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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張春橋究竟有多陰險狡詐

“文革”期間,張春橋究竟有多陰險狡詐

居中者為張春橋(資料圖)

張春橋充任“欽差大臣”,與姚文元在濟南搞兩面手法

1967年2月3日,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在中央文革康生等人的授意和支持下,竄到濟南奪了中共山東省委的權,成立了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旋即,中央文革向濟南軍區發出了所謂“四個支持”的指示,即“支持王效禹、支持以王效禹為首的省革委、支持‘三結合’、支持三大左派組織”。

濟南軍區黨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盡管對“文革”很不理解,但出于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堅定信念,基于服從命令聽指揮的組織紀律觀念,對王效禹給予了應有的尊重和支持。軍區黨委確定,司令員楊得志分工參加省革委“三結合”,政委袁升平分工抓部隊的“三支兩軍”工作。機關抽調了大批干部組成“支左指揮部”,全區抽調十幾萬名指戰員投入“三支兩軍”,這對穩定山東當時十分混亂的局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文革”初期“靠邊站”的地方領導干部,大多被解放出來參加了“三結合”工作,分裂的群眾組織聯合了起來,生產和社會秩序得到逐步恢復。

但是,這種局勢沒有維持多久,就被王效禹一伙破壞了。王效禹把群眾組織劃分為“革”與“保”兩派,親一派,壓一派;把解放干部出來工作,說成是“走資派復辟”;把“三結合”的革委會,說成是“大雜燴”,要“踢開”“砸爛”;把抓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工作,說成是“以生產壓革命”;等等。濟南軍區黨委與王效禹的分歧日益嚴重。

正在這時,江青等人在北京進行反所謂“二月逆流”和“帶槍的劉鄧路線”。王效禹一伙據此立即在全省發動了所謂反“逆流”運動,把矛頭首先指向了“支左”的解放軍。“揪出保守勢力的黑后臺”“拔掉反革命逆流的總根子”“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打倒楊得志”“打倒楊國夫(參加省革委‘三結合’的軍區副司令員)”等大幅標語和大字報,貼滿濟南和全省各地的大街小巷。因此,濟南軍區黨委向中共中央、毛澤東發電報,對王效禹的做法提出了批評意見。

4月30日,張春橋、姚文元聲稱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達濟南。他們宣稱“要做各方面的工作”,“正確解決山東問題”。為了表示“不偏不倚”,他們下飛機后不住軍區招待所,也不住省革委會賓館,而是就地住在飛機場。

我當時在濟南軍區政治部工作,和軍區機關的廣大干部心情一樣,對張、姚“一碗水端平”的表態信以為真,以為他們會秉公執法,實事求是地處理好軍隊與王效禹、社會上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矛盾。

張、姚住下不久,假惺惺地召集軍隊和地方的代表開座談會,聽取雙方意見,并坐車去街上看大字報、大標語。張春橋在街上看到擁護解放軍的標語后,原形畢露,情不自禁地說:“憑我的經驗,一看就知道是‘老保’貼的!”陪同視察的袁升平政委回敬了他一句:“左派就不應該擁護解放軍嗎?”張春橋聽了滿臉不高興,并懷恨在心,這成為他以后整袁升平的誘因。

在安排他們的活動日程時,張、姚自己提出分工:張春橋重點做“支左”解放軍的工作,姚文元重點做兩派群眾的工作。軍區黨委尊重他們的意見,很快安排駐濟南機關、部隊的排以上干部集會,請張春橋講話,希望他能從軍隊與王效禹、兩派群眾組織之間團結的愿望出發,發表雙方都能接受的有利于問題解決的高見。

但是,張春橋向“八一”大禮堂里的1000多名軍隊干部講的完全是王效禹欣賞的那一套陳詞濫調。他大講解放軍要如何提高“路線斗爭覺悟”,介紹上海如何親造反派、愛造反派、保護造反派、支持造反派,如何分化保守派、瓦解保守派、打垮保守派、消滅保守派的經驗。他要求“支左”的指戰員要“掉屁股,轉彎子”,要“同造反派團結在一起、戰斗在一起、勝利在一起”。他的講話,在軍隊極少數人員中起到了煽動作用,導致軍隊內部出現分裂現象,局勢更為復雜。

