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張春橋平步青云的“三把梯子”

縱觀張春橋的發跡史，他能夠從一介書生平步青云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第一把梯子是柯慶施；第二把梯子是江青；第三把梯子是毛澤東。

張春橋（資料圖）

2005年5月10日，新華社北京電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病亡》，全文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張春橋因患癌癥，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張春橋，88歲，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83年1月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醫。”

新華社的這一消息，是在張春橋死后十九天才發表的，而且中國大陸各報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這一簡短的新聞。

此前，據各種海外消息，張春橋曾經“死”過幾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聞》宣稱，“據說張春橋死了”。

過了十年，一位當年參加過審判張春橋的人士稱，“張春橋于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終年七十七歲”。這消息曾經廣為傳播，以至某些介紹張春橋的條目寫成“張春橋（1917~1994）”。作為《張春橋傳》的作者，我不斷接到方方面面的媒體的詢問：“張春橋死了嗎？”我的答復一直是否定的，因為我從公安部獲悉，張春橋仍健在。

在“四人幫”之中，張春橋算是最長壽的了。張春橋能夠長壽，從某種角度來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審判“四人幫”的時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幫”四種不同的表現：

江青顯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氣，一觸即跳，不時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罵。她后來以自殺身亡，正是她的這種焦躁性格的必然結局；

王洪文則資歷太淺，經受不住沉重的一擊。他是“四人幫”中認罪態度最好的一個。然而，他也是“四人幫”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個。過度的郁悶，導致他壯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認一部分的罪行，但總是力圖大事化小，為自己開脫。他不會像江青那樣去尋短見，也不會像王洪文那樣想不開；

張春橋是最特殊的一個，他城府很深。他居然從頭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發，一副藐視法庭的神態，顯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為他絲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夠在多年的鐵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縱觀張春橋的發跡史，他能夠從一介書生平步青云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慶施。

靠著柯慶施的提拔，張春橋成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為了抓“樣板戲”，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協助，于是江青與張春橋開始共同工作。

為了批判《海瑞罷官》，江青要在上海尋找“筆桿子”，張春橋推薦了姚文元，于是江、張、姚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開始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后，江、張、姚都進入“中央文革”小組，江青任第一副組長，張春橋為副組長，姚文元為組員。

第三把梯子是毛澤東。

張春橋的看家本事是揣測毛澤東的思想動向。自從成為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之后，張春橋從柯慶施那里得知毛澤東在思考什么。1965年9月15日張春橋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發表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正是張春橋得知毛澤東幾度在會議中談及這一話題而寫成，當然深得毛澤東的欣賞，囑令《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并親自寫了編者按。從此張春橋引起毛澤東注意。張春橋曾說，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寫一本《毛澤東傳》，足以看出他對于毛澤東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慶施，接著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澤東的信任，張春橋終于在中國政壇顯山露水。

張春橋去世之際，我應香港《鳳凰周刊》之約，發表了《“四人幫”的靈魂張春橋》一文，內中寫及：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張春橋早就意識到自己的覆滅，反復吟誦《紅樓夢》中詩句。正因為這樣，1976年10月6日他淪為階下囚，沒有像毛遠新那樣打算拔出手槍，也沒有像王洪文那樣進行掙扎，而是束手就擒。

對張春橋進行預審時，預審組的組長是王芳。王芳后來擔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我採訪了王芳。據王芳說，原本是要他擔任江青組組長，他推辭了，因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擔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毛澤東三十多次來到杭州，江青常常隨行，由他負責安全保衛工作，來往頗多。他主動要求改任張春橋預審組組長。

在預審過程中，王芳提審張春橋十一次。王芳說，張春橋與眾不同，採取“三不主義”，即不說話，不看文件，不簽字。在當時，并未從法律上認識張春橋的“三緘其口”叫做“沉默權”。在西方，早在古羅馬的司法原則中，就已經有了“沉默權”。在十七世紀之后，西方的法律規定被告人有闡述己見的權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擁有的“沉默權”。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零口供”，其實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權”。如今，中國法律界許多學者也建議應該確認被告人的“沉默權”。

雖然張春橋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據王芳回憶，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審張春橋時，張春橋還是開過口。當時，王芳向張春橋宣佈，根據中央決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時向他宣讀《刑事訴訟法》中有關規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陳述有罪的情節或作無罪的辯解”。這時，張春橋說話了！張春橋說：“我不是反革命，你講的我都不接受，我沒有違反你這個法。”這是張春橋在預審中難得的一次開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張春橋寫給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經我簽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認對處理我被審查的案件有效性。”這就是后來張春橋在特別法庭審查時拒絕在任何文件上簽字的理由。

