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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對部下指點迷津:“文革”就是改朝換代

張春橋對部下指點迷津:“文革”就是改朝換代

審判席上的張春橋(資料圖)

有一個孤獨的老人時而狂笑,時而嚎叫——他就是當年上海灘上不可一世的市委書記馬天水

一個寒冷的冬天,華北平原上最后一批莊稼已收割完畢,西風殘照,衰草凄迷。一個孤獨的老人毫無目的地踽踽獨行,時而狂笑,時而嚎叫—他就是當年上海灘上不可一世的馬天水。

馬天水回到河北唐縣老家一年后的1982年,上海司法機關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余黨徐景賢、王秀珍等罪犯時,鑒于馬天水患有反應性精神病,決定暫不提起公訴,取保候審。后來,由馬天水的弟弟馬登坡作保,把他領回原籍養病。馬天水返回老家以后,病情時發,經常離家外出,在外胡言亂語。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關部門提出報告,要求解除擔保,由政府處理。有關部門按照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決定派人前往唐縣,帶回馬天水,替他治病。

在工交會議上的一次發言,馬天水觸怒了“林副統帥”。

張春橋指點迷津,馬天水茅塞頓開

1983年4月初,一行人來到河北省唐縣一個村莊。沒有料到,馬天水一見到吉普車來到后,就像一匹受了驚的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會兒就消失在密密的樹叢中了。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尋找,最后才在一條水溝里找到了馬天水。只見他趴在溝沿上,腦袋鉆進了草叢,只剩一個屁股撅在外面。顯然,他的精神病又發作了。在醫生的幫助下,公安人員好不容易把馬天水弄上車,離開他的老家。

吉普車在華北原野上奔馳。馬天水安靜下來了。他環顧著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邊的醫務人員念叨起來:“我們在這個土坡上打過日本鬼子一個伏擊,那兒原來有日本鬼子一個炮樓,后來被我們游擊隊炸飛了。……”對抗日戰爭歷史的明晰回憶,看起來馬天水的神智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觸到“文化大革命”,他就喪失了理智,一派胡言亂語,叫嚷“安排工作”,“恢復黨籍”。一聽到“改革、開放”、“商品經濟”這些字眼,他就會朝厚重的大門撞去,口里哇哇亂叫:“快把廣播砸了,里面全是騙人的把戲呀!”

30年代初期參加革命,有過一段革命歷史的馬天水,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步入晚年,竟然墮入了深淵,走上一條罪惡的道路,不但坑害了眾多的上海干部和群眾,而且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以至古稀之年只能發出“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嘆,來度過其余生。馬天水是怎樣墮入深淵的呢?

馬天水一生道路上的大轉折點,是在1966年同張春橋建立了一種特殊關係以后。1966年11月,馬天水去北京參加全國工交會議。會上,馬天水發了一個言,對紅衛兵大串聯影響生產頗有微詞。這下可觸怒了“林副統帥”。這位“每臨大事有靜氣”的副統帥“靜”不下來了,咆哮如雷,將馬天水沒頭沒腦地批了一頓。馬天水過去參加全國性的會議,耳朵里灌進去的只是“馬老”、“馬老”的親切恭維聲,從未受到過別人批評,更不必說中央領導人的訓斥了。這次觸犯了“林副統帥”的龍顏,該當何罪?想到這一層,馬天水發抖了。后來想到自己的老同事張春橋已當上“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找到張春橋也許有一線生機。張春橋老奸巨猾,他感到這正是把馬天水拉過來為他所用的時候,于是向馬天水指點迷津,亮出了三張“路線斗爭”的底牌:“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無產階級司令部到姚文元為止,八個人”。“國家變不變色,黨變不變修,主要在中央、省、市主要領導人”。張春橋狡黠地對馬天水說:“你要趕快回到造反派一邊才有出路。否則嘛,群眾運動的洪流一來,那就難說啦!”