張春橋的這次講話助長了王效禹的反動氣焰。兩天后,他就制造了震驚全省的鎮壓一派群眾的“五七”事件。

張春橋、姚文元在做兩派群眾工作的幌子下,決定在5月7日召開群眾大會發表講話。但是,王效禹一伙按照張春橋介紹的上海對付“保守派”的經驗,聽報告的入場票只發給造反派,不發給保守派,這就引起了相當多群眾的不滿。從5月6日開始,陸續有人到省革委會去要聽報告的入場票。王效禹設置圈套,誘使領不到票的一派群眾,于當晚大量擁入省革委會大院。王效禹同時派人混入院內,胡寫亂畫,打砸器物,偽造現場,栽贓陷害要票的群眾。5月7日凌晨4時,王效禹派出宣傳車,宣佈進入省革委會大院要票群眾的行動,是“沖擊省革委的反革命事件”。同時調集數萬造反派,包圍并沖入大院強行驅趕要票的群眾,有近萬人遭毆打。他們勒令每個人口銜稻草,高舉雙手做投降狀,進行人身侮辱,并把300多人非法逮捕關押。

王效禹還企圖把要票的一派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公開予以取締。他擬出文稿,要求以濟南軍區與省革委會的名義,聯合發文宣佈。軍區黨委認為這不符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關于對待和處理大型群眾組織的規定,拒絕簽署。同時,楊得志與袁升平迅速找到張春橋、姚文元,請他們對此事表明態度。張春橋既不點頭,又不搖頭,板著面孔耍滑頭說:“再考慮考慮。”其實,就在王效禹用棍棒驅趕進入省革委會大院要票的群眾后,張春橋便緊握王效禹的手表示祝賀,姚文元跟著幫腔:“祝賀你們!祝賀你們打了一個大勝仗!我們永遠和你們戰斗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張春橋因四川會議放電影之事責令我和中辦秘書寫檢討

1972年3月,中央決定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和成都軍區的領導人員來京,在政治局直接領導下召開四川會議,解決四川在“揭發批判林陳反黨集團的斗爭”中的問題。會址確定在京西賓館,會務工作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和總政治部各派出一人承擔。中央辦公廳派出的是一位河南林縣籍姓許的年輕人(我稱他小許),總政治部確定派我參加。

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午夜2點,在總政大樓的辦公室里,當面向我交代了任務。他說,上班后你就去京西賓館報到,工作任務主要是作記錄、寫簡報。實際上,我和小許兩人除了作大會小會的會議記錄,每天寫一期會議簡報外,還要安排與會人員的食宿和文化娛樂活動,佈置每次開會的會場,向有關方面轉達與會同志提出的其他問題。將近一個月的會議,每天連續進行,不過星期日。我倆白天參加會議,晚上寫簡報,8小時的睡眠時間有時都難以保證。

會議由四川省革命委員會負責人李大章和會議期間由廣州軍區調任成都軍區的政委劉興元擔任召集人。四川來京全體人員,在開會前和會議結束時,兩次到人民大會堂由周恩來率政治局全體成員集體接見;中間每天的會議,一般都有政治局部分成員輪流參加,少則二三人,多時四五人,到會次數較多的是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等;其間,周恩來臨時安排了一次范圍較大的接見活動——除參加四川會議的全體人員外,還有廣東、廣西、湖南三省區和廣州軍區的領導人。

3月15日晚飯后,小許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話通知,說周恩來晚上10點以后要到京西賓館接見四川省和中南三省來京的同志,請會務組安排會場。我讓小許請示作不作會議記錄,因為那時中共中央召集的會議,均使用由中央辦公廳統一印制的記錄本,每本50頁,每一頁都編有序號,封面上印有該記錄本的使用會別、起止時間、編號、記錄人的姓名等,特別正規。如果要作記錄的話,我們去會議室時就必須把記錄本帶上。經中辦請示周恩來,不用作記錄。

晚上10點,我們請參加接見的領導同志,到京西賓館會議樓的第二會議室集合。中共中央領導人葉劍英、紀登奎、李德生、華國鋒等也陸續到達。等到午夜過后,周恩來才忙完別的事情趕到京西賓館。此時他還沒顧上吃晚飯,進入會議室同大家一一握手后,讓會議樓的服務員轉告廚師給他準備晚飯。飯送來后,周恩來坐在茶幾前邊吃邊說,寒暄一陣后,向大家宣佈了一些人事安排。接著,周恩來比較詳細地談了“九一三”事件發生的過程。中間有人插話問:“為什么不把飛機打下來,叫他跑出去了?”周恩來說:“林彪是副統帥,我們手里沒有現在的這些材料,打下來怎么交代?”他用手指朝著會場四周的人來回點著問:“你們哪一個人當時敢下這個決心?”之后,周恩來接著回顧了中共歷史上的歷次路線斗爭。越談興致越濃,從凌晨1點一口氣談到4點半,談了3個半小時。

我從周恩來開始寒暄的語氣看,感覺他可能要談一些重要問題,所以順手從會議桌里取出一些32開大小的便箋紙,私下里記錄了他這次談話的要點,至今保存完好。

那么,張春橋在四川會議上,為什么會為放電影的事情責令我和小許寫檢討呢?

