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秘書揭秘：1977年秦城監獄里的“四人幫”

被告席上的“四人幫”（資料圖）

近年來，不斷有文章描述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在秦城監獄面對面批判“四人幫”的情形。這些文章有的過于簡略，有的完全違背歷史事實。我作為親歷者，有責任講出當時的真實情況，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愁云慘霧散開去

1976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唐山發生了大地震，政壇也發生了大地震。1月8日，周恩來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在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情況下，毛澤東逝世。

面對一系列突如其來的打擊，全黨和全國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無不擔憂中國的前途命運。“四人幫”則加快了搶奪最高權力的步伐，使得中央無法正常工作。黨中央審時度勢，力挽狂瀾，于10月6日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採取果斷措施，實行隔離審查。籠罩在人民心頭上的愁云慘霧終于散去了，舉國上下一片歡騰。我被組織上派到釣魚臺9號樓和西城區按院胡同41號院，清理登記姚文元住地的文件、資料、書籍及物品，并于11月上旬開始做面對面批判“四人幫”的準備工作。

最近幾年來，不斷有人寫文章揭示30多年前，中共中央“王、張、江、姚專案組”及中央辦公廳部分工作人員在北京秦城監獄面對面批判“四人幫”的情況。我對這些文章不敢恭維，有的講得很簡單，未能反映當時的具體情況；有的則大謬不然，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我作為親歷者，有責任、有義務、有必要把當時的真實情況具體地講清楚，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1977年11月上旬，中央“王、張、江、姚專案組”寫了一份批判“四人幫”的意見。意見說，要根據每個批判對象的罪行，選擇一些突出的問題進行批判。例如對江青，揭發批判她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員，里通外國和反黨亂軍等罪行；對張春橋，要批判他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對姚文元，要批判他控制輿論工具鼓吹反對經驗主義、偽造和宣傳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等罪行；對王洪文，要批判他另立辦公廳和長沙告狀等罪行。

關于批判“四人幫”的時間和方法，意見中提出：批判會預定11月下旬開始，12月上旬結束。對四個批判對象分別批判，每個對象批判兩個半天。批判會要講究效果，要開得有戰斗氣氛。發言要簡短有力，有根有據，要有發言稿，但不要照稿宣讀。每個發言時間不宜過長，一般在20分鐘左右。發言過程中可以穿插質問、呼口號。批判中要講政策，叫批判對象坐著，回答問題時再站起來，不要罰站，不要罵人、打人，不要叫他（她）們低頭彎腰，不要搞“噴氣式”。總之，不要用“四人幫”煽動群眾斗群眾、群眾斗干部時武斗的方式來批判“四人幫”，不要搞他們那一套。

意見還將參加批判的人員編為三個分組。我當時在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工作，所以參加了第二組的警衛局分組。11月25日上午7時，我們乘坐三四輛大轎車和幾輛小轎車浩浩蕩蕩地從城內出發開往昌平縣秦城監獄。中南海距離秦城75公里，1小時40分鐘后到達。批判會于9時正式開始，11時結束。批判的第一個對象是“四人幫”頭面人物江青。

江青態度比較差

批判會會場約二三百平方米，大門開在東北角，西南兩邊擺放著桌椅，供出席批判會的工作人員坐，中間孤零零地擺放著一把木制靠背扶手椅，很顯然是供批判對象坐的。主持會議的同志簡單扼要地重申了批判會的紀律和需要掌握的政策，然后喊了一聲：“把江青帶上來！”只見江青身穿黑色棉囚服，頭發梳得油光锃亮，戴著她以前曾經戴過的黑邊近視眼鏡，昂首挺胸，大步走了進來，故意裝作“大義凜然”和無所畏懼的樣子。獄警示意她坐在事先準備好的那把椅子上。她坐穩后，不慌不忙地從上衣口袋里掏出手絹，摘下眼鏡，擦了擦灰塵，又不慌不忙地戴上，向四周環視了一下，等待主持人發話。江青表現得很鎮定，以示她以前曾多次對我們講過的“我有豐富的斗爭經驗”。

限于時間，集中批判了江青的6個問題——

第一，對工作人員的虐待和迫害

大家一致認為，江青對工作人員缺少愛心、關心和同情之心，多了疑心、狠心和害人之心。江青對工作人員迫害的手段極多，有訓斥、辱罵、打人、體罰、趕走、停止工作、逼迫檢查、勞動改造、政治審查、隔離軟禁、逮捕入獄等十幾種。她動不動就給工作人員扣上“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務分子”、“坐探”、“小爪牙”、“偷盜文件”等大帽子。“文革”10年，先后有30人在江青那里工作過，沒有受過江青虐待迫害的幾乎沒有。下面是工作人員對江青的當面批判——

我非常氣憤地問：“江青，你睜開眼睛看看我是誰？”江青聽到問話，先是怔了一下，但馬上平靜下來，傲氣十足地說：“我不用睜開眼睛，就知道你是楊銀祿。”

我說：“你知道就好，你原來是我們的座上客，現在你是我們的階下囚，你要老實交代問題。”江青不緊不慢地說：“我有一年多沒有人身自由了，我夠老實的了。”