“文化大革命”中流行一個新名詞,叫做“路線交底”。張春橋一交底,馬天水的茅塞就開了。張春橋原來是上海市委常委,只是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才當上市委書記,而他馬天水早已是市委書記了。論“輩分”,無疑是馬天水高,但這時馬天水也顧不得這許多了,他感激涕零地在張春橋面前檢討了自己的“路線錯誤”。

張春橋一聽心里就明白:魚兒上鉤了。于是進一步面授機宜,佈置任務:“你有這個認識就好,留著勁兒以后揭發陳丕顯、曹荻秋嘛。回到上海后,你去找景賢同志談談吧。”

馬天水明白,張春橋是把他和陳、曹區別對待的,他一回到上海,就和徐景賢接上了頭。當時,徐景賢只是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一般干部,自從投靠張春橋、姚文元,打出造反旗號,當上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的頭目以后,正苦于得不到一名上海市高級干部的支持,陷于孤立的氛圍之中。馬天水在造反派尚未得勢的時候斷然“反戈一擊”,是對張春橋、徐景賢一伙的莫大支持。

張春橋的真實身份:潛伏在中共的國民黨特務?

張春橋,山東省巨野縣人,1917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張開益是長期為國民黨、日寇效勞的反動官僚、漢奸。1932年至1934年,張春橋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期間,充當國民黨特務,積極進行反共活動,監視和密告領導反蔣抗日學生運動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

由于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犧牲在獄中。1933年春,張春橋伙同國民黨復興社分子李樹慈和馬吉峰等人在濟南發起成立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由復興社出資創辦了《華蒂》月刊。“華蒂”,就是“中華法西斯蒂”的意思。

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撰寫文章,進行反動宣傳。1935年5月,張春橋到上海,在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的指使下,從事擁蔣反共活動,瘋狂反對魯迅,積極參加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

1936年3月15日,張春橋化名狄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評》的反動文章,惡毒攻擊魯迅為《八月的鄉村》這部小說作的序言。魯迅在同年4月16日寫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張春橋的反革命嘴臉。

1937年9月,張春橋離開上海,返回濟南,奉山東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之命,由復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張春橋1936年4月在上海參加了叛徒宋振鼎組織的一個冒充共產黨的所謂“預備黨員委員會”。這個組織成員,不少是從國民黨蘇州反省院出來的自首叛變分子、脫黨分子。

不久,被上海黨組織發現,由吳仲超同志代表黨組織宣佈予以解散,并責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參加這個組織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張春橋隱瞞了他的國民黨特務身份和反革命歷史,隱瞞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親的反動歷史,于1938年在延安混入黨內,仍把他參加“預備黨員委員會”組織冒充為參加共產黨。

張春橋的老婆文靜,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平山縣郭蘇區任區委宣傳委員時,被日寇俘虜,自首叛變,充當日本特務。張春橋對她長期進行包庇。張春橋到北京工作后,欺騙中央,揚言要與文靜離婚,實際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關係。

在“文化大革命”中,張春橋勾結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黨羽長期包庇重用文靜,派她在上海擔任了重要職務。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后,文靜先后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材料組(后改為市革委會材料組、專案辦)、市革委會辦公室聯絡組(后稱調研組)工作,實際上是這些組的負責人,享受著相當于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

向來以陰冷著稱的張春橋,對于林彪、江青這些能夠實現他反革命野心的權貴,極盡溜須拍馬、阿諛奉承之能事。早在1964年,江青鉆到上海搞所謂京劇改革,說需要一個“幫手”,張春橋就見機行事,奉迎于江青駕下。他本來不懂京戲,現弄來唱機跟著哼哼現學京腔……“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勾結到一起。

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得到江青的暗示,秘密潛回上海,于1月6日鼓動并伙同王洪文在上海召開十萬人大會,喊出“打倒陳丕顯,打倒曹荻秋”,向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奪權。這就是所謂席卷全國奪權大劫的“一月風暴”,上海市有17名市委書記、常委和市長、副市長被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市長曹荻秋、副市長金仲華被迫害致死。

張春橋曾親自出馬威逼鄭君里交出有關江青30年代丑史的材料,又指使他的黨羽拘留審訊和隔離審查了鄭君里、趙丹、白楊、張瑞芳等18位了解江青歷史情況的文藝界人士;不久又先將接觸過江青材料的上海公安局一位處長和一位副局長押送北京,然后又把有關的6名局級干部、9名處級干部和10名一般干部、20名群眾逮捕起來,于1968年2月由吳法憲派飛機押解到北京長期關押。

就是這個今天在法庭上歪斜著腦袋、半閉著兩眼、半死不活、死賴硬頂的張春橋,于1968年12月初,指使他的心腹以“強烈的激情”出了一期簡報,用上海廣大黨員和群眾的名義“強烈要求”在黨章里寫上林彪是“接班人”。張春橋后來說:“寫在黨章上,這就放心了。”

就是這個張春橋,他摸清了王維國、陳勵耘是林彪的親信這個底,就親自出馬提名王、陳二人當上了中央候補委員。張春橋暗地里對人說:“我提這兩人,林彪一定很滿意。”

張春橋巴結林彪、江青的心血沒有白費,沒多久,他就平步青云,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審判“四人幫”:張春橋為何自始至終一言不發?