據王芳的助手告訴筆者，張春橋雖說堅持“三不”，在接到起訴書時連看也不看，也不簽收，但是回到監房之后，還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當時接受審判的林彪、江青集團十名主犯之中，張春橋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張春橋走了。“四人幫”這四顆災星，早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然而，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值得我們永遠記取。

張春橋之死，在中國大陸沒有引起太多的關注。經歷過“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這一消息，只是說：“哦，張春橋死了！”年輕人則不知道張春橋是誰，他們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幫”是哪四個人。

對于張春橋的死，徐景賢則發出感嘆說“張春橋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錄或任何回憶文字。”在徐景賢看來，張春橋作為“筆桿子”，沒有留下回憶錄是一件遺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縱觀張春橋浮沉的歷史，借用“國妖”兩字為張春橋勾畫形象，倒是頗為傳神。

陳丕顯談張春橋發跡：拍馬屁還有一套“理論”

張春橋為了達到個人野心，不管什么肉麻的話都講得出來，不管什么卑劣的事都干得出來。1966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時，張春橋當著眾人的面，恬不知恥地說：“人家說我們宣傳現代戲是拍江青的馬屁。這個馬屁就是要拍，這個馬屁拍定了！”語驚四座。

張春橋在江青1963年來上海建立“基地”時，通過柯慶施與江青搭上了關係，成為后來毛主席所說的“四人幫”，亦即“上海幫”的主要成員。

張春橋的發跡，靠的是他那套察顏觀色、溜須拍馬的本領。我和張春橋相識于解放初期。解放初，張春橋調到上海《解放日報》工作時，因為向黨伸手，要當市委宣傳部新聞處長而受到批評。他感到不得志，鬧了很久的情緒。盡管黨組織一再教育幫助他，但他總是格格不入，工作上也提不起精神來。

1953年張春橋任《解放日報》總編輯時，他未經請示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在報上擅自點名批判華東軍政委員會民政部領導陳時夫同志，還點名批判華東局工業部的領導甚至還準備點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同志。此事被陳毅、譚震林和我及時發現并制止，才未造成進一步后果。

為此陳毅、譚震林和華東局宣傳部長舒同同志于當年3月5日召集《解放日報》正副總編和全體編委到華東局開會，陳毅、譚震林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嚴肅批評。陳老總有句話意味深長：“要對搞亂我們陣線的人有所警惕”。陳老總的話就是針對張春橋的。

此后不久經華東局批準，上海市委免去了張春橋在《解放日報》的所有職務，并報中央組織部同意，擬將張春橋調離上海。1954年，柯慶施來到上海，推翻了經陳毅、譚震林同志批準將張春橋調離上海的決定。就這樣張春橋繼石家莊之后又和柯慶施在“一起”了。

張春橋被柯慶施重用之后，精神才抖擻起來。柯慶施在石家莊當市長時，張在晉察冀日報社工作，那時，張春橋就竭力巴結討好柯。柯慶施到上海之后對張春橋極為器重，張的老婆李文靜抗日戰爭時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為日寇做宣傳工作，是個貨真價實的變節分子。柯卻違反組織原則把她調到市委要害部門工作。

我長期負責上海市委干部組織工作，還兼管過審干領導小組組長，非常熟悉李文靜歷史問題，多次提醒柯慶施，但柯慶施就是不聽。張春橋從柯慶施的升遷中揣摩出一條道道，那就是誰的根子硬、權力大，就跟誰。

所以他總是千方百計地討好、迎合柯慶施。1958年，他根據從已升任政治局委員的柯慶施那里透露出的毛主席的思想動向，寫出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這篇“成名作”集中體現了張春橋的極“左”思想，助長了當時的“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由于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并在后來鄭州會議上把他和陳伯達并提，張春橋聲名鵲起，由此而晉升為上海市委常委。1963年3月，他在柯慶施支持下，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控制了文藝宣傳大權。江青來上海建立“基地”搞革命現代戲，又給張春橋往上爬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