3月24日,四川會議的議程進行完畢,會上通過《關于繼續深入開展反對林陳反黨集團斗爭問題的請示報告》后,有幾位同志向我和小許提出看電影的要求。我們請他們提個影片名稱,大家提了《喬老爺上轎》等七八部。小許問我選哪一部,我說按官職大小選,誰官大按誰的意見定。于是就按劉興元的意見,確定放映《王熙鳳大鬧寧國府》。這部影片我和小許都沒有看過,連聽都沒有聽說過,但可以肯定是一部“封存片”,得寫報告經一位政治局委員批準,才能到國家電影局取片子。

我和小許都覺得李先念“好說話”。于是,我倆給李先念寫了借用影片的報告,他立即批示“同意”。當天下午,從東郊地下倉庫里將影片借回。

吃過晚飯天黑后,在京西賓館第一會議室剛開始放映電影,中央辦公廳來電話通知說,周恩來和政治局同志要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四川會議人員。四川的同志雖全部撤走了,但電影不能停映,因為場內還有五名觀眾,其中一人是浙江省革委會負責人、當地部隊軍事首長熊某。

熊某與另一位浙江省革委會負責人、當地部隊政治首長南某,幾天前來到北京,準備參加政治局召開的浙江會議,也住在京西賓館。中央辦公廳委托四川會議會務組代為照料他們。我和小許覺得南、熊晚上沒有事干,可以看看電影。小許通知他倆后,南是浙江省的第一把手,在浙江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沒有心思看電影,只有熊前往觀看。

第二天一早,中央辦公廳通知小許,張春橋和姚文元上午9點要到京西賓館接見南、熊,讓做好準備。8點30分以前,我倆到會議樓佈置好會場,然后下樓在禮堂后院等待他倆的到來。不一會兒,張、姚共乘一輛紅旗牌轎車來了。我倆將他們引入會議室后,張春橋看到我們帶著會議記錄本,便說:“不作記錄,你們回去吧。”

我們回到主樓11層住處后,以為上午可以輕松一下了。小許守電話,我下到一樓小賣部購物。東西還沒有買上,小許便拿著記錄本急匆匆地往會議樓趕,一面緊走一面朝我喊:“老劉,叫呢!”我說:“你先去,我趕緊回去拿記錄本,戴帽子,隨后就到。”我上樓取了東西,趕到會議樓,按下電梯按鈕等待上樓時,電梯從樓上下來,門一打開,小許從里面出來了,讓我回去。我從他的臉色看,估計是出什么事了。到11樓后,小許才說:“他們追問昨晚的電影是誰讓放的,質問放這種‘封、資、修’的電影,與‘兩條路線斗爭’有什么關係,對解決四川問題有什么幫助,你們知不知道這是部香港出的電影,是禁止看的!這個問題很嚴重,你們要寫出深刻檢討!”

小許出了會議室,從在走廊里休息的秘書和警衛人員口中,才知道是熊某告訴張、姚二人的。原來,我和小許從會議室里退出后,張春橋在談正事之前,問南、熊這幾天都干什么事了。熊說:“昨晚看了場《王熙鳳大鬧寧國府》的電影,亂七八糟的,什么玩意兒嘛!”

最后,由我倆簽字送上去一份檢討書,大意是:由于我們學習不夠,路線斗爭覺悟不高,又缺乏文藝方面的常識,不知道電影《王熙鳳大鬧寧國府》是哪里拍的,演的是什么內容,更沒有與路線斗爭和解決四川問題聯系起來考慮,只是覺得四川來京同志緊張地開了近一個月的會,很辛苦,精神上應放松一下。我們聽說有這樣一部逗樂的影片,就自作主張盲目地借來放了。四川的同志基本上沒有看成,剛看了個頭就去人民大會堂了。我們誠懇地接受首長的批評,認真吸取教訓,保證今后不再犯這樣的錯誤。

午飯前,張、姚還沒有離開京西賓館,小許把檢討書送給他們的秘書。后來小許告訴我,他聽釣魚臺的某秘書講,我們的檢討書,張、姚看過后,轉送給了江青。

張春橋在江西會議期間逢迎江青,反復折騰換會場

1972年3月下旬,四川會議結束后,政治局接著召開了江西會議和浙江會議。我和小許負責江西會議的會務工作。

江西會議主要是解決江西省委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程世清所犯的嚴重方向路線錯誤,“揭開江西兩條路線斗爭的蓋子”。會議開始指定的牽頭人是程世清,但他除了在我們每天寫的會議簡報上簽字外,其他行政方面的工作都由省委副書記白棟材具體負責;文字方面的工作由原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兼省委秘書長黃知真負責。會議進行到后期,中央調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來京接替程世清擔任會議主持人。