我說：“你對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還有一點點同情心嗎？1968年1月初，我的老父親因勞累成疾，不幸去世，黨組織考慮到我剛到你那里，還沒有接前任秘書閻長貴的班，也沒有正面接觸過你，就批準我回老家料理我父親的喪事。這本來是很正常、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你起了疑心。我從老家回來以后，你不但不向我表示任何同情，還扯著嗓門質問我：‘你回家干什么去了？’我極力控制著自己的情緒回答說：‘我父親死了，回去辦喪事去了。’你又厲聲厲色地質問道：‘你父親真的死了嗎？誰給你作證？我懷疑你父親沒有死，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他們好干壞事，我派人到你老家，把墳扒開看看是不是你父親？！’你還沒有等我回答，就大罵起來：‘混賬，你給我滾！’……1973年6月11日晚上，你從外邊回來，一進門你就對我說：‘南斯拉夫有一部電影，叫《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你給春橋、文元同志的秘書打個電話，問問春橋、文元同志看過沒有？如果沒有看過，想去看的話，我們一起看看，不是通知，是打個招呼。’我立即在十號樓門口分別給張春橋的秘書嚴忠富、姚文元的秘書郭文打了電話，張春橋的秘書和姚文元的秘書分別報告他們的領導后都說，他們看過了，不去看了。我到你的餐廳把他們的秘書的回話內容報告了你，你當時說：‘我自己去看。’你沒有看電影就跑到張、姚住地，問張、姚‘這部電影你們看過沒有？’張春橋撒謊說：‘我沒有看過。’姚文元也撒謊說：‘我不知道。’你相信了他們的謊話，立刻就說：‘小楊撒謊，挑撥我們之間的關係。’……毛主席批評你：“江青對待工作人員從來就是這樣，用人家的時候不關心，不幫助，不想用人家的時候就給人家加上幾個罪名，扣上幾頂大帽子，一腳把人家踢開，從她那里出來的人，沒有一個高高興興地出來安排工作的。主席還說，江青是個蠢貨……江青，你不是說，我們挑撥你和張春橋、姚文元的關係嗎？我們怎么挑撥你和張、姚的關係？你們是什么關係？你老實交代！”

江青說：“是工作關係。”

劉真同志批判說：“周淑英同志你還記得吧？小周對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一天到晚，一年到頭，就是她一個人圍著你轉，給你穿脫衣服，穿脫鞋襪……你對這樣一位善良賢惠、白璧無瑕、勤奮好學，熱情、周到、細致地為你服務的好同志、好護士，非但一點也不領情，相反竟然對她下了毒手，污蔑周淑英同志是林彪、邱會作派去的特務，是林彪在你身邊安插的密探，污蔑周淑英同志給你‘吃了5年毒藥’。什么是毒藥？那不就是你每天離不開的你自己非要吃的安眠藥嗎？！你忍心將這樣一位好同志投入監牢？！”

講到這里，江青仍然默不作聲。

劉真同志繼續說：“周淑英同志被你趕走以后，由趙柳恩同志接替她的護士工作。1972年3月4日晚上你睡覺前，按照你的吩咐和醫囑，小趙明明給你放了一份備份的安眠藥，你吃了以后硬說沒有給你放，非要再吃一份，兩份安眠藥吃下去以后，不但起不到催眠的作用，你反而亢奮了，更睡不著了，感到不舒服。于是你就毫無道理地大發雷霆，誣蔑小趙給你吃了毒藥，你說是林彪派來的特務周淑英教小趙這樣干的。你就把周總理、葉帥等8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騙到釣魚臺十七號樓，對楊銀祿、趙柳恩、周金銘興師問罪。你毫無根據地把小趙和黃永勝聯系在一起，并當即把小趙的領章、帽徽扒下來狠狠地摔在地上，說小趙不配戴領章和帽徽。你對一位文靜賢惠的女孩無端地大耍權威，實在令人發指。”

這時江青低聲說：“我不是還給她了嗎？”

我說：“1972年，有一天，你在你的保險柜里找一份文件，你也記得在你的保險柜里放著，你找不到，就誣蔑我偷了你的重要文件。你聲嘶力竭地對我說：‘你偷了我的文件，你向你的上司去自首吧！’過了一會兒，你叫毛遠新在你的保險柜里找到了。找到以后，你連一句道歉的話也沒有。文件在你的保險柜里，鑰匙你自己拿著，無論走到哪里都帶在你的身上，說我偷了你的文件，這不是有意陷害人嗎……除了有意陷害我們以外，你怕你搞陰謀詭計的材料落到別人手里，抓住你的把柄。”

江青聽了以后，不說話，也沒有任何表情。

第二，崇洋媚外，撈取資本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國紐約州賓翰頓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維特克女士應我國友好協會的邀請前來訪問，訪問期間，鄧穎超、康克清大姐會見了她。維特克又提出想見見江青，周總理批示：“談上一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愿見，也可不見。”江青看到周總理的批示后，認為這是為自己樹碑立傳的好機會，于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高興地談了6個小時。后又破格以高標準宴請了維特克女士。晚宴后，江青興高採烈地陪同她到人民劇場觀看現代京劇樣板戲《紅燈記》。看完戲又與維特克一起登上舞臺接見演員，合影留念。

