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根本不存在什么“約法三章”

毛澤東和江青在延安（資料圖片）

毛澤東和江青都是發展變化的。1930年代，即毛澤東和江青戀愛結婚的時候，毛澤東是革命領袖，江青是進步青年，他們的結合有什么不可？看待毛澤東和江青的結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

翻閱大量有關江青和毛澤東的回憶錄、傳記文學、紀實作品，在談到江青和毛澤東結婚問題時，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約法三章”，即對江青限制性規定“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20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等。因此，江青和毛澤東結婚中央政治局有“約法三章”的說法流傳很廣，迄今不斷。當然也有人明確否認有所謂“約法三章”，但這種意見和前一種意見相比，一則數量上不成比例，再則沒有引起人們高度注意。我對這個問題有懷疑。1998年退休后，我從事文革問題的回憶和研究，急于弄清楚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江青和毛澤東結婚，中央政治局究竟有沒有“約法三章”？我認為這不僅涉及歷史事實，而且攸關黨和毛澤東的形象。對這個問題不能從個人好惡和推想出發，也不可人云亦云，一定要尊重事實。這里，先談談應該怎樣看待毛澤東和江青的婚姻以及江青1930年代的一些情況。

對毛澤東和江青的婚姻，現在相當權威的書上說是“錯誤的選擇”、“失敗的選擇”。我認為，這不是歷史的觀點。這種“逆推法”沒什么意義。就因為江青在“文革”中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很大災難，成為歷史的罪人，毛澤東在1930年代選擇江青作伴侶就是“錯誤”和“失敗”的嗎？我認為不能這樣看。這既不是男女平等的觀點，也沒有一點發展變化的眼光。要知道，毛澤東和江青都是發展變化的。回到1930年代，即毛澤東和江青戀愛結婚的時候，毛澤東是革命領袖，江青是進步青年，他們的結合有什么不可？誠然，當時有不少人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其動機也是真誠和善良的，即為革命領袖形象著想，為黨的利益和事業著想；但其根據，說白了，就是認為江青曾經是舊社會所謂三教九流的“戲子”，并有許多緋聞。對江青的過去，毛澤東大概不會完全不知情，他當時到底如何看待，現在沒有充分的材料說明。坦率地說，這種私人感情的事，旁人也很難說明白。只有一點可以肯定，人們的勸阻沒有影響毛同江的結合。從這一點看，也許可以說，毛并不在乎人們勸阻的那些理由。現在很多人都說，江青在延安演《打漁殺家》演得好，受到毛澤東的垂青。這可能是事實，有一定的道理（電視劇《延安頌》就是這樣表現的）。一次看電影時，江青就曾跟我（時任江青機要秘書）說過：“主席就是通過藝術認識我的。”我認為江青這句話很到位，值得玩味，能夠印證前述說法。而江青在《打漁殺家》中有比較好的受人歡迎的演技，顯然不是到延安才有的，是她在上海從藝磨煉出來的。毛澤東既然從《打漁殺家》的表演中對江青有了好感，“順藤摸瓜”，了解了解江青1930年代的從藝情況，不是沒有可能的。又據張云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和楊銀祿《我給江青當秘書》（香港共和出版社2002年版），這兩本書都談到同一件事情，即1968年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除江青外全都簽了名，給毛主席和林彪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附上最近發現的江青（藍蘋）于1937年在上海某雜志上發表的《我的一封公開信》，“從這封《公開信》看，江青早在30年代就已不愧是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簽名者紛紛表示向江青同志學習。對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簽名的這封信毛主席不僅畫了圈，并親筆批道：“我就是從此認識江青的性格的。”從毛澤東對江青《公開信》的態度看，他確確實實不在乎許多人勸他不要和江青結婚的那些理由。再從江青方面說，應該明確，就是從婚姻上講，她也不是為著追求毛澤東才到延安來的。已經披露的材料證明，江青到延安后所追求的第一個人并不是毛澤東，而且當時追求毛澤東的，也不只江青一個女青年……如此等等，情況紛繁復雜，一句話，我們看待毛澤東和江青的結合，一定要有平常的眼光和平常的心。

江青的1930年代究竟應當怎么看？這對全面和正確地認識江青是很重要、很關鍵的問題。江青在“文革”中，一方面吹噓自己1930年代的革命經歷，比如，她經常向人講她19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況（向我也講過），一方面又竭力掩蓋自己1930年代的另一些情況，對了解和涉及自己1930年代歷史的人大施淫威、殘酷迫害，使多少人特別是文藝界人士致死、致殘。她僅在這方面的罪惡也是罄竹難書的。然而客觀地、歷史地講，同其他年代如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相比，江青的1930年代是值得肯定的，它是江青的“黃金年代”（這是外國一個傳記作家的說法）。而江青為什么對她的1930年代又諱莫如深？這大概是古今中外一切出身卑微后來又成為大人物的人的變態心理。

實話實說，江青在1930年代，主要利用藝術形式，如演話劇，演電影，寫文章，為提高婦女地位，爭取婦女解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從總的方面和主要方面講，此時的她是一個愛國的、革命的、進步的青年。特別是從上海到延安，這是從比較安適的地方到十分艱苦的地方，更表現了她的革命性和進步性。江青所走的道路，是當時革命和進步青年所共同走的道路。粉碎“四人幫”后，對江青在延安以及她在整個1930年代的報道和宣傳多是負面的，這勢有所需，情有可原，但從歷史角度講，并不應該。著名的國際友人白求恩對江青的一段描述倒很值得我們注意。1938年，白求恩為支援中國革命來中國后，曾于3月31日到5月2日在延安停留，他了解了延安的一些情況，于1938年8月2日在加拿大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歌頌延安抗大的長文，其中有專門段落談論這“世界上最獨特的大學”里的女性學生，而他講的最典型的一個就是那個“來自上海的著名電影演員”。他這樣寫道：“幾個月以前，這個女子還是無數人的寵物，過著奢侈的生活……現在，她與其他學生同吃小米和胡蘿卜，與其他八個女子同住一個窯洞，同睡一張硬炕……沒有口紅，沒有脂粉，沒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學生一樣，一個月只有一元錢的生活費，用來買肥皂和牙膏。”在這基礎之上的問題非常簡單，“她快樂嗎？”白求恩這樣問，而他的回答接踵而至，他認為她“一定”非常快樂，“因為她像一只松鼠一樣活潑和淘氣”。介紹白求恩這篇作品的薛憶溈說：這兩段文字也許是這所“最獨特的大學”里將對未來中國最具破壞性的“學生”在西方媒體上最早的出現。從白求恩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江青到延安后是非常活躍的，而白求恩在延安停留時看到的江青，還沒有和毛澤東結婚，他也不一定知道江青和毛澤東的戀愛。請看，這最早出現的對江青的描寫和敘述，我們在“文革”后的作品中什么地方看到過？仿佛沒有，真的沒有——當然，那些專門恣意為江青“平反”、“翻案”的作品，它們這樣或那樣地吹捧、美化江青，那是要除外的。