981年1月23日,張春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他的罪名是: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條發動武裝叛亂罪,第一百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

張春橋被關押于北京遠郊的秦城監獄。

差不多每隔一兩年,從那高墻深處,總要傳出一點關于張春橋的消息。

在“四人幫”之中,只有江青與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姚文元為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王洪文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到了1983年1月,張春橋與江青緩期二年已滿。根據刑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死刑緩刑期間如有悔改表現,可改刑為無期徒刑”。張春橋與江青均被改判為無期徒刑,理由是:“沒有以極端的方法抗拒勞動改造。”

1983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送達張春橋,上面寫著:

罪犯江青,女,現年六十九歲,山東省諸城縣人,現在押。

罪犯張春橋,男,現年六十五歲,山東省巨野縣人,現在押。

上列罪犯江青、張春橋,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特法字第一號判決,認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都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一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第一三八條誣蔑陷害罪,罪犯張春橋并犯有第九十三條策動武裝叛亂罪,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嚴劣,分別判處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力終身。

罪犯江青、張春橋的死刑緩期執行期,到1983年1月25日,二年期滿。

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組成合議庭,對罪犯江青、張春橋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的表現,進行了調查。現已查明,罪犯江青、張春橋在死刑緩刑期間,無抗拒改造惡劣情節。本庭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并經本院審判委員會第一七二次會議決定,裁定如下:

對原判處罪犯江青、張春橋死刑緩刑兩年執行減為無期徒刑;原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變。

1984年9月12日日本《朝日新聞》,刊載了該報駐北京特派員橫崛的電訊,報道他走訪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發言人、辦公室主任魯賢所得到的信息。

橫崛在詢問江青近況之后,問道:“另外三個人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他們的情況怎樣?據說張春橋患癌癥死了?”

魯賢答道:“要這三個人接受改造談何容易。王洪文在審判期間曾認罪,但這種認識遠遠不夠。張春橋還活著,三個人都還健康。北京監獄的牢房有一號、二號……等許多,‘四人幫’當然是分別關押在各處。如果關押在一起的話,他們就會交談商量,那不行。”(笑聲)

1988年1月15日,新華社北京英文電,又透露張春橋的一點消息:

下星期一出版的英文《北京周報》報道,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成員現時仍然活著,他們仍在獄中服刑。

這四人是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

該周刊援引公安部一名發言人說,有關他們中間有人因健康問題已獲暫停執行刑罰或已獲假釋的謠言,是毫無根據的。

該官員說,除了前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1983年七十二歲時在獄中病死外,所有的人都活著,并在獄中服刑。

該發言人說,其中一些人年老體弱,如果他們患病,會得到正常的治療。

江青現年七十四歲,張春橋現年七十一歲。

此后,“四人幫”的情況發生了變化:

江青在1991年5月14日凌晨自殺身亡,終年七十七歲;

王洪文在1992年8月3日因肝病死去,終年五十八歲;

姚文元在1996年10月5日刑滿釋放;

當時,惟有張春橋在北京的勞改醫院里,過著監禁生活。

在勞改醫院,張春橋可以看電視,也可以看報紙。他仍然保持著對政治的高度關心,看報紙極為認真、仔細。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的時候,張春橋反反復復看了好多遍。

張春橋幾乎極少與監管人員說話。

據云,當他得知江青自殺的消息,那一天,他的臉一直陰沉著。

盡管張春橋的母親宋蕙卿得知他倒臺而在1977年4月1日自殺,盡管他的同伙江青也選擇了自殺,但是,張春橋聲稱:“我是絕對不會自殺的!”