江青開始抓的兩部戲《紅燈記》、《蘆蕩火種》雖然都是“滬產”牌，但都“移植”給北京排了，張春橋甚覺“不上臉”。他找到江青主動要任務：“上海不能光‘破’，也要‘立’呀！”“不能只送出也得自產呀！”為了拍江青的馬屁，他整天跟在江青屁股后面轉，上海市委的會議都不參加了，不管江青在哪里講話，他都有聞必錄，即使在黑暗的劇場里也要記。終于，上海后來搞出了《智取威虎山》、《海港》，這兩部戲打上了“張記”印戳，貼上了“滬產”標牌。1965年，張春橋升為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并博得一個“兩出戲書記”的諢號。周恩來總理后來來上海市時曾對我說：“江青只講要一個助手，難道還要市委一個書記去陪呀！”

張春橋為了達到個人野心，不管什么肉麻的話都講得出來，不管什么卑劣的事都干得出來。1966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時，張春橋當著眾人的面，恬不知恥地說：“人家說我們宣傳現代戲是拍江青的馬屁。這個馬屁就是要拍，這個馬屁拍定了！”這番語驚四座的話，活靈活現、惟妙惟肖地表現了他這個“馬屁精”的嘴臉。更使人驚訝的是，他拍馬屁還有一套“理論”。

他在談到對《智取威虎山》的宣傳時說：“應該對記者講，《智取威虎山》這出戲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舉例說：“東北戰場、遼沈戰役作戰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處給主席看了，你能說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是林總的嗎？當然是主席的了。搞創作和指揮作戰不是兩回事，是一回事。”對于張春橋這種惡劣品質，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許多領導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對他進行了不少教育和幫助。記得有一次在華東局傳達高饒反黨聯盟問題的擴大會議上，陳毅、譚震林同志和我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曾嚴肅地對他進行過批評，指出他眼睛只會向上，目無組織，目無群眾。他卻對大家的批評幫助不僅充耳不聞，而且記恨在心。

經過批“有鬼無害”，經過搞革命現代戲，江青在上海的“基地”初步建成。有了柯慶施這個“基地”老板，又有了張春橋這個“基地”軍師，江青就開始物色“棍子”，向《海瑞罷官》開打了。

預審時肯講話的張春橋為何后來始終“一言不發”？

法庭上，張春橋為什么從頭到尾一句話都不說？

這個謎不但使許許多多的中國人感到困惑，也使許多的外國記者和朋友感到不解。

一些國外的記者在評述時曾說，這是一個不愿回答任何問題和不愿為自己辯護的人。

而我作為當年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法庭審判員，卻認為，這是一個在事實面前自認失敗的人。

張春橋在法庭上的沉默，起碼說明他認為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是不會得到全國人民原諒的。

其實，在開始對他進行隔離審查初期，張春橋并不是這樣，他還是張口說話的。對此，他曾寫信給葉劍英元帥談自己的思想。

受到“寵幸”時的張春橋

1958年夏天，毛澤東在北戴河親自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帶著一個人前來見毛澤東。這個人便是張春橋。當時張舂橋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員兼柯慶施的政治秘書。

不久后的1959年1月，張春橋當上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仍兼柯慶施的專職政治秘書。1963年以后，張春橋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l965年后，張春橋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

早在l958年，張春橋就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

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后，非常感興趣，就批示在（（人民日報》上刊登。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這篇文章，并加了編者按：“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轉載于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讀。”

我后來得知，這個編者按就是毛澤東主席親自寫的。這份學習材料，我至今都還保存著。看來，當時毛澤東很贊賞張春橋提出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的觀點。我個人認為，張春橋提出的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得到重視，也是在l958年那個“大躍進”的年代里搞“左”的思想的需要。

1965年，張舂橋、姚文元等組織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再次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贊賞。1966年中央成立《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小組，毛澤東主席提出讓張春橋參加，文字由張春橋負責修改，然后再直接送他審閱。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后，張春橋任副組長，與江青平起平坐。以后，張春橋又先后任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職務。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主席73歲的生日。l2月25日，毛澤東邀請張春橋、姚文元等幾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到家里做客，共同慶祝他的生日。

在這次小型的生日宴會上，毛澤東主席將張春橋拉到身邊坐下，并夸他是“紅色秀才”。接著，毛澤東主席就說：“上海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干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

毛澤東為什么要說這樣的話呢？

原來，l966年11月ll日夜，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支持由王洪文等人把持的上海“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組織，因為北上告狀而造成的“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

