛澤東才能制止江青。果然,這個反對她的人不是別人,就是毛澤東!也只有毛澤東才能有效阻止江青無限擴大的欲望。毛澤東雖然遠在千里之外,可是江青在北京的一舉一動都瞞不過他,當他知道江青又在“照片搭臺,政治唱戲”,氣得訓她:你有什么權利可以隨便換下國賓館的畫,掛上自己的作品?夜郎自大,這樣要不得!統統取下來!

江青畢竟是江青,沒有幾天,她發瘋般地從樓里抱出剩余的照片,奔到院子里,將憋了許久的委屈、痛苦、失意和憤怒統統發泄了出來,化為熊熊烈火。那價值一千多元的照片終于成了一堆焦黑的廢紙,隨風紛紛揚揚在釣魚臺的草地上翻滾、飄動。等警衛人員發現,沖過來搶救照片,照片已經化為灰燼。(注:顧保孜:《樣板戲出臺內幕》,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4年版。)

盡管這只是小事一樁,卻也深刻反映出毛澤東對于江青那膨脹的權欲的強烈反感。

此后不久,江青再遭慘敗。

那是11月12日,鄧小平飛抵長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聞生。

毛澤東一見鄧小平,就幽默地說:“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

鄧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鄧小平所指的,是10月17日的政治局會議。

毛澤東贊揚道:“好!”

鄧小平說:“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澤東又道:“我贊成你!”

鄧小平說:“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強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她們都不高興。”毛澤東所說“她們”,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聞生。

鄧小平說:“我主要是感覺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

毛澤東道:“這個好。”

鄧小平談及了自己:“最近關于我的工作決定,主席已經講了,不應再提什么意見了,但是看來責任是太重了點。”

鄧小平說的是毛澤東提議他擔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說:“沒辦法呢,只好擔起來啰。”

也就在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聞生帶了一封信給毛澤東。江青在信中提出,謝靜宜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遲群當教育部長,喬冠華當副總理,毛遠新、遲群、謝靜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為“接班人”來培養。她依然在“組閣”。

毛澤東在江青的信上,寫下了那著名的“不要由你組閣(當后臺老板)”的批示。

據汪東興回憶,毛澤東在寫這一批示時,正值他在側。毛澤東寫到“至囑”之后,擱筆問汪東興,對江青還有什么意見?

汪東興答道:“她沒有自知之明。”

于是,毛澤東又提筆,加上那句:“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澤東的批示,給江青潑了一盆冷水。

11月19日,江青又給毛澤東寫了那表面上是“檢討”、實際上是要官的那封信。翌日,毛澤東在長沙復江青一短函,話說得直截了當:

江青:

可讀李固給黃瓊書。就思想文章而論,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此囑。

毛澤東

1974年11月20日

李固、黃瓊都是東漢人,李固曾任荊州刺史、泰山太守,黃瓊則曾任尚書令、太尉、司空,李固《遺黃瓊書》是中國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便出于此文。黃瓊曾稱病不愿入朝做官,后來由于公卿推薦才前往京城。李固素來敬慕黃瓊,寫了與黃瓊書。信中既批評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毛澤東勸江青讀李固給黃瓊書,意在告誡她要謙虛謹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識到“其實難副”。

為搞到整人材料 江青把葉劍英六個子女投進監獄

作為葉劍英的二女兒,葉向真在文革中也有一段驚心動魄的歲月,她策劃組織了1966年12月“綁架”彭真事件,并組織公開批斗彭、羅、陸、楊等人的萬人群眾大會,但在隨后,她也經歷了身世浮沉。

位于北京西山軍事科學院里的一個宅院里,葉劍英的夫人吳博和二女兒凌孜(葉向真)平靜地生活著,遠離喧囂都市。在掛滿葉帥照片的客廳里,凌孜迎面走來,高挑、干練,高雅,完全不似一個年屆七旬的老人。