我認為（事實也是這樣），江青從一個革命的進步的青年到“文革”中橫行霸道、作威作福、兇神惡煞的“災星”，有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已經有人指出這點。比江青小兩歲、在1930年代曾是江青朋友的著名畫家郁風（她在“文革”中也被整得死去活來）說：1930年代，“我印象中她（指藍蘋，即江青）非常敏感，說話時一雙富于幻想的大眼睛常常專注地直瞪著你，在生活中像入了戲。我當時認為她是個很有希望的好演員……她當時的出名，與其說是由于作為一個明星的地位，不如說更多的是由于一些鬧得不可開交的緋聞。自然，緋聞也不是她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確實想用功演好戲，甚至對電影興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臺上大顯身手。雖然她是屬于那種底子不厚卻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說她絕對沒有想到日后會把整個中國當作大舞臺，演出驚天動地、遺臭萬年的大戲。許多30年代知道藍蘋的人，后來談到或寫到江青，都是談虎色變，說她從早就是個野心勃勃、陰險狠毒、自私無情、虐待狂玩弄男子的女人，說實話，我可沒看出來……也許作為一個女人的原始性格的某些特點，如虛榮、潑辣、逞強、嫉恨、叛逆……始終存在她的血液中。但是，藍蘋遠遠不是江青。從藍蘋到江青，從1939年成為毛夫人直到成為‘文革小組’組長、旗手，是有個復雜的漸變過程的。”（李輝《郁風與藍蘋》，載《老照片》第3輯，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年出版）不消說，絕大多數人都會認同郁風這個說法，它既客觀、符合實際，又深刻、入木三分，是知情人的真知灼見、大智大慧，仿佛還沒見別人這樣說過——所以，我不惜篇幅把這些話幾乎全部抄錄下來，以便更多的人閱讀和了解。

我們還可進一步思考：如果江青嫁的不是毛澤東，而是其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結局如何？如果沒有“文革”，江青即使嫁給毛澤東，結局又會如何？

話扯遠了，還是回到江青和毛澤東結婚，中央政治局有沒有“約法三章”？

關于這個問題，我曾詢問過人們普遍認為對毛澤東了解最多的汪東興、張耀祠，他們都說沒聽過這件事。汪東興說，江青和毛澤東結婚時，他不在毛澤東身邊，而在衛生部。汪東興和張耀祠不約而同地說，恐怕不是中央對江青有什么“約法三章”之類的限制，而是毛澤東本人對江青有什么限制。我覺得汪東興和張耀祠的這個看法，對正確認識所謂“約法三章”很有啟發。下面我們對這個問題做些書面文字調查。

其一，《毛澤東年譜（1893-1949）》、《毛澤東傳（1893-1949）》。這兩部著作都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和出版的。它們對毛澤東和江青1938年11月結婚，都只作了簡單記載，根本沒有提到“約法三章”。如中央政治局確有所謂“約法三章”，這兩部著作無疑應當提到和有所說明。沒有提到和說明，只有一種解釋，那就是根本沒有什么“約法三章”。為此事，我向《毛傳》中有關這部分的作者詢問，得到的回答是：沒有“約法三章”的檔案；如果有，我們不可能不提到和作出應有的說明。或許有人會問：“約法三章”的檔案是不是丟了？或者是不是被人毀了？回答這種疑問，可以看看當時的總書記張聞天及其夫人劉英關于毛澤東江青結婚的一些材料和說法。

其二，《張聞天年譜》。張聞天，從1935年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黨的總書記。《張聞天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上卷說：“本月（筆者注：指1938年11月）寫信給毛澤東，反映黨內一些同志對他本人生活的意見，規勸他不要和江青結婚，毛澤東見信不悅。”對這個記載，該書加了個注，說：“當時在延安的一些老黨員，聽說毛澤東要和江青結婚，議論紛紛，主要意見為江青過去在上海的生活作風不好，歷史復雜，傳聞很多，作為黨的領袖與之結合將造成不好影響，有的還寫信給中央。這些意見都匯集到張聞天處，張便綜合大家意見寫信給毛澤東。據劉英回憶說：‘信是讓警衛員送去的。毛讀后大怒，當場把信扯了。’”我們再看劉英在另外一本書中的說法。1937年底，劉英因病到蘇聯治療，1939年回到延安。2000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張聞天與劉英》一書說：劉英回到延安，去看望毛澤東，一進窯洞，就大聲地說：“老毛，祝賀你啦！”書中說，“劉英是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祝賀毛澤東的人”。據我看，所謂“第一”、“惟一”不一定符合事實；說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如此孤立，恐有夸張。書中說，毛澤東聽到劉英的祝賀，“興奮極了，一拍腿，說：‘劉英同志，你才是理解我的人哪！這事不少老同志反對哩，你要給我做解釋，做宣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比較詳細地敘述了張聞天作為黨的總書記處理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的一些情況，書中說：

原來，毛、江結婚，大家議論紛紛，多不贊成。北方局的王世英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時候，知道江青的風流韻事，報紙上登了她許多桃色新聞；還有許多馬列學院的老干部紛紛寫信，大意說，無論如何毛主席不能同這樣一個人結婚，對我們黨、對毛主席影響都不好。毛主席同賀子珍離婚我們不反對，可以找個好的黨員同志，但不要找這個風流女子。根據地有人打電報、寫信來，都生怕黨中央、毛主席不知道江青在外邊的情況。張聞天是總負責人，信自然都集中到他這里。從個人感情角度講，他也覺得毛主席和江青結婚不大合適，但覺得這是私人問題，別人不便干涉；可那么多老同志的意見不說又不好，加上中央幾位領導也向他反映，希望他勸勸毛主席。張聞天覺得這不是當面說的事，很為難，考慮再三，綜合大家的意見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叫警衛員送去。信的大意是：你同賀子珍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應該，但是否選擇江青，望你考慮。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誰知毛澤東看完信勃然大怒，一把撕碎，說：“老子明天就結婚，誰能管得了我！”第二天在供銷社擺了兩桌酒席，自然沒有邀請張聞天。