會議開始前,周恩來在政治局集體接見參會人員時指示,會議首先要安排一項議程,就是與會全體人員集體參觀毛家灣林彪住所。周恩來說:“程世清同志,明天你到毛家灣看看,林彪的住所是否像你《在林彪副主席家做客》文章宣傳的那樣,為了堅持艱苦樸素,用煤球爐子取暖……看看你們江西給林彪制造的水陸兩用汽車。”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許事先進行了到參觀現場后的分工,我負責參觀隊伍的收尾工作,防止有人掉隊;小許專門跟隨程世清,觀察他在參觀中的情緒變化。整個參觀過程中,程世清的情緒十分低落,特別是看到院子里停放的水陸兩用吉普車時,表情很不自然,隨后就徑直走到停車處,一屁股坐進車內,靠在車座的后背上,仰頭閉眼,連續罵了幾聲。程世清的這些表現,我們不能寫在簡報里,因為簡報需要由他簽發,所以就用我和小許的名義,寫了一份《情況反映》的手抄件,呈送上去。

后來,又陸續有些事情需要用這種方式向上匯報,當我們第三次寫時,覺得應該編個號,以免忘記送的次數,于是就編了個“第三號”。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同志大概覺得我們這次反映的情況比較重要,就送給了毛澤東參閱。毛澤東看到這是“第三號”了,提出要看第一、第二號。因毛澤東索要前兩次《情況反映》,中央辦公廳通知了小許,說今后的《情況反映》,每次都要呈報毛主席,并發政治局成員,要改成鉛印。

我和小許開始手寫的《情況反映》,每次也就兩頁紙,內容單一,竟然引起毛澤東的關注,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對江西會議是很重視的。

然而,江青卻是另外一種態度。江青參加江西會議次數不是很多,但在解決江西路線問題這樣嚴肅的會議上,表現得很不嚴肅。張春橋則極盡逢迎巴結之能事。

有一天上午的會議,政治局成員中江青和張春橋出席。按慣例,我們仍將會場準備在第二會議室。江青和張春橋進入會議室,還沒有說開會的事,江青就提出:“這么大的會場,空蕩蕩的,換個小點的地方嘛。”

張春橋馬上點頭哈腰地從第二會議室出去,親自找會議樓的工作人員帶領他選擇另外的會場。不一會兒,張春橋回來招呼大家換會場。他選定的是第二會議室往南,窗戶同樣朝東,沒有沙發,只有會議桌和椅子的一間小會議室。

大家搬過去就位后,開始發言。江青說房子里有風,張春橋馬上站起來,跑到窗戶前查看何處漏風。他沒有發現漏風的地方,說可能是窗戶的朝向問題,便讓會議樓的工作人員再次領他去找窗戶朝南的房子。張春橋找好后,返回來帶領大家再次換會場。

轉移到第三個會場后不久,江青說她還沒有吃早飯。張春橋便出去讓服務員找廚師為江青備餐。不一會兒,服務員將飯送來,江青不肯在會議桌上當著大家的面吃,張春橋就陪她出去另找吃飯的房間。江青吃完飯后,不想返回大家等候她的這間會議室了,張春橋又招呼人們換到江青吃過飯的地方。人們跟著張春橋過去一看,還是江青認為“有風”的那間會議室。就這樣,會議室的數次搬遷,加上江青吃飯,折騰了約兩個小時,上午的會基本上沒有開成。當時,我不由自主地在腦海里出現張春橋在別的場合飛揚跋扈的情景,與他當天對江青阿諛奉承的奴才相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張春橋在江西會議的簡報上給江青寫開脫“證明”

江西會議正式開始后,程世清首先作檢查發言,大家聽了很不滿意。他連最起碼的一些事實都沒有交代清楚。比如,程世清陪林彪從九江上廬山,是否與林彪坐在一輛車內?周宇馳1971年8月駕直升機去汕頭找林立果,路經南昌時與程世清是否接觸過?

