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暴風驟雨中的人藝群星

1976年“文革”結束后，堅冰開始融化。1978年，人藝恢復本名。這一年，于是之主演的《丹心譜》是最重要的大戲。6月6日，人藝第一臺復排大戲《蔡文姬》開始售票，每人限購四張，購票的人潮勢不可擋，一度擠塌了首都劇場的南墻。人們都在熱情期待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人藝群星璀璨，但屬于他們的黃金時代太過短暫。建院初期綻放光芒后，隨著“反右”和“文革”的風暴來襲，人藝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運動的洶涌洪流。優秀的藝術家們，被裹挾著向前，身不由己。

老舍：少開會，讓我下鄉

解放后老舍回國，他對國內的重大政治題材并不熟悉，接到寫作任務，覺得既然是黨的要求，就應該邊學邊寫。1952年初，“三反”、“五反”運動尚未結束，老舍為人藝寫了反映該運動的《兩面虎》，后改名為《春華秋實》。

當時他看了很多政策材料，家里還請了個老先生，專門抄文稿。初稿出來后，各方的修改意見紛至沓來，有來自基層的，也有來自“上面”的。《春華秋實》前后寫了十二稿，每次都是從頭寫起，最后定稿時已經完全沒了初稿的樣子。採納的意見太多，劇本像個大雜燴。

老演員藍天野說，讓誰寫《春華秋實》都很難，戲都在資本家身上，工人、干部形象很難寫。社會上出現什么大事，老舍很快就有作品出來反映。1955年寫了《青年突擊隊》，1958年趕寫《紅大院》，都是配合一時一事，演完了，戲也就完了。

1956年，中國作協收集會員對作協的建議和要求，老舍就寫了兩句話：“少叫我參加會議與社會活動，允許我下鄉數月。”他曾跟人藝老演員李翔發牢騷：“作家是寫書的，不要參加這會那會，讓我寫不了書。”

焦菊隱：給《茶館》加條紅線

1958年《茶館》上演，在文藝界引起不小反響。有人說戲宣揚了“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的調子，認為作者有懷舊思想，對沒落貴族給予極大同情。更有甚者說，這是在影射“公私合營”。

7月10日，文化部一位副部長在人藝黨組擴大會上說：“你們現在偏重藝術方面去建立風格，政治靈魂不在意了……焦菊隱是資產階級的教條主義。……生產上我們很先進，比如白薯一畝地產五十萬斤，本身就是很大的浪漫主義。惟獨藝術上，我們還像烏龜一樣在爬。”

不久，《茶館》停演。歐陽山尊后來回憶說：“1958年開始‘左傾’，越來越厲害，一直到‘文革’。”

一次周恩來到人藝看《紅旗飄飄》，散戲后上臺和演員合影，突然問身邊的于是之：“《茶館》這個戲，你們為什么不演了呢？”于是之怔住，半天沒說話。周恩來說：“那個戲改改還可以演嘛！”周恩來說這話之后，人藝專門成立了一個小組，研究《茶館》的改動方案。

1963年，《茶館》重排。“反右”時被保護過關的焦菊隱花了很大力氣抓“紅線”問題，他說：“加的紅線都是主要的戲，是為了提髙戲的思想性。要搞好紅線，才能壓住那些表現舊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戲。”

最后《茶館》加了一條學生反帝反封、反國民黨統治的“紅線”，全劇結尾改為學生上臺貼標語，常四爺張羅送開水……當時扮演常四爺的鄭榕說：“這些都是硬貼上去的，和老舍先生的格調極不協調。”

復排演出時，老舍興致頗高地又看了一遍，但看完后不像以往那么愛說話了，對《茶館》加紅線問題也不言語。后來他只淡淡地說：“我對這個情況不熟悉，你們看著辦吧。”

周恩來：人藝要放個“大衛星”

1958年，“大躍進”高潮來臨，劇院對口支援北京大興，提出創作鼓詞、快板、詩歌、壁畫、舞蹈、歌詞二十萬件，爭取每鄉有一個文化館，每村有一個合唱團，每個生產小隊有文藝小組。當時的口號是：“蓋門頭溝，壓西城區，大干苦干創第一。”

8月26日，北京市文化界開展群眾“文化工作躍進誓師大會”，幾十個文藝團體競相做“比武”發言。人藝黨委秘書周瑞祥回憶，當時青藝盯著人藝，舒繡文在臺上報數字，放出一年演出九百場這個“衛星”時，書記趙起揚說：“打住了，打住了，不能再上了。”為了湊這個數字，在火車上打快板就算一場演出，下火車在車站再打快板，又算一場。