1966年l1月9日，王洪文等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發表“宣言”，誣陷上海市委。10日，王洪文一伙煽動大批不明真相的群眾，以進京“控告市委”為由，沖擊上海火車站，強行登車進京，在安亭受阻后，又攔列車，迫使滬寧鐵路中斷31個小時，搞得群眾怨聲載道，制造了“安亭事件”。30日，張舂橋又支持紅衛兵和大專院校的造反派組織圍攻《解放日報》社，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轟動上海的“《解放日報》事件”。從11月29日開始，王洪文一伙造反派調動隊伍，對上海《解放日報》實行了圍攻和沖擊，阻止報紙的正常發行，大搞打、砸、搶活動。

我親眼目睹了這次事件。

我們高級法院機關與《解放日報》社相距只有幾百米。那時我們機關還沒有被奪權，我們這些人尚有自由，我就到現場看“風景”，只見馬路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個多星期沒能看到這份報紙。

我感到有些氣憤，好好的一個大上海，怎么能一下子搞得如此一塌糊涂！

與此同時，張春橋還指使上海市委寫作班子里的徐景賢、朱永嘉，要他們“后院起火”。12月l8日，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黨支部書記徐景賢帶領朱永嘉、王承龍等人和市委的一些人，造了市委的反，并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奪了市委的權，同時揪斗了陳丕顯、曹荻秋等市委領導，制造了“后院起火事件”。

此時，我們法院機關的造反派正在“打內戰”，對我們這一級的干部暫時無暇“管理”，我抽空回到家中。在家里休息一會兒后，就聽到馬路上人聲嘈雜。出去一看，見不少人往陜西路文化廣場集中。

我走到文化廣場，看見靠最西北角的大門未關，就走了進去，也沒人問我。進去后我站在最后一排，看不清發言人的面孔，那時也不知道徐景賢、朱永嘉是什么人，只聽到批判市委領導人，要起來造反之類的話。因為會場上吵吵鬧鬧，一片混亂，我就回家了。事后才知道是徐景賢、朱永嘉等人制造的造市委反的一次行動大會。從此上海大亂。

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上海逐漸地被“四人幫”控制，成了他們篡黨奪權的一個基地。上海的權力到手之后，他們又提出了“穩住上海，搞亂全國”的策略。

可是，在法庭上對張春橋的審判為什么一直都沒有提到這三件事？

這里面有另外的一個原因。

通過預審，對張春橋提起公訴時，對于由他一手制造的當時轟動全上海和全國的“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后院起火”三件事，當時也是有爭議的。有人主張，這三件事情既然是張春橋專門回到上海去支持的，那么就應該算在他的頭上，對其提起公訴。可是也有人不同意，認為這三件事情雖然都是張春橋一手操縱的，但事后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

應屬于工作中的錯誤，因此不能提起公訴。

我當時所持的是前一種態度。l980年7月，在我到北京秦城監獄參加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的預審前后，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確定“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后院起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對此我是贊同的。

現在兩種意見發生了爭論，大家都從法律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觀點，雙方相持不下。后來，大家的意見都統一到一點上來，那就是作為特殊歷史時期的特別法庭，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曾對此有過一個意見，凡是經過毛澤東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關被告的罪。

我參加預審工作后，通過看材料和開會，才知道毛澤東主席對上述三件事都是支持的。根據這樣的一條原則，最后決定這三件事情不對張春橋提起公訴。我當時雖然有些想不通，也只好服從中央“兩案”指導委員會所規定的原則。經過爭論和認真的研究，最后國家公安部和特別檢察廳都沒有將這三件事作為張春橋的犯罪行為提出起訴。

張春橋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朝換代”

1975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開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通知。2月9目《人民日報》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說，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澤東在談到關于學習理論問題時，還要“張春橋寫文章”。

1975年4月1日，張春橋寫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經毛澤東主席同意，在全國的報刊上全文刊登或轉載，并印成單行本全國發行。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很奇怪、后又被一些人在講話或者寫文章時所反復引用的“觀點”，那就是所謂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的許多觀點都很片面，他“只講專政”而“不講民主”。與此同時，姚文元也搖動筆桿，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姚的文章都極力地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提出反對經驗主義。