那天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參加了會議,他們詢問這些情況時,程世清總是以“記不清了”搪塞。比如,他說“接林彪上廬山,我是坐的我的車呢,還是坐的林彪的車,實在記不得了,你們可以問問我的司機,他應該記得”,“周宇馳到南昌的事,我怎么就沒印象呢”。

我們作記錄的人員看到這種場面,也感到著急。李先念事先曾跟我和小許說:“你們對會議的開法,有什么看法和建議,可以提出來。”于是,我把“九一三”事件以后參加總政工作組,進駐空軍三十四師期間,副師長王煥今向我們詳細交代的他陪同周宇馳(王是帶周宇馳學直升機的教練),駕駛云雀直升機在南昌會見程世清的情況,寫了一張紙條遞給李德生。

李德生宣讀了王煥今交代的情況后,程世清當即交代了他那次會見周宇馳的經過。在當天晚上舉行的沒有政治局成員參加的小組會上,程世清一口氣把他與林彪及其黨羽的來往情況,比較詳細地講了出來。

第二天,在有好幾位政治局成員參加的會上,程世清作了進一步的交代檢討,我們在簡報中作了反映。當天午夜,江青卻在這期簡報的傳閱草稿上批了“造謠”二字。工作人員都很緊張,折騰了半夜又半天,才使風波平息下來。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按照當時中央對會議簡報出臺流程的規定,我們草擬的簡報初稿,會議召集人簽署后,先呈送中央辦公廳,初審通過后排印出清樣稿,再送當天出席會議的每位政治局委員過目,無異議后才能定稿印刷發出。江青參加了當天的會議,所以這期簡報清樣稿得送她過目。午夜時分,她審閱時,在一句話的下面畫了一道橫杠,打箭頭到一旁,惡狠狠地批了“造謠”兩個大字。

傳送稿子的工作人員不敢怠慢,馬上報告了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汪東興星夜趕到京西賓館,詢問了一些情況后,安慰我和小許說:“江青同志不是說你們寫簡報的同志造謠,是說程世清造謠。上班以后,你們找春橋同志問問,在廬山的那天會上,這句話江青同志到底是怎么說的,春橋同志那天參加了華東組會議。”

程世清在檢討到關于他在廬山會議華東組會上,表態同意華北組第六號簡報的意見,擁護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時說:“那天,江青同志在華東組會上,本來就明確指出,憲法上如果寫上設國家主席,有人就會伸手,但是我還執迷不悟……”江青否認她說過“有人就會伸手”的話,指責是程世清“造謠”。汪東興讓我們找張春橋,核實的就是這句話。

上午上班后,張春橋在京西賓館參加浙江會議。小許因害怕張春橋,就讓我去問他。我將簡報清樣稿中江青批有“造謠”字樣的那一頁紙翻到上面,進到第二會議室,繞到張春橋坐的沙發背后,一面把簡報放在他面前的茶幾上,一面湊近他的耳朵說:“東興同志請你回憶一下這句話的情況。”

張春橋沒有回頭看一眼找他的是誰,便拿起簡報稿子看了一會兒,又翻了翻前后頁,拿起筆在簡報前頁紙的空白背面,寫了兩行字,大意是:江青同志那天沒有說過“有人就會伸手”的話,她是說如果設國家主席,就會有人覬覦。

張春橋否定了江青說過“有人就會伸手”的話,起到為江青開脫的作用。但是,我覺得從張春橋寫的全文看,并不能說明程世清是憑空捏造,即“造謠”。因為“覬覦”一詞有希望得到(不應該得到的東西)的意思。在簡報上怎么處理這一情況才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我想出一個辦法,小許也表示了同意。我把程世清的原話保留不動,在江青打了橫杠的字后面加一個括號,里面寫上“春橋同志注:”,在冒號后面,原封不動地引入張春橋寫的那段話。這樣等于是讓張春橋在此給江青寫了一個“證明”,即江青那天說的話,不是“有人就會伸手”。簡報稿作了這樣的處理后,即報送給汪東興,之后沒有人為此事再找我們。

張春橋在軍委辦公會議上突然夾起皮包要退席

張春橋成為中央軍委領導機構的成員,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當時,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并確定張春橋為辦公會議成員。

1971年10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一份文件。文件中稱:“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軍委辦公會議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同志主持,并由葉劍英、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千、劉賢權十同志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軍委日常工作。”

軍委辦公會議成立后,辦公地址設在景山西邊的三座門。1973年3月,我隨總政治部赴昆明軍區工作組組長、總政干部部部長魏伯亭,到三座門會議樓一層會議室匯報工作。魏伯亭帶著打印的《匯報提綱》準備匯報時,張春橋忽然從沙發上跳起來,夾起皮包,用食指指著魏伯亭手里的《匯報提綱》,怒氣沖沖地大聲吼道:“你是不是要念稿子呀?你要是念稿子,我馬上就走!”