凌孜說,看著客廳里懸掛的那張父親與她的合影,總是會回憶起1963年11月一個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孜陪父親在院落里散步。父親撿起一片紅葉觀賞了一下,隨手交給凌孜,凌孜回屋就把紅葉夾進父親的厚書里。沒想到,隔了一天,父親寫了一首五言詩:“翠柏圍深院,紅楓傍小樓;書中藏醉葉,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個楓葉飄落的深秋,葉劍英在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當時我找出了一片存在書中的楓葉,兄弟姐妹們都在上面簽了名字,以作為對父親的懷念”。

“我們院里的果樹都是他讓種的。他們這些老革命,特別珍惜土地,千方百計要讓土地發揮出價值,能為人所用。于是,種菜、種果樹,蘋果、梨、桃子、柿子、核桃、銀杏都有”。

不難想象,這個葉劍英居住了近30年的庭院,當年一定是綠蔭疊翠,瓜果低垂。而今在凌孜的打理下依然生機盎然。凌孜說,無論是蒼松翠柏還是瓜果菜蔬,眼前處處都留下了父親的痕跡:樹蔭下有他不倦讀書的身影,大廳里有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時認真的模樣。

凌孜歷歷在目的還有與父親在一起的文革歲月。

■ 紅衛后與總理

1966年“文革”爆發,那年,我25歲,在中央戲劇學院讀書,還擔任了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會主席。文革大潮中,我亦難抵造反激情。當時我的想法很單純,不管是哪個派系,都是永遠忠于毛主席,這個宗旨不變。派系間互相看不順眼,我對你有看法,你對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這都是當時紅衛兵的口號,還成立了毛澤東思想戰斗團(葉向真是中央戲劇學院“造反派”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首腦,成為首都藝術院校的“造反派”領袖)。

父親這時候主要負責北京的治安,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十分謹慎,但目睹“造反派”種種破壞活動,無力制止,只能大力穩定住軍隊局勢,強調軍隊與地方不同,不能隨便揪斗、處分干部。

1966年,毛澤東先后8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當時首都治安由父親管,有一次他一回來就說“糟了”,因為紅衛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門廣場發現了很多金條。實際是當時紅衛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兒都搶了來,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結果一高興,一擠,金條從兜里掉出去了。父親非常感慨地說了一句:“如果這樣下去,年輕人不知道會學成什么樣!”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號召“一定要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組就到各個學校講話,講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些人都是反黨的,不應該讓他們養尊處優,應該讓他們到群眾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學生都這樣,指哪兒打哪兒,中央文革小組把紅衛兵召去開會,說應該做這件事。在這種號召之下,我們就做了。(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兩輛載滿紅衛兵的汽車停在位于臺基廠7號的彭真住地,他們把一封信交給了門衛。趁門衛進屋看信之機,紅衛兵強行沖進了大門,把彭真從被窩里搶走,并擺脫了隨后追來的警衛人員。)

江青很會利用我們這些熱血青年。當時我們有一種單純的革命熱情,或者說,是一種信念,帶有一種色彩。我們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就認為一定就是這樣了。江青為此還把我請到釣魚臺跟她一起吃飯,說:怎么能讓這些反革命在家養尊處優,要讓他們見群眾嘛!

我們抓了彭、羅、陸3個人,除了楊尚昆,因為找不到他住的地兒。這件事馬上驚動了周恩來總理。他打電話問戚本禹是誰搶走的。戚本禹說,“可能是葉向真,我們打聽打聽”。不到五分鐘,他說是葉向真。

周總理千方百計找到我,跟我要人。我們就和總理談判。周總理看著我笑,他看著我長大的,就問“你們怎么回事啊,把他們藏在哪里了”?我們不說,就說把他們藏在安全的地方了。總理就笑,說我們保證,幫你們開群眾大會。

周總理一生經歷大小談判無數,他說:“你們看不住,如果有壞人搗亂,你們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你們不是還少一個楊尚昆么,開會的時候我保證把四個人都送過來”。

周總理什么場合沒經歷過,跟我們談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還笑嘻嘻的,覺得我們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

我們當然聽總理的話,總理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就老實交代藏在中央樂團的音樂大廳。后來真的開會的時候,他們四個人都到了(公開批斗彭、羅、陸、楊等人的萬人群眾大會是全國首次公開揪斗中央一級的“黑幫”,轟動一時)。