在了解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問題上中央的態度和做法，如果講“權威”知情者，恐非活到97歲才作古、人稱“中共黨史活字典”的劉英莫屬了。劉英作為黨的總書記張聞天的夫人，了解情況肯定是比較多的，她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情況的敘述，應該說是有分量的。如果確有“約法三章”，劉英當時就可能知道；即便當時不知道，在她和張聞天的長期共同生活中，特別是在“文革”中，按情按理，張聞天和劉英也不可能沒議論過這個問題；劉英既然知道這件事情，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不會不愿示人吧？劉英是2002年去世的，直到她去世都沒談過什么“約法三章”的問題。

其三是葉子龍的證言。葉子龍從1935年起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一直到1962年，他們朝夕相處共27年。宋任窮在給《葉子龍回憶錄》作序時說：葉子龍“是十分了解毛澤東的人物之一”。1938年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時，葉子龍正在毛澤東身邊。毛澤東和江青的婚宴，就是葉子龍張羅操辦的。關于毛澤東和江青的婚事，葉子龍說：“……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多次接待江青，他們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沒有舉行什么結婚儀式。當時處于戰爭環境，結婚一般也不舉行婚禮，當事雙方寫個申請，由領導簽字批準就行了。毛澤東與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幾位領導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顧毛澤東的日常生活。”按照毛澤東的吩咐，葉子龍在1938年11月20日和21日分兩次辦兩桌酒席。當時物質生活條件差，酒席也不會有多么豐盛。而這個辦酒席的日子，也就成為毛澤東和江青正式結婚的日子。（《葉子龍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頁）在這里，葉子龍根本沒談“約法三章”。是為尊者諱？我看不是。

從以上論述，應該并可以斷定，毛澤東和江青結婚中央政治局有“約法三章”的說法，沒有歷史根據，不能成立。

再從江青擔任職務方面看。葉子龍回憶，江青和毛澤東結婚時，中央領導說：“由江青照顧毛澤東的日常生活。”這樣說是很自然的，但是并沒什么確鑿可信的材料表明中央說江青不能做什么，從而作出這樣或那樣的限制。事實最有說服力，且看事實：

1947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轉戰陜北時，留在陜北的江青被任命擔任中央直屬大隊政治協理員，做思想政治工作——職務雖不高，但確實是黨內政治職務。

建國后，1951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黨組就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向中央報告，其中提到擬調陶魯笳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政治教育處處長，擬任江青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對這個報告，毛澤東作了如下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頁）：

喬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實行。惟賴若愚調總工會為秘書長，陶魯笳是否能調出待考慮，江青是否適宜做處長也值得再考慮一下。

毛澤東

十一月十六日

史實證明，江青是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的。當時宣傳部沒有局的設置，處就是后來的局。

1956年由周恩來提議，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為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一（級別為副部級）。

如果在毛澤東和江青結婚時中央政治局確有限制江青的“約法三章”，“20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以上關于江青的歷次任命不都直接違反這個“約法三章”嗎？究竟是有“約法三章”，還是黨的組織屢屢違反？這個“二律背反”不容回避，二者必居其一。筆者認為，結論只能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約法三章”。

最近看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毛澤東與陳云》，其中又談到“約法三章”，并說是陳云主持做出的。該書說：……毛澤東畢竟是黨的領袖，他的婚姻已不單純是個人的行為。而且，他所選擇的江青，由于在上海有不良表現和一段不清白的歷史，因此，當毛澤東表示要與江青結婚時，遭到了黨內高級領導人幾乎一致的強烈反對，軍隊中的許多領導人也很有意見。一天，時任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的胡耀邦，帶了兩個人來到陳云的辦公室，談了兩個小時，向他反映軍隊中一些高級將領的意見。因此，在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作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根據他對江青的了解和黨內軍內廣大干部的意見，明確表示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婚。但由于毛澤東的態度很堅決，與會者只好表示同意他和江青結婚，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后，“江青只能以一個家庭主婦和事務助手的身份，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與健康，將不在黨內機關擔任職務，或干涉政治”。也就是說，她在同毛澤東結婚后必須遵守“約法三章”，即：20年內江青不許從政，江青在和毛澤東結婚后只負責毛澤東的生活，對外江青不得以毛澤東夫人的名義公開露面。

這也是編造和演繹的。陳云既然做了這樣一件有關黨的領袖形象和黨的利益的大事，為什么在《陳云傳》和《陳云年譜》中找不到一點影子？僅此一點，就可以說明，這完全是《毛澤東與陳云》一書作者不負責任地輕信這樣或那樣的“成說”而又馳騁幻想的產物。其論點，其論據，以上所說各條也都適用它，因此不再贅述了。只有“江青不得以毛澤東夫人的名義露面”這一條，即“約法三章”之一，我沒涉及，實際上，這也是無稽之談，經不起辯駁。茲舉幾例：（一）馬歇爾，美國陸軍原參謀長。1945年12月作為總統特使來華，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進行調停。1946年3月5日，江青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在延安機場為馬歇爾將軍送行。（有江青和馬歇爾并排的照片，參見葉永烈編著《江青畫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01頁）（二）建國前夕，江青在蘇聯治病和療養，適逢劉少奇秘密訪蘇，斯大林接見了劉少奇，同時也接見了江青，江青還參加宴會并向斯大林敬酒，無疑江青是因毛澤東夫人的身份才受到這樣的禮遇、有這樣的機會。（葉永烈編著《江青畫傳》，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14頁）（三）1949年國慶大典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慶齡回上海，“毛主席派江青到車站送行”（參見伊思雷爾?愛潑斯坦《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0頁）。顯然，江青這也是以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出現。

只要尊重事實，嚴格從事實出發，識破這個所謂“約法三章”的虛假是不困難的。如前所說，連總書記張聞天當時都認為，結婚“是私人問題，別人不便干涉”，而以他為首的中央政治局反而要以組織名義做出“干涉”江青和毛澤東結婚的“約法三章”，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而所謂限制江青，同時也就是限制毛澤東，不論從他們結婚時即1938年毛澤東的地位（已是經過歷史選擇的革命領袖）來說，還是從毛澤東倔強的性格來說，當時的中央政治局能夠提出和作出人們熟知的所謂“約法三章”嗎？同樣也是不可能的。再就江青的性格來說，她是肚里不藏話的人，如果真的有什么“約法三章”，她在“文革”中早就捅出來，并用她掌握的權力整人了，哪里還等到她被打倒后讓人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議論這個問題？總之，“約法三章”這樁公案應該了斷了，再也不要編造和傳播這類“軼聞”了。

作者簡介  1961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分配紅旗雜志社工作。一年后發表《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一文，批評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文章被毛澤東批發八屆十中全會與會人員研究。1967年1月調任江青機要秘書。1968年1月被江青誣為“坐探”投入監獄，關押七年半，1979 年平反。