張春橋的拙劣表演,使與會者都目瞪口呆。片刻之后,葉劍英出面圓場說:“魏伯亭同志,你就抓住主要問題說吧,一些具體數字我們看材料好了。”

魏伯亭是從全軍優秀的軍政治委員中選拔到總政工作的。他政治工作經驗豐富,思路清晰,經過各級政治主官崗位的鍛煉,口才不錯,下部隊檢查工作的情況,不用稿子也可以講清楚。但是,他這次帶工作組去昆明軍區,周恩來和李先念交給他一個任務,就是要順便調查一下貴州的“抓革命促生產”情況(貴州省在昆明軍區管轄范圍內),重點是了解貴陽鋼鐵廠的生產恢復情況。

總政工作組從昆明轉到貴陽后,除了對貴州省軍區系統的“批林整風”運動進展情況進行調研外,魏伯亭還帶一部分人在貴陽調查,并派出一個小組到遵義地區調查了解“支左”部隊在地方“抓革命促生產”的情況。這對工作組來說,是一個新的領域,搜集的很多資料,特別是一些具體數據,憑腦子很難記清楚,所以我們為其整理了一份材料。

葉劍英指示后,魏伯亭把《匯報提綱》丟在一旁,開始匯報。坐在后排的我一面聽著匯報,一面看著《匯報提綱》,發現他匯報的內容與原來準備的材料基本上一致。匯報中間,葉劍英、李先念、李德生插話詢問一些情況,張春橋則一言不發。這大概是他對“抓革命促生產”問題不感興趣,加上會議開始時的火氣尚未消除的原因吧。

延伸閱讀:張春橋1976年有多囂張:敢按住華國鋒批示不發

張春橋不僅對王洪文如此說,對姚文元也如此說。

正因為這樣,“輿論總管”姚文元對“按既定方針辦”大肆宣傳。1976年9月19日,新華社的電話記錄上有這樣的記載:

文元同志電話:你們處理各省市在追悼會上的重要講話、表態,不要怕重復。重要的都要寫進去。比如,“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者,要有類似的話。

經“輿論總管”一指揮,9月19日,新華社關于28個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舉行的追悼毛澤東大會的報道中,全部都提及了“按既定方針辦”。

這么一來,中國大大小小的報紙上,印滿黑體字“按既定方針辦”。《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針辦”作頭版通欄標題。“按既定方針辦”是“上海一千萬人民的戰斗誓言”之類的話,也不斷見報。

華國鋒看到報紙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針辦”,又風聞張春橋說是毛澤東臨終“拉著”張春橋的手說的,開始意識到這句話背后的嚴重事態。

這樣,華國鋒和葉劍英商議后,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由汪東興出面,對“按既定方針辦”提出了異議。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監獄接受審訊時,這么交待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交鋒:

姚文元:討論時,汪東興說,現在宣傳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講“按既定方針辦”,還是要宣傳中央兩個文件。還有一些別的話,語言比較激烈。我自己當時比較麻木,因為從他的發言中,我應該感覺到他對“按既定方針辦”已經有意見了。但當時汪東興也沒有說這句話本身錯了。

審判員:吳桂賢都講了些什么?

姚文元:她說“按既定方針辦”是華主席在計劃會議上講的。還說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要用生命保衛“文化大革命”一類激烈的話。隨后,吳德、汪東興又講了一段強調政治局要擁護華主席的話。

可是,姚文元對于來自汪東興的警告置若罔聞。翌日──9月30日,華國鋒在國慶節座談會上的發言,根本沒有提“按既定方針辦”,但是,姚文元卻在10月1日的綜合報道中給華國鋒硬安上這句話。

華國鋒不能不說話了。

10月2日,當時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31屆會議上的發言》送審稿送到華國鋒那里審批時,華國鋒發覺這一發言稿中多處寫著“按既定方針辦”,就把這些話統統刪去。

華國鋒特地在送審稿的天頭上寫了這么一段批示:

劍英、洪文、春橋同志:

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建議將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說明。

葉劍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

張春橋雖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卻加上了這么一段話:

國鋒同志的批注,建議不下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張春橋玩弄的是口頭上同意,實際上反對。因為華國鋒的批示如果不下達,報紙上天天還在鼓吹“按既定方針辦”,華國鋒的批示不就等于零?

1998年出版的《耿飚回憶錄》,透露了耿飚的親身經歷——當時華國鋒怎樣緊急通知已經到達聯合國的外交部部長喬冠華修改發言稿:

1976年國慶節過后,10月2日晚上,華國鋒同志突然打電話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還有外交部兩位副部長韓念龍、劉振華。我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華國鋒說:“喬冠華(外長)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囑咐’──‘按既定方針辦’。我昨天見到這個送審稿時,在稿子上批了幾句話。我說發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話,經我查對,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但是,喬冠華已去聯合國,他帶去的稿子上并未刪去那句話,你們有什么辦法?”

研究的結果,由韓念龍、劉振華回外交部去打電話,通知喬冠華在發言中刪去這句話。

韓、劉兩位走后,我問,從字面上看,“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差別并不大,為什么要去掉這句話。

華國鋒說:“毛主席沒有什么臨終囑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條有一張寫的是‘照過去方針辦’。這根本不是什么臨終囑咐,而是針對我匯報的具體問題,對我個人的指示。現在他們把六個字改了三個,把對我講的變成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他們這樣做,就可以把他們干的許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說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了。他們就有了大政治資本了嘛!”