周總理規定“談上一個鐘頭”，可江青已超過5個鐘頭，還認為沒有盡興，未達目的，要求到廣州繼續談，而且要談解放戰爭和其他問題。周總理知道后指出，江青同志不要多談，只談一次，最多兩次，只談文藝，不要談其他問題。江青聽了接待人員轉達周總理的指示后，滿臉不高興，大發雷霆：“我的事不用你們管，你們的膽子真大，敢來圍攻我！”江青一意孤行，在廣州又同維特克談了6次，連同前一次共談了7次，達60多個小時。

在廣州，江青同維特克一見面就說，我跟你談的你都可以發表，斯諾寫了一本《西行漫記》世界聞名，這就是你的范本，我希望你走斯諾的道路，做第二個斯諾；并吹捧美化自己說，“我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呢？是的，我是30年代就解決了公與私問題的人”。

在談話過程中，江青泄露了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包括政治、軍事、外交、人事、資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況。特別是把黨內斗爭的機密情況和黨中央多次會議的時間、地點、決議及解放戰爭的作戰情況等泄露了出去，還把一些沒有公開過的作戰地圖、資料送給了維特克，如《解放戰爭開始前形勢圖》、《我軍戰略反攻形勢圖》、《毛澤東行動路線圖》、《西北戰場作戰過程形勢圖》、《遼沈戰役概況圖》、《平津戰役概況圖》、《淮海戰役概況圖》、《解放戰爭三年半戰績統計表》等8種圖表。江青還泄露了我軍在朝鮮戰爭第四次戰役中的損失情況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情況。

在談話時，江青恐怕維特克聽不懂，記不全，多次問維特克：“你聽懂聽不懂？聽得枯燥不枯燥？記得累不累？以后我把記錄整理好了，給你寄去，甚至錄音帶也可以給你。”

江青為了取悅維特克，在廣州的6天時間，天天宴請維特克，用針線把茉莉花串起來，做成了手鏈，用針線把玉蘭花骨朵串起來，做成項鏈，每天上午親自給維特克戴在手腕上和脖子上。江青自己也戴上同樣的手鏈和項鏈。維特克臨走時，江青親自送行，并滿懷希望地說：“盼望早日看到你的書。”江青送給維特克的禮物有象牙刀、檀香扇、《古詩源》、《魯迅全集》、《二十四史》等。

第三，竊取國家的寶貴物品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紅衛兵抄家的貴重物品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所有抄來的物品被編號登記造冊后，開始賣給（等于贈送）中央領導人，價格便宜得不可想象，只是象征性地收幾個錢。一開始江青并不知道有這樣的便宜事，還是康生、葉群告訴她的。有一天，葉群帶著她的“戰利品”到釣魚臺十號樓擺在大客廳的大條案上，讓江青欣賞。江青看后動了心。那天以后，連續去了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幾次，獵取了不少貴重物品，其中有價值幾萬元的鑲有珍珠、寶石的金殼藍表（江青只交了14元人民幣），明清時期的筆、墨、端硯，各種書籍、古畫，還有稀貴的刻圖章用的雞血石、玉石等。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到毛家灣林彪的住所參觀，發現他們獵取的文物作為證據被批判。江青害怕了，回到釣魚臺以后，叫毛遠新立即退回去一部分，并叫毛遠新向文物管理處要收條。毛遠新說，不能要收條，要了收條就留下證據了。江青說，還是遠新的主意好，就把一部分文物退了回去，一部分留了下來。江青還想把留下的部分賣掉，一是想得到一筆巨款，二是為了毀滅罪證。這件事還沒來得及辦，“四人幫”就被粉碎了。

因為我們講的這些都是事實，我們又是目擊者和見證人，江青聽了以后，沒有反駁。

第四，江青與林彪的關係

關于江青和林彪的關係，主要揭發三個問題：

一是江青和林彪是全國武斗的聯手制造者。

林彪散佈謬論：“好人打好人是誤會，好人打壞人是活該，壞人打好人是鍛煉，壞人打壞人是以毒攻毒。”江青就提出了“文攻武衛”的口號。工作人員說，你們二人配合得不錯，你們是攪動派性，煽動武斗的罪魁禍首。你們合起伙來明目張膽地對抗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

江青聽了以后說：“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有錯誤，我負責！但我不是對抗主席的指示。”

二是關于“揪軍內一小撮”的反動口號問題。

我說，1967年1月10日，林彪和你（江青）伙同王力、關鋒等人炮制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揪軍內一小撮”。你們炮制的具體經過是這樣的：1966年下旬，你在一次會議上叫喊：“軍隊那些走資派為什么不揪？”跟著，就指使王力、關鋒起草文件，提出“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動口號。你看后讓“趕緊送林副主席審批”。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這個反動口號一出籠，就立刻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你不但不作自我批評，還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卸責任。王、關被揪出來以后，你說是王、關搞的；戚本禹出了問題，你說是王、關、戚搞的；陳伯達出了問題，你說陳伯達伙同王、關、戚搞的；林彪的陰謀敗露后，你又說，是林彪、陳伯達伙同王、關、戚搞的。總而言之，你詭辯來詭辯去無非想說明此事與你江青無關……1973年1月，中央專案組將“揪軍內一小撮”炮制經過的原始材料清查出以后，你在大會堂福建廳看了那份材料，惱羞成怒，對專案組的工作人員說：“你們好大的膽子，搞專案搞到我的頭上來了！”你對我說：“小楊，你給我作證。”我因為沒有看到什么材料，不知道你叫我作什么證，所以我沒有吭聲。你回到釣魚臺以后，仍然對我說：“專案組的路線不對頭，他們竟然搞到我頭上來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與我根本沒有任何關係，我不知道那份材料是怎么來的，真是豈有此理。”你是叫我作偽證呀，我沒有上你的當。