延伸閱讀：江青的文藝觀如何變成政治氣候的紅綠燈？

最初被捧為國劇的絕不僅是京劇。

在1930年代，京劇就已經被稱為舊劇，或者舊戲。新文藝派的人士們反對把戲曲尊為國劇，甚至認為它落后，不配稱戲劇。他們把話劇看作是中國真正的國劇。在1930年代，潮流青年們大都左傾，并以演出“話劇”而自得。

新舊戲爭論的第一波熱潮中，江青正在成為一名出色的話劇演員。易卜生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是“新劇”、“真戲劇”的象征。《新青年》曾經介紹過他，《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幾乎紅遍整個中國。洪深決心學習易卜生，多多創造一些“社會問題劇”，讓戲劇教育、鼓舞人，讓人們自覺去投身于社會的變革。1935年成為“娜拉年”，江青與金山搭擋出演此劇后，一時成為上海紅人，江青亦撰文稱“我就是娜拉”。

潮流之下，連京劇名角程硯秋都感慨地說：“我們從事舊的樂劇的人們，對于新興的話劇形態，應當要竭誠地表示歡迎，并根據自身過去的經驗，盡忠實之貢獻，幫助其發展。”當時京劇新編戲里的“探索”和“創新”也都挖空心思，從劇照上可以看到，梅蘭芳在《黛玉葬花》里用了實景，《天女散花》和《洛神》里也融入了大制作佈景和科技效果；除譚鑫培、梅蘭芳外，譚富英、雪艷琴、言菊朋等名家也紛紛“觸電”，把表演從舞臺延展到銀幕；在《紂王與妲姬》等新編劇目中，演妲姬的男旦干脆在舞臺上袒胸露背來誘惑“紂王”，當然更是為誘惑觀眾和票房，不可謂不前衛了。這時候的話劇，京劇都以推出新戲而吸引觀眾。戲劇改革是共識，但是怎樣改，則是眾說紛紜。

革命思潮，現代話劇，電影文化，左傾思潮，三十年代濃重的時代氣息無一例外的在江青身上留下了濃重的痕跡，江青的藝術審美也形成于斯，她在1935年后接受報章的採訪時，曾坦承自己的欣賞口味。

“到上海后，我只看過瑙瑪希拉底《閨怨》，雖然她底演技是很高美的，但在我總感不到興趣。還有茂利斯佈佛萊底《風流寡婦》，真的我很喜歡那女主角麥唐納底態度和表情的活潑。”想了一下：“對啦，我記起了，還有我在北方看過凱絲琳·赫本底《小婦人》，雖然她長得這樣丑陋，但我也很喜歡她那副天真爛漫、活龍活現的態度和表情。華雷斯皮萊底《金銀島》，我也看過，但這里他底演技卻不見得怎樣的高明，不過聽說他在《自由萬歲》里是演得很成功，因為經濟關係買不起票；直到現在還沒有看過。哈哈！”突然大笑了起來，“真好笑，這些片子還都是輪映到三等戲院，只花兩毛錢才去看的。”

江青的眼光，放在今日的“小資”們當中，毫不遜色。在國產片中，江青坦言：當然我那時是不懂什么內容和形式的。現在我只看過《女人》、《漁光曲》、《新女性》、《桃李劫》、《姐妹花》、《重歸》等等，但其中的女演員。在我最喜歡的就是阮玲玉，的確她是很會演戲，而且能夠扮的角色很廣。她可以說是中國最有希望的一個女演員。還有王人美底那像野貓般的姿態和表情，我也很歡喜。的確，她完全是出于自然的。像陸麗霞那樣，就覺得做作和扭捏了。

在中外藝術大片中，江青的審美趣味還是相當高。但此時的她，更多的從演技角度來評價演員的好壞，尚未與政治掛溝。

北上延安，江青的人生之路有了重大的轉折。在與毛澤東婚后的生活中，江青一度遠離文藝舞臺，但卻得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毛澤東在此期間寫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文章，延安整風后事實上成為中國真正的領袖人物。毛澤東對江青的影響，直接的使這位年青的黨員，領略到了政治角力的精髓。

只不過，在毛澤東身邊服侍多年的李銀橋說“她的虛榮心，愛出風頭，爭強好勝，小心眼兒容不得人；她的自私自利，只考慮自己，不考慮他人；她的脾氣惡劣，反復不定；她的喜歡走極端，喜歡記仇報復，等等，都在日后有了一定氣候時陸續暴露了出來。”

時間匆匆而過，到了“大躍進”時代，肇始于延安時代的現代戲創作形成了不成文的通例，題材主要集中于“歌頌大躍進，回憶革命史”兩個方面，對這兩類題材的處理也有一定之規。在處理“革命史”題材時，創作者可以而且必須毫無顧忌地按照當時的政治取向主動地設法扭曲史實；處理現實題材時，除了廣義的“歌頌大躍進”，也對當時的政治與經濟狀況進行歌頌。這樣一批作品，已經漸漸形成了一整套模式化的藝術語言，政治的藝術化或者說藝術的政治化，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

連梅蘭芳都在當年的風潮之下，說道“解放以后，我學習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才懂得了文藝應該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道理。明確了這個方向，我覺得自己的藝術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歸宿。……在這個階段里，無論在政治上、藝術上，我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喜歡看戲的毛澤東則有自己的想法，1962年12月他在與華東的省市委書記們談話時，說道：“宣傳部門應多讀點書，也包括看戲。有害的戲少，好戲也少，兩頭小中間大。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多起來，有點西風壓倒東風。東風要佔優勢。《梁山伯與祝英臺》不出糧食，《採茶燈》不採茶。舊的劇團多了些，文工團反映現代生活，不錯。”毛澤東呼喚的東風，自然是潮流的革命。

此時的江青，亦已經悄悄復出。“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實是個探測器。《清宮秘史》、《武訓傳》、《紅樓夢》、《海瑞罷官》都是她先出面，說她認為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為她有多高明，所以聽過也就罷了。然后回去報告——‘他們不聽你的！’”曾志的描述大致還原了江青此時的角色，她的文藝觀即將成為政治氣候的紅綠燈。

樣板戲已經呼之欲出，只不過當年江青沒有再選擇話劇，而是選擇了京劇。

1964年，6月5日。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規模空前，場面宏大。29個劇團，二千多人參加匯演。上演了《紅燈記》、《蘆蕩火種》、《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節振國》、《紅嫂》、《紅色娘子軍》、《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諾》、《六號門》、《杜鵑山》、《洪湖赤衛隊》、《紅巖》、《革命自有后來人》、《朝陽溝》、《李雙雙》、《箭桿河邊》等三十七個劇目。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全數出席觀看了演出。為此次演出定調的則是江青。在題為《談京劇革命》的講話中，江青亮明了自己對京劇革命的觀點：