一天中午，劇院接到上級指示，要求全院立即投入煉鋼戰斗，爭取第二天出鋼。院里馬上找人聯系煉鋼爐及原料，成立“煉鋼辦公室”。院領導分析情況后，認定第二天出鋼不可能。又緩了幾天，終于在劇場后院花房西側建立了煉鋼爐，碾碎很多水管、通風管和鐵鍋，統統扔進煉鋼爐。

據歐陽山尊回憶，突擊煉鋼那幾天，恰逢日本戲劇家千田來劇院訪問。歐陽山尊正跟千田說著話，外面有人喊：“歐陽院長，要出鋼了。”千田很詫異，問明情況，連連說道：“新經驗，我要看看。”到了劇院里的煉鋼現場，千田連豎大拇指：“向你們學習。”

劇院快速寫出了反映大煉鋼鐵運動的《烈火紅心》，僅排了三四天就上演了。周恩來曾問人藝，新作《英雄萬歲》幾天能排出來，有人回答六天，還有的說十天。當時在場的演員李婉芬、馬群、英若誠回憶，那天周恩來興致頗高，表示：“你們人藝是老劇團了，明年應該放個‘大衛星’吧。”周恩來還引用了當時人藝劇中的一句臺詞：“我把這個合同就訂在你們這兒了。”

老舍：祥子能活到現在嗎

1965年，人藝曾把舞臺搬到天安門廣場，劇院除了排練革命歌曲大聯唱，演的話劇、快板等，內容都是聲援剛果（佈）反帝，還遞交了聲援書。

劇院黨委決定在十幾天內寫出斗爭戲《剛果風雷》提綱，還沒操作完，市文化局又佈置創作反對美帝侵略越南、支援越南人民斗爭的劇本。劇院只好在兩個排練廳分組突擊排練，每天分三班進行，五天內排出大樣。緊接著，中央又決定舉行活動支援多米尼加人民反美斗爭。劇院在當晚十點半召開全院動員會，決定第二天全天突擊排練大型活報劇《反帝怒火》。鄭榕說：那時候一個運動跟著一個運動，躲不過去。往往以運動為主，排戲為輔。

老舍越來越覺得自己跟不上外面轟轟烈烈的形勢了，他已經很少去看人藝的反帝戲，人藝也沒有再請他寫戲。有一次，他突發奇想，對演員李翔說：“你說，咱們的祥子能活到現在嗎？”老舍要創作《駱駝祥子》的續集，讓祥子變成解放軍干部，領導車夫鬧革命、迎解放。后來算了算，祥子要是活到那個時候，年紀太大，早就干不動了，劇本太不可信。已經寫好的兩幕戲成了永遠沒完成的半成品，被老舍扔進廢紙簍。

有一次看完意大利歌劇《女理發師》，周恩來留下一些藝術界人士，討論該劇存在的問題。一個個問過去，別人都不敢說話，只有老舍說了一句：“我反正聽不懂。”

文聯組織人員下基層，偏偏不理老舍。他回家后帶著微笑，但是說話非常凄涼：“他們不曉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會寫單弦、快板，當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趙起揚：“好書記”成了一大罪狀

1966年開始，人藝不搞業務，轉而務農搞運動。1月31日，北京市委決定撤銷焦菊隱的副院長職務，勒令《茶館》演員揭發焦菊隱在創作上的問題。4月16日“三家村”被批，北京市委宣傳部指示，“批焦”的工作立即上馬。

6月18日，人藝黨委書記趙起揚遭受批判。群眾組織宣佈奪權，劇院領導一律列為黑幫，北京人藝改名“北京人民文工團”，劇院領導被抄家。“好書記”成了趙起揚的一大罪名，這是在一次文藝座談會上，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周揚對他的評價，當時周揚已被打倒。早在1955年肅反時，趙起揚就力保過一些歷史上有問題的演員“繼續演戲，在工作中教育改造”。曹禺評價趙“敢于作出重大決定”“是個‘頂得住’的人”。但是這次，趙起揚也沒能“頂得住”。

老舍在京劇院里和馬連良等人一起跪著，看造反派燒戲服，在家中被暴徒打罵。8月24日清晨，他向小孫女告別，說了聲“跟爺爺再見”便一去不返了。后來有人在太平湖畔發現了老舍的一只鞋，尸體始終沒撈到。