江青聽了以后說：“我至今仍然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有人陷害我。”

三是看看江青和林彪之間的電話聯系，便知他們之間是何關係。

自1969年至1971年9月，林彪倒臺之前的兩年零9個月時間內，江、林之間的電話達470多次，平均每隔兩天多一點就要通一次電話，表達互相關心、互相問候、互相祝愿、保重身體之意。

在廬山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一伙妄圖“和平奪權”的陰謀被挫敗已經過去8個月了，他們正在密謀策劃反革命武裝政變，毛主席也批評了林彪集團的黃、吳、葉、李、邱等人。在這樣的背景下，江青和林彪、葉群通了一些什么電話呢？1971年4月29日，葉群打電話給江青，說：“江青同志每次在最關鍵的時刻對我進行幫助，我非常感動……謝謝江青同志對我的幫助。”5月2日，江青在電話里說：“很久沒有見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時間，我去看看林副主席。”5月14日，葉群又給江青打電話：“林彪叫我約黃永勝、吳法憲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談談心……林彪同志說江青同志在會上給你們說了很多好話。”9月8日，葉群從北戴河打電話給江青，說：“林彪同志問候江青同志，請江青同志保重。”葉群并派林辦的工作人員給江青送來了4個大西瓜。江青立即叫我替她回電話：“謝謝林副主席的關心，也請林副主席放心。”而正是在這一天，林彪下達了他的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9月12日，林彪叛逃前幾個小時，江青帶上林彪送的4個大西瓜到頤和園，激動地對工作人員說：“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給我的，我再送給同志們，這是林副主席對我們的關心，我們大家一起謝謝林副主席！”難道這些都是巧合嗎？

江青聽了以后，自言自語地說：“我叫你們保存這些電話記錄，是想證明我和林彪的關係在政治上沒有瓜葛，怕被林彪和葉群利用，結果叫你們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對我進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進行斗爭的呀。”

第五，反對和陷害周總理

1974年1月24、25日，江青擅自召開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又參加中共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會上，江青等人以黨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負責人的身份出現，置周總理等中央領導人于被領導、被指責的地位。

此次大會之前的10多天時間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釣魚臺江青居住的十號樓秘密開會，研究24、25日的會議內容、方法等問題。江青為了封鎖消息，對工作人員作了“四個不準”和“三個要”的規定。“四個不準”：不準打電話，不準議論，不準外出，（除了到十號樓參加會的人外）其他中央領導人一律不準進入。“三個要”：到機關食堂吃飯要兩人以上；吃飯時，如果有人問什么事，回來要馬上匯報；十號樓，不論黑夜白天都要鎖上門。

一天，江青問秘書劉玉庭：“你知道王良恩（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是怎么死的嗎？是自殺還是他殺？王良恩是一個壞人，他是總理的人呀。他好像是總理的私人秘書，王良恩能參加政治局會（列席）是總理同意的。”暗示王良恩的問題與總理有關。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以后說：“這個東西（指《紀要》），怎么沒有總理的名字呀？怎么沒有反對總理呀？林彪如果篡黨奪權成功以后，可能還用總理，因為林彪沒有治理國家的經驗。”江青把總理和林彪畫在了一條線上。

有一天，周總理剛剛做完手術，江青就想把總理從三O五醫院趕走，說：“三O五醫院那個地方舒服，我想去。”

1975年6月28日，江青寫給毛澤東主席以及在京政治局委員的檢查送到周總理那里，叫總理看，江青幾次打電話催總理快點看。第一次打電話，總理休息。第二次打電話，總理正在治療，江青就發脾氣了，大聲說：“他不看，就給我退回來。”總理那時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看東西非常困難，江青是在催命啊。

周總理逝世以后，江青不叫群眾戴黑紗，她說：“共產黨怎么還搞大出喪，這是孔老二那一套。”她在汽車里看到一個人戴黑紗，就惡狠狠地說：“這個人怎么還戴黑紗！”中央通知江青向總理的遺體告別，江青很不愿意去，說：“我前天已經告別了。”不得已，江青還是去了。在向總理遺體告別前，護士特意提醒她告別時要脫帽，但她故意不脫。全國人民看到她戴著帽子向總理遺體告別很氣憤。

江青聽后說：“我一直對總理是尊重的，我不是故意不脫帽，我那天是感冒了，不敢脫帽。”