臨走時,華國鋒同志對我說:“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著。”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關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開始了。

兩天之后──10月4日,事態嚴重化了。這天的《光明日報》在頭版發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所謂“梁效”,也就是“兩校”的諧音。“兩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也。這兩個大學的“大批判組”是受“四人幫”及其手下的干將直接指揮的寫作組,是“四人幫”的喉舌,人稱“幫喉舌”。從這“幫喉舌”開張到垮臺的三年之中,竟然炮制了219篇“幫文”。

這一回,“幫喉舌”在《光明日報》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氣寫道:

“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永遠沿著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這是保證我們的黨永不變修、我們的國家永不變色的戰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本來,篡改毛澤東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幫”,這篇“幫文”卻顛倒黑白,矛頭指向華國鋒,聲稱華國鋒“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這篇“幫文”還殺氣騰騰地寫道:

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不言而喻,這“修正主義頭子”指的就是華國鋒。

這篇“幫文”見報的當天清早7時,正在熟睡的華國鋒被秘書喊醒,告知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騎自行車趕來,有急事報告。

李鑫緊急求見華國鋒,就是把剛剛出版的《光明日報》送給華國鋒。華國鋒一看“梁效”的這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便明白形勢相當緊張。

李鑫還報告一個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幾個人在釣魚臺吃飯,把他也請去。席間,江青問起毛遠新,從東北調來的部隊已經到達哪里……

由于李鑫在這關鍵時刻向華國鋒通風報信,所以后來李鑫受到華國鋒的重用。關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幫”時曾出過力,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也曾這樣談及:

在毛澤東逝世后,葉劍英實際上負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聲色,伺機而動。華國鋒與“四人幫”則是你死我活的關係,火并遲早要發生,除非華國鋒甘愿臣服于“四人幫”,但華國鋒并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為。在華國鋒左右,此時首先向華國鋒建議“先下手為強”的是一個名叫李鑫的人……

華國鋒立即給葉劍英打電話,說是有要事商量。

其實,葉劍英雖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經接到部下的電話,報告今天《光明日報》的異常動向。

于是,在這天夜幕降臨之后,葉劍英驅車前往北京城里東交民巷新八號院子。那里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處,如今華國鋒住在那里。

葉劍英在這關鍵時刻趕來會晤華國鋒。

本來,華國鋒是想過了10月9日──毛澤東去世一個月忌日之后,再對“四人幫”動手。可是,《光明日報》上的“幫文”表明,一場惡斗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葉劍英認為,必須“快打慢”。

于是,在10月6日晚上,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對“四人幫”採取了斷然措施……

耿飚在回憶錄中也這么提及:

10月4日,我見《光明日報》頭版顯著位置登載著署名“梁效”的長篇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讀著這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我覺得“四人幫”已舉起了這柄仿造的“尚方寶劍”,一場大決戰就要來臨。

過了一天,華國鋒同志給我打來電話,并派車把我接到東交民巷他的住處。他親自給我倒了杯茶,然后我們就接著10月2日的話題談了起來。

我說:“據我推測,三五天內他們可能會有行動。”

華國鋒問:“你有何依據?”

我說:“他們在上海搞了個功率很大的電臺,增加了民兵,增發了武器彈藥,那是他們的根據地。還有一種說法,他們計劃10月8日在長沙開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眾’的名義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為黨的主席,張春橋為總理。接著向國外廣播,同時北京也搞游行慶祝。北京有‘兩校’,還有幾個部頭游行,逼著那些他們尚未控制的部門跟著參加。到那時形勢就嚴峻了。”

華國鋒鄭重地說:“中央決定,有一項任務要交給你去完成,是葉帥提名的。”

我聽他這么說,一方面已意識到這個任務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個革命軍人的習慣,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回答說:“堅決完成任務!”

在粉碎“四人幫”之后,10月10日兩報一刊所發表的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愿》,不能不這么寫及: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是注定要失敗的。

這一回,“物歸原主”,把六天前“梁效”那頂“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還給了“四人幫”。

不過,也正因為兩報一刊社論中的這句話,泄露了“最大機密”!

張春橋被捕三天前:叫囂開除鄧小平的黨籍

1976年,對于國人來說,是個不會遺忘的年份。那年,國人政治生活中,同時發生了好幾件天大的事。很多人后來(直到現在?)一直也弄得不太明白,這幾件大事之間,到底有沒有宿命意味的關聯。

先是大隕石(據說一共有三大塊)落到東北吉林。然后是總理去世,“十里長街送總理”。接著,就是唐山大地震。這地震當時認定為7.8級。但看其破壞程度,估計不止8級。緊接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也走了。然后,就是悲傷的9月9日,毛澤東逝世!