1966年底,包括葉劍英在內的幾位元帥以及軍委各總部的負責人開始遭到“造反派”的圍攻,性格直爽的陳毅首當其沖,葉劍英也被迫在軍校師生大會上作“檢討”。其后,“造反派”數次醞釀揪斗陳、葉,被周恩來出面制止。

1967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全部癱瘓了。2月,在中南海懷仁堂周恩來總理召開的一個會議上,父親責問“中央文革小組”一伙:“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干什么……”

在京西賓館一次軍事會議上,一向溫和儒雅的父親突然發火,猛擊桌子,小拇指被拍斷了,后來這被定為所謂的“二月逆流”。 此后,父親因“二月逆流”問題,不再擔任軍隊的重要工作。

■ 文革被關押4年,父親擔心凌孜“傻掉了”

在父親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長謝富治執行,突然把我們家6個子女和保姆都抓起來關進了監獄,為的是從子女口中弄出整父親的材料(1967年,葉向真和丈夫劉詩昆作為葉家成員首先遭逮捕。1962年葉向真和“鋼琴神童”劉詩昆結婚,并于1964年生了兒子毛毛。當時,葉劍英的長子葉選平、次子葉選寧、長女葉楚梅、長婿鄒家華連同一個帶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監獄分別關押)。

四人幫要想把父親這塊石頭搬掉,要把他弄下去,但是找不到有問題的證據能把他抓到監獄里,就從親屬身上做文章。

我被關押在9平方米的單人牢房里,一切與外界隔絕。我不知道其他親人已經被抓了起來。開始的時候覺得沒什么,想著不管怎么著,過幾天還不得把我放了啊。結果越關越不對勁兒。兩三個月后,覺得事情沒那么簡單,好像他們弄不倒我父親就要永遠弄我,但如果我父親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后來,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關了快兩年了,看樣子也出不去了,活著沒意思。當時還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點。

在牢里我鉆研起了中醫,試驗針灸。趁提審時,我在桌子上撿了根大頭針,又從掃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鐵絲,在水泥地上磨成針,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來,獄醫給犯人看病時,無意間遺落下兩支針。我從此用這兩支正牌武器練習針灸,為出獄后當醫生埋下了伏筆。

“九一三事件”后,父親重新主持軍委工作。周恩來總理向毛澤東說:“葉帥一個女兒還在監獄里關著,就是延安出生的那個……”

毛澤東說:“一個孩子關她做什么!”由于周總理的提醒,1970年我終于重獲自由。然而,我出獄后讓父親震驚了,我幾乎連話都不會講了,人也變得十分遲鈍。

我被關了近4年的單人牢房,是葉家被關時間最長的一個。出來后我怕聽到聲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著。每當這種時候,父親就想跟我說說話,比如“身體狀況如何”,而我卻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來說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話:“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聽了我的話,父親眼圈發紅,眼睛濕潤了,他說:“不是!是爸爸連累了你們。”

父親對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們幾個做兒女的遭遇種種磨難,完全是因為江青要整他。他擔心我會傻掉,幸運的是一年以后,我身體恢復基本正常(1972年,葉向真改名江峰進入北京醫學院改行學醫,兩年后在解放軍301醫院實習。實習結束后,她留在了這家醫院,開始了7年的外科醫生生涯)。

■ 《原野》沉浮

“十年浩劫”結束后,1978年,我改筆名凌孜回到文藝界,當了電影導演,在中國新聞社電影部拍攝紀錄片。我這個名字已經夠響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國很多大字報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讓我這名字到處出現。

父親希望我做個中國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蘇聯著名的植物育種家。上世紀50年代,紀錄片《米丘林》在國內上映時,鼓舞了不少立志投身植物研究的熱血青年)。我小時候對植物的栽培嫁有天賦,父親認為我學習植物學會很有前途。但是,我沒和父親商量就報考了藝術學院。1960年,父親得知我考上的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后就不高興了。他一個星期沒跟我說一句話。