第六，迫害毛主席

1976年9月7日，江青從大寨回到北京。她來到毛主席的住處，這時毛主席好不容易剛剛入睡。江青不顧醫生的勸阻，給毛主席擦背，又活動四肢，擦爽身粉。醫生主張讓毛主席多休息，江青卻不斷地送一些一般情況的參考資料，硬要主席看。9月8日，毛主席已處于垂危狀態，江青一定要給主席翻身。醫護人員堅決反對，并告訴她說：“翻身危險。”江青不聽，硬是給主席翻了身，結果主席顏面青紫，血壓升高。江青見情況不妙，揚長而去。

江青這個人聰明得很，她認為對身邊工作人員態度不好并不是要害問題，所以揭發批判她迫害和虐待工作人員的罪行時，她可以靜聽，表現得很鎮靜，并私下表示可以向他們作檢討。當揭發批判她迫害毛主席罪行時，她認為這是要害問題、原則問題，立即表現出坐立不安的神態，暴跳如雷起來。她大聲說：“你們這是借題發揮，夸大其詞，企圖以此將我置于死地，你們這樣做是徒勞的。主席的尸骨未寒，你們就對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現在是XXX叫你們來斗爭我的吧？打倒XXX！我和主席結婚幾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體情況，他的身體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懷疑主席身邊的人有問題，我對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難道我還會迫害我的丈夫嗎？我既是主席的學生又是主席的戰友，誰能相信我會迫害主席？”這時，與會的工作人員齊聲喊口號：“我們相信！我們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這時，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來，走到工作人員面前，用手指指到一位工作人員的鼻尖上，厲聲厲色地質問：“你相信，你有什么根據？！”那位工作人員大聲回敬：“因為你是一個野心家。野心家，什么壞事干不出來呀？”江青氣急敗壞，狠狠地推了這位工作人員一把。青年人氣盛，咽不下這口氣，過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會議的同志想制止，但沒有制止住。這時，江青惱羞成怒，攥緊拳頭打了這位工作人員一拳。公安部干警過來就把江青用手銬銬了起來，她還不老實，雙手亂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員的肩上。于是公安干警就把江青的雙手銬在背后，她這才安靜下來。汪東興知道這個情況后，還嚴厲地批評了參加批判會的主持人，說：“事先不是給你們交代過要注意政策嗎，要文斗，不要武斗嘛。不要在肢體上跟她發生沖突，再給同志們強調強調，以后不準再發生這樣的問題。”

工作人員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時說：“你得勢、得意的時候，不只一次對我們說：‘我早就做好了各種思想準備，將來要么被殺頭，要么坐牢，要么被不死不活地養起來，我就怕不死不活地養起來。我是不會犯路線錯誤的，你們在我身邊工作會感到幸福的。你們要聽我的話，你們聽我的話就是聽黨的話。好好為我服務，你們為我服務，就是為黨服務。我受了損害，就是黨受了損害。我吃了虧，就是黨吃了虧。我好了，你們也有好處；我倒霉，你們也不會有好處。’”由于江青多次對我們工作人員說過這番話，所以她不會忘記，也無法抵賴。她聽后沒有站起來反駁，只是辯解說：“我不是你們說的那個意思，我沒有野心。”

工作人員說：“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個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評你說：‘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

江青說：“這是主席對我的愛護、提醒和批評幫助，你們不要曲解主席對我的批評和幫助。”

張春橋一言不發

1977年11月29日、30日上午，對張春橋進行了兩次批判，主要有三個問題：

一是對《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因病醫治無效逝世。1月21、28日，毛澤東主席先后提議，并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通知》（中央1976年一號文件）：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主持中央軍委工作。3日，張春橋就寫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指任命鄧小平為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文件——作者按）。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兇，垮得也快。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時，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開一個什么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人民是決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謀利益，在任何情況下，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站在先進分子一邊，就是勝利。反之，必然失敗。正是：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張春橋認為，周總理逝世后，毛主席會提議他任國務院總理，他萬萬沒有想到會提議華國鋒任代總理。《有感》充分暴露了他對國務院總理人選決定的強烈不滿。

批判人當場質問張春橋：“政治局開會議審議一號文件時，你參加了沒有？”張春橋板著臉，皺著眉頭，瞇縫著眼睛不說話，只是微微點了一下頭。批判人又問：“你既然參加了政治局會議，沒有表示不同意見，會后又表示極為不滿，你這不是典型的當面一套、背后一套，會上一套、會后一套的兩面派嗎？你這不是反對毛主席嗎？我們認為你擁護毛主席是假，反對毛主席是真！你不僅反對毛主席，你還反對黨中央。”對于這樣的尖銳質問，張春橋竟然沒有任何反應。