老舍投湖前不久，跟郭沫若和人藝的領導、演員們一起坐船逛頤和園，幾個人下水游泳，歐陽山尊在一旁勸老舍也下水。老舍說：“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來，上來后又白又胖。”這句無心玩笑，竟一語成讖。“這么大的事，本來大家應該議論紛紛，但沒有。”人藝當年冷漠麻木的氛圍，讓演員英若誠感慨萬千。

曹禺：最大的毛病是聽話

劇作家吳祖光曾說：“萬家寶的最大毛病就是聽話。”萬家寶是曹禺本名，他向來禮數周全，哪怕是小字輩去看他，他也會恭敬地送出門。對周恩來，曹禺更要目送汽車遠去，還要對著車尾鞠一躬。

造反派對曹禺還比較溫和，只讓他每天按時上下班，看大字報，寫大字報，學習政策，準備交代問題。曹禺每天從鐵獅子胡同三號的住宅，膽戰心驚趕到首都劇場，見誰也不敢說話。有時造反派還要曹禺按照“兩報一刊”的社論，寫出自己的表態文章。

“文革”時期，劇院搞部隊編制，“歷史清白”的梁秉堃當了聯排班班長，曹禺是班員，他管梁叫“老班長”。寫交待材料時，曹禺總過不了關，梁秉堃就幫他寫，從《紅旗》雜志上抄口號，把自己罵得不是人。曹禺回家難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一天夜里，紅衛兵破門而入，把曹禺從床上拖下來，押到中央音樂學院小禮堂。屋里不許開燈，所有人靠墻席地而坐。直到天漸漸放亮，曹禺偷偷一看，發現和自己關在一起的有彭真、劉仁等領導，驚得一句話也說不出。

周恩來聽了有關方面報告，趕到關押曹禺的現場，對紅衛兵頭頭說：“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資派嘛，你們為什么把他抓來？趕快把他放回去！”

歐陽山尊：不敢和鄧穎超打招呼

樣板戲盛行的年代，歐陽山尊就與話劇無緣了。他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美帝蘇修的狗洋奴”、“大流氓壞分子”三個“頭銜”，被罰站小板凳，關進牛棚。他的學生專門去人藝的牛棚看望他，師生靜坐片刻，相顧無言。學生悄悄塞給老師兩包好煙，含淚起身離去。

“文革”期間，周恩來再沒有到首都劇場看過戲。一次偶然的機會，歐陽山尊遇到鄧穎超，他后來回憶這次見面說：“由于我那時尚未‘解放’，不敢和她打招呼，倒是她主動來招呼我，并意味深長地說：‘有一些文藝界的朋友給總理和我寫信，我和總理約好了，在這期間，所有給我們的信都只好暫不作復。’”

1971年，人藝恢復運轉，改名北京話劇團。江青提倡“救活話劇”，于是重新開始排劇。劇院花了幾年時間排《云泉戰歌》，歌頌農村干部階級斗爭精神，導演是歐陽山尊和夏淳。主演鄭榕說：“那時每出一篇《人民日報》社論，《云泉戰歌》就得改臺詞，主角天天背新詞。”

焦菊隱：七塊錢的骨灰盒

1972年，焦菊隱被允許觀看了《云泉戰歌》聯排。看完戲后有人征求意見，焦菊隱直言不諱：“政治上剛及格，藝術上只能打二十分。”

很快，劇團臨時黨委決定，把焦菊隱作為“靶子”開展批判，成立專案組。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中，焦菊隱被點名批判，并被定為死不悔改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以劇目為綱”和“重用牛鬼蛇神”是他的兩大罪狀。他悲憤地對友人說：“我已經徹底絕望了，今后我再也不能做導演了！”

焦菊隱被抄家后，獨自住在劇院大樓背后一間常年不見天日的小屋里，靠近公廁，陰暗潮濕。一次他因胸部疼痛住進醫院，經檢查確診為晚期肺癌。他對女兒說，自己在“文革”中寫了幾百萬字，可惜都是交代材料，現在只想把自己多年做導演的心得體會寫下，留給后人。

1975年2月18日，身心備受折磨的焦菊隱，沒來得及留下只字片語便郁郁而終。此時，老舍已去世九年。焦菊隱死時，軍宣隊長宣佈：只能給他買最便宜的、七塊錢的骨灰盒。

1976年“文革”結束后，堅冰開始融化。1978年，人藝恢復本名。這一年，于是之主演的《丹心譜》是最重要的大戲。6月6日，人藝第一臺復排大戲《蔡文姬》開始售票，每人限購四張，購票的人潮勢不可擋，一度擠塌了首都劇場的南墻。人們都在熱情期待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華發網根據《文史參考》、人民網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