在父親看來,你要選擇的職業,應該很直接的對國家有用,學電影導演不能很直接的對國家做貢獻( 同時代的開國元勛的孩子們,要么是去哈爾濱軍事學院、要么是去蘇聯留學,都是學習通訊、導彈、潛艇之類的國家急需人才)。

高中時我是北師大女附中的話劇團團長。我們這一屆有好多喜歡文藝的,大家一哄而上就去考了,光電影學院導演系就考上三個,還有北京藝術學院、中央戲劇學院等。

20年后,我拍完電影《原野》,請父親看這部片子。父親看完才說了一句話:“現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這個話劇好多年沒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戲拍小品的時候才拿出來演。1980年,香港電影界人士榮念增看到這部影片的拷貝,并向威尼斯電影節亞洲選片人馬克·穆勒做了推薦。馬克·穆勒是現任威尼斯電影節主席。1981年,葉向真一人前往威尼斯參加電影節,因為這部片子在某個領導看來是“男盜女娼”,電影局禁止演職人員前往參賽。

馬克·穆勒代表電影節將《原野》選入參賽片,這是中國第一部參賽的電影。最終獲得那一屆威尼斯電影節世界最優秀影片推薦榮譽獎。這是我們國家第一部入圍威尼斯電影節的電影。

但獲獎的《原野》并沒有就此進入公眾視線,雖然香港票房大獲好評,但是,在大陸被審查定性為“只能外銷,禁止內銷”片。

時隔7年之后, 《原野》解禁。在1988年中國電影百花獎的評選中,《原野》獲得最佳故事片獎。1986年深秋,父親因病逝世,讓我遺憾父親沒能看到自己事業上的這次“平反”。《原野》之后,我又拍了《風吹嗩吶聲》和《三寶鬧深圳》(1982年,凌孜根據韓少功小說改編的電影《風吹嗩吶聲》,引起夏威夷等三個電影節的關註, 這部片子出人意料的是“只準內銷,禁止外銷”,多種原因下,凌孜揮別影壇)。

跟著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近幾年我致力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宣傳和普及。對于我的文革經歷,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現在想當年當然不對,真幼稚,但歷史就是這樣的,這是歷史的產物。

開國大典時,江青在蘇聯 闖天安門城樓一說不實

2005年8月26日,“文革”中江青的第一任秘書閻長貴轉給中央警衛局原副局長鄔吉成兩篇文章:一篇是《開國大典內衛秘聞》(摘自《中華兒女》2004年第10期);另一篇是《書報文摘》2005年4月22日登載的《江青為何無緣開國大典》(摘自《黨史博採》)。閻長貴在給鄔吉成的信中說:“關于‘江青無緣開國大典’的事,現在報刊上不斷宣傳。記得在春節聚會時,您曾談過事實不是這樣。這件事情您清楚,您看能否寫個東西澄清一下,不要使這個問題再以訛傳訛了。如何請酌。”

同年9月,我到鄔吉成家里去看望他,他把這兩篇文章交給我,叫我寫篇文章以正視聽。

他說:“銀祿同志,你先看看這兩篇文章,然后我跟你說說我所知道的情況及我的看法。”

我接過文章,仔細看后,認為這兩篇文章雖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但其中心內容非常相同,文章都寫道:“開國大典正在有序地進行著,勞動人民文化宮一側入口處,警衛突然發現一位風姿綽約的中年女士旁若無人地直往里闖。她既未佩戴觀禮證,也無代表證,警衛毫不客氣地將她截住,盤問起來。哪知此人不僅不接受盤問,反而責備起警衛來。‘你有什么權力問我,我是中南海辦公室主任,要到主席那里去。’來的人是江青,可警衛并不認識她。江青見哨兵不讓她進,就和哨兵吵起來,警衛連忙向上匯報,說有一個女人在入口處吵鬧著要上天安門城樓找毛主席,一直匯報到開國大典警衛工作總指揮、公安部長羅瑞卿那里。羅瑞卿聽完,想都沒想,回答很干脆,只說了四個字:‘照章辦事!’羅部長的話很快傳到入口處,有尚方寶劍,警衛再也不理會江青,把她晾在一邊。江青無奈,只得悻悻而去。”

我看完文章后,鄔吉成說:“開國大典的警衛工作我是從頭到尾親自參加了的,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哨兵攔住江青不叫她上天安門城樓。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不合乎情理嘛!