對京劇演革命的現代戲這件事的信心要堅定。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祖國舞臺上佔主要地位的不是工農兵，不是這些歷史真正的創造者，不是這些國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設想的事。我們要創造保護自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文藝。在方向不清楚的時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這里提兩個數字供大家參考。這兩個數字對我來說是驚心動魄的。

第一個數字是：全國的劇團，根據不精確的統計，是三千個（不包括業余劇團，更不算黑劇團），其中有九十個左右是職業話劇團，八十多個是文工團，其余兩千八百多個是戲曲劇團。在戲曲舞臺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幾個話劇團，不一定都是表現工農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說話劇舞臺也被中外古人佔據了。劇場本是教育人民的場所，如今舞臺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

第二個數字是：我們全國工農兵有六億幾千萬，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分子。是為這一小撮人服務，還是為六億幾千萬人服務呢？這問題不僅是共產黨員要考慮，而且凡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文藝工作者都要考慮。吃著農民種的糧食，穿著工人織造的衣服，住著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為我們警衛著國防前線，但是卻不去表現他們，試問，藝術家站在什么階級立場，你們常說的藝術家的"良心"何在？

京劇演革命的現代戲這件事還會有反復，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說的兩個數字，就有可能不反復，或者少反復。即使反復也不要緊，歷史總是曲曲折折前進的，但是，歷史的車輪絕不能拉回來。

……

事實上，江青由數字而得出兩個重要判斷的話并非獨創。"舞臺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人們應該記得，此話的獨創權出自毛澤東。而"藝術家站在什么階級立場"則更可以追溯到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做出的結論。

當年《戲劇報》的一篇社論則直接點出了"樣板戲"的意義所在："大家把京劇是不是演革命的現代戲，是不是努力演好革命的現代戲，不僅作為一個藝術的問題，首先是作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來對待；不僅作為一個題材問題，首先是作為方向問題來對待"。

樣板戲＋革命。這是文藝與政治的結合，這是方向。事實上，在江青講這番話之前，毛澤東即看到了此發言紀要，他在上邊批道：已閱，講得好。聽不懂這一點的人遲早會付出代價。

自從1937年進入延安后，江青從未如此風光過。這位昔日的演藝明星籍京劇革命重登舞臺，不過不是藝術的舞臺，而是政治的舞臺。之后，樣板戲全部出臺，時任文化部長于會泳在一次匯演中直截了當的說：江青同志，實際上是我們樣板戲的第一編劇，第一導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設計。

惟一對此發出相反聲音的則是彭真，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北京市長的他認為"樣板戲"就像"穿開襠褲的孩子一樣不成熟。"但不久，這個孩子的主人將證明，這絕不是一個不成熟的孩子，而是一個"革命"的高峰。

親歷1977年秦城監獄，數數江青犯下的六宗大罪

近年來，不斷有文章描述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在秦城監獄面對面批判“四人幫”的情形。這些文章有的過于簡略，有的完全違背歷史事實。我作為親歷者，有責任講出當時的真實情況，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1976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唐山發生了大地震，政壇也發生了大地震。1月8日，周恩來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在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毛澤東逝世。

面對一系列突如其來的打擊，全黨和全國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無不擔憂中國的前途命運。“四人幫”則加快了搶奪最高權力的步伐，使得中央無法正常工作。黨中央審時度勢，力挽狂瀾，于10月6日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採取果斷措施，實行隔離審查。籠罩在人民心頭上的愁云慘霧終于散去了，舉國上下一片歡騰。我被組織上派到釣魚臺9號樓和西城區按院胡同41號院，清理登記姚文元住地的文件、資料、書籍及物品，并于11月上旬開始做面對面批判“四人幫”的準備工作。

最近幾年來，不斷有人寫文章揭示30多年前，中共中央“王、張、江、姚專案組”及中央辦公廳部分工作人員在北京秦城監獄面對面批判“四人幫”的情況。我對這些文章不敢恭維，有的講得很簡單，未能反映當時的具體情況；有的則大謬不然，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我作為親歷者，有責任、有義務、有必要把當時的真實情況具體地講清楚，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1977年11月上旬，中央“王、張、江、姚專案組”寫了一份批判“四人幫”的意見。意見說，要根據每個批判對象的罪行，選擇一些突出的問題進行批判。例如對江青，揭發批判她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員，里通外國和反黨亂軍等罪行；對張春橋，要批判他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對姚文元，要批判他控制輿論工具鼓吹反對經驗主義、偽造和宣傳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等罪行；對王洪文，要批判他另立辦公廳和長沙告狀等罪行。

關于批判“四人幫”的時間和方法，意見中提出：批判會預定11月下旬開始，12月上旬結束。對四個批判對象分別批判，每個對象批判兩個半天。批判會要講究效果，要開得有戰斗氣氛。發言要簡短有力，有根有據，要有發言稿，但不要照稿宣讀。每個發言時間不宜過長，一般在20分鐘左右。發言過程中可以穿插質問、呼口號。批判中要講政策，叫批判對象坐著，回答問題時再站起來，不要罰站，不要罵人、打人，不要叫他（她）們低頭彎腰，不要搞“噴氣式”。總之，不要用“四人幫”煽動群眾斗群眾、群眾斗干部時武斗的方式來批判“四人幫”，不要搞他們那一套。

意見還將參加批判的人員編為三個分組。我當時在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工作，所以參加了第二組的警衛局分組。11月25日上午7時，我們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工作乘坐三四輛大轎車和幾輛小轎車浩浩蕩蕩地從城內出發開往昌平縣秦城監獄。中南海距離秦城75公里，1小時40分鐘后到達。批判會于9時正式開始，11時結束。

批判的第一個對象是“四人幫”頭面人物江青。

江青被工作人員押上法庭

批判會會場約二三百平方米，大門開在東北角，西南兩邊擺放著桌椅，供出席批判會的工作人員坐，中間孤零零地擺放著一把木制靠背扶手椅，很顯然是供批判對象坐的。主持會議的同志簡單扼要地重申了批判會的紀律和需要掌握的政策，然后喊了一聲：“把江青帶上來！”只見江青身穿黑色棉囚服，頭發梳得油光锃亮，戴著她以前曾經戴過的黑邊近視眼鏡，昂首挺胸，大步走了進來，故意裝作“大義凜然”和無所畏懼的樣子。獄警示意她坐在事先準備好的那把椅子上。她坐穩后，不慌不忙地從上衣口袋里掏出手絹，摘下眼鏡，擦了擦灰塵，又不慌不忙地戴上，向四周環視了一下，等待主持人發話。江青表現得很鎮定，以示她以前曾多次對我們講過的“我有豐富的斗爭經驗”。