二是批判他對周總理的治喪活動進行干擾破壞的問題

1976年1月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討論研究周總理的喪事安排。會議中治喪辦公室提出：參加治喪委員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不論在京的或是外地的，都要參加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張春橋以不滿的口氣問：“那是不是在外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也要來呀？”當治喪辦公室提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的群眾吊唁活動，擬安排6萬人參加，共5天時間時，張春橋又說：走資派還在走，不能影響反擊右傾翻案風，要壓縮。在討論悼詞的內容時，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對悼詞中“周恩來同志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句重要評語，極力反對，不同意寫進去。張春橋還別有用心地說：“最后那個部分（指悼詞中號召向周總理學習的部分——作者按），籠統地、簡單地說幾句就行了，不要展開寫。”在討論由誰來致悼詞時，江青、張春橋極力反對由鄧小平致悼詞，說：“現在全國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致悼詞不合適。”王洪文說：“還是請葉帥來吧！”葉劍英說：“由鄧小平同志致悼詞比我更合適。他是黨中央的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又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他一直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應該由他來致悼詞。”政治局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葉帥的意見，江青、張春橋等人沒有辦法，只好作罷。會后，列席會議負責悼詞起草工作的李鑫、周啟才問汪東興：“悼詞中被刪去的那句話怎么辦？我們的意見還是加上，而且應該再展開，寫得更具體實在些。”汪東興對他們說：“中央政治局已經決定悼詞由鄧小平同志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你們可帶著修改后的清樣直接到小平同志家里去請示，并說明我們的意見，還是加上去為好。”李鑫、周啟才帶著修改好的清樣直接到鄧小平家中，報告并表達了他們的建議。鄧小平看了一遍清樣，毅然在稿子上親手加上了那句重要評語，并在清樣上寫了“送請毛主席審批”。毛主席于1月14日下午圈閱同意，挫敗了“四人幫”企圖貶低周總理的陰謀。

三是揭批張春橋在發生“天安門事件”時的反動言論

1976年清明節，在北京發生了“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因此遭到誣陷。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的處分。1977年11月，我們面對面批判“四人幫”時，雖然“天安門事件”還未正式平反，但黨的十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恢復了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這就意味著為“天安門事件”平了反。此時，對“四人幫”在“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所犯的罪行，也進行了有針對性的批判。

批判人對張春橋說：“在1976年4月5日凌晨，你站在人民大會堂二樓，對著天安門廣場咬牙切齒地說：‘北京市連這點事都對付不了，用高壓水龍頭激嘛！’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同志說：‘那怎么行呢！’你張春橋說：‘資本主義國家對付群眾鬧事，不就是這樣干的嘛……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你張春橋竟然劈頭蓋臉地大罵鄧小平說：‘你看看，你就是納吉。’”

批判人繼續說：“你張春橋以上這些反革命言論的用意很清楚，企圖利用這次‘事件’制造更大的事端，更加殘酷地鎮壓對你們‘四人幫’強烈不滿的人民群眾；同時嫁禍于鄧小平，促使黨中央、毛主席對鄧小平採取更加嚴厲的處分，達到一箭雙雕的罪惡目的，你這一招多么陰險毒辣！”

說到這里，張春橋沒有任何表情，仍一言不發。

四是批判張春橋的老婆叛變的問題

有證據證明，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在戰爭年代叛變過。批判人質問張春橋：“你的老婆文靜是不是叛變過？”張春橋不說話。第二次質問，仍不說話。第三次質問時，逼得他實在沒有辦法了，才從牙縫里蹦出幾個字：“那不是叛變，是臨時失去了與黨的聯系。”

張春橋被批判了兩個半天，不管別人揭什么批什么，他不是低頭不語，就是仰面不言。有的人實在耐不住性子了，氣憤地說：“張春橋，你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呀！”這樣刺激他，他也一聲不吭。

姚文元問啥說啥

12月1 日上午對姚文元進行了批判。

姚文元膽子比較小，顯得很緊張，頭冒虛汗，有時兩個腮肌肉抖動，眨著一雙大眼睛，特別注意工作人員的發言。有時他沒聽清楚，還問一下：“你剛講的是什么？我沒有聽清楚。”他基本上是問什么說什么，態度比較老實。

對姚文元，主要批判了三個問題：

一是姚文元四次為江青作證

第一次是1968年3月8日，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到釣魚臺向江青匯報查找魯迅手稿的情況。因為當時傅沒找到江青，無法進入釣魚臺，隨即與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電話聯系后進入釣魚臺十六號樓中央文革小組辦公處。江青聞訊后惱羞成怒，誣陷傅崇碧是私闖釣魚臺，到釣魚臺是來抓人的，是嚴重的政治事件。傅崇碧的秘書馮正午據說有癲癇病史，沒有見過這種激烈的斗爭陣勢，精神一刺激，緊張得暈了過去，手中的公文包掉到了地上。江青立即高喊：“他拿皮包打我！”無論傅崇碧怎樣解釋都無濟于事。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釣魚臺十六號樓召開緊急會議，把問題說得更嚴重了：“傅崇碧帶人帶槍闖釣魚臺十六號樓中央文革小組，行為可疑！他的秘書皮包里裝了幾支手槍，并用皮包擊打我的腹部……”姚文元是全程親歷者之一，本應替傅崇碧說幾句公道話。但他為了討好江青，連做人的良心都不要了，竟然隨聲附和為江青作偽證。