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鬧,張春橋則自始至終一言不發。

張春橋改刑后判的是無期徒刑,因此他不會像姚文元那樣有刑滿釋放的一天。

毛澤東沒唱成的“將相和”:曾力促許世友和張春橋團結

李文卿的《近看許世友》記載了不少毛澤東促進許世友和張春橋團結的事,可證“文革”期間流傳的毛澤東唱“將相和”并非虛語。

歷史沉淀的愈久,就和真實的距離愈近,這種說法應該是不錯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小道新聞”,本來都是口頭流傳,當時都是以野史村言對之,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逐漸地清晰起來,成為白紙黑字的歷史。毛澤東在許世友和張春橋之間唱“將相和”就是這樣的一件事。

“文革”期間,筆者從事新聞工作,當時報社的負責人又是市革會常委,所以我們常常從傳達中能隱約感受到許世友和張春橋有些矛盾。市革會開會時,上海警備區司令廖政:國總是和張春橋唱對臺戲,張想收拾廖,許世友干脆把廖政國調回南京去。由此上海和江蘇的關係很微妙,也很敏感,凡是涉及江蘇的報道,也都是謹慎處之。同時也聽說毛澤東從中唱“將相和”,調和許、張之間的關係。毛澤東委張春橋為南京軍區政委,并要他幫助許世友。但他們是兩條道上跑的車,許世友從心里看不起知識分子張春橋。一次,張春橋在市革會開會時發牢騷,指著脖子上的紅領章說:他們不承認我張春橋,但不能不承認這個。在毛澤東心中,上海和南京軍區的穩定與和諧,對開展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所以他不斷地在許、張之間唱“將相和”。

最近讀了李文卿上將寫的《近看許世友》,其中記載不少毛澤東促進許世友和張春橋團結的事,可證“文革”期間的流傳并非虛語。

1967年7月20日,武漢“7. 20”事件爆發,毛澤東在武漢虛驚一場。到了上海,毛澤東便讓楊成武打電話找許世友到上海來見他。毛澤東特意派張春橋到合肥去接許世友,目的也是協調兩人的關係。8月18日,張春橋以毛澤東的專機去合肥接許世友。許世友從大別山到了合肥。一見面,張春橋就說,我這個政委親自到合肥接司令員來了。到了上海,許世友住在興國賓館,張春橋也住在那里。下午張春橋陪許世友去見毛澤東,陪同接見的還有楊成武、汪東興。這天中午,許世友自酌自飲,此時還在微醺之中。權延赤寫的《楊成武見證文革》一文中講到,許世友剛見到毛澤東,便撲通跪倒在地,放聲大哭。毛澤東安慰他說:莫哭,不要哭,好好干革命。許世友說:我是忠于你的,我是跟你干革命的。眾人見此情景便出去了,只留下許世友一個人聽毛澤東談話,談了很長時間,沒人記錄,所以他們這次談話內容就沒留下任何版本。

1967年國慶,毛澤東要許世友去北京,住在中南海。毛澤東接見許世友,又是由張春橋陪同。毛澤東和許世友談了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并再次要他和張春橋搞好團結,要張春橋保護許世友。這就是毛澤東的一廂情愿了,兵權在握的許世友怎么還在乎張春橋的保護。許世友這次在北京住了一個多月之后,張春橋上門邀請許世友到上海小住。經過中央的批準,許世友來到上海在興國賓館住了一個多月。這年的春節,許世友是在上海過的,隨員的家屬也都來到上海,酒沒有少喝,李文卿寫道:“我們幾個都喝醉了,吐得一塌糊涂。”

李文卿說,張春橋很“陰險”,對許司令“殷勤得令人可疑”。李文卿當時是許世友的秘書,在上海期間,他和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沒有少打交道,如果能讀到何秀文寫的與此有關的記載,我們對毛澤東唱的“將相和”會有更多的了解。

毛澤東第四次在許、張之間唱“將相和”這出戲是1970年廬山會議。會議前夕曾流傳要增補張春橋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這次會議上,林彪講話中與毛澤東唱對臺戲,提出設國家主席,還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吳法憲等發言暗示所謂“犯錯誤的人”就是戴眼鏡者,矛頭是針對張春橋的。華東組的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三位老將軍寫信詢問“犯錯誤的人”是誰?信的抬頭寫的是毛澤東和林彪,但這封信沒有到毛澤東手里。張春橋處于處處挨打的困境,甚為緊張。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對此記載頗詳:江青帶著驚恐不安的張春橋、姚文元到毛澤東處反映情況,毛感到必須下大決心了。為了保護張春橋,也還不能馬上與林彪攤牌,所以,毛澤東只好拋棄緊跟林彪的陳伯達。會議結束之前,毛澤東又要張春橋做東請許世友吃飯。在張春橋的住處,他們二人對飲,后來華東組聚餐,許世友也對張春橋作了回請。