本來文章發表了，全國上下都學習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鄧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張春橋文章中的問題。鄧小平于是找到毛澤東，就張春橋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對經驗主義”請教毛澤東主席，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鄧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和支持。于是，毛澤東指示對于反對經驗主義的問題，請政治局議一議。隨后，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評江青一伙“反經驗主義”的問題。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這也是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親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心憂國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也從醫院趕來參加。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特別強調“要安定團結”，“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會上，毛澤東再次對江青一伙反經驗主義、搞宗派主義等行為進行了批評。同時他還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犯了錯誤，春橋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只看了一遍，講經驗主義的問題，被我放過了。此外，毛澤東還說對于張春橋我們過去不認識不了解之類的話。

此時，張春橋竟然打斷毛澤東主席的話，說“我們認識……在北戴河開會柯（慶施）介紹認識的。”

這是過去所有會議上從未有過的。

過去開會，除彭德懷之外，沒有一個人敢從中打斷毛澤東的講話，張春橋之所以敢這么做，一來說明他心中對于毛澤東對自己的看法是有數的，二來也可以看出此時張春橋的狂妄程度。

由于毛澤東主席的這種態度，以及開始時對張春橋的某種信任，使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來到了。l967年至1975年，張春橋又多次地宣稱，“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1975年中共中央發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四人幫”對此極為不滿。

張春橋在1976年2月3日針對這兩個中央文件寫道：“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兇，垮得也快。”張春橋在此還引用了一首古詩，來表達自己的不滿：“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人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張春橋從此不再說話

l980年11月27日，第一審判庭開庭審問張春橋。審判員王戰平問張張春橋：“1967年9月，1968年3月，1975年11月你先后在上海、北京多次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一事，是不是事實？”

張春橋默不作聲。

法庭宣讀、出示了有關證詞。

徐景賢1980年7月11日的證詞說，1967年9月，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工總司”的全體委員時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張春橋還說“今天除徐景賢以外，其他一個舊市委的人也沒有，這才像個‘改朝換代’的樣子。”馬天水1978年1月26日的證詞說，張春橋同他談話時，指責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換代”。

法庭還傳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工交組負責人黃濤出庭作證。黃濤說，1975年11月張春橋在北京的釣魚臺約他談話，曾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正是由于這樣的目的，張春橋開始大量地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

法庭還就起訴書指控張春橋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門傳達室內接見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指使蒯大富在北京組織游行示威，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一事進行調查。審判員問張春橋，他始終不語。

法庭宣讀和投影蒯大富l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受審查時寫的交代提綱，里面有“1966年l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門小屋子召見，號召反對劉少奇。12月25日打倒劉少奇大行動。”接著法庭宣讀和投影蒯大富1971年1月15日寫給清華大學黨委的信，其中有：“春橋號召我們和劉少奇干到底。”法庭還宣讀和投影1967年1月1日《井岡山》報第五版《向劉鄧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記井岡山兵團l2月25日大行動》一文的主要章節。

然后，法庭傳喚蒯大富出庭作證。

蒯大富在證言中說：

1966年，大約是12月18日，接到電話，我到中南海西門，張春橋對警衛說是我找他來的，讓他進來吧。在西門內靠北的傳達室內，張春橋領著我從南門進，在往右拐的套間內，我和他談了有一個小時左右的話。整個談話過程中，除了張春橋和我以外，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場。張春橋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仍然不肯投降，雖然作了檢查，態度還是不好嘛，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廢。我一聽就明白了，張春橋就是要我們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把劉鄧搞臭。我當時是清華大學學生，又是井岡山紅衛兵頭頭，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發動了清華大學群眾五千多人，開了兩輛廣播車，帶了大批大字報、大標語、傳單到北京城里天安門廣場、王府井、西單一帶放高音喇叭，刷大標語，貼大字報，撤傳單，還進行游行示威，中心口號就是“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這場所謂的“12?25”大行動，實際上是在全國范圍內第一次把打倒劉少奇同志的運動推向社會，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后果。這時張春橋扮演了一個幕后操縱者的角色。

正是從“改朝換代”的思路出發，張春橋不但積極參加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的迫害，還想方設法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親信。

原上海警備區師級干部徐海濤，在張春橋等人奪權之后，曾擔任過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一辦公室負責人。張春橋見他為人“忠實”，利用自己擔任總政治部主任之機，就將他安插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任領導職務。為此，在粉碎“四人幫”的當天，上海一伙余黨就想方設法地與他聯系，了解北京的情況。

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于會泳，由于對“四人幫”忠心耿耿，被張春橋、王洪文看中，就想法將其調到文化部，四屆人大會議上又任命他為文化部部長。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上海的余黨就與他聯系，了解北京發生的情況。