限于時間，集中批判了江青的6個問題——

第一，對工作人員的虐待和迫害

大家一致認為，江青對工作人員缺少愛心、關心和同情之心，多了疑心、狠心和害人之心。江青對工作人員迫害的手段極多，有訓斥、辱罵、打人、體罰、趕走、停止工作、逼迫檢查、勞動改造、政治審查、隔離軟禁、逮捕入獄等十幾種。她動不動就給工作人員扣上“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務分子”、“坐探”、“小爪牙”、“偷盜文件”等大帽子。“文革”10年，先后有30人在江青那里工作過，沒有受過江青虐待迫害的幾乎沒有。下面是工作人員對江青的當面批判——

我非常氣憤地問：“江青，你睜開眼睛看看我是誰？”江青聽到問話，先是怔了一下，但馬上平靜下來，傲氣十足地說：“我不用睜開眼睛，就知道你是楊銀祿。”

我說：“你知道就好，你原來是我們的座上客，現在你是我們的階下囚，你要老實交代問題。”江青不緊不慢地說：“我有一年多沒有人身自由了，我夠老實的了。”

我說：“你對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還有一點點同情心嗎？1968年1月初，我的老父親因勞累成疾，不幸去世，黨組織考慮到我剛到你那里，還沒有接前任秘書閻長貴的班，也沒有正面接觸過你，就批準我回老家料理我父親的喪事。這本來是很正常、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你起了疑心。我從老家回來以后，你不但不向我表示任何同情，還扯著嗓門質問我：‘你回家干什么去了？’我極力控制著自己的情緒回答說：‘我父親死了，回去辦喪事去了。’你又厲聲厲色地質問道：‘你父親真的死了嗎？誰給你作證？我懷疑你父親沒有死，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他們好干壞事，我派人到你老家，把墳扒開看看是不是你父親？！’你還沒有等我回答，就大罵起來：‘混賬，你給我滾！’……1973年6月11日晚上，你從外邊回來，一進門你就對我說：‘南斯拉夫有一部電影，叫《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你給春橋、文元同志的秘書打個電話，問問春橋、文元同志看過沒有？如果沒有看過，想去看的話，我們一起看看，不是通知，是打個招呼。’我立即在十號樓門口分別給張春橋的秘書嚴忠富、姚文元的秘書郭文打了電話，張春橋的秘書和姚文元的秘書分別報告他們的領導后都說，他們看過了，不去看了。我到你的餐廳把他們的秘書的回話內容報告了你，你當時說：‘我自己去看。’你沒有看電影就跑到張、姚住地，問張、姚‘這部電影你們看過沒有？’張春橋撒謊說：‘我沒有看過。’姚文元也撒謊說：‘我不知道。’你相信了他們的謊話，立刻就說：‘小楊撒謊，挑撥我們之間的關係。’……毛主席批評你：“江青對待工作人員從來就是這樣，用人家的時候不關心，不幫助，不想用人家的時候就給人家加上幾個罪名，扣上幾頂大帽子，一腳把人家踢開，從她那里出來的人，沒有一個高高興興地出來安排工作的。主席還說，江青是個蠢貨……江青，你不是說，我們挑撥你和張春橋、姚文元的關係嗎？我們怎么挑撥你和張、姚的關係？你們是什么關係？你老實交代！”

江青說：“是工作關係。”

劉真同志批判說：“周淑英同志你還記得吧？小周對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一天到晚，一年到頭，就是她一個人圍著你轉，給你穿脫衣服，穿脫鞋襪……你對這樣一位善良賢惠、白璧無瑕、勤奮好學，熱情、周到、細致地為你服務的好同志、好護士，非但一點也不領情，相反竟然對她下了毒手，污蔑周淑英同志是林彪、邱會作派去的特務，是林彪在你身邊安插的密探，污蔑周淑英同志給你‘吃了5年毒藥’。什么是毒藥？那不就是你每天離不開的你自己非要吃的安眠藥嗎？！你忍心將這樣一位好同志投入監牢？！”

講到這里，江青仍然默不作聲。

劉真同志繼續說：“周淑英同志被你趕走以后，由趙柳恩同志接替她的護士工作。1972年3月4日晚上你睡覺前，按照你的吩咐和醫囑，小趙明明給你放了一份備份的安眠藥，你吃了以后硬說沒有給你放，非要再吃一份，兩份安眠藥吃下去以后，不但起不到催眠的作用，你反而亢奮了，更睡不著了，感到不舒服。于是你就毫無道理地大發雷霆，誣蔑小趙給你吃了毒藥，你說是林彪派來的特務周淑英教小趙這樣干的。你就把周總理、葉帥等8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騙到釣魚臺十七號樓，對楊銀祿、趙柳恩、周金銘興師問罪。你毫無根據地把小趙和黃永勝聯系在一起，并當即把小趙的領章、帽徽扒下來狠狠地摔在地上，說小趙不配戴領章和帽徽。你對一位文靜賢惠的女孩無端地大耍權威，實在令人發指。”

這時江青低聲說：“我不是還給她了嗎？”

我說：“1972年，有一天，你在你的保險柜里找一份文件，你也記得在你的保險柜里放著，你找不到，就誣蔑我偷了你的重要文件。你聲嘶力竭地對我說：‘你偷了我的文件，你向你的上司去自首吧！’過了一會兒，你叫毛遠新在你的保險柜里找到了。找到以后，你連一句道歉的話也沒有。文件在你的保險柜里，鑰匙你自己拿著，無論走到哪里都帶在你的身上，說我偷了你的文件，這不是有意陷害人嗎……除了有意陷害我們以外，你怕你搞陰謀詭計的材料落到別人手里，抓住你的把柄。”

江青聽了以后，不說話，也沒有任何表情。

第二，崇洋媚外，撈取資本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國紐約州賓翰頓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維特克女士應我國友好協會的邀請前來訪問，訪問期間，鄧穎超、康克清大姐會見了她。維特克又提出想見見江青，周總理批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愿見，也可不見。”江青看到周總理的批示后，認為這是為自己樹碑立傳的好機會，于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高興地談了6個小時。后又破格以高標準宴請了維特克女士。晚宴后，江青興高採烈地陪同她到人民劇場觀看現代京劇樣板戲《紅燈記》。看完戲又與維特克一起登上舞臺接見演員，合影留念。