毛澤東的“將相和”唱得很吃力,也可謂用心良苦,他深知許、張都是忠于自己的。毛澤東讓張春橋當總政治部主任,他還想讓許世友做總參謀長,一文一武,如能團結合作,對鞏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會有作用。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認為許、張是理想的搭檔。但這只是毛澤東的一廂情愿,許世友不愿進京,并說“要我當總長,我寧肯跳長江”。

后來,毛澤東為什么不再唱“將相和”?張春橋也不再“委曲求全”地演這出戲?如果把《毛澤東傳》和《近看許世友》放在一起相比較地閱讀,可以從中發現這還是和廬山會議有關。《近看許世友》記載:清查林彪時,從林彪的住處發現許世友、楊得志、韓先楚三位司令寫的信。1972年12月25日,許司令奉召進京,中央、中央文革派代表和他談話,提出三個問題,每個問題都很重要。第一,信上寫的“犯錯誤的人”指的是誰?第二,為什么信落到林彪手里?第三,為什么三大軍區司令寫的內容相同?這時王洪文受毛澤東的委托找許世友談話,結果談崩了。后來經過了解和李文卿的說明,毛澤東說“過去的事算了”。據紀登奎事后回憶說:毛澤東說算了,不要再追究了,許世友是個粗人,你們不要指望他像你們那樣細致,林彪已死,不要打擊面過寬。

毛澤東雖然這樣說,但他心中的結是否就此解開了呢?毛澤東深層次的思考常常是不說出來的,人們也常常是事后從他當時所讀的書或旁敲側擊的談話進行分析,才知道一些真相。在這件事情上我們也只能這樣。從當年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王守稼等為毛澤東注釋古文大字本可以知道一些表面的信息。1973年8月(即中共十大召開之前),寫作組接到了任務,要他們整理《史記》中的《陳丞相世家》、《絳侯周勃世家》、《黥佈列傳》、《灌嬰列傳》、《陸賈列傳》,不加注釋,訂成一冊上送。另外還注釋了《晉書》中的《劉元海載記》。除《黥佈列傳》,其他幾篇傳記每篇都有特定的主題,四位傳主都是劉邦的功臣宿將,而且也是幫助劉邦處理身后事的關鍵人物。毛澤東讀這些傳記是否要看看劉邦臨終遭遇過哪些危機,又是如何處理問題的?這是1973年7月間的事,離毛澤東1976年去世還有三年多的時間。今天讀這些傳記,對我們了解毛澤東生命結束之前三年的心態變化歷程及當時他對一些事件的處理,或許還是很有幫助的。

在這里,我們先把幾位傳主略作介紹,先說黥佈。黥佈姓英,亦稱英佈,出身佈衣,因犯法被黥,送酈山服役后逃到南方,結伙樹幟,自號當陽君。開始投奔項梁,項梁死,歸項籍,楚漢相爭時,他首尾兩顧,為項羽所敗,他又投奔劉邦,被封為淮南王。他收拾殘部,配合劉邦在垓下打敗項羽。漢高祖十一年,劉邦得悉黥佈謀反,要太子率兵征討,張良建議:太子所率諸將,都是跟著你定天下的驍將,怎么能聽從他的指揮呢!呂后也哭諫,太子不行,要劉邦親自出征。劉邦既老又病,只得勉為其難。于是親自掛帥,把黥佈打敗了。但他在這次征討時中箭,大病一場,次年就去世了。

其他四位都是追隨劉邦打天下的功臣。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曾任魏王魏咎的太仆,項羽的都尉,后因受讒他去,最后投奔劉邦。周勃是吹鼓手,與劉邦是同鄉,木疆敦厚,不好文學,劉邦以為可屬大事。灌嬰是劉邦麾下一員勇將,決定漢初成敗命運的大戰,灌嬰都起著重要作用。陸賈本是楚人,口才很好,名為“有口辯士”,常常在劉邦面前說《詩》、《書》,惹得劉邦很不高興,罵他說:我的天下乃馬上得之,安用《詩》、《書》!陸賈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劉邦由不高興轉為慚愧。他要陸賈為他著述秦滅亡的原因。毛澤東在黨的“十大”前讀這些傳記,是否可以理解為他是作心理上的準備,因為他在“十大”和八大軍區調動時要會見老帥和老干部,并要起用他們。當時流傳著這樣的話:老帥升帳,小兵回營,打掃廟堂,請回真神。是不是毛澤東的話,當時不知道,總之很有來頭,和毛澤東的當時意志相吻合。