張春橋一伙為了達到個人的政治目的，不顧黨的原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將一些根本不能勝任工作的親信，安插在一些重要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為“四人幫”的上臺“抬轎把門”。

如果說徐海濤、于會泳進京擔任重要職務與他們本身的專業和特長還有一點聯系的話，那么周宏寶的進京任職，真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了。周宏寶系在滬的中共十屆中央委員、上海民兵指揮部負責人之一，群眾都說此人在“文革”中除了打、砸、搶之外，不會干別的事情。就是這樣一個人，張春橋、王洪文竟然將其調入北京，擔任了教育部的負責人之一。

祝家耀和張國權也是在滬中共十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張春橋認為他們對自己忠心耿耿，就將其調到公安部和第六機械工業部擔任領導職務。“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就是通過當年在公安部的祝家耀首先傳遞給上海“四人幫”余黨的。

1980年8月，公安部經過預審后認定，張春橋犯有利用手中的職權安插親信，以達到“改朝換代”目的的罪行。

可是，全國人民最后看到的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刑事判決書，在張春橋的個人犯罪事實中，卻并沒有“安插親信”這一條。

這難道就是張春橋在法庭上一直不愿開口的原因嗎？這件事情，不用張春橋開口，法庭自己給“辯護”掉了。

對于公安部和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所提到的這件事情，在預審的討論中，我就曾在會上提出，此項不應給張春橋、王洪文定罪起訴為好。當時全國上下都對于“四人幫”十分痛恨，都有一種心情，希望在清算他們的罪行時，清算得越徹底敲好。

作為一名在“文革”中曾受到過不同程度迫害的法官，我同全國人民的心情一樣。可是，法律應該是公正的，我們辦的案子是中國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案，它不但會作為一部歷史留給一個政黨，同時也將留給一個偉大民族的子孫后代。這正如鄧小平同志對我們所有參加辦案的人員所說的，我們辦的這件事情，一定要經得起歷史和后人的檢驗。

基于這樣的原因，我在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這個看法。我的理由是：1974年的時候，王洪文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張春橋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們兩個人都有合法的政治身份，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通過中央組織部到上海選調干部到中央任職，并趁機安插親信到國務院和軍隊、人民群眾團體擔任部級領導職務，中央組織部也是同意了的，這也就是說，這些人都是通過合法的組織手續凋到中央有關部門來的。當然，張春橋、王洪文這樣做，實質就是在安插他們的親信，是有其野心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但我們在法律上不能將此作為篡奪了這些部門的領導權的犯罪活動。這在當時是合法的，是合乎組織程序的。

經過認真的討論，最后起訴時採納了這個建議。

可以看出，對于張春橋這樣的頑固不化的“四人幫”主犯，法庭同樣是公正的，是實事求是的。我想，這件事情張春橋自己心里也是明白的。

但是，在法庭上他為什么不說話呢？謎底原來在這里。

張春橋被捕以后，在開始對其實行預審時，他還是肯講話的，只是對一些重大問題設法回避。在對于王洪文赴長沙告狀誣陷周恩來總理一事，張春橋一開始與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樣都是愿意講的。當問到為什么要這樣做時，張春橋答：當時是周總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審訊人員接著就問：“你們在搞掉周總理和鄧小平之后，想由誰來擔任第一副總理并在以后接任總理的職務呢？”

此時的張春橋說到了興頭上，根本就沒有防備，然后便回答：“他們的意思是讓我來。”這里的“他們”當然很明顯，就是“四人幫”的其他三個人。張春橋此話一出，擔任審訊的人一陣興奮。在開始預審“四人幫”時，他們把一切問題都往毛澤東身上推，只承認自己是認識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片面，是執行上的錯誤，并用以來對抗審訊，使整個審訊進展遇到了困難。這個困難的關健就是“四人幫”一伙的一些行動，究竟是毛澤東的指示，還是他們利用毛澤東的威信，在下面搞自己一套“改朝換代”的把戲。

張春橋無意間說出的話，才完全暴露了他們一伙人的天機：他們所干的一切，并不都是毛澤東的指示，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四人幫”一伙的罪惡目的終于弄清：篡黨奪權，改朝換代。

獨獨是這個一向以深思熟慮著稱的張春橋，在預審的時候就暴露了他們一伙人的野心。從此，預審工作打開了一個突破口。老奸巨滑的張春橋很快發現自己這次對答有失。為了防止再次出現這種情況，張春橋從此便沉默不語了。這樣，張春橋的沉默就成了特別法庭的審判中一道令人費解的“風景”。