第二次是1972年1月28日晚12時，毛主席突然生病，醫生摸了摸主席的脈搏，沒有摸到，工作人員緊張起來。周總理知道后，馬上趕到毛主席的住處——中南海游泳池。當江青去了以后，毛主席已經蘇醒。江青離開主席的臥室來到值班室，大聲說：“主席的體質是好的，怎么可能像你所說那么厲害呢，是醫生護士‘謊報軍情’，該當何罪？”她還說：“醫生護士是‘特務’，是‘反革命’！”2月2日晚10時，江青叫我給周總理、張耀祠和主席的醫生打電話，請他們12時到懷仁堂開會，研究給主席治病的問題。江青還特意告訴我，通知姚文元也參加，他年輕記憶力好，叫他認真作記錄，將來叫他作證。我把江青的原話在電話里告訴了姚文元。姚說：“我一定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見按時與會，請江青同志放心，將來如果有事我會作證的。”

第三次是2月3日下午1時左右，周總理拿著一小瓶藥來到懷仁堂東廳，與江青商量給主席服藥的問題。總理說：“醫生推薦了一種藥，建議給主席服用，為了慎重起見這種藥我先吃了，沒有感覺有什么副作用，建議給主席服用。江青同志你的意見如何？”江青聽了以后對總理毫不客氣地說：“你不要說了，我請文元同志來，請他作證，他年輕，記憶力好。”江青叫我打電話給姚文元，叫他立即到懷仁堂來。姚來后，我告訴他事情過程，他聽了以后說：“我明白江青同志的意思了。”于是大踏步地進入東廳。

第四次是3日晚上8時，中央政治局在懷仁堂開會，專題研究主席的治療、保健問題，周總理主持會議。江青在會上講：“主席的體質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這么厲害呢？是醫生護士‘謊報軍情’。”江青再一次說：“醫生護士是‘特務’，是‘反革命’！毛主席身邊有一個集團，要拔釘子。有些人殺人不見血，有各種各樣的手段……要立專案審查。”這番話，江青連續講了兩遍，沒一個人附和她。等到主席的身體狀況平穩后，汪東興把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報告了主席。主席聽后，對江青的表現和言論很不滿意，憋了一肚子氣。

有一天，我接到周總理的電話。總理說：“請你報告江青同志，主席要家里人到他那里開一個會，請江青同志去。”當我報告江青時，她叫我打電話問問總理，主席說的“家里人”指的是誰。我遵囑給總理打了電話，總理說：“主席說的家里人，指的是東興同志、耀祠同志、我，還有江青同志。”我報告江青時，她對我說：“我建議再增加一個人，增加一個文元同志，因為他年輕，記憶力好，主席用什么藥，主席有什么指示，以后姚文元可以作證。”我給總理打電話轉告江青的意見時，總理說：“這樣做不好，名單是主席定的，不可能隨便改動。”江青才沒有如愿。在我給總理打電話請示之前，江青叫我先給姚文元打個電話，叫他做好準備，怕到時找不到他。江青有把握地說：“我想總理會同意我的意見的。”當我給姚文元打電話時，他絲毫也沒有猶豫地說：“好好好，我去我去。”表示甘心情愿地去為江青作證人。

江青以家里人的身份，準時到達毛主席的辦公室兼書房，準備研究主席用藥和聽取指示。江青沒有想到，毛主席當著周總理、汪東興、張耀祠的面，指著江青說：“你說這些人（指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是‘特務’、是‘反革命集團’嗎？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嗎？那就是我，他們跟了我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了。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們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主席的一頓批評，使得江青低下頭來。這樣的結果叫姚文元作證，能證明什么？

姚文元聽了對他的批判后說：“我不該都聽江青的，我對不起總理，對不起傅崇碧同志，向他們道歉。”

二是批判姚文元助紂為虐

1972年8月12日，江青在北京會見維特克，姚文元陪同。8月25日至8月31日，江青與維特克在廣州談了6次，談話中江青肆意編造歷史，美化自己，貶低和誹謗中央其他領導人，并大量泄露黨和國家機密。為此，毛主席對江青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一切姚文元是知道的，他不但不及時向黨中央、毛主席報告，還多次為江青修改談話記錄、封鎖消息，助紂為虐。

批判人說：“江青談的內容，應不應該向一個不了解的外國人談？”姚文元答：“當然不應該。”

“既然不應該，你為什么封鎖黨中央、毛主席，掩蓋江青的罪行？”姚這時說：“我認錯，我認罪。”

批判人說：1973年3月江青跟維特克的談話記錄稿印了出來，江青把記錄稿送給了周總理一份，總理召集接待過維特克的工作人員和參加整理記錄稿的工作人員開會。總理宣佈：“經請示毛主席，說記錄沒有必要送維特克女士。圍繞此事的一切工作馬上停止。所有的記錄、錄音、資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絕不能把這些材料外傳，已經流入社會的要想辦法追回。” 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意見，來了個急剎車。1973年3月16日，周總理打電話給新華社社長朱穆之查詢維特克在同江青談話以后，回到美國寫了一些什么文章，朱穆之遵照總理的指示進行了搜集。1974年初，外電、外報、外刊開始報道有關情況，其中有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英國《每日電訊報》、美國《華盛頓郵報》等媒體。這些情況都被姚文元扣壓。姚文元給朱穆之打電話說，“今后這類挑撥離間的材料不許登刊登報”，極力掩蓋、包庇江青在這個問題上的罪行。