許世友和張春橋的矛盾爆發公開化,是在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據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所記,“十大”主席團名單本來是毛澤東定的,設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主席當然是毛澤東,副主席即周恩來、王洪文、康生和葉劍英。在議論人選時,許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個副主席就夠了。”他所講的“只要一個副主席”,是指周恩來。

后來,他又認為只三個老同志就夠了。這表明許世友對已身居要職的王洪文不滿,這也代表了參加會議的老干部的看法。周恩來在做思想工作,統一認識,傳達毛澤東“不要輕視兒童團”的講話。盡管這樣,許世友還不斷插話,堅持自己的意見。當時任主席團秘書長的張春橋指責許世友,說:“你反對主席意見。”許世友當眾大聲訓斥張春橋:“你有什么了不起!”毛澤東的“將相和”無法再唱下去了。

在八大軍區調動會議上,毛澤東讀史傳的心情略有顯露,在張樹德著《紅墻大事》(中央文獻出版社)一書中記載頗詳。1973年12月12日,中央軍委開會,毛澤東向老帥問好,并介紹了剛出山的鄧小平。為了給王洪文一個機會,委托他點名,讓他在將帥面前樹立威信。王洪文不知深淺,大大咧咧地點起名來。當他點到許世友時,只聽一聲巨響,許世友把茶杯磕在茶幾上。毛澤東臉色鐵青,一聲不響。周恩來接下去點名。

12月20日,毛澤東接見會議代表,講到《紅樓夢》時,說:你們要不讀一讀《紅樓夢》,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會。你們要搞點文,文武結合嘛。這時毛澤東點了一下許世友:有人講《紅樓夢》是“吊膀子”書,這個觀點不對。用的是假語村言,真事不能講,就是政治斗爭,“吊膀子”就是掩蓋它的。許世友在南京軍干部會上批評過讀《紅樓夢》的人,說《紅樓夢》是“吊膀子”的書。毛澤東和許世友談了一陣《紅樓夢》,話題一轉,說:“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周勃厚重少文,你也是少文吧,你就做周勃吧,你去讀《紅樓夢》吧。毛澤東要許世友做周勃事,在“文革”期間也廣為流傳,畫家程十法還畫了周勃像,頗受人們喜愛。(作者注:劉元海,匈奴人,冒頓之后,劉邦以宗室之女為公主嫁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姓劉。元海好讀書,嘗對同學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毛澤東引這個典故時,說成“常恨隨、陸無武”。在此之前,孫中山悼徐錫麟挽聯時已用“常恨隨陸無武”。)

毛澤東的這番話意味深長。這里有四個人物,即隨何、陸賈、周勃、灌嬰。周勃被封為絳侯,故稱之為絳。有不少文章在評論這個史實時,都認為毛澤東教許世友做周勃是對許寄予厚望。如果是這樣,只是毛澤東的一個愿望。這話的涵義是很豐富的。如果全面地了解一下周勃,對理解毛澤東當時的心境會更深入些。劉邦病重時,呂后問他身后事的安排,劉邦說:“陳平智有余,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劉邦病逝之后,呂后欲立諸呂為王,問周勃,周勃說:“無所不可。”諸呂既立,周勃雖為太尉,但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陸賈深知陳平的心事,建議陳平交歡周勃。于是陳平以厚禮為周勃壽,兩人相謀誅了諸呂。孝文帝立,周勃一度為相,后被免去相職,下放到絳縣,畏恐被誅,常令家人披甲自衛。后來有人告周勃謀反,被捕入獄,受獄吏侮辱。經薄太后說情方出獄。他深有感慨地說:“吾嘗將軍百萬,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周勃的兒子周亞夫亦是將軍,被封為條侯,居功自傲,漢景帝嘗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那時正在讀《絳侯周勃世家》的毛澤東,看到王洪文點名時許世友磕茶杯,會有什么樣的想法呢?