那天,日子好像凝固了,很多國人突然感到某種天塌下來的感覺,強烈的空虛感、不安全感和對未來的迷茫感,充滿于幾乎每個平頭百姓心中。大多數國人都沒有思想準備,都不知道沒有了毛主席,以后的日子到底要怎么過,尤其不知道新上來的那個姓華的是怎樣一個人,他到底要做什么,更不知道在那么高的階層,還有個“四人幫”存在。

隨即,時間進入到1976年10月。那時,哪有什么黃金周,但居然1976年的10月又因為一件大事,成了“北京金秋十月”。10月6日,從廣播中,聽到了一個讓很多成年人可能感到歡欣鼓舞,也可能感到極不愉快的消息:“王、張、江、姚‘四人幫’”垮臺了。

一切倏忽間就都恢復到日常的樣子。但很快,就有感覺,日子似乎與之前有些不一樣了。報紙上宣佈恢復高考的消息,然后,全國青年人加入到讀書熱浪之中,然后就不知不覺間,時間猛然過了三十多年。中國發生了誰也沒有預測到的變化。但無論怎么變,“1976年10月6日”這一天,它在很多與俺一樣大的“60后”心里,變成了雕塑,成了共同記憶和共享畫面。

周末,半夜里,不睡,總喜歡翻些早年青澀的詩來讀,也喜歡找舊時剪報和老照片看。忽然,一張照片從老照片堆里滑了出來,進入眼簾。發現背面有字,一讀才知道,是照片“說明文字”。

照片是毛澤東的攝影師于1976年10月4日拍攝的。照片里竟然是“四人幫”在主持一次會議。或更準確地說,是“四人幫”與華國鋒在共同主持一個會議。開會地點是中南海紫光閣。有趣的是,毛澤東的攝影師打死都不敢想,這照片拍后兩天,里面的三個人將成為階下囚,更不會知道此后的中國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他只是奉命拍照,卻不小心留下了這張今天看來十分珍貴的照片。

從照片上看,“四人幫”之一張春橋(左排左二)和王洪文(左排左四)兩人都身著戎裝,與同樣戎裝在身的負責保衛毛澤東的汪東興(左排右一),形成一種很有趣的對比。左排最右邊坐著的,是已經成為毛澤東遺孀的江青。

看“四人幫”的樣子,顯然躊躇滿志。按歷史資料記載,這時他們正磨刀霍霍,準備接掌國家大權。據照片背后文字說明,這是王洪文、張春橋和江青(只缺姚文元)在主持會見毛澤東醫療小組成員之后的一次會議。當然,最重要一點,這是他們被捕前最后一次開會,也算是最后一次集體亮相吧。

也就是在這次會上,張春橋提出要召開中央全會,力促開除鄧小平的黨籍。他們哪里想到,此后過到第三天,他們自己就遭到抓捕,進了秦城監獄。正因為他們退出歷史舞臺,中國開始走上了另一條道路。

假如,他們真的成功把持了生殺大權,今天的中國會是怎樣一種面貌?假如,他們真的把鄧小平開除黨籍,中國歷史走向又會怎樣?他們會弄個另樣的“改革開放”,還是會繼續在既定道路上走下去?當然,歷史不能開倒車。因此,這些“假如”只能算扯淡。

周恩來:張春橋是叛徒,但主席不讓說

據《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披露:1973年4月9日,鄧小平夫婦前去看望在玉泉山治療的周恩來,周曾向他們透露過一種無奈:

“周恩來首先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后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后,他對著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

張春橋的“叛徒”問題,乃是“文革”后期高層權力斗爭的一大焦點所在。早在1970年廬山會議,林彪等人即欲以向張春橋發難為突破口,連許世友亦聲稱要給“鱷魚眼”一槍;林彪出逃后公佈的《571工程紀要》中,更明言:“一定要把張抓到手,然后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佈他叛徒罪行。”

1974年12月,周恩來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即將召開的四屆人大組閣事宜,期間二人有過一次長達四小時的深夜密談,“周恩來對毛澤東說,懷疑江青、張春橋歷史上有嚴重政治問題”,毛澤東則表示“已經知道了”。

稍后,1975年8月,病重的康生,又讓王海容、唐聞生轉告主席:“江青、張春橋兩人歷史上都是叛徒。

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是江青讓我看的。”康還說,這事他在延安的時候就清楚,但一直沒有向中央和毛澤東反映。

【華發網根據人民網、羊城晚報、西陸網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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