姚文元聽了以后，說：“你們批判得對，在這件事上我的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三是批判姚文元編造、宣傳毛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

1976年4月30日，華國鋒向毛主席請示報告工作，說起有幾個省形勢不大好，毛主席親筆給華國鋒寫了“照過去方針辦”六個字。華國鋒隨即就把毛主席的這一指示在政治局會議上做了傳達。王洪文和江青也親筆記錄了“照過去方針辦”六個字。姚文元竟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六個字改了三個字，改成了“按既定方針辦”，并在他控制的輿論陣地上大肆宣傳。

“四人幫”的“按既定方針辦”的實質，就是按照“文革”時期的方針辦。姚文元說：“毛主席逝世前后，我們感到形勢很緊張，我們認為用了‘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可以至少在短期內保持形勢的穩定，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不會馬上就發生。”他無可奈何地說：“政治斗爭，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該發生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王洪文心虛恐懼

12月2日上午對王洪文進行了批判。王洪文看上去身體很不好，面色青紫（據說他以前患過肝炎），精神呆滯，內心恐懼。批判王洪文，主要針對三個問題：

一是游手好閑辜負期望

工作人員說，1972年9月，根據毛主席的意見，把你王洪文從上海調到中央工作，進住釣魚臺作為接班人培養。11個月后的1973年8月，在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你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可謂一步登天。你本應謙虛謹慎，刻苦學習，積極工作，努力進取，不辜負黨和人民的希望。可你不務正業，好逸惡勞，游手好閑，成了花花公子。釣魚臺是國賓館，經常有重要外賓在這里下榻，且住有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毛主席、周總理也經常在那兒辦公和休息。你卻在那里毫無顧忌地打獵、射擊、釣魚。你配備了高強度照明設備的越野吉普車、有充足彈藥的高級獵槍以及盛獵物的容器等，打獵的次數很頻繁，隔幾天就打一次，且次次均有收獲。到郊外打野兔，到玉淵潭公園打野鴨。你打槍不分時間、不分場合，出了樓門就開槍射擊。離你王洪文居住的十六號樓不遠處有一座小橋，這里行人和來往車輛較多，小橋的旁邊有幾棵高大、挺直、蒼勁的古松，成了你練習槍法的靶子，被你打得遍體傷痕。工作人員從這里路過時，提心吊膽，就怕你打槍。為了保護水質和維持安靜優美的良好環境，釣魚臺管理局規定嚴禁釣魚，你不管這些，經常在釣魚臺釣魚。毛主席說過：“釣魚臺無魚可釣。”你是對毛主席這句話的寓意不懂，還是有意對抗？當你釣上了一條大魚以后，對工作人員說：“誰說釣魚臺無魚可釣？我這不是釣了一條大魚嗎。”

王洪文聽了對他的批判后說：“我對不起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培養和教育，辜負了黨和人民的信任。那時，我忘乎所以了。”

二是另立中辦架空中央

1976年9月9 日，毛主席逝世。9月10日，王洪文就派工作人員米士奇進駐中南海值班室。王洪文盜用中央辦公廳的名義通知全國各地，要求重大問題直接與米士奇聯系，企圖切斷各地與黨中央、華國鋒同志的聯系渠道。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向米士奇轉達王洪文的話說：“王洪文說了，有兩件事，一個是毛主席的吊唁期間各省市發生的重大問題，要及時報告；二是在此期間，有些問題解決不了，需要請示的問題，要及時請示，就說是中央領導同志說的，讓你給各省、市、自治區打個電話。另外，各省、市有事打電話就找你。”米問：“電話以咱們辦公室的名義打嗎？”廖說：“不，不，不，以中央辦公廳的名義打。”

批判人問：“王洪文，情況是這樣的嗎？”

王洪文一邊擦汗，一邊回答：“是這樣的。我在這個問題上是嚴重錯誤的，甚至是有罪的。”

三是長沙告狀

1974年10月4日，毛主席提議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17日，“四人幫”有預謀地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難，以所謂“風慶輪事件”向鄧小平挑釁，鄧小平跟“四人幫”作了堅決斗爭。當時“四人幫”在釣魚臺進行了密謀，18日即派王洪文飛往長沙，向在那里的毛主席誣告周總理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王洪文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總理現在有病，住在醫院，還忙著找人談話到深夜。幾乎每天都有人去。經常去總理那里的有小平、劍英、先念等同志”，“他們這些人在這時來往這樣頻繁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四人幫”妄圖阻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以實現組閣的陰謀。毛主席當即批評了王洪文，對王洪文說，你回去要多找總理和劍英同志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20日，毛主席指示唐聞生、王海蓉回北京轉告周總理和王洪文：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問題要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毛主席還指示唐聞生、王海蓉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叫他們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東批西。

王洪文聽了對他的批判后，詭辯說：“我那次去長沙，不是告狀，是下級向上級匯報工作，反映情況，是政黨的組織關係。”批判人立即進行了有根有據的反駁。在事實面前，王洪文不得不承認自己“不光明磊落，不光明正大”，是“搞陰謀”。

【華發網根據人民網、文史參考、《同舟共進》等整合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