“第一,那時候,毛澤東已是人人皆知的偉大領袖了,搞警衛工作的人員,尤其是警衛工作負責人也都知道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要上天安門城樓,詢問清楚了再通過電話聯系即可放行,為何仍不放行?

“第二,哨兵不認識江青,她又沒攜帶任何證件,不讓她進,聯系一下也是應該的。但是,作為開國大典警衛工作的總指揮,保衛黨中央、毛主席安全的主要負責人,公安部長羅瑞卿,對毛主席感情很深,對江青很熟悉,得知毛主席的夫人被擋,參加不了開國大典,他會馬上派人把江青接到天安門城樓上的,絕對不會簡單地說‘照章辦事’四個字就把江青拒于場外。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他就不怕江青向毛主席告狀嗎?羅瑞卿是一位很會做人、做事的人,絕不會做那種蠢事。

“第三,江青自從1938年11月與毛主席結婚以后,到‘文革’以前,對人是比較和氣的,她去參加開國大典如此重要的活動,怎么會不佩戴代表證呢?況且,她身邊還帶有警衛員和護士,她們是干什么的?江青怎么會和哨兵吵起來呢?

“第四,當時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領導人到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的路線是:乘車出中南海東門,沿著筒子河往東行駛,再往南拐,進故宮西闕門,再向右往南拐,汽車就直接進入了天安門北邊的停車場,然后即可上天安門城樓。江青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干什么去呢?路線不對嘛。

“第五,那個時候,好像江青到蘇聯看病去了,不在國內,你可以查一查有關資料。”  經過考證,開國大典江青沒有參加的確屬實,那時她到蘇聯治病療養去了。美國作家特里爾在《江青全傳》中寫道:“1949年4月初,江青乘上火車離開了北京,離開她的丈夫,離開了新中國。她帶著護士和警衛員要去蘇聯治病,六個月后,毛澤東著一身軍裝,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并檢閱了浩浩蕩蕩的大軍。共產黨的精英分子精神煥發地從長安街走過。江青這時仍在莫斯科。”

多年以后,江青對我還談起過她1949年去蘇聯治病的事情。

1972年夏季的一天,上午10點左右,我的大兒子突然發高燒。我立即把他送到醫院,然后又急忙趕回江青的住地——釣魚臺10號樓,因為我知道此時江青快要起床了。剛趕回去,江青就打鈴叫我。我進入她的辦公室時,滿頭的汗水還未擦干。江青便問道:“小楊,你剛才干什么去了?頭上怎么這么多汗水?小心感冒啊。”我一五一十地報告給她后,她說:“你兒子在這個季節發高燒,不是中毒性感冒,就是扁桃體發炎,要不就是熱傷風。我告訴你,扁桃體最好不要切除,切除以后,副作用太大。1949年,我去蘇聯做了扁桃體切除手術,在那里住了7個月的醫院,4月份去的,11月份才回國。以后我還是經常發燒,因為切除了扁桃體就等于撤掉了阻擋病菌的哨兵啊!”

江青跟我談話的情況,證實了特里爾寫的是對的,鄔吉成的回憶也是對的——江青未能參加開國大典的原因,不是被哨兵阻擋,而是她當時在蘇聯治病。

為什么有人那樣編寫,并公開在報刊上宣傳,還有不少人信以為真,以訛傳訛呢?對江青有意見、不喜歡她甚至憎恨她的人很多,因為江青本身(特別在“文革”中)有很多問題,但總不能為了丑化江青而不顧事實,有意演繹歷史吧?作為歷史的研究者和學者,絕對不能憑自己的好惡感情用事。無論事大事小,都要求真、求實、求信,并且有責任、有義務將所知曉的真實情況告訴廣大讀者,還歷史以真面目。

【華發網根據《史客》、《聆聽歷史細節》、《同舟共進》、看歷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等整合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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