張春橋被囚當天讓人秘密物色“女秘書”

1973年9月，法國總統蓬皮杜訪華，最后一站是上海，周恩來夫婦陪同。在滬期間，鄧穎超抽空到康平路看望上海市委領導人家屬。她先后走訪了王洪文、姚文元、徐景賢、王少庸幾家，卻沒有搭理住在王少庸家隔壁的張春橋夫人文靜。這件事讓張春橋坐不住了。

原來，文靜在抗日戰爭初期加入中共。1943年日軍對晉察冀邊區發動大掃蕩，文靜被俘，押到石家莊后，參加了日軍的反共宣傳活動。后來日軍敗退，她重新找到八路軍，和原先的戀人張春橋結了婚。文靜的歷史問題，黨組織早已掌握，所以一直不予重用，張春橋的對策是盡量不讓她拋頭露面。當時，江青、葉群已經在政治舞臺上十分活躍，上海有群眾組織頭頭提議張春橋夫人當市革委會委員，卻遭到張的痛斥，因為這觸到了張春橋的難言之隱。

1973年中共召開十大，張春橋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于政治考慮，他正式向中央寫報告，要求和文靜離婚，得到中央同意。1974年，王洪文陪同外賓到上海訪問，向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個市委書記通報：“這件事已經定了，春橋同志的考慮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們也了解，我就不多說了。文靜曾經提出，離婚以后她從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暫時不必動了，文靜仍舊住在康平路，這里是她和孩子們的家，這樣對孩子們更好些。這個消息對外不必宣佈，要考慮到影響。”

張春橋悄悄和文靜分手，有了新的打算。1976年2月25日，到北京開會的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三人，進釣魚臺與張春橋長談。張提出，需要一個秘書，看看上海有沒有合適的人？徐景賢知道前任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曾立下領導干部不得配異性秘書的規矩，所以回上海后，精心選擇了三個男性共產黨員推薦給張春橋，這三人都是筆桿子，其中一個還會開汽車，張春橋只好對徐景賢把話挑明，他給徐景賢寫了封信，全文是：“景賢同志：送來的材料收到了。老實說，我要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秘書，而是想找個伴。關于我的情況，你是知道的。這幾年來，有時想，反正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殺頭了，何必去想這些事情呢？但有時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于是又想起了這件事。你看，有沒有合適的人呢？祝好！春橋”信紙下方還有一行小字：“請閱后燒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

徐景賢這才恍然大悟，開始在上海暗中物色適合張春橋的配偶。最初并不順利，文化素養較高者，往往已有家庭；而中年獨身女性，文化素養又不夠理想。有一天，徐景賢參加上海文教系統的會議，聽取調研匯報，有一位四十來歲的女干部發言口齒清晰，條理分明，見解獨到。徐景賢問了幾個問題，她的回答不但很見水平，還敢于提出異議。徐在會后了解，此人是黨員，做過多年機關工作，當過編輯，文筆很好。有過一段婚姻，因她不育，對方提出離婚。目前她是獨身。徐以談工作為由，和她談了一次話。覺得她除了相貌平常，其他條件都很理想。于是趁赴京參加毛澤東遺體保存研討會之機，在9月21日當面向張春橋介紹了情況。

張說：“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慮一下。以后再告訴你。”徐說：“如果需要，我把她的檔案材料調出來，那上面還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10天以后，張在一封圈閱后退還給徐景賢的信的右上角寫了一行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單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來一閱？”10月6日，徐景賢把這位女干部的檔案袋套上大信封密封起來，寫上“北京中央辦公廳張春橋同志親啟”，讓市委機要交通員直送北京。但就在當晚，張春橋被囚，選“秘書”成為永遠的泡影。

徐景賢被捕以前，向上海市委的新領導人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報告了此事的前因后果，說明這位女干部始終蒙在鼓里，要求他們把她的檔案轉回上海。新領導的處理很得體，這位女干部沒有惹上政治麻煩。張春橋1998年保外就醫，還是和文靜一起度過了余生。

徐景賢生前在《十年一夢》中回憶了此事，并且反省這是侵犯了某女士的“人權”。這樣反省很有必要。從人權的視角看中國政界的婚姻，值得反思的遠不止這一例。

【華發網根據光明網、羊城晚報、人民網等整合採編】