周總理規定“談上一個鐘頭”，可江青已超過5個鐘頭，還認為沒有盡興，未達目的，要求到廣州繼續談，而且要談解放戰爭和其他問題。周總理知道后指出，江青同志不要多談，只談一次，最多兩次，只談文藝，不要談其他問題。江青聽了接待人員轉達周總理的指示后，滿臉不高興，大發雷霆：“我的事不用你們管，你們的膽子真大，敢來圍攻我！”江青一意孤行，在廣州又同維特克談了6次，連同前一次共談了7次，達60多個小時。

在廣州，江青同維特克一見面就說，我跟你談的你都可以發表，斯諾寫了一本《西行漫記》世界聞名，這就是你的范本，我希望你走斯諾的道路，做第二個斯諾；并吹捧美化自己說，“我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呢？是的，我是30年代就解決了公與私問題的人”。

在談話過程中，江青泄露了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包括政治、軍事、外交、人事、資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況。特別是把黨內斗爭的機密情況和黨中央多次會議的時間、地點、決議及解放戰爭的作戰情況等泄露了出去，還把一些沒有公開過的作戰地圖、資料送給了維特克，如《解放戰爭開始前形勢圖》、《我軍戰略反攻形勢圖》、《毛澤東行動路線圖》、《西北戰場作戰過程形勢圖》、《遼沈戰役概況圖》、《平津戰役概況圖》、《淮海戰役概況圖》、《解放戰爭三年半戰績統計表》等8種圖表。江青還泄露了我軍在朝鮮戰爭第四次戰役中的損失情況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情況。

在談話時，江青恐怕維特克聽不懂，記不全，多次問維特克：“你聽懂聽不懂？聽得枯燥不枯燥？記得累不累？以后我把記錄整理好了，給你寄去，甚至錄音帶也可以給你。”

江青為了取悅維特克，在廣州的6天時間，天天宴請維特克，用針線把茉莉花串起來，做成了手鏈，用針線把玉蘭花骨朵串起來，做成項鏈，每天上午親自給維特克戴在手腕上和脖子上。江青自己也戴上同樣的手鏈和項鏈。維特克臨走時，江青親自送行，并滿懷希望地說：“盼望早日看到你的書。”江青送給維特克的禮物有象牙刀、檀香扇、《古詩源》、《魯迅全集》、《二十四史》等。

第三，竊取國家的寶貴物品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紅衛兵抄家的貴重物品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所有抄來的物品被編號登記造冊后，開始賣給（等于贈送）中央領導人，價格便宜得不可想象，只是象征性地收幾個錢。一開始江青并不知道有這樣的便宜事，還是康生、葉群告訴她的。有一天，葉群帶著她的“戰利品”到釣魚臺十號樓擺在大客廳的大條案上，讓江青欣賞。江青看后動了心。那天以后，連續去了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幾次，獵取了不少貴重物品，其中有價值幾萬元的鑲有珍珠、寶石的金殼藍表（江青只交了14元人民幣），明清時期的筆、墨、端硯，各種書籍、古畫，還有稀貴的刻圖章用的雞血石、玉石等。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到毛家灣林彪的住所參觀，發現他們獵取的文物作為證據被批判。江青害怕了，回到釣魚臺以后，叫毛遠新立即退回去一部分，并叫毛遠新向文物管理處要收條。毛遠新說，不能要收條，要了收條就留下證據了。江青說，還是遠新的主意好，就把一部分文物退了回去，一部分留了下來。江青還想把留下的部分賣掉，一是想得到一筆巨款，二是為了毀滅罪證。這件事還沒來得及辦，“四人幫”就被粉碎了。

因為我們講的這些都是事實，我們又是目擊者和見證人，江青聽了以后，沒有反駁。

第四，江青與林彪的關係

關于江青和林彪的關係，主要揭發三個問題：

一是江青和林彪是全國武斗的聯手制造者。

林彪散佈謬論：“好人打好人是誤會，好人打壞人是活該，壞人打好人是鍛煉，壞人打壞人是以毒攻毒。”江青就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工作人員說，你們二人配合得不錯，你們是攪動派性，煽動武斗的罪魁禍首。你們合起伙來明目張膽地對抗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

江青聽了以后說：“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有錯誤，我負責！但我不是對抗主席的指示。”

二是關于“揪軍內一小撮”的反動口號問題。

我說，1967年1月10日，林彪和你（江青）伙同王力、關鋒等人炮制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揪軍內一小撮”。你們炮制的具體經過是這樣的：1966年下旬，你在一次會議上叫喊：“軍隊那些走資派為什么不揪？”跟著，就指使王力、關鋒起草文件，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動口號。你看后讓“趕緊送林副主席審批”。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這個反動口號一出籠，就立刻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你不但不作自我批評，還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卸責任。王、關被揪出來以后，你說是王、關搞的；戚本禹出了問題，你說是王、關、戚搞的；陳伯達出了問題，你說陳伯達伙同王、關、戚搞的；林彪的陰謀敗露后，你又說，是林彪、陳伯達伙同王、關、戚搞的。總而言之，你詭辯來詭辯去無非想說明此事與你江青無關……1973年1月，中央專案組將“揪軍內一小撮”炮制經過的原始材料清查出以后，你在大會堂福建廳看了那份材料，惱羞成怒，對專案組的工作人員說：“你們好大的膽子，搞專案搞到我的頭上來了！”你對我說：“小楊，你給我作證。”我因為沒有看到什么材料，不知道你叫我作什么證，所以我沒有吭聲。你回到釣魚臺以后，仍然對我說：“專案組的路線不對頭，他們竟然搞到我頭上來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與我根本沒有任何關係，我不知道那份材料是怎么來的，真是豈有此理。”你是叫我作偽證呀，我沒有上你的當。

江青聽了以后說：“我至今仍然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有人陷害我。”

三是看看江青和林彪之間的電話聯系，便知他們之間是何關係。

自1969年至1971年9月，林彪倒臺之前的兩年零9個月時間內，江、林之間的電話達470多次，平均每隔兩天多一點就要通一次電話，表達互相關心、互相問候、互相祝愿、保重身體之意。

在廬山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一伙妄圖“和平奪權”的陰謀被挫敗已經過去8個月了，他們正在密謀策劃反革命武裝政變，毛主席也批評了林彪集團的黃、吳、葉、李、邱等人。在這樣的背景下，江青和林彪、葉群通了一些什么電話呢？1971年4月29日，葉群打電話給江青，說：“江青同志每次在最關鍵的時刻對我進行幫助，我非常感動……謝謝江青同志對我的幫助。”5月2日，江青在電話里說：“很久沒有見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時間，我去看看林副主席。”5月14日，葉群又給江青打電話：“林彪叫我約黃永勝、吳法憲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談談心……林彪同志說江青同志在會上給你們說了很多好話。”9月8日，葉群從北戴河打電話給江青，說：“林彪同志問候江青同志，請江青同志保重。”葉群并派林辦的工作人員給江青送來了4個大西瓜。江青立即叫我替她回電話：“謝謝林副主席的關心，也請林副主席放心。”而正是在這一天，林彪下達了他的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9月12日，林彪叛逃前幾個小時，江青帶上林彪送的4個大西瓜到頤和園，激動地對工作人員說：“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給我的，我再送給同志們，這是林副主席對我們的關心，我們大家一起謝謝林副主席！”難道這些都是巧合嗎？