寫到這里,我又想起“文革”期間,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主辦的《學習與批判》發表過《張勛傳》,到處都在抓所謂“復辟”的辮子兵。由于張勛從南京起兵北上,因之又傳說此文是針對許世友的。筆者曾和朱永嘉談及此事,他回憶說,那時肖木在北京王洪文身邊工作,有機會了解一些內情。有一次肖回上海探親,與朱私下談話時,提到有一次毛澤東講起張勛復辟的問題,王洪文問張勛辮子兵是怎么一回事,毛澤東要王洪文自己去查資料,因為毛澤與幾個人都談到這個問題。

對軍隊問題,毛澤東說過,如果指揮不動就打,無非是張勛復辟,辮子兵嘛。乘我還可以,還能打一仗。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對軍隊說的,當然也是對否定“文革”派講的。朱認為毛澤東在開中央軍委擴大會之前是作了最壞準備的。針對毛澤東的講話,朱找了復旦大學歷史系的趙青老師寫一篇張勛的故事,趙因為教學任務重,動手很慢,到1974年2月才在《學習與批判》發表一篇由趙青署名的《張勛傳》。

毛澤東還準備帶兵打一仗,是有心理依據的。在“文革”初期,毛澤東多次問許世友:中央出修正主義怎么辦?許世友說:我帶兵進京把他干掉。這話表現了許對毛澤東的一片忠心,但毛澤東會怎樣想呢?在不同的歷史環境里,毛澤東會不會有不同的想法?在歷史上,大將軍有帶兵進京的想法都是犯忌的。同樣一句話,此一時也,彼一時也,聽話的人會有不同的想法。

把毛澤東的讀書活動和歷史背景相結合來考察,可以看出他不讀無用之書,也不為無用而讀書,可謂集古為今用影射史學之大成者,為古今第一人。

周恩來彌留之際叮囑張春橋:好好幫助王洪文

到1975年9月,周恩來由于癌癥的折磨,身體極度消瘦,體重只剩下了30.5公斤。

但是打開他這大半年的工作安排日程,很難相信這是一個身患絕癥的老人每天的生活!

1975年3月到9月間的半年里,周恩來與各方面人士談話、談工作一百零二次,會見外賓三十四次。

9月7日,周恩來不顧病情的嚴重惡化和醫護人員的一再勸阻,堅持會見了伊利耶·維爾德茨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這是周恩來最后一次外事活動。

維爾德茨在抵達北京時,表示希望拜會周恩來總理。他說,只要周總理能騰出幾分鐘,他就去親自轉達羅馬尼亞領導人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希望總理早日康復的良好祝愿。

9月7日中午,他們訪問團正在參觀首都的一家工廠時,接到通知:周恩來當天下午1點將在醫院接見。在約定的時刻,周恩來從病房走了出來,他步履艱難但不要人攙扶,自己勉強從里間的病房走到外面的會客室,盡管只有短短的幾步路,走得卻非常艱難,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心里無比難過。

周恩來在會客室迎接了維爾德茨和代表團成員。

他用那略有殘疾的右臂,握拳支撐在沙發邊沿,左肘抵在沙發扶手上,為盡可能緩解腹部傷口未愈合而帶來的劇痛,上身艱難地向前微傾,凝神聽著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書記伊利耶·維爾德茨的談話。他的濃眉擰著,目光依然明亮。

病魔侵蝕了周恩來這位東方美男子的儒雅陽剛的容貌,卻沒有改變他彬彬有禮的風度和從容不迫的笑容。

寒暄之后,維爾德茨關切地把話題轉到總理的健康上來。周恩來淡淡一笑,好像開玩笑似的:“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么,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

周恩來回想起十年前,也就是1965年他到佈加勒斯特參加羅馬尼亞前任領導人格·喬治烏·德治葬禮的情景。他對客人說,那是在3月,他不穿大衣,一點也不怕冷。那次參加喬治烏·德治的葬禮時,他隨送殯行列走了四個多小時,但現在連四分鐘也不能走了。

臨別,周恩來懷著對人間無比眷戀的心情說:“佈加勒斯特給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為不能再次訪問那個美麗的城市而感到遺憾啊!”

這次會見,原來規定只有十五分鐘。規定時間到了。但周恩來表示還要再說一些話,這些話請維爾德茨一定轉告齊奧塞斯庫:“羅馬尼亞同志不必為中國共產黨擔心,盡管它正在經歷困難的時期(這里是暗示“四人幫”在搗亂)。經過半個多世紀毛澤東思想培育的中國共產黨,是有許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領導人的。現在,鄧小平副總理已經全面負起責任來了。具有五十五年光榮歷史的中國共產黨,是敢于斗爭的!”

言畢,周恩來在305醫院留下了他生前的最后瞬間,他近半個世紀的外交生涯隨之而落下了帷幕。

最后一次會見外賓后,不到半個月,9月20日,周恩來準備做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術。鄧小平、張春橋、李先念、汪東興和鄧穎超等來到醫院手術室外守候。

到此為止,兩年多的時間,周恩來一共承受了大大小小十多次手術。這次手術前,醫生為他注射了術前麻醉劑,推車都停放在他的床前。而他走進衛生間,將門反鎖,把自己關在里面,竟然一個多小時也不見他出來。鄧穎超非常著急,幾次敲門,他也不回答。

知夫莫過妻,鄧大姐自言自語:“唉!又在寫東西。”

寫東西?大家暗暗猜測,也很意外。難道總理真的挺不過這一關了?這是不祥之兆啊!

終于,他走了出來。原來他在進入手術室前,要工作人員找來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的《關于國民黨造謠污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報告錄音記錄稿,自己一人在衛生間,用很長時間仔細地看了一遍,用顫抖的手簽上了名字,并注明簽字的環境和時間:“于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周恩來所寫的不是遺言。他要為自己五十年前的一段歷史作最后的申辯,為國民黨制造的所謂“伍豪啟示”澄清早已澄清的事實。

周恩來一生忍辱負重,不計個人得失。他年輕時沒有享受過人生,沒有子女,沒有家產,晚年又忍受含沙射影的惡毒攻擊。屬于自己的唯剩這把隨時都會化為灰燼的忠骨。他忍受了許多許多,唯獨不能忍受對他政治生命的踐踏。在生命最后一刻,他要做的竟然是為了一個不應該讓他承受的冤案申辯,為保護清白的政治名譽而不惜耗盡最后一絲精力!

推車將周恩來推到手術室的門口,他突然說:“張大夫,你叫一下小平同志。”

這時政治局的委員們已經和總理一一握過手,正站在走廊里,目送總理進入手術室。

“小平同志,總理叫你!”

鄧小平連忙上前幾步,一把握住了總理的手。

“小平同志,你一年多的工作,證明,你比我強得多得多啊!”周恩來用最大氣力高聲說。

鄧小平抿著嘴,使勁地點了下頭。

身后的人都清楚地聽見了總理的這句評價。

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大聲講道:“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他要以這種方式表明自己在重大原則問題上遭受“四人幫”誣蔑時的嚴正態度。在場的鄧穎超要汪東興將此情況報告毛澤東。

長達五個小時的手術,對極度虛弱的周恩來又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但他堅持了下來。手術過程中,醫務人員發現周恩來體內的癌細胞已擴散到全身,無法醫治了。鄧小平當即指示醫療組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一個月后,即10月24日,周恩來又做了第五次大手術。這次手術后,周恩來再也沒能從病床上下來。再沒有能站立起來。

周恩來躺在病床上,大部分時間都是靜靜的,很少說話。他沒有氣力說話了,但是他的神志非常清楚。

12月底,周恩來進入了斷斷續續的昏迷狀態,大家都作了最壞的思想準備,畢竟伴隨生病的總理兩年多時間,心理也一點點地增加了承受力。進入病危后,有一次他的呼吸突然停止,連心跳也驟然停止搏動。醫務人員以為總理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他們一邊不失希望地奮身搶救,一邊通知中央領導人來醫院和周總理最后告別。

沒有想到周恩來是被一口痰堵住了,把痰吸出后,他又恢復了知覺,慢慢睜開了眼睛。他一見身邊圍著的中央領導同志,臉上露出了笑意,顫巍著伸出手,和大家一一相握。醫生一見總理蘇醒了,又是高興又是擔憂,生怕江青責怪醫生謊報軍情,故意讓領導虛驚一場。定睛一看,江青沒有來,這才松了口氣。

張春橋是最后一個和總理握手的,他剛轉身,周恩來就叫他的名字。周恩來身體太虛弱,說話的聲音太小,張春橋沒有聽見,站在那里沒有反應。周恩來有點著急,又連叫了兩聲,這次身邊的人聽見了,急忙告訴張春橋:“總理叫你。”

張春橋來到總理跟前,俯身聽到周恩來微弱的聲音:“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幫助王洪文同志,他還年輕。”

張春橋一邊重復總理的話,一邊表態:“總理,你放心!”

王洪文這時正在上海,因為毛澤東覺得他缺乏鍛煉,讓他回上海搞調查研究,積累一些工作經驗。

此時,周恩來的神志竟然如此清晰,為別人操了一輩子心,最后一刻還在為別人操心。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華發網根據《中南海人物春秋》、東方早報、人民網、《毛澤東最后七年風雨路》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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