江青聽了以后，自言自語地說：“我叫你們保存這些電話記錄，是想證明我和林彪的關係在政治上沒有瓜葛，怕被林彪和葉群利用，結果叫你們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對我進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進行斗爭的呀。”

第五，反對和陷害周總理

1974年1月24、25日，江青擅自召開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又參加中共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會上，江青等人以黨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負責人的身份出現，置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于被領導、被指責的地位。

此次大會之前的10多天時間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釣魚臺江青居住的十號樓秘密開會，研究24、25日的會議內容、方法等問題。江青為了封鎖消息，對工作人員作了“四個不準”和“三個要”的規定。“四個不準”：不準打電話，不準議論，不準外出，（除了到十號樓參加會的人外）其他中央領導人一律不準進入。“三個要”：到機關食堂吃飯要兩人以上；吃飯時，如果有人問什么事，回來要馬上匯報；十號樓，不論黑夜白天都要鎖上門。

一天，江青問秘書劉玉庭：“你知道王良恩（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是怎么死的嗎？是自殺還是他殺？王良恩是一個壞人，他是總理的人呀。他好像是總理的私人秘書，王良恩能參加政治局會（列席）是總理同意的。”暗示王良恩的問題與總理有關。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以后說：“這個東西（指《紀要》），怎么沒有總理的名字呀？怎么沒有反對總理呀？林彪如果篡黨奪權成功以后，可能還用總理，因為林彪沒有治理國家的經驗。”江青把總理和林彪畫在了一條線上。

有一天，周總理剛剛做完手術，江青就想把總理從三O五醫院趕走，說：“三O五醫院那個地方舒服，我想去。”

1975年6月28日，江青寫給毛澤東主席以及在京政治局委員的檢查送到周總理那里，叫總理看，江青幾次打電話催總理快點看。第一次打電話，總理休息。第二次打電話，總理正在治療，江青就發脾氣了，大聲說：“他不看，就給我退回來。”總理那時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看東西非常困難，江青是在催命啊。

周總理逝世以后，江青不叫群眾戴黑紗，她說：“共產黨怎么還搞大出喪，這是孔老二那一套。”她在汽車里看到一個人戴黑紗，就惡狠狠地說：“這個人怎么還戴黑紗！”中央通知江青向總理的遺體告別，江青很不愿意去，說：“我前天已經告別了。”不得已，江青還是去了。在向總理遺體告別前，護士特意提醒她告別時要脫帽，但她故意不脫。全國人民看到她戴著帽子向總理遺體告別很氣憤。

江青聽后說：“我一直對總理是尊重的，我不是故意不脫帽，我那天是感冒了，不敢脫帽。”

第六，迫害毛主席

1976年9月7日，江青從大寨回到北京。她來到毛主席的住處，這時毛主席好不容易剛剛入睡。江青不顧醫生的勸阻，給毛主席擦背，又活動四肢，擦爽身粉。醫生主張讓毛主席多休息，江青卻不斷地送一些一般情況的參考資料，硬要主席看。9月8日，毛主席已處于垂危狀態，江青一定要給主席翻身。醫護人員堅決反對，并告訴她說：“翻身危險。”江青不聽，硬是給主席翻了身，結果主席顏面青紫，血壓升高。江青見情況不妙，揚長而去。

江青這個人聰明得很，她認為對身邊工作人員態度不好并不是要害問題，所以揭發批判她迫害和虐待工作人員的罪行時，她可以靜聽，表現得很鎮靜，并私下表示可以向他們作檢討。當揭發批判她迫害毛主席罪行時，她認為這是要害問題、原則問題，立即表現出坐立不安的神態，暴跳如雷起來。她大聲說：“你們這是借題發揮，夸大其詞，企圖以此將我置于死地，你們這樣做是徒勞的。主席的尸骨未寒，你們就對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現在是XXX叫你們來斗爭我的吧？打倒XXX！我和主席結婚幾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體情況，他的身體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懷疑主席身邊的人有問題，我對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難道我還會迫害我的丈夫嗎？我既是主席的學生又是主席的戰友，誰能相信我會迫害主席？”這時，與會的工作人員齊聲喊口號：“我們相信！我們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這時，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來，走到工作人員面前，用手指指到一位工作人員的鼻尖上，厲聲厲色地質問：“你相信，你有什么根據？！”那位工作人員大聲回敬：“因為你是一個野心家。野心家，什么壞事干不出來呀？”江青氣急敗壞，狠狠地推了這位工作人員一把。青年人氣盛，咽不下這口氣，過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會議的同志想制止，但沒有制止住。這時，江青惱羞成怒，攥緊拳頭打了這位工作人員一拳。公安部干警過來就把江青用手銬銬了起來，她還不老實，雙手亂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員的肩上。于是公安干警就把江青的雙手銬在背后，她這才安靜下來。汪東興知道這個情況后，還嚴厲地批評了參加批判會的主持人，說：“事先不是給你們交代過要注意政策嗎，要文斗，不要武斗嘛。不要在肢體上跟她發生沖突，再給同志們強調強調，以后不準再發生這樣的問題。”

工作人員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時說：“你得勢、得意的時候，不只一次對我們說：‘我早就做好了各種思想準備，將來要么被殺頭，要么坐牢，要么被不死不活地養起來，我就怕不死不活地養起來。我是不會犯路線錯誤的，你們在我身邊工作會感到幸福的。你們要聽我的話，你們聽我的話就是聽黨的話。好好為我服務，你們為我服務，就是為黨服務。我受了損害，就是黨受了損害。我吃了虧，就是黨吃了虧。我好了，你們也有好處；我倒霉，你們也不會有好處。’”由于江青多次對我們工作人員說過這番話，所以她不會忘記，也無法抵賴。她聽后沒有站起來反駁，只是辯解說：“我不是你們說的那個意思，我沒有野心。”

工作人員說：“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個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評你說：‘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

江青說：“這是主席對我的愛護、提醒和批評幫助，你們不要曲解主席對我的批評和幫助。”

【華發網根據看歷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樣板戲史記》、《同舟共濟》、人